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西海岸時間12月12日，在聖叠戈高通總部，我們見到了久違的艾文·雅各布（Irwin Jacobs，以下簡稱艾文）。

　　這是一位已經被寫入傳奇的老人。

　　最早，他在大學學習的是酒店管理，但只學了一年半，就果斷轉學電子工程，最終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68年，他辭去做了13年的老師工作，與兩位同伴共同創業，成立了一家知名的技術咨詢公司Linkabit，然後一幹就是17年，直到52歲退休。

　　對很多人來說，這已經足以堪稱被仰望的人生，但對艾文來說，他的輝煌事業才剛剛開始。

　　從Linkabit退休不到3個月，他就跟6位夥伴一起，共同創建了高通公司並出任董事長兼總裁，一直到2005年，才以72歲之齡退居幕後，將工作交接給他的兒子保羅·雅各布（以下簡稱保羅），並於2012年徹底退休。

　　如今，高通已經成長為全球最大的無線半導體供應商，一家全球員工總數超過3萬人，每天出貨手機芯片超過200萬片，為全球近千家科技巨頭提供技術許可授權服務的產業巨擎。根據今年11月公布的財報，它在2016財年營收236億美元，凈利潤也超過57億美元。

　　近幾年來，艾文一直深居簡出，再未出現於媒體的聚光燈下。而此次，他面對中國媒體，第一次對高通的30年發展歷程，對媒體進行了完整復盤，並揭密了高通第一代與第二代的交接班詳細過程。

　　值得欣慰的是，雖然已經年屆83歲，艾文依然精神矍鑠，身輕體健，神清目明，宛若中年。當然，我不會告訴你，為了這次與中國媒體的會面，老爺子差一點取消了預約很久的牙醫。

　　以下，是我們與老爺子復盤交流的實錄。

　　你可以先看精華提煉版。或者也可以跳過，直接看後面的完整實錄版。

　　【精華提煉版】

　　1、在高通草創之初，艾文曾略帶得意地向妻子期許：我們的公司或許很快就能增長到100人。而如今，高通的規模已經是他當初預想的300倍。（這讓我再一次想起，此前流傳的京東創業錄像，劉強東在年終發言裏做的年度規劃：嗯，我們明年一定要招一個倉庫管理員！）

　　2、1989年剛開始CDMA的市場推廣時，大多數人對高通的CDMA技術都不抱期望：有的覺得太貴，有的不信任它的質量，有的覺得開發時間太長。不過，當高通堅持聖叠戈和紐約做完演示之後，客戶們終於改變了初衷——當時，正是用數字通信（2G）取代模擬通信（1G）的關鍵時期，雖然主流的歐洲TDMA技術，可以相對模擬通信提升3倍的用戶容量，但在同樣的頻譜下，CDMA的用戶容量增長可以達到10~20倍。

　　3、CDMA在中國最早的演示，是在1992年。此後高通用了接近10年的時間，終於推動CDMA在中國內地的成功落地，最終於2001年由聯通上馬商用。當時分析師們很多對中國市場並不看好，但事實證明，中國成長為高通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沒有之一。

　　4、摩爾定律還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發揮作用。當然，如果大家整體來看，隨著工藝的發展，晶體管成本降低的速度已經沒有以前快了。但在傳感器的應用、VR/AR、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等科技的發展過程中，移動通信也將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艾文的話說就是，“未來10年還會令人振奮。”

　　5、高通一個艱難但正確的決定，是1999年放棄手機業務和系統業務，僅僅專註於芯片技術研發。當時，手機業務占到高通營收的60%！很少有公司敢於這麽舍得，這麽冒險，但如今回頭來看，正是這個決定，讓高通的核心技術得以快速推向市場，最終成為市場的主導者。

　　6、高通的一個管理哲學，是盡可能多地激勵員工不斷創新和溝通，大家的想法都能夠得到充分的討論和研究。

　　7、事實上，早在2002年，艾文就已經向董事會提出退休。其後，高通曾組建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尋找下一任領袖。內部一共篩選出10名候選人，最終保羅被選定接任。當時，艾文曾擔心，因為二人的父子關系，接班問題可能給華爾街、客戶和員工帶來負面影響，但事實的情況，是保羅很好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8、對於保羅的工作，艾文的評價是“Very Good Job”。他表示，作為年輕的領導，保羅為高通帶來的最大價值，是註入了更多的活力，得以在快速變化的產業中，更好地把握住了新興的趨勢與機會，比如社交網絡的發展、手機從功能機向智能機的轉變等，並把這些創新最終帶向了市場。此外，艾文對高通現任CEO史蒂夫·莫倫科夫也給予好評，認為他給高通帶來了很多新鮮的東西，比如芯片和應用的創新，為高通下一步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引擎動力。

　　【完整實錄版】

　　非常高興在這裏見到大家，也非常開心大家來到高通參觀，這也讓我回想起原來在中國時，與中國媒體交流的日子。

　　我想先為大家介紹一下高通的歷史。

　　高通其實是我的第二家公司。我最初來到聖叠戈，是在加州聖叠戈大學（UCSD）教書，在這之前我在麻省理工（MIT）任教7年。

　　那時，我編寫了一本關於數字通信教材，叫《通信工程原理》，之後就有很多公司找我做咨詢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南加州的一些機構。當時我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些老師交流時，產生了創業的想法，於是就創立了Linkabit，這是一家提供技術咨詢服務的公司。在Linkabit，我們不斷地開發創新產品。

　　在1972年，我決定全身心投入公司的發展，離開教師的崗位，從此從教授轉到了商業領域。

　　在Linkabit，有很多創新的產品，當時我們做的事情，是把電視信號通過衛星傳送到家庭中，也就是衛星電視。它發展得非常迅速，1980年，出於業務發展的考慮，Linkabit被出售了。此後我仍一直在這家公司工作，直到1985年，我決定退休。

　　退休以後，我又重新考慮，是回去教書，還是從事風險投資的工作。但後來，我與Linkabit的幾位同事決定，要再創立一家公司，於是在1985年7月，我們成立了高通。公司成立之初，沒有生產產品，可是我們知道，大致的方向應該是在數字和無線通信領域。

　　當時，我對妻子說，Linkabit過去很多年發展迅猛，平均年增長率超過了60%，我也希望高通也能很快成為一家100人的公司。

　　最初6個月，我們產生過幾個讓我們無比激動的想法，其中一個就是CDMA（碼分多址）技術。我們當時想，CDMA可以用於衛星通信系統，也可以在無線通信，也就是蜂窩式系統中使用。

　　由於規模和資源的限制，我們一開始沒有做蜂窩技術的開發。一開始，我們從運輸行業切入，用衛星通信技術來追蹤卡車的位置，同時將數據傳輸到總部，當時我們選擇了中大型的卡車。當然，我們也遇到了技術難題，就是怎麽能把位置信息通過衛星，傳送到像卡車這樣比較小的終端上，這也是當時市場的技術難題。

　　所以，我們就租用了衛星，同時把我們的技術賣給了運輸行業中的一些公司。在1988年10月份，我們成功簽訂第一份合同，公司有了收入，我們也就有錢向CDMA市場進行更大的發展。

　　但這個發展時機不是特別理想，因為當時在無線通信領域，大家都在研究將第一代通信技術。1989年1月，行業提出了時分多址（TDMA）技術。歐洲的幾個國家只選用時分多址的GSM技術，當時我覺得這是一個挑戰，但是我們也沒有動搖，還是在推進CDMA技術。

　　1989年3月，我們繼續接觸市場，向他們介紹CDMA技術。經過了多次與業內人士的接觸和溝通，當時大部分人都不看好CDMA，有的認為技術不行，有的認為技術開發時間太長，還有的認為技術成本太高，所以，當時整個市場對CDMA都沒有抱太大期待。

　　然而，我們沒有放棄，我們開發了一個演示系統，告訴業界怎麽用CDMA技術解決那時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使它成為一個可行性方案，提供給行業。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不分日夜地工作，在解決了技術難題之後，我們邀請了全球很多移動領域的專家，來到聖叠戈觀看我們的演示，那次的演示取得了成功。

　　但有的人質疑，我們在聖叠戈很成功，可是在曼哈頓這樣高樓林立和有復雜的街道的城市，是否也能成功呢？

　　所以，我們隨後又去到紐約進行了展示，結果也很成功，事實證明CDMA技術是非常有效的。

　　很多運營商都非常激動，因為在同樣的頻譜資源下，與原來的模擬信號相比，CDMA能支持的用戶數可以達到10到20倍，可是TDMA只有模擬信號的3倍。因此，運營商很想用CDMA，他們也同時推動一些終端廠商來開發相關的終端設備。

　　高通當時想了一個辦法，使這個技術能得到廣泛的應用，那就是我們把CDMA技術授權給終端廠商，這樣就可以收取一部分的技術授權費，而這些技術授權費，又能使得我們繼續投入技術的開發工作。

　　1991年11月，我又邀請了此前參與過演示的公司來到了聖叠戈，演示新的技術。當時高通團隊配備了TDMA和CDMA兩種終端，這讓用戶能夠對比兩個系統。通過比對，大家都看出了CDMA無論是在語音通話上、還是能支持的用戶數量上都更勝一籌，這也推動了標準組織能夠在TDMA之外又設立了CDMA的標準。

　　當然，我們意識到，CDMA成功不能只是在美國，還要看全球市場。所以我也訪問了幾個國家找市場機會。1992年，我來到了中國，並在中國進行了演示，有來自政府、企業的代表們觀摩，他們對CDMA表現出了興趣。但因為當時中國市場對GSM是有承諾的，所以高通花了10年，才完全把CDMA帶到了中國。

　　CDMA第一個商用的地區是在中國香港，所以說，中國是第一個采用CDMA技術的國家。

　　此外還有韓國，韓國當時沒有無線技術，對韓國來說，采用CDMA是能幫助韓國科技公司趕超日本的機會，所以高通看準了韓國市場，向他們介紹CDMA技術。1996年，韓國采用了高通的CDMA系統，三星和LG在這之前是沒有無線技術的，通過CDMA在韓國的應用，三星和LG也找到了發展的機會。

　　CDMA和GSM這兩大技術，在第二代移動通信時代競爭激烈。第二代移動通信主要集中在語音通信上，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要解決的是高速移動數據的傳輸，這個方面高通也想了很久。借助高速數據速率無線互聯網技術，結合CDMA語音傳輸技術，高通也早早地開始了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研發。

　　2000年早期，中國政府授權中國聯通部署CDMA技術，這時候也是CDMA真正在中國大陸部署。當時有很多金融分析師在想，花了這麽多年終於把CDMA帶到中國市場，到底潛力有多大？中國已經有2.6億的無線用戶了，這就相當於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的量了，到底還能有多大的增長呢？

　　當然，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如果看到現在的發展，CDMA已經被用到了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裏。在3G時代，高通就一直與中國的廠商包括中興、華為一起合作，希望能夠幫助他們向海外推廣3G的終端和設備。90年代後期我們已經有了CDMA的商用網絡，之後我們又想怎麽能從基本的無線互聯網的支持，發展到高速無線互聯網的支持。

　　我們也在想，移動終端需要增加高速運算能力，因此我們想進一步研發能實現高速計算能力的芯片。當然，除了高速計算功能之外，我們還看到了手機終端其他的重要功能，比如說定位導航功能，還有攝像頭，事實上當時絕大部分人並不覺得手機應該有照相的功能。

　　1999年，我們做了一個戰略性的決定。

　　之前，為了推動CDMA的發展，我們開展了手機終端的業務和系統設備的業務。但為了能更快速地把自己的技術和芯片推向市場，我們決定不再做手機和系統設備的業務，完全集中在技術開發和芯片研發上。

　　所以，從2000年開始，高通整體就專註在技術研發和向手機廠商提供芯片以及軟件解決方案上，使手機廠商更快地把終端推向市場。現在手機終端在人們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們連接無線互聯網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個市場還在持續不斷地發展。

　　高通不僅關註技術研發，同時也非常關註如何利用技術來改善人們的生活。2012年，高通成立了“無線關愛項目”，這是一個長期的工程，旨在與全球不同國家的合作夥伴合作，使用無線技術改變不同領域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這包括了農民以及漁業工作者，還有教育、醫療領域的工作者等。

　　這些在不同國家的項目都還是很成功的，當我們再往前看的時候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機會，能充分發揮高通在無線通訊技術領域的領先性，與社會各界一起，在公益事業中創新運用移動技術，為推動資源匱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做出積極貢獻。

　　當然，現在我們的無線技術已經不只是在手機終端上了。大家也知道，無線技術已經融入到很多的終端領域，也就是很多人在說的物聯網。

　　大家現在已經看到，無線技術在汽車、機器人、無人機領域中有非常豐富多彩的應用。所以讓我比較感慨的是，從原來一個不被認可的想法，到現在全世界廣泛應用的技術，我認為未來這些技術還會繼續地改善和改變人們的生活。

　　高通一直致力於招募最優秀的人才，為他們提供最好的工作環境，能夠讓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當然，最最重要的是，使他們能持續不斷地創新，這對高通發展來講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問：不管是香農定理還是摩爾定律，都存在一定的極限，未來科技行業將如何挑戰這些極限？

　　艾文：我先介紹一下我對摩爾定律的感受。

　　很多年前，在我向業界介紹和推薦CDMA技術的時候，有人覺得這個技術太復雜了，應用這個技術的手機會太貴，但按照摩爾定律來看， 每18個月處理器性能會提升一倍，因此，當時人們的判斷，應該是往遠看的。如果按照摩爾定律來講，芯片價格會下降（所以CDMA能夠成功）。

　　如今，摩爾定律也在繼續發揮指導作用，現在大家看到大多數是14納米的芯片，剛剛高通宣布了10納米，大家還在研發更精細的工藝。

　　當然，每一個處理器晶管成本確實在降低，可是降低的速度沒有以前快了，因此整個芯片的價格和成本，也沒有原來的降速快。

　　此外，我們還在思考更多有挑戰性的問題。

　　比如我們現在看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它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是，怎麽能夠使成本持續地降低，同時如何能夠提高可靠性，同時它的時延要持續地降低--時延指把這個信號從一個點傳到另一個點的速度。比如說汽車未來的移動通信時延要求非常低，這樣才可以確保我們的人身安全。

　　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應用，是傳感器。

　　大家也知道，傳感器其中一個應用，是在醫療領域監測身體情況。（我們會研究）怎麽能把我們身體的數據信息傳輸到手機終端上，把這個信息中的噪音排除，並抓取重要信息進行分析，從而支持對我們身體的管理。從這個點來講，將來會有各種各樣的傳感器的使用和發展，包括怎麽能夠把傳感器收集的信息傳輸到核心網絡，進行分析和整理。

　　我們還有VR、AR，大家可以用它來進行培訓、指導，比如指導大家修一個東西，這個功能的實現也依賴於更高更強大的處理能力，這在5G通信中是可以實現的，實現了之後就可以支持VR、AR的運行，使大家在虛擬和現實世界自由地穿梭。

　　當然了，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挑戰和變化，比如說傳感器所收集的信息傳輸到中央數據庫裏面，如何進行大數據的處理，使機器和人一起做最優的決定等，這就涉及到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功能。

　　每以前，往前走一年，我都會說，未來的10年會令人非常振奮。我現在還會說，未來的10年會是令人振奮的10年。

　　問：在加州，創新型的企業非常多，跟高通同時代的企業也很多，那麽請您判斷一下什麽是高通公司的氣質，是什麽使高通一直保持卓越的遠見。您提到的，1999年做出一個決定讓高通聚焦於芯片技術和專利授權，這是出於什麽樣的原因？

　　艾文：這個世界充滿了競爭，這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一家公司要想在競爭中一直地保持領導地位，這家公司必須要非常地勤奮，也要非常地專註。

　　那麽，怎麽能讓大家有不斷創新的精神，怎麽能讓員工不斷地堅持創新呢？有一點非常重要，也就是溝通。

　　溝通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這就需要一個平臺能讓大家的想法得到充分的討論和研究；

　　另外，不是每一個想法都要去跟隨，這也是公司決策的關鍵。

　　公司一定要有一種文化，能夠鼓勵大家創新，能不斷產生新的想法，同時公司也願意去嘗試新的想法去冒險。不見得所有的想法最後都會成功，如果不成功也不要責怪員工，而需要大家一起去解決和學習失敗的原因，來進一步解決問題，這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

　　再有，非常關鍵的是，要與大學、研究機構保持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從與學生的和老師的交流中，公司可以接觸到基礎研究領域的創新，這一點其實對公司的創新至關重要。

　　關於1999年的決策，當時的情況是，我們在香港部署了一個商用網絡，接著在韓國又部署了兩個商用網絡，但當時沒有手機廠商願意加入到CDMA手機生產中，因此手機終端都是在聖叠戈研發的。我們想能讓全世界的廠商生產CDMA終端，從而使CDMA能成功，所以我們不希望成為手機廠商的競爭對手，不希望讓手機廠商感到高通沒有給他們提供最新的芯片。

　　因此，高通決定有所取舍，專註做我們自己最擅長的。我們最想做的，是通過研發來不斷推動技術的演進，給手機廠商提供芯片技術。但在當時，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因為當時60%的收入都來自於手機部門。

　　現在看來，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一個決定，正是因為高通的這個決定，這些技術才能快速地推向市場，能夠被整個生態系統快速地使用，市場也得以推出不同的終端和加速技術進步。

　　問：您怎麽高通現任董事長保羅·雅各布接替您領導公司的表現？您覺得滿意嗎？

　　艾文：保羅幹得很不錯（Very good job）。

　　我是在2005年，高通20周年的時候辭去總裁職務的，但在那之前3年，我就已經向董事會提出了退休，同時提議建立一個委員會，找到下一任的領導。

　　當時，董事會提出了10個候選人，讓董事會一一地面試。董事會對每一個人都一些考慮，比如有些人應該增強財務的知識，等等。但是他們基本的決定，就是應該在公司裏找這樣一個CEO。我當時對董事會從公司內部選擇領導的決定，感覺到很欣慰，因為一般來講，這樣對保持公司原有的文化很關鍵。

　　三年後，董事會決定由保羅作為公司的領導人，這個決定其實是可能產生一些顧慮的，這是因為保羅和我之間的關系，華爾街、客戶和員工都可能有想法。

　　但事實上，保羅很好地實現了交接工作，他做得很優秀。

　　當然，對公司來講，引入一些新的年輕的血液和想法，能為公司註入很多年輕的活力，比如現在社交網絡的發展，還有從手機終端變成智能型手機終端的發展，都比較年輕化。這個世界發展得還是非常快的，怎麽能不斷地應對，或者是找到在快速發展的世界中的機會，對一家公司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到新的想法和新鮮血液，剛才我提到在手機上加入攝像頭或者是增加照相的功能，大家在當時覺得不可想象，或者說覺得沒有什麽太大的意義，但現在看來，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

　　另外，大家當時也會覺得用手機看電視有一點傻，現在用智能手機看電視也是非常普遍的。

　　一個好的想法，在當時可能會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重要的是抓住你認為好的想法，並堅持到底，把它推向市場。

　　保羅做得很好的地方是，他帶領公司看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當然還有終端和應用上的創新，他跟全球業界的人士交流，把這些創新最終帶向了市場。

　　另外，高通現任的CEO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也為高通帶來了的很多創新，比如在芯片和應用方面的不斷創新和發展，這些都能給高通的下一階段的發展，帶來了很強大的引擎和動力。

　　未來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地了解高通在創新方面新一階段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依靠過去的成功坐享其成，我們還要不斷地堅持創新。謝謝大家！

高通創始人復盤30年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