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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燦榮解析特朗普上臺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機遇與挑戰

金燦榮解析特朗普上臺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機遇與挑戰(文字+視訊)
2016.12.24 晴朗 閱讀 1971

【導讀】資深美國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2016年12月16日在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解讀了中美關係的走向。這位被網民讚譽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銳利道出了中美關係背後的實質性角力變化。

一、當前形勢與原因
        2016年是1991年蘇聯解體25年以來最為混亂的一年,歐洲面臨恐怖襲擊和難民的雙重壓力,土耳其政變,英國脫歐,巴西政府混亂。這些亂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首要原因就是世界經濟衰落,缺乏合作意願。
        第二個原因是大國間的關係疏離,俄羅斯由於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問題,與歐美國家有些芥蒂。中國由於東海、南海問題,與日本、美國關係冷淡。大國間的疏離關係直接影響國際合作的質量,而國際合作的關鍵就在於大國合作,小國合作的意義並不大。
        第三個原因是恐怖威脅。
        這三大原因,經濟、大國關係、恐怖威脅是導致當今世界亂象的直接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以美國為核心的“一超多強”的世界秩序出現了問題。


二、特朗普的特性
        世界上有三個特郎普,一個是作為商人的特郎普,一個是作為競選人的特郎普,一個是作為總統的特郎普。那麼,特郎普為什麼贏?他是非常有意識地選擇了美國社會裂痕的一邊,就是選一邊。他不是做全民總統兩邊都抓,他不是,他就選一邊。他選的是什麼呢?他選中下層。他就公開抨擊現有美國體制內的利益集團,他以反體制的面目出現,迎合了中下層;還有一個,他是迎合了右翼;第三個就是迎合白人種族主義。這從政治策略上講,這是非常聰明的辦法,因為這三類都是多數。所以,社會分裂,有一派的憤怒情緒很強大,這派人又多。特郎普先生的歷史定位應該是一個造反派英雄,而不是革命領袖。他不可能會給美國體制帶來變化。但他會對三種人發起衝擊。


三、特朗普執政後他會對三種人發起衝擊
         第一、對美國體制內的精英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發起衝擊。
        第二、對美國的盟友體系發起衝擊。當今世界大約有六十幾個國家屬於美國的盟友,這些國家的戰略建立在美國的保護之下。如果美國現在表示,拒絕保護盟友國,讓他們自求多福,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盟友國的定位就會出現問題。
        第三、對美國過去主導的全球化產生衝擊。因為特郎普先生很明確,他是要美國第一,而不是世界第一;然後呢是經濟優先。即美國第一,經濟優先。網上有好事之徒把特郎普先生的主要政治主張,跟鄧小平理論進行了比較,發現他學小平理論學得非常好,就是國內問題優先,國內問題中經濟優先、發展優先,發展是硬道理;國際上不要推廣民主、搞意識形態,要去意識形態;另外就是要減少國際責任,也就是小平講的韜光養晦,非常符合小平理論。


四、特朗普執政後或和四類國家吵架
對於世界格局,根據過去一年多特朗普的表述來看,我預測,在他執政之後,很有可能和四類國家吵架。
        第一是盟國,因為他希望盟國承擔更多的安全成本,目前,特朗普已要求日、韓出具美國的駐軍費用。
        第二是鄰國,特朗普向美國老百姓承諾拒絕接收非法移民,為此,他計劃建立“美國版的長城”,這對墨西哥等拉美國家而言是一種羞辱。
        第三是伊斯蘭國家,由於他口無遮攔,曾堅決表態反對穆斯林移民美國,這必定會與56個伊斯蘭合作國家組織的人民產生矛盾。
        第四是貿易伙伴國,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德國。所以,據此來看,其實中國所遭受的衝擊並不在首列。日本比較緊張,作為盟國且是貿易伙伴,會產生兩次矛盾;墨西哥最倒黴,作為盟國、鄰國、貿易伙伴國,與美國存在三次矛盾。


▲美墨邊境隔離牆

五、中美關係或是機遇:戰略壓力減少,經貿壓力增大,需要預為之謀
        特郎普上臺對中國的衝擊是很有限的,因為中國是在美國體系以外的。而且中國塊頭太大了,中國13億多人,我們自成體系,所以我們跟它(美國)的體系沒關係或者關係不大,所以對我們衝擊較小。另外就是中國非常能幹,所以中國人可以淡定。
        當然,中國本身受到衝擊不大,但是中美關係還是有影響的。應該這麼說,特郎普先生是商人,他會把他的商業特性帶到他的執政理念裡面,就是特別重利益,而且是經濟利益。他最重視的叫Money money go my home,就是把你的錢變成我的錢,這是他最重視的。


        他現在對中國有點意見,就是覺得中國人賺了美國人的錢,搶了美國人的工作。所以我估計特郎普上臺以後,對中國的經貿壓力肯定是要上升的。這一點我們要做好準備,要預為之謀。不排除半年以後,他命令財政部宣佈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有這個結論,他馬上就會對很多中國輸美產品提高關稅。


但是另一方面呢,特郎普先生對在海外推廣民主的力度,肯定要小於希拉里·克林頓女士。希拉里·克林頓女士曾經做過奧巴馬總統的國務聊,設計了著名的“迴歸亞洲政策”,最後用過的詞叫Rebalancing Asia(亞洲再平衡)。最後這個詞其實有點壞,從戰略學角度來講,它暗示中國是麻煩製造者,它的前提是亞洲這個地方原來是有個balanc system(平衡系統),就是有個平衡,由於中國的崛起,你打破了平衡,而我作為世界領導者,我有義務來恢復平衡,這樣就給它“迴歸亞洲政策”提供了合法性。


 所以在這一點上大家體會一下,我們中國人得學習美國。美國把壞事說成了一個好事了,本來我們亞洲挺好的,它跑過來攪局,搞得這裡烽煙四起,它是個搗蛋者吧,但是按照Rebalancing Asia,亞太再平衡,反倒把我們定義為一個搗蛋者,它是秩序恢復者。在奪話語權方面,應該講美國很厲害,很有競爭力,這點我們要學習!
        坦率地講,亞太再平衡戰略弄得我們中國這幾年還是有點難受的。因為周邊就很多矛盾起來了。本來東海挺平靜的嘛,而且中日韓有一段時間都準備談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了,結果你看美國一回歸亞太,日本右翼起來,就開始鬧釣魚島,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至少這幾年停滯了吧,未來會不會徹底臨床死亡我不知道,但是至少這幾年是停滯了。


如果是克林頓女士成為總統,她一定會繼續推這個亞太再平衡,然後對我們的壓力會更大。因為大家一般認為克林頓女士的行動能力要比奧巴馬總統強,她是“家裡一巴手,單位也一把手”,性格非常強悍。大家去看《克林頓傳》,講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兩本《克林頓傳》我都看過,克林頓經常在家裡挨家暴的,被打得鼻青臉腫,以致臨時取消記者招待會。哼哼,這個女士非常強悍的。她要是執政,對我們戰略壓力會非常大。特郎普先生就好一點,他呢,主觀上沒有那麼重視亞洲。中國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世界老大關心我們,你最好該幹麻幹麻去,這樣我們好好解決我們家裡的問題。



        所以,我的結論是,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會有些變化,但時間較短,變化有限。具體而言,我們的戰略壓力會減少,經濟壓力會增大,但中國經濟力量相對較強,也更擅長處理經濟摩擦。因此,中國應當保持淡定。

六、不同於美國19-20世紀的對手,中國的工業化促使中美力量均衡化提速
        想要理解今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必須正視一個現實,即中美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想象得更快,因為中國崛起的背後是中國實現了工業化。我認為,當今世界最偉大的事實之一,就是中國實現了工業化。坦率地說,絕大部分知識界人士忽略了這點。製造業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力量來源,具備強大的製造業一定也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才有資格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另外,中國產業體系最具完整性,從火柴到火箭的製造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世界上只有中國具備這個能力,體系的完整性就是力量。第三,中國的學習能力世界第一。這反映在兩方面,一是逆向工程能力特別強,二是從經濟學角度看,善於利用後發優勢。中國工業的體量大、體系完整、學習能力強,這三點我認為是成功的。
        當然,展望未來我們中國不能滿足於此,還須要不斷創新。現在網民都稱克強總理為“超級推銷員”,他推銷三樣東西:高鐵、特高壓、第三代核電。我們已經給英國建造了一個欣克利核電站,未來還要給英國建造高鐵。


▲去年10月,中國廣核集團和法國電力集團(EDF)式簽訂了英國新建核電專案的投資協議,中廣核牽頭的中方聯合體將與EDF共同投資興建英國欣克利角C核電專案

        綜上所述,其實中美之間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我們想象得更快,對美國形成了挑戰,坦率地說它不適應。這是未來中美關係最大的麻煩。雖然麻煩,我們還是需要努力穩定中美關係,必須承認,美國是過去500年諸多西方列強中相對優秀的國家,軟硬實力都較強,確實值得尊敬。

七、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個理由:新選手、新背景、新國際體系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老教授格瑞哈姆·埃裡森堅持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了,他的研究告訴我們,近代史上16次權力轉移,有13次都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必有一戰。2014年1月《世界郵報》創刊號刊登了對X主席的專訪,他說道,“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隨後,他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一個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一場與原有大國之間你死我活的戰爭。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之所以變得不可避免,就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國關係由三個要素組成,第一不衝突、不對抗,這是底線。第二相互尊重,第三合作共贏。美國接受第一點。但不接受第二點,美國人認為他是上帝的寵兒,公開地在報紙上宣稱,“你要平等待遇?It is not only a mistake,it is a crime(要平等待遇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罪行),”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對於第三點合作共贏,在有些方面雙方可以合作,並且實現共贏,例如防止氣侯變化、打擊恐怖主義、打擊海盜、遏止跨境犯罪等。

八、有沒有可能跳出來?我個人比較樂觀。有三方面理由。
第一,老遊戲、新選手。
        一看就是老遊戲,但是選手卻是新的。
中美兩個國家不同一般,首先體量大,均是超大型國家,具備核武器。物理上必須和平共存。
        其次,兩個國家都是文明型國家,但不是標準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國家血緣比較單純,而這兩個國家都是多元化血緣,非常複雜,只能依靠文明認同聚集在一起,寬容度比一般的民族國家更大。以前美國的對手是德國、蘇聯與日本,他們都學習西方“打拳擊”式的正面對抗方式,而中國採取“打太極”式的溫和對抗方式,張弛有度,以柔克剛,你生氣時我不做聲,你心情好時,我罵罵你,美國沒碰到過這種對手。


        再次,雙方的文化存在許多共性,都是世俗主義國家:中國是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美國也一樣,個人主義是美國的立國哲學,崇尚實用主義,非常靈活。換個說法,兩國都不是一根筋。
第二,老遊戲、新背景。
        首先,我們都是核武器國家,不能開戰。
        其次,處在全球化時代,各國聯絡密切。我們利用美國體系的公共產品,比如自由市場、國際投資、國際技術、品牌、市場渠道,獲得了發展機遇。這對美國也有益處,因為中國的加入使得美國的領導地位更加穩固。若是真的惹怒了中國,中國可以將世界上所有的窮困國家都組織起來。


第三,這一百多年來,國際社會、國際體系有所進步。
        一方面,聯合國、國際法比以前更加剛性。
        另一方面,美國主導的20世紀國家關係,比歐洲主導的18、19世紀國家關係更加文明。以前,大國的崛起,必定要通過欺負周邊國家,將他們變成殖民地;而現在則通過高品質的產品佔領國際市場,這是進步。
        因此,中美之間未來的矛盾雖然較多,戰略猜疑也較重,新問題也會較多,但妥善處理三方面關係,發揮歷史遺產的作用,充分利用當代新資源,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九、功能性關係夥伴:中國替美國分擔一些責任,美國同中國分享一些權力
馬丁·雅克撰寫的《當中國統治世界》,開篇就提到,中國文化具有現代性,理性治國、世俗主義、實用主義、物質主義都是現代性的內容。所以我們的現代性,是孔聖人在2500多年前就已為我們確定下來的,西方人沒有這個福氣。西方人經歷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時代,後來開展了啟蒙運動,出現了康德這一人物,被稱為“歐洲的孔子”,他完成了孔子同樣的功能。康德告訴大家“上帝歸上帝,世俗歸世俗”,作為世俗的人就應將世俗過好。



        而中美關係不然,功能性夥伴具有兩個要點,第一我們在很多具體的議題上合作,第二我們有對話機制,能把分歧控制住,然後在一部分議題上進行合作,加起來就是功能性夥伴,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對中國與美國均有利,可能對世界也有利。如果中美之間真的成為日美那樣的關係,聯手統治天下,坦率來說,對其他國家非常不利,因為中美兩國過於厲害,使得別國的發展空間非常狹小。
        我最後的結論是,面對中國新的國力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它會帶來一些麻煩。包括戰略上的不信任,以及一些新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應對得當,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構建相對平等的新型夥伴關係,也就是功能性夥伴關係,可能性還是非常大的。這既是我的判斷,也是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