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極限詞”敲詐9000商家，這個團伙被打掉了
惡意投訴敲詐浪費行政資源、惡化營商環境，專家建議對職業索償人限制適用懲罰性賠償。
一個 "極限詞流氓"團伙被打掉了。
在商家的商品頁面上找茬、利用 PS偽造的工商投訴材料威脅商家涉嫌"違法"、以撤訴為條件向商家索要錢財……近日，在阿里安全的技術協助下，浙江嘉興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打掉了一夥專門在網上惡意投訴敲詐勒索的"極限詞流氓"團伙。這也是警方首次打掉利用“極限詞”敲詐商家的團伙。
嘉興南湖分局大橋刑偵隊民警介紹，犯罪嫌疑人吳某、陶某、劉某三人今年以來在網路上累計投訴 9000餘次、涉及商家近9000家，目前已經查明的涉案金額超過6萬元，警方仍在進一步核實相關涉案情況。
類似這個團伙的 "職業索償人"近年來可不少。他們不針對假冒偽劣問題，而是尋找宣傳瑕疵、甚至編造問題，以維權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9月10日，來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市場監管執法人員、法律專家和企業代表參加了中國工商報社舉辦的"職業索償行為研討會"。多位與會者提出，惡意投訴敲詐浪費行政資源、惡化營商環境，應對職業索償人限制適用懲罰性賠償。
三人團伙利用“極限詞”敲詐商家
今年 5月，嘉興南湖分局接到多位商家報案，稱在經營網店的過程中遭遇惡意投訴，投訴人以向工商部門舉報網店涉嫌違反廣告法使用極限詞（ 注：2015年9月生效的新廣告法規定廣告中不得使用“國家級”“最高階”“最佳”等極限詞），撤訴需要花錢私了為由索要錢財，金額從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
嘉興南湖分局大橋刑偵隊迅速展開偵察 ,一個由吳某、陶某、劉某三人組成的"極限詞流氓"團伙浮出水面。
警方查明，三人利用網上搜索得來的所謂 "極限詞庫"，在各大網購平臺不斷"物色"合適的商家和連結，一旦匹配到商家的頁面存在相關或相似內容，便截圖保留證據，並通過秒拍秒退的方式形成訂單，並投訴商家。
這夥人還會上傳在工商部門投訴的 "截圖"，並引導商家轉移到電商平臺外的聊天工具上談判，威脅商家給錢。事實上，他們"投訴"的內容大多牽強附會；那些"截圖"也全是通過PS方式偽造的。
嘉興警方公佈的犯罪嫌疑人與商家聊天記錄。
阿里安全協助警方打擊惡意投訴
嘉興南湖分局大橋刑偵隊民警沈獻介紹，這個團伙中，三人分工明確 ——劉某主要負責尋找涉嫌違規的商品連結，吳某主要負責偽造工商投訴材料，陶某主要負責在網店下單、退貨和談判。
"該犯罪團伙正是利用了不少商家不懂法、怕麻煩的心理，以投訴、工商處罰來威脅商傢俬了，進行敲詐勒索。"沈獻表示，"商家是否違反廣告法，應當由工商部門來認定，不能僅僅聽信不法分子的一面之詞而落入圈套。"
7月中旬，警方兵分兩路，分別在浙江金華義烏、台州溫嶺抓獲3名犯罪嫌疑人，當場查獲一批作案裝置、偽造材料。目前，這三人已被檢察院批准逮捕。
"在辦案過程中，我們發現雖然受害賣家不少，但實際報案的寥寥無幾，警方聯絡商家取證也較為困難，一些賣家接到警方電話後也並不配合。"沈獻提醒，廣大商家在遇到類似情況後，一定要積極向電商平臺反映情況或向警方報案，不能抱著花錢消災的心態來應對，這樣只會助長歪風邪氣。
嘉興南湖分局大橋刑偵隊隊長陳同表示，在阿里安全運用技術手段的積極配合下，警方迅速偵破此案，避免犯罪嫌疑人利用惡意投訴影響更多商家在網上的正常經營。
嘉興南湖分局大橋刑偵隊民警沈獻就本案接受媒體採訪。
"極限詞流氓"首次批捕具有示範意義
據警方透露，本案系全國首次批捕在網上利用極限詞惡意投訴來敲詐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網際網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豔東認為，上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並非真正維權，在其涉案金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敲詐勒索罪來處理。
他還表示，網路時代新型違法犯罪行為高發，一些不法分子打著法律的擦邊球，以表面合法的方式牟取不法利益，各地執法、司法機關對此認識不一，處理結果也有所差異；而嘉興警方執法理念前沿，對此類行為的危害性認識充足，形成全國第一案，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對整飭市場秩序、釐清合理維權邊界、營造良好營商環境，都有積極作用”。
近年來，各種惡意投訴不斷，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產品包裝瑕疵和宣傳用語不規範這兩個問題，更是成為當下職業索償人惡意投訴敲詐最喜歡利用的工具。
今年 3月，深圳市場稽査局與市公安局羅湖分局聯合執法，就端掉了以李某等6人為主、以打假之名敲詐勒索商家的"職業索償人"團伙。
針對惡意投訴，各網購平臺也不斷採取防範措施。以阿里巴巴為例，平臺開展了全網規則普法、商品一鍵自檢、圖文違規攔截、培訓考試系統四大舉措，幫助商家規避風險。
"阿里安全一直嚴厲打擊各種利用惡意投訴非法獲利的行為，運用技術手段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維護廣大商家的利益。一旦商家遭遇惡意投訴，請及時聯絡阿里小二進行處理，並積極配合調查取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淨化網路營商環境，讓違規者無路可走，讓老實人放心經營。"阿里安全高階專家臨閣表示。
“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範圍應有所調整”
惡意投訴極大地浪費了公共行政資源。據某平臺所在地主管部門統計，數百個惡意投訴敲詐團伙僅在 2017年就製造了超過10萬個投訴舉報，炮製了成千上萬個行政複議與訴訟。惡意敲詐投訴團伙用足投訴舉報、行政複議、行政訴訟、紀檢監察、申請政府資訊公開等"政策套餐"。
在中國工商報社舉辦的 "職業索償行為研討會"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消保科科長蘇傳海透露，今年1月至9月，海淀分局收到的8萬件投訴舉報中，共有1萬件高度疑似職業索償的投訴舉報。
蘇傳海說，在投訴人較為集中的 6266件投訴中，共涉及投訴人1490名，涉及企業1936家。在這6266件投訴中，只有5件是關於產品包裝的三無問題，其餘全是針對商品宣傳問題，90%以上都是針對極限詞用語。
其中一家賣耳塞的公司，被投訴了 107次之多，而被投訴的原因是其商品描述中使用了"超強抗噪音"的表述。
中國工商報舉辦的 "職業索償行為研討會"現場。
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執法稽查局副巡視員馬雪冰看來，職業索償這一現象已經到了立題建規的時候，這對執法部門、企業等各方都有益處。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監司消費環境建設處處長李希盛認為，惡意投訴敲詐問題，歸根到底是公共治理視角下的利益平衡和價值取向問題，應當通過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來探索這一問題的合理化應對。
“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範圍應當有所調整，對於產品包裝和宣傳用語中存在瑕疵的惡意投訴，應當限制甚至排除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李希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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