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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7月10日報道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6月26日刊登題為《中國工業到2030年將主宰世界的四條理由》的文章稱，就工業主導地位而言，時運可大起大落。不過，從當前趨勢來看，中國工業在2030年躍居首位的能力是確定無疑的。

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是前所未有的事業，必須進行艱辛的探索，但這種探索是有規律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是由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運動決定的，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邏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現實要求的統一。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實現民族復興。民族復興的內容和任務是由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面臨的緊迫任務是改變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趕走帝國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新中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新中國建立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落後的社會生產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一五”時期國家各方面的建設得到大發展。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層級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在國際形勢和億萬勞動群眾生產熱情的鼓舞下，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規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過生產關系變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結果事與願違，影響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了進一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解放生產力入手，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進行了適當調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和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發展、社會財富大增加、國家實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溯源這些變化，根本原因在於改革把中國社會內在的生機和活力極大地激發了出來。然而，事情總有兩面性，就在我們把中國搞活的同時，卻出現了許多亂象。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強調“放開”，之後又進一步強調“放活”，為經濟建設“松綁”；這時雖然也強調“兩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開始出現淡化主流意識形態、放棄“原則”的現象，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接下來則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放松”、“放任”，對黨員幹部放松了紀律和規矩要求，一些人放松世界觀、人生觀改造，思想道德嚴重滑坡，出現了有權就任性、有錢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有的人想說什麽說什麽、想幹什麽幹什麽、想去哪裏去哪裏；極少數人受到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走向“放蕩”或“放肆”，做人做事用權毫無底線，踐踏一切黨紀國法，這些亂象的產生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使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

黨內和社會上的各種亂像，引起人們對黨的命運、國家命運的擔憂。這就要求我們治亂，建設一個活而有序（搞活，不能搞亂；治亂，不能治死）的社會。從而解決伴隨改革發展而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把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這個階段主要矛盾沒有變，但矛盾兩個方面的內涵都有了變化。人民需求方面不再是解決基本溫飽問題，而是逐步提高生活質量、追求健康幸福；社會生產方面部分低端產業產能過剩，需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質量，以滿足人民需要。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高度融合和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當下的中國出現了利益多元、觀念多樣、思想多變。中國社會處在結構調整、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轉型升級和小康決勝階段，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是“現代國家治理跟不上。”

這一問題體現出的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一方面要繼續解放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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