先創辦獨角獸企業Skype後投身VC，Zennström帶你解讀歐洲科技創企
【獵雲網（微信號：）】9月30日報道（編譯：福爾摩望）
接近30℃的氣溫，按照往常的英國夏季標準，倫敦正經受著一場小型熱浪。週末的新聞報道轉述了英國氣象局最新的“英國氣候狀況報告”的調查結果，證實英國正在正式變暖。也許前兩次工業革命最終給地球造成了損失，正如世界經濟論壇所爭論的那樣，我們正在迎來第四次基於新興技術的工業革命，如人工智慧、機器人、物聯網、生物技術和量子計算。
由於非常清楚，歐洲風險投資公司Atomico的辦公樓在像今天這樣的日子裡會很愉快地提供空調，所以我提前了30分鐘到達，參加了對創始合夥人Niklas Zennström的採訪。在成為風險投資家之前，Zennström共同創立了Skype——一家網際網路電話公司，他成功地將該公司出售過兩次——第一次是在2005年以26億美元賣給eBay，第二次是在2011年以85億美元賣給微軟。他與妻子Catherine是著名的環保主義者，他也是Zennström Philanthropies的創始人，該慈善機構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支援組織應對氣候變化，促進人權和社會企業家精神。
Atomico位於倫敦最昂貴街區之一的Mayfair，坐落在距離Accel Partners和Index Ventures的倫敦辦公室不遠的地方。如果英國“四大”早期風投中的另一家Balderton Capital沒有搬到倫敦北部更時尚的Kings Cross區，Mayfair將是該國最接近矽谷Sand Hill Road的地方，Sand Hill Road以風險資本高度集中而聞名。
Atomico的通訊主管迎接了我，他一直都很兢兢業業，也總是樂呵呵的，不過今天他似乎有點緊張，我認為這是一種恭維，反過來也有助於我放鬆。乘電梯到三樓後，我們在一間空曠涼爽的會議室裡找到了“避難所”，我說，好像我做記者以來一直在報道Atomico。那天早上的一個快速統計顯示，我已經報道了目前投資組合中不到一半的公司，並且採訪了現在超過30家投資團隊的許多成員。然而，我從未見過Zennström，也從未和他說過話。
這位Atomico創始人沒有像以前那樣接受過很多的採訪，而是更願意與更廣泛的團隊分享媒體職責，儘管組織內部仍有一種感覺，即風險投資公司有時會被誤解。雖然Atomico已經進入第12個年頭，也推出了第4只基金，但與Accel、Index和Balderton相比，它仍然被認為是新貴，在企業家和媒體之間，經常會有其他一些誤解：
1.Atomico是一個後期投資者。這是錯誤的。其第四隻基金的大部分投資都是在A輪融資，儘管該公司也在進行B輪投資，並且通常會繼續投資。
2.Atomico大部分是Zennström自己的錢。錯誤。該基金中的有限合夥人的確包括Atomico的合夥人，但大部分涉及家族辦公室和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基金之基金和歐盟納稅人支援的歐洲投資基金。
3.Atomico只投資消費技術。 錯誤。該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不涉及具體行業，並在B2C、B2B、軟體、硬體、深度技術等領域下注。
或許更好也更準確的理解是，Atomico是少數幾個發展了“moonshot”（瘋狂的想法或者不大可能實現的專案）投資傾向的歐洲風投之一：將資金投入到一些真正突破性的公司和探索性技術中，這些公司和技術在未來許多年都不會產生收入，它們要麼會改變世界，要麼會嚴重失敗。
最著名的可能是總部位於慕尼黑的初創公司Lilium，該公司開發了一種全電動垂直起降（VTOL）噴氣式飛機。它計劃用飛機來提供所謂的“飛行計程車”服務，我們經常在科幻電影裡看到這樣的服務。 另一個是Memphis Meats，這家舊金山公司通過從細胞而不是動物身上收穫肉類來實現在實驗室裡培養肉類。 還有來自英國布裡斯托爾的初創公司Graphcore，該公司專門為人工智慧設計晶片，其目標是成為像英偉達一樣的公司。Lilium和Graphcore各自融資了1億多美元，而這三家公司都還沒有推出產品。
採訪前幾周，我給瞭解Zennström的人打電話，我必須瞭解他作為一個人是什麼樣的。雄心勃勃這個詞反覆出現。一位從Zennström接受投資的企業家試圖讓我相信，在歐洲沒有一個風險投資家的雄心壯志能比得上他，他們說他總是試圖將這種信念灌輸給他所支援的初創公司。我還被告知，他是極其強硬的談判者（據傳，Atomico的一名合夥人要求該公司的一家投資組合公司製作一對銅球作為禮物送給Zennström，以示對他最近通過電話達成交易的敬意。）矛盾的是，其他人說他有時會顯得害羞或有點尷尬，尤其是在公開場合。
有人告訴我，Zennström並不缺少有趣的故事，無論是在他創辦Skype的時候，還是在此之前他與點對點檔案共享應用Kazaa的關聯。Kazaa的技術得到了他共同創辦的另一家公司Joltid的許可。Skype的成功讓數百萬人實際上可以免費撥打國際電話，這讓他成為了現有電信業的主要對手。在21世紀初，跟隨Napster的Shawn Fanning和Sean Parker的腳步，Zennström很可能被認為是娛樂業的頭號敵人，因為Kazaa被用於音樂和電影盜版，導致了多起訴訟。
儘管我相信這些軼事很有趣，但過去時代的故事還是暫時放一放吧。由於採訪只限於一個小時，沒有商定的紅線，所以我考慮了其他事情。在任何跟蹤行業職業的人看來，科技正在經歷一個“時刻”，而且並不總是出於正確的原因。
從Facebook劍橋分析醜聞和社交媒體不願阻止仇恨言論和錯誤資訊的傳播，到包括性騷擾和攻擊、欺凌和種族歧視在內的不良行為，如果說科技產業需要找到它的道德指南針，不僅是為了補救過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走向未來時，它就是現在。
Atomico管理著15億美元的資本，其第四隻基金總計7.65億美元，或許比大多數歐洲風險投資公司都多，所以它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可以幫助塑造未來的樣子，並在決定未來10年及以後科技行業的發展方向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Zennström帶著樂觀和放鬆的心情走進房間，我們聊了幾句客套話——沒有發現社交尷尬。他感謝我為了拜訪Atomico所做的努力（我以遠端主持大部分採訪而聞名，部分原因是作為輪椅使用者，旅行需要額外的時間和精力）。不想浪費任何時間，我開啟iPhone的錄音應用，並開始採訪：“當你第一次創辦這家風險投資公司時，為什麼Atomico需要存在，更確切地說，為什麼它今天仍然需要存在？”
Zennström笑了，也許是早就料到了第二個問題，於是他很快開始介紹起Atomico。他說，當他在創辦Skype時，總是有人告訴他，你不能在歐洲創辦科技公司，如果你想創辦科技公司，你需要在矽谷。
“人們告訴我，歐洲沒有野心，沒有發展，沒有人才，什麼都沒有，”Zennström說。“當然，我第一手瞭解到的事實是，當時在歐洲的風險投資公司中，大多數都非常厭惡風險。他們寧願賭一份他們在美國看到的、部署在小市場上的東西。而且，當時還有一種更為強烈的心態，那就是賺一大筆錢，早點離開，而不是長期建立公司。”
他說，當他向歐洲風投公司進行Skype路演時，許多人說他們不敢投資，因為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他和聯合創始人Janus Friis會想接手整個電信業。相反，他們問他是否能創造電信企業軟體，風險投資家認為這將會更加安全。相比之下，矽谷的許多風投公司認為Skype令人驚歎，並喜歡其雄心勃勃的程度，這讓他們不禁要問這家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和愛沙尼亞塔林的公司計劃何時搬遷。Zennström的回答是：“嗯，實際上，我們不會搬來這裡。”
“我認為，Skype的退出是歐洲的一個重大里程碑。我們展示並證明了你可以建立一家擁有巨大價值的歐洲公司，”他說。“我們提出的論點是，如果我們能做到，那麼許多其他人也能做到，因為我們沒有那麼特別；有很多人比我們聰明得多。因此，我們有一個論點，即歐洲將在未來產生許多偉大的公司，現有的風投公司不願意承擔風險。”
“作為一名企業家——當然也多次遭到拒絕——我很清楚，我要顛覆的下一個行業需要歐洲風險投資。”
這導致人們認識到，許多歐洲風投家如此厭惡風險和“問奇怪問題”是因為他們從未經營過公司。
“你需要和已經創業的人一起建立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因為如果你自己創過業，你可以和創始人建立更好的關係，”Zennström說。“當然，如果你是一名成功的創始人，你可能有競爭優勢接觸到創始人，因為他們更願意接受有經驗之人的金錢和建議。”
他說，即使在規模較大的風險投資基金，創始人也傾向於只與一個合夥人或者一個合作者打交道。為了減輕這種風險，他決定在風投流行歐洲之前，需要在Atomico建立一個團隊，幫助拓展核心領域，如進入新市場、招聘、營銷和戰略。結果是Atomico的“增長加速團隊”，由主要科技公司的前運營官組成，從Skype和Uber到Uber、Spotify和Facebook。
Zennström補充道：“我們的任務是證明並幫助在歐洲建立科技生態系統。這很重要，因為歸根結底，這是創新，如果你沒有未來技術的創新，你將成為一個停滯不前的地區。作為一個歐洲公民和想住在歐洲的人，我認為這很重要。”
對於我提出問題的第二部分——為什麼Atomico今天仍需要存在——Zennström說，雖然Spotify和Adyen的上市證明了一些論點，我們也看到了歐洲加速增長的拐點，但我們仍然落後於美國，而且任務還沒有完成。更深刻地說，Atomico的使命現在還有第二個方面：支援正在打造技術的創始人，這些技術“實際上可以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過去幾年，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創始人正在建立公司來解決世界問題，無論是可持續性問題，試圖修復教育，試圖修復醫療保健，使用人工智慧來大幅度提高疾病檢測，或者治療精神疾病，修復交通，修復被破壞的食物鏈等。如果我們能夠支援那些追求這些巨大機遇、追求解決更大問題的企業家，如果這些公司中的一些能夠成功，這將對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面臨的一些非常緊迫的挑戰產生積極影響。”
Zennström說，這些緊迫的問題中有一些源自我們父母這一代，他們不明白某些事情會成為問題，因為人們認為這個世界有無限的資源。“但我們現在非常清楚，事實並非如此，”他說。
這是一個Atomico創始人在整個採訪中再次談到的主題：認為上個世紀的非數字技術帶來了許多積極的好處，例如汽車、飛機和內燃機，這些都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和生產力，“但是在環境方面對我們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們可能因為科技而毀滅我們的星球，”他說，然後重申了他的信念，即數字技術和創新可以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他舉的例子是電力運輸和技術，這些技術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對動物養殖的依賴——間接提到了這家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的兩個“moonshot”。
“如果我們是領導者，我們是有能力產生影響的人，那麼這不僅僅是一項義務，這顯然是正確的做法。但是我們也認為這些公司也是在未來10年、15年、20年內能夠成為一些最大公司的企業，因為這些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此時，我想起了2016年Zennström在TechCrunch Disrupt London的舞臺上說過的話：政治家不再是變革者。但是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嗯，”他一邊說，一邊大笑起來，提到了英國脫歐事件。“不幸的是，一些政客在這個國家做出了改變，雖然這是一次全民公決，最終是人民投票，但我認為是一些政客主要搞砸了。”
“但我要說的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差，這是可以辯論的，有一個大的模式轉變正在許多方面發生。”
“並非所有人都是這樣，但大多數政客都是戰術性的，他們似乎更專注於為贏得選舉而優化，而不是為選民做正確的長期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是真正的領導者。一個真正的領導者也會是一個出去說：‘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因為我們需要為更美好的未來鋪平道路。’”
“這樣，他們就不像我們歷史上不時遇到的一些政治家那樣偉大了。”
Zennström認為，這是企業家能夠並且正在通過科技推動變革的能力來彌補一些不足之處的地方，再加上千禧一代認為消費者“實際上在思考目的和使命，並努力做正確的事情”。
我稍稍後退了一步，並暗示在這種氛圍下，太多的初創公司誇大了他們的使命，因為最終他們建立的是營利性企業，最終將面臨壓力，要求優先考慮向股東返還價值。最近充滿了科技公司在追求增長中迷失方向的例子，我想知道這是否是Atomico創始人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的事情。
“是啊，大部分時間。我們考慮了很多，”他說，然後繼續提供只能解釋為Facebook最近困境的診斷，儘管我們都沒有提到這家社交網路的名字。
他說，與當初創辦Skype的時候相比——當時沒有太多的反饋迴路——現在的線上公司非常受資料驅動。雖然這很“令人驚奇”，但也有缺點。
“如果你是一家基於廣告的公司，你所有的工程師，你的排名工程師，他們都在努力優化參與度，對嗎？就像我們的North Star，我們試圖讓人們參與進來，點選更多，回來更多。然後他們基本上有黑盒演算法，大量的資料點，從這些資料點中可以看到顯示出來的內容和廣告，這樣人們就可以回來了。這成為了模型。
“然後就像，‘嗯，我們只是想優化我們的業務，我們沒有做錯什麼。’這就是這些大公司中大多數工程師的想法。他們可能根本不認為自己迷失了方向：‘我們做得非常好，因為我們的演算法非常棒。’但是當他們退後一步，看著後果時，他們會說，‘哇，事情進展得不太順利，是嗎？’”
隨著公司變大，它們也變成了“大機器”，特別是如果它們已經上市，股票市場的期望是繼續推動增長。“如果你不推動增長，你猜怎麼著，你的股價正在直線下跌，與前一天相比，人們會損失更多的錢。所以他們都想刺激這種增長，卻沒有真正考慮到其中的一些後果。”
這就是52歲的Zennström認為像他自己和Atomico這樣的行業老手應該扮演的角色。他說，風險投資公司鼓勵年輕創始人儘早解決這些問題，並幫助他們建立公司機制，“確保我們有合適的骨幹力量，這樣我們就不會迷失方向。”
“這是我們與創始人的對話，”他說。“你正在建設什麼樣的文化，你如何看待你的企業道德，這樣當你成功的時候，你會成為一個可以自豪的公司。”
當矽谷的企業家和風投談論通過技術“改變世界”時，總是隱含著這樣一種假設，那就是它會變得更好。Atomico的創始人認為技術是不可知論還是技術本身就不錯？
“我認為大多數從事科技的人認為，最終科技是積極的，”Zennström回答說，儘管他說這不是一場新的辯論。
“讓我們從一開始來談論技術、工業革命和第一批技術。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在我們有犁、錘子之前，我們快樂嗎？如果你讀過蘇格拉底的書，我不知道，當我們是狩獵採集者時，也許我們會更快樂，”他笑著說。“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的社會裡。”
Zennström回憶說，Kazaa的使用者有時會分享“非常糟糕的內容”，他說這看起來很可怕，但是科技和網際網路只是人類和渦輪增壓連線的反映。
“當然，人們可以相互聯絡是一件積極的事情。我認為，作為起點，聯絡比隔離要好。但是當人們聯絡時，它也可能會被誤用。”
“我們不能只說‘這不是我們的責任’，也不能說是其他從事科技的人的責任。我們需要就此進行對話，並說，‘什麼是可接受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這些對話還沒有發生。”
但是它們現在已經足夠了嗎？
“還不夠，但它們正在發生。我們當然有很多這樣的討論，既有內部討論，也有與我們在科技行業認識的其他人的討論。我敢肯定，在大型科技公司內部，他們也在發生變化，但是他們很難移動，因為他們太大了。但是我認為他們發生的還不夠，我們需要更多的對話。”
Zennström說，對任何一個經營大型科技公司的人來說，挑戰是律師會經常發號施令，這抑制了辯論，阻止了公開討論。執行長們被建議遵守一個規則，然後這個規則就變成了事實。”
“如果你不經營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就更容易討論什麼是對的或錯的，”他說。
如果大科技公司傾向於採用公關“路線”作為內部真相，我想知道Zennström認為科技媒體在恢復急需的制衡方面有什麼作用，如果他給媒體打分，我們做得有多好或有多壞？
他很小心地說，媒體在強調科技產業面臨的問題和科技對社會的更廣泛影響方面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他相信深入討論會有所裨益。
與此同時，我們都同意，在媒體的某些部分，討論已經從一個過於簡單的“技術令人驚奇”的敘述變成了“技術可怕”，而且Zennström說，在某些方面，我們已經處於一個只會變得更加激烈的公眾“技術衝擊”之中。
他說：“我認為這有可能變得更大，因為科技的強大影響和增長，演算法的發展，人工智慧及其採用。”
“在許多情況下，當你將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應用於某件事情時，你會有偏見，然後你會得到有偏見的結果。當然，這對於媒體來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值得寫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你會有越來越多這樣的故事。然後你會增加更多人因為科技而失業的風險。當然也會有更大的反彈。這就是為什麼有更多的討論如此重要。”
當被問及人工智慧處於其總體發展的哪個階段時——因為很多技術被誇大了，但是交付不足——Zennström說我們仍處於起步階段，但是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每天都被用來影響我們所接觸的新聞和內容。“它已經大規模部署了。它有影響。這不是未來，這就是現在，”他說。
“與大約五年前相比，今天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上花費時間的工程師、電腦科學家、數學家的數量是巨大的。對人工智慧領域創新的關注如此之多。這可能比許多人預期的要快。”
作為一名堅持報道歐洲科技的記者，當我看到英國的人工智慧公司和已經退出的數量時，我不禁覺得它們賣得太早了。Zennström對此也很同意。
“我想也許有些是，”他說，儘管在英國和歐洲還有其他幾家人工智慧公司看起來很有希望，而且肯定沒有賣完。“就像人們告訴我，也許我們賣Skype太早了，你也必須在時代背景下思考一點。如果你處於這個週期的早期，並且你沒有真正看到如何獲得資金的未來，那麼出售或許是可以的。”
與此同時，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資金進入人工智慧公司，英國的投資者會意識到英國正在建設“真正優秀的人工智慧公司”，並鼓勵初創公司保持更長時間的獨立。
採訪時間即將結束，我匆忙將話題轉向多樣性，這是科技領域最活躍、有時也是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之一。我想知道多樣性對Zennström到底意味著什麼，並且——扮演一個小惡魔的代言人——如果這是早期創企應該關心的事情。
他說Atomico對多元化的思考方式——風投公司內部組織運作原則中實際上也有這樣的表述——是“多元化的決策團隊做出更好的決策，”他說，現有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如果有一群人來自完全相同的背景，那麼每個人都不會貢獻多少，”他說。“對我們來說，因為這是我們做的核心事情，我們做出投資決策，我們認為這對我們投資者來說很重要。因此，更廣泛意義上的多樣性是不同背景的人。”
“當然，每個人都在談論性別多樣性，這是一個層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層面，比如信仰、文化、年齡、殘疾、性取向，是商人還是工程師，還是來自一個沒有特權的地區。就像，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維度。
“所以我們認為這很重要。我們認為，作為一家投資公司，我們需要做得更好、更多樣性，但我們需要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考慮，我們也正在努力做到這一點。”
就性別多樣性而言，Atomico幾乎肯定比歐洲或其他地方的大多數風險投資公司做得更好：算上整個51人的團隊，53%是男性，47%是女性——儘管從其他方面來看，這一比例還不太清楚。
對於初創公司，尤其是消費類公司，Zennström認為他們也應該有一個多元化的團隊，因為這可能會更好地反映他們的消費群體。“這只是一個更好的生意，”他說。
“當我們投資一家公司時，我們正在和他們談論這個。這些是我們正在進行的對話，比如‘你如何看待多樣性？’如果他們說“我不在乎，我只想建立一個好的企業”，我們會說“如果你想建立一個偉大的企業，你可能想考慮多樣性，並積極參與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Zennström在讓風險投資或科技公司的員工更加多樣化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商業案例，這促使我發表了一個觀點，我也已經持有了一段時間，因為我看到了多元化在科技產業議程上的進一步發展：在歐洲，我們盲目地引進了矽谷的多樣性版本，結果似乎沒有足夠重視多樣性如何與歐洲和英國的社會流動和建設一個更加平等社會的進步理念聯絡在一起。
“我覺得如果科技以你描述的方式對待多樣性，那就錯過了一個訣竅，”我告訴Zennström。科技是一個偉大的推動者，因此也應該成為社會流動的工具。如果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勇敢的新世界，通過新技術創造大量的金錢或價值，而不是根據階級、性別或種族，那麼就有嚴重的問題了。
Zennström說，當然，科技在促進社會流動性方面可以發揮作用，儘管起初我不確定他是否完全明白，即使他無疑比大多數風險投資公司更看重這類問題。
他說，已經有一些舉措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倫敦建築商Zinc.vc，希望解決“巨大的社會問題”，並把Atomico視為支持者。Zinc的最新一批僱員被要求關注那些生活在過去二三十年裡，由於傳統產業衰落而遭受自動化和全球化打擊最嚴重的地方的人們。
“這些事情的有趣之處在於，驅動企業家的是某種渴望：如果你非常幸運，你可能不會那麼渴望，”Zennström說。“但是如果你處於貧困狀態，你可能會更渴望創造變化。因此，我認為在社會上可能不太有特權的人群中也有機會找到企業家。”
“總之，到目前為止，”我問，“英國、歐洲、矽谷在這方面做得很糟糕，不是嗎？"
“是的，”他回答。“我認為當你有問題時，你首先需要知道你有問題。現在還為時過早，但我認為好的一面是人們有了意識，並且有很多關於這些事情的倡議和討論，這在18個月前並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