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導5G？然而高通稅稅率比4G時代更狠了
日前，5G被媒體爆炒，各路媒體發生，其中不少媒體斷言“中國主導5G”，然而，這種看似言之鑿鑿的宣言，恐怕是值得推敲的一下的。
鐵流的以前的文章中介紹過，企業為了話語權和收取專利費，工程師為了完成KPI都在拼命的往通訊標準裡塞垃圾專利，很多專利都是0增益，甚至還有負增益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愛立信主推的SC-FDMA。
在4G標準制定中，愛立信主推的SC-FDMA作為LTE的上行多址方案，該方案是OFDM的一種變體，愛立信宣稱該方案能夠降低峰均比，降低對終端功放的要求。然而，之後的研究和實踐表明，SC-FDMA所帶來的對導頻設計的負面影響，要超過它的帶來的好處，其效能還不如OFDMA 簡單的削波方案。但即便如此，愛立信通過自身影響力，將SC-FDMA納入了4G通訊標準專利。這種做法雖然增加了愛立信公司在4G標準的話語權，能夠收到更多專利費，但卻拉低了整個系統的執行效率。
因此，雖然都是標準專利，但有的含金量高，有的很水，並不能以單純按專利個數來衡量各家的地位和話語權。舉例來說，愛立信和諾基亞持有的WCDMA標準專利遠勝於高通，但還是老老實實繳納“高通稅”。
高通在3G時代能夠呼風喚雨，根本原因在於手裡的看家法寶CDMA技術。
在3G時代，高通的創始人中有一位世界級科學家，通過一篇論文證明CDMA可以提升18倍，把全世界都驚呆了。在他的推動下，產業界相信了CDMA代表了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方向。
然後高通藉助在CDMA上的壟斷肆意收取高通稅，把全球通訊廠商噁心的不行，犯了眾怒。
因而4G時代，中歐通訊廠商把高通排擠出去，在標準制定中一個重要方略就是“去高通化”，用OFDM把CDMA替換掉了，因而高通在4G時代失去了其在3G時代的地位，跌下神壇。
之後，發改委對高通反壟斷調查，並開出了鉅額罰單。
發改委之所以“敢於”對高通提起反壟斷，底牌是中國通訊產業已經從3G時代的跟隨者，成為4G時代的重要參與者，而高通在4G時代卻早已不復在3G時代的輝煌——在產業實力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時，在技術實力上此消彼長的情況下，舊時代的不平等協議理所當然地應當被拋棄，行政力量的“干預”僅僅是加速這一過程，併為通訊終端廠商與高通達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協議保駕護航。
誠然，高通依靠智慧手機帶來的新的“手機晶片”業務，繼續維持自己的神話，防止自己在通訊領域已經完全喪失根基的真相被人們所察覺。面對發改委的反壟斷，高通在4G時代對一些中國企業只是降低了稅率，但高通稅還是在收的。
雖然高通降低了高通稅的“稅率”，但依舊在徵收高通稅。而4G最關鍵的技術並不在高通手中，高通其實是在利用市場地位的“慣性”徵收高通稅。但“慣性”只能維持一時，不能維持一世，高通非常迫切的需要提升自己的話語權。
而最好的做法就是搞一套5G，不管技術是否有革新，不管系統效率是否明顯提升，只要搞更多專利塞進所謂的5G標準中，就可以讓自己重回神壇。因而有很強的動機，很急迫的去搞一套4.9G，並將其包裝為5G。
此前，高通公佈了高通稅的“徵收標準”，使用高通標準必要專利加非標準必要專利，並且支援 3G/4G/5G 的手機，將會收取5% 的專利費用。此外，高通還表示，智慧手機 5G 許可費的整機銷售價上限為 400 美元。
從中可以看出，如果真如一些媒體人吹噓的，5G由中國主導，為何不是中國全球徵收“5G稅”，而是高通來徵收“高通稅”？而且“稅率”比4G時代還要高，4G是“稅率”是3.5%，5G“稅率”達5%。
再強調一下，按個數論成本的論證方式是非常有問題的。
應該按照5G的幾項核心技術——調製、多址、多天線、組網、編碼來逐一進行分析。
只不過，這超出了絕大多數媒體的能力和水平。而且鐵流以前的文章中介紹過，由於5G的技術供給是虛假和軟弱的，一旦逐一分析，就會面臨極度尷尬的局面：
比如就多址來說，業界普遍看好NOMA，各路廠商吹的天花亂墜，但經測算增益幾乎為零。
又比如編碼，LDPC和Polar對系統效率的提升不會超過3%，這還是理論峰值，實際效果未必能達到，要打個折扣。
還比如多天線，5G宣傳的是超多天線技術（mass MIMO）。研究了20年，還是屬於那種“看論文看數字都沒問題，但一做出來都是問題”，實驗室擺拍可以，一實戰就不行了，商業應用始終不行。
另外還有前端時間被媒體熱炒的時分雙工。5G的藍圖是全雙工，但由於牛皮吹的太大，不得不退回去用老技術。
另外，還有不少類似4G時代愛立信力推SC-FDMA，為了自身利益在技術上開倒車的例子，比如某大廠力推F-ODMA，這完全就是為了自身利益瞎搞了。
在3G時代之後，全球通訊廠商對高通一家獨大心有餘悸，因而在之後的標準制定中，大家都在玩平衡，實現決不讓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個國家一家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