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決

兩面牆的脣印在王昱珩眼中是一片模糊的開口，似乎在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晚上8點，他上臺的時候，中國隊以0：1暫時落後於日本隊。

他挑戰的專案叫“脣脣欲動”。舞臺上人頭攢動，31位少女組合成員要塗抹脣卡，將其替換到節目組事先備好的732個脣卡里。評委將隨機選擇四個女孩，中日兩位選手觀察她們的嘴脣，然後從這732個脣卡中找出對應的四張。

王昱珩的對手是青木健，他並不清楚對方的實力，看了介紹短片後評價“他是一個特別努力的人”。事後知道青木健是日本排名前三的記憶選手，他有點懊惱：“早知道我就多誇誇他。”

這是《最強大腦》第三季的中日賽。第一回合的較量是俄羅斯方塊，幾乎是從一開始，日本選手吉備弘純就以碾壓之勢打得中國選手吳淞昊毫無還手之力。中國隊輸得乾淨利落。如果王昱珩拿下這一局，中國隊還有機會；如果他輸了，日本隊將提早鎖定勝局。

他身材高大，穿一件藍色長衫，神情凝重。暖風空調吹了一下午，他有些熱，對手已大汗淋漓。穿短裙的女孩們已經就位。王昱珩突然對主持人蔣昌建說：“我放棄觀察。”他看見臺下的魏坤琳正憤怒地盯著他，好像他是為了出風頭而不顧輸贏的自大狂。魏坤琳是北京大學心理系教授，也是《最強大腦》的科學評委。

魏坤琳反覆問，你確定？他回答，我放棄。這意味著，他將任由對方選手佔盡記憶的優勢，而自己坐到一邊等待——和去年的情形如出一轍。

去年第二季的中日對抗賽上，王昱珩對陣日本選手原口證。專案是“扇面之謎”，限時2小時觀察200把扇面，然後根據三把隨機選定的、合攏的扇子來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原扇面。他放棄了2個小時的觀察時間，坐在椅子上睡覺。節目裡，69歲的原口證拿著放大鏡爬上爬下去看扇面，與其形成強烈對比。王昱珩找到了全部的三把扇子，而原口證只找到一把。

脣印專案開始。王昱珩走到舞臺右側的椅子上休息，青木健開始了漫長的觀察。女孩們依次走來，在他面前化妝，親吻脣卡，讓他記憶脣印。王昱珩在椅子上擺好題板，把筆帽拔開，防止這些瑣事耽誤時間。他心裡計算過一會兒觀察需要的時間，和在舞臺上跑動的距離。

時間過去了四十分鐘。觀眾有些不耐煩，我身後坐著少女團體的粉絲群，他們舉著熒光棒，不斷呼喊著偶像的名字。

這個專案的難點在於，人的脣印並沒有固定的形態，它會隨著張嘴的幅度、按壓的力度甚至塗抹口紅的形狀而改變，觀察的偏差很大。2月初，王昱珩進行了脣印專案的第一次測試。正確率僅有70%。有一個志願者脣峰明顯，但她塗了一個咬脣妝，脣印就只有兩道淺淺的痕跡。

王昱珩決定調整策略。如果硬記住31位少女的脣印，他未必穩贏那位日本記憶選手。於是，他選擇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法——放棄觀察31位少女印脣印的過程，待評委選出最終的四人後，通過觀察她們的脣形，在腦子裡想象出她們的脣印。

“你要在一堆拖鞋裡找一隻球鞋，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嗎？”他解釋，“我反而記憶量變小了，我更精準，就是我把好鋼用到刀刃上。

青木健記憶完後，評委隨機選出了四個女孩，兩位選手開始觀察她們的嘴脣。第一個女孩下嘴脣較厚；第二個女孩人中短，下脣非常立體；第三個女孩沒有塗脣峰；第四個女孩脣線上有一道凹槽。

王昱珩將這些嘴脣在腦海中做了一個映象，編上1、2、3、4，再把女孩編碼，兩者對應。第一個女孩看他湊近，總是發笑，他喝止了她。他足夠專注，為了排除干擾，沒有去注意女孩的容貌。當四個女孩歸位後，他甚至沒辦法把她們找出來。寫下第一個答案的時候，時間剛剛過去1分半。

觀眾發出了第一次驚呼。少女團體的粉絲們也放下熒光棒，將注意力從女孩身上轉移到選手身上。王昱珩頭如搗蒜似地按列掃描脣印，4分鐘過去，他看完了第一面脣印牆，跑去看第二面。此時他才發現青木健只看到前兩列。他沒有放慢速度，寫下全部答案，用時9分4秒07。

青木健一共用去39分54秒91，剛好卡在規定的40分鐘臨界點上。

現場喧鬧起來。比賽還沒有結束，觀眾並不知道王昱珩的答案是否正確。青木健速度依舊，還搬來了梯子，不緊不慢地觀察。從專案開始到現在，將近兩個小時過去了，現場又熱又擠。懸念被拉到高點，只有兩種結果：王昱珩秒殺對手，或者遭遇尷尬的失敗。

主持人揭曉答案。青木健答對三個，錯一個。而王昱珩全部正確。

少女團體的粉絲們放下熒光棒，用力鼓掌，似乎找到了另一個偶像。儘管事先知道他的解題策略，也瞭解他的準備過程，我在現場看的時候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這場勝利不僅關乎榮譽，也是今晚行動的必要條件——他準備在所有比賽結束之後搞一個大意外。“贏了你就有話語權，輸了你就是裝逼了。”

出山

王昱珩右眼看見的最後一個東西是朝他飛來的羽毛球，坑窪不平，“像一個月球表面”。打球時，他右眼被這隻羽毛球擊中，當場失明。出事的第二天，馬航MH370失聯，他當時想，什麼時候這飛機找著了，他的視力就能找著。“結果好，飛機到現在也沒找著。”

就在失明前一天，他剛剛接受了第一季《最強大腦》節目組的測試。節目組在網上發現了他填寫的問卷，上面寫著，你們出的題目都不難。《最強大腦》是借鑑德國《Super Brain》的國內首檔科學類真人秀節目，致力於尋找腦力出眾的人。製片人桑潔表示，這檔節目能夠在實力強勁的歌唱節目、娛樂真人秀中脫穎而出，就像《生活大爆炸》中所說的那樣，“Smart is the new sexy”。

節目組導演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上門拜訪王昱珩。他家門上貼了隔音材料，門口有幾個箱子，上面寫著“申通快遞請投這兒”“中通快遞請投這兒”。或許焦急的來訪者往往會去敲鄰居家的門，鄰家房門上掛了一個牌子，“勿按，後果自負”。

進門時，王昱珩沒有客套，只說，“換鞋，自己進來。”屋內光線不佳，綠色的牆紙更顯得暗淡，到處都是動物：幾隻鸚鵡站在架子上，一隻棕色的豹貓悄無聲息地出沒；巨大的水箱裡遊滿了色彩斑斕的海魚，電視牆上掛著一隻駝鹿頭的標本。櫃子裡擺滿數百種逼真的恐龍模型，在小燈泡的照射下張牙舞爪；地上站著幾副1：15或1：20比例的恐龍骨架。

導演看呆了，後來開玩笑，“不知道我會不會活著回來。”

第一季的觀察類節目中，有人看斑點狗，有人看雞蛋。王昱珩現場觀察了紅豆，他表示米和芝麻也沒有問題，比芝麻更小的，“那就差水和空氣了”。能看水嗎？他說不知道，但可以嘗試。

導演激動地給桑潔打電話，說這就是節目要找的人。

王昱珩的觀察力與他養動物的經歷密不可分。小時候，他在樓道頂層養雞和兔子，在爸媽的鞋子裡養螞蟻，偷拿媽媽的絲襪去井蓋裡撈魚蟲餵魚。他曾養死過魚，一度認為魚之所以死，是因為他沒有一直看它們，於是他晚上不睡覺瞪著它們。

他養各種動、植物，都會達到發燒友的級別。“比如講淡水魚，我基本上把能人工繁殖的，都繁殖了個遍。”早年為了買南美的魚苗，他坐火車去廣州批發，把魚苗裝進泡沫箱子裡抱回來。他甚至在大學的課桌上擺了個魚缸。我採訪他的一位大學校友，那位校友一聽到王昱珩的名字，隨口能報出一長串的魚名。

因為專注，他能夠看到很多東西。一朵花的葉子上有很多裂片，說明它的產地下雨頻繁，葉片承受不住重量；他去魚市，一眼看出魚是否受孕。他擅長畫畫，將所見鉅細無遺畫下來，即是他眼中的世界。有時父母問他一天都做了什麼，他就把當天的事情畫出來。

王昱珩出生於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自小家教嚴厲，因為養動物沒少捱打。他有很強的叛逆心理，成年之後，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不允許別人干涉自己。

從清華美院裝潢系畢業後，王昱珩沒有上過一天班。他無法忍受制度化的生活，曾去一家出版集團應聘過，但發現那裡是一個個小隔間，沒辦法養花，就放棄了。他先後做過紙媒、內刊、書籍的自由設計師，也為一些NGO和企業設計過logo，現在做園林和景觀的設計。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給了花鳥魚蟲和畫畫。

他的大學室友于欣說，“有的人覺得肯定要有一份工作才能養活自己，但有的人可能覺得我除了上班，別的方法都能養活自己。”王昱珩是後一種。

就在王昱珩決定參加《最強大腦》時，發生了羽毛球事故，他右眼一度在徘徊失明的邊緣。有一兩個月的時間，為防止眼壓升高，他必須坐著睡覺。左眼的視力則持續下降，他在床邊貼了一個視力表，每天睜眼希望能多看幾行，結果除了最大的“E”，別的都看不清。那是他最絕望的一段時間，一位老醫生的意見給了他方向：你還有一隻眼睛是好的，該幹嘛幹嘛。

現在看他的右眼，眼球有明顯的凸起。他的視力恢復到0.3左右，但是不能變焦，在最初的恢復階段，看到的臺階和斑馬線一樣是平的。去參加第一季是不可能了，半年之後，第二季《最強大腦》又找到了他。

他首次挑戰的專案是“微觀辨水”，從520杯同質無色的水中，找到特定的那一杯。他以一秒鐘四杯的速度掃描著，在看到第383號水的時候，他突然停了下來，不再繼續觀察，對評委說，“就是這杯。”挑戰成功，震驚全場。嘉賓陶晶瑩說，“我的毛髮戰慄起來。”

眼科專家徐國彤看了那期節目，認為這和視力沒有直接關係，“更多的是觀察力（抓取特徵）、記憶力、想象力的綜合，再加上專門的長時間訓練以提高速度和效率而實現的。”

王昱珩講過他辨水的方法：他進入一種冥想的境界，將水最細微的特徵轉化成一種影象，比如，那杯水中間有一隻鳥，左下角8點鐘方向，可以看做一個孩子的笑臉。他將這些資訊放在腦中，再去和所有的水進行匹配。“我看見它，就一定是它。”

為了突出由素人到神人的節目效果，他和其他選手一樣，被被賦予了一個類似X戰警變種人的外號，“鬼才之眼”。隊友們則叫他“水哥”。

王昱珩早年並沒有因為觀察力而為人所知。於欣第一次看《最強大腦》的時候，以為王昱珩作假。有次找王昱珩吃飯，他特意驗證了一下，拿出12張嶄新的新版歐元，背面朝上，讓他找出特定的一張。王昱珩迅速找到了。

於欣認為，這種能力和他大學之後的自我生活有關。“他能堅持幹自己想幹的事兒。我覺得這個就形成了一個專注點，人在專注的時候就容易走向一個極端，這個極端就會造就他。”

觀察力與日常經驗結合後，甚至有意想不到的結果，比如推理能力。王昱珩的名聲在一次成功幫助警方破案後達到高點。去年12月份，山東濰坊警方曾赴《最強大腦》節目錄制現場，請他協助查一起肇事逃逸案。在清晰度極低的監控錄影中可見，肇事司機撞人後逃走，全程沿小路逃跑。

王昱珩注意到錄影裡肇事車輛的左霧燈有一點歪，他推理出受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頭部受傷：左霧燈很可能就是受害人被撞倒以後，向後翻滾的時候頭部撞擊左上角的擋風玻璃才造成歪斜。他根據車前燈的形狀確定了車型，“這個車型有年輕人會買嗎？”他懷疑肇事者的年齡偏大，接下來畫面印證了他的推測——那個人將現場遺留物扔到了後備箱裡。“這個動作一定不是年輕人能幹的出來的，你進車以後，你會隨手把東西扔到副駕駛，這是咱們大部分人的習慣。”司機選擇小路逃跑，則本地人犯案的機率大。種種可能性疊加後，大大縮小了嫌疑人的排查範圍。

3月15日，警方將嫌疑人抓獲。微博“公安部打黑除四害”率先發布了王昱珩協助破案的訊息，迅速引發各大微博賬號的轉播。

王昱珩曾和桑潔講過他的轉變，說自己原來的狀態好比在深山中不見人，但是突然有一天下山了。

腦與心

第一次出場，節目組和王昱珩商量，希望他的女兒能來現場，豐富現場效果。他不願意。“我特別不喜歡煽情，”他說，“我不想讓孩子被節目去利用，去做這些，沒有意義。”協商的結果是帶一隻動物過去，“我一想別的寵物也不好帶啊，我說帶個龜也不像樣啊，抱個魚缸也不可能。”他最後挑了一隻亞馬遜黃翼鸚鵡“帥帥”，從北京開車十幾個小時，帶去南京的節目現場。

大多數節目會給選手一個相應的人物設定。真人秀髮展成熟至今，這幾乎如行規一般被普遍認可，選手通常也會予以接受。魔方選手賈立平是中科院的博士，人很瘦弱，導演為了把他塑造成一個不愛運動的書生形象，特意在介紹短片中強調他不會籃球。但他從小就愛打籃球，“因為VCR的劇本是那樣的，就那樣吧，”賈立平說，“我說其實會籃球，他（導演）說沒關係，我說那行吧。”

王昱珩接到節目組給他準備的臺本，評價為“一堆沒頭腦和不高興寫的東西”。他拒絕照搬，尤其討厭將兩位腦力選手置於對抗位置的臺本。那些臺本裡，他自己被定義為天賦型，而對手是努力型，兩個人誰也不服誰。“無非就是你薅我頭髮，我挖你眼睛。這像腦力選手嗎？打拳擊都不這樣的。”

桑潔對他的任性深有感觸，在很多環節上，“他說你要信我的話你就讓我來，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話

你就（放棄）。”她稱之為“恃才傲物”、“愛憎分明”。

節目組對他“又愛又恨”，愛是因為他能力強，人有觀眾緣；恨是因為不服管。他喜歡睡到自然醒，有時上午有安排，導演狠命敲門，驚擾了一層樓的人也叫不起他，“就差跪著敲門了”。他還曾因為不滿自己的社交隱私外洩，刪除了導演的聯絡方式，並要求對方寫1000字的書面檢查。收到這封努力湊齊字數、滿是感嘆號的檢查後，他把對方又加了回來。導演組感慨他的行為“像小孩子”。

最嚴重的不服管要數他在節目中自由發揮，令節目組措手不及。

“一葉一菩提”是《最強大腦》第三季第一期中國隊長爭奪賽的專案。節目組將前兩季的明星選手請來，爭奪第三季的隊長之位。“PK賽的收視都是往上走的。對，你看兩個人打架，總比看一個人在那兒耍大刀要覺得過癮嘛。”桑潔說。

沒有人願意和王昱珩PK，劉健是節目組找的第五個人。他權衡了半個小時，覺得自己能夠接受最壞的結果，就答應了。

這個專案要求從666片葉脈中找出指定的3片，但劉健是記憶選手，並不專攻觀察。王昱珩知道，節目組是想保自己。彩排的時候，他找出了3片，劉健沒有找到。

王昱珩和劉健早已成為朋友。他不喜歡與朋友對抗的火藥味，稱之為“猩猩打架”，他想要的是“惺惺相惜”。“我把他秒掉很好看嗎？”他很懷疑地問我。

他對劉健說，一定能讓你做到全身而退，你在場上需要多久，我就等著你。

正式比賽前，王昱珩看了一眼手機，收到女兒在擊劍比賽中受傷的資訊。對方的劍扎到女兒脖子上，在大動脈旁邊的面板上劃了一道。他心裡一涼，和家人相比，“這個比賽對我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

觀察葉脈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常規題目。他運用了想象力加推理的能力，從觀察到的葉脈區域性資訊，推匯出整片葉子的形狀；將指定葉脈想象成大小鸚鵡坐蹺蹺板的畫面存在腦子裡。

比賽的前半場風平浪靜。王昱珩花費了比任何一場比賽都要多的觀察時間，葉脈附在LED貼片上，背光，他直看得眼前有分明的紅藍兩色。他和劉健前後腳結束觀察，用了將近45分鐘。但結果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只寫了一片葉脈的座標。

劉健大吃一驚，心想，“這哥們兒要幹嘛啊？”他寫出了兩片葉脈的座標，不過很可惜，寫反了。

王昱珩最終還是贏了，但這戲劇般的轉折讓節目組慌亂不已。沒有人相信他找不出來。專案一結束，有導演衝上臺質問王昱珩，這一定是你設計的，你為什麼要這樣？知道後面還有很多比賽跟你有關係嗎？他回答，你們剪輯出來很好看，這設計都設計不出來。

當時賈立平正站在葉脈牆後，等候下一個出場。上場前，他被節目組告誡“不要自己當導演”。

王昱珩和我解釋，“那場比賽我只想告訴你，那不是一場比賽。那對我們兩個而言，就是一場我們最後的陪伴，只是我們用我們的方式在告別這個賽場。對我們來講那不是比賽，那只是一個專案，只是我們在一起，大家最後的45分鐘。”

他很想在自己最後的比賽結束後，把這段話說出來；然後再將自己如何找葉脈的方法和盤托出，解釋自己不是如評委所說“神一般的存在”，而是一切都有方法論可依。

他說他至今記得那3片葉脈的樣子，然後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出來。

艱難的高潮

《最強大腦》進行到第三季，如何持續性地給觀眾感官刺激，已經成為擺在製片人桑潔面前的大問題。“中國的電視觀眾口味反正大家都知道，都是那種喜新厭舊的，”她說，“我常講G點特別高，想讓他們高潮不容易。”第一季時驚豔的魔方牆過兩年再看，“也就是那樣”了。

最後一場晉級賽，出現了第三季中唯一一個滿分。一個叫蘇清波的選手返場，完成了一項高難度的專案：觀察由50名運動員15分鐘內奔跑路徑資料化的路線資訊，即時獲取50條變化中的行進路徑，然後準確復原指定的任意一條。

這個專案的難點在於多目標追蹤，選手要在15分鐘內將注意力合理分配到50個選手的路線上，還要將選手和路線匹配。

“大家快來看，月光寶盒打開了，快來看神仙。”王昱珩當時坐在第二現場，看到這個專案後拍案而起，斷定“那個題是人做不了的題”。他問現場的記憶選手陳智強能記幾個，陳智強說，2個，還不保證正確。

記憶選手李威也在現場。他解釋，如果轉化成記憶法，理論上相當於15分鐘記憶1000多個數字，還要將數字與人匹配。但數字有交叉排列和重合的情況，記憶的難度會增加。目前的世界紀錄是五分鐘記憶560個數字。這個專案的難度超過了世界紀錄。

同場的另一個專案俄羅斯套娃，轉換成數字有700多個，選手最少記憶了四十分鐘。

王昱珩和李威在第二現場一唱一和，直指節目造假。“我說我現場可以測一下你能不能有這水平。我拿一隻公雞、一隻母雞往地上一扔，跑，你給我把這公雞跟母雞10分鐘之內跑出的路線給我畫出來。”節目正式播出的時候，沒有放出二現場的畫面。節目組給出的原因是時長所限。

評委魏坤琳打出了10分的難度分，稱“這是本賽季可能唯一一個值得打10分的專案”。王昱珩說，節目結束之後，魏坤琳和他表示難度要除以10——也就是隻有1分。

蘇清波和我介紹過他的方法：提前記憶地圖，在地圖上定下150個樁子（即用熟悉的事物作為樁子，將需要記憶的資訊通過聯想與樁子進行關聯），然後將運動員的路線轉化為影象和數字記憶。

對於普通觀眾而言，這是一道理解門檻過高的專案。但專業記憶選手卻直接給出了結論：“絕——對——不——可——能。”劉健一字一頓地說。“他（運動員）在跑的時候不會說到那一個樁停在那兒等著你去記。”

“你說節目組假如說想造神，還不容易嗎？”劉健說。

魏坤琳拒絕對此事進行迴應，也拒絕了我的採訪，“我不適合談論選手的，知道太多也是壞處。”

看過節目的王昱珩憤怒極了，他隨後在選手微信群裡上了一堂“政治課”，發七條言辭極其激烈的評論斥責節目變質，說“你們記憶選手來展示背題現場演戲，我實在難以苟同，你們還年輕希望不要放棄自己的底線”，並告誡選手“你們都是人，不是神”。

他說完話後，那個群就成了一個死群，再無人言。

當天，王昱珩給選手組的導演說，自己要求退賽。選手、導演五六個人挨個去他房間找他，讓他顧全大局。他答應了。

節目組工作人員稱王昱珩為“順毛驢”。他對自己的弱點也心知肚明，“就是給我打感情牌唄。”

我向節目組求證此專案。導演蔣昕彤說，蘇清波賽前做了大量的準備，包括記憶場地路線、記憶運動員照片、為路徑編碼。跑步的路線是提前拍攝完成的，現場放出來，有即時出題的震撼感。這些繁複的設計，無法在短暫的電視時間裡展現。二現場選手的質疑，是因為“他們只看到了現場那15分鐘，也不知道別人之前做了多少功課。”

電視追求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效果。到這個專案，多數觀眾只能像看秀一樣期待結果，即便腦力選手也無法完全理解過程。 李威在評價這個專案時，脫口而出“這是一個假專案”，但隨即又對我的報道焦慮起來，“我們所有選手說這個是假的，也是基於我們的推測和分析，你有證據嗎？”

他的語氣越來越急躁，似乎陷入一種困局。一方面，“我學了這麼多年，現在我像個弱智一樣，看著一些大神在這裡表演，是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他認為節目組極為不易，“大部分專案是真的，你知道吧，你不能因為一個專案是假的，把別人辛辛苦苦這麼多團隊，這麼多人的努力給它一下子弄掉了。”

李威反覆質問我，“要不你來做，你怎麼做得更好？”他表明自己的立場，“我覺得是現實的，我不覺得它是對的。”

王昱珩換了一種角度。也許真人秀早被默許有種種設計，但一檔標榜科學的節目，標準在最初已經確定。“它（節目）確實也是業界的良心，”他在這裡見到了很多真實的人，真實的能力，他叮囑我：“這些你一定要寫。”

大腦的生意

《最強大腦》中出現過很多“世界記憶大師”。“目前上過《大腦》的、出現過的（記憶選手），可以說全都是記憶大師。就是從第一季到現在，有一個算一個。”劉健說，他是2010年的記憶大師。

記憶型選手是《最強大腦》的一大特色，他們能記住長串的座標數字、百家姓、打亂的撲克牌等等。記憶類的專案遷移性和表演性很強，適合電視。節目組會找來令人眼花繚亂的道具予以配合。在一位選手記憶動物區域性特徵的專案裡，節目組從各地尋到101條斑點狗帶回南京，這幾乎窮盡了全國可用的斑點狗數目。“你說我這個人邏輯思維特別強，那你怎麼展現你的邏輯思維呢？你說我抽象思維特別強，怎麼展現？”桑潔說。

在所有的腦力選手中，記憶類選手是唯一有機構認證標準的，即“世界記憶大師”。該頭銜是由英國人託尼·伯贊1991年創立的民間機構——世界記憶力錦標賽頒發。選手需達到三個標準，1小時內記住1000個隨機數字，1小時內記住最少10副撲克牌，2分鐘內記住1副撲克牌，即可獲得命名。

自從中國選手2003年首次參賽以來，“世界記憶大師”的格局發生了劇烈變化。目前世界上一共有294位記憶大師，中國人196名，佔2/3強。其中，僅2015年一年，中國就新增72位記憶大師。

中國選手拿出備戰高考的精神，找到了攻克這個英國民間組織的方法。按照記憶培訓機構的說法，一個成年人苦練三到四個月，可以拿下這個頭銜。中國籍記憶大師增速過快，使得該組織在2014年設定了新的晉級制度。

《最強大腦》的流行讓記憶大師、記憶培訓進入更廣大的公眾視野。相比於其他型別選手的可遇不可求，記憶類選手能夠做到量產。他們大多來自記憶培訓學校，在廣州新思維培訓機構的網站上，

標註著《最強大腦》節目中有15位選手出自他家。

許多選手本身與培訓界息息相關，明星選手王峰背後即是東方巨龍教育。這是一條清晰的利益鏈，選手靠拿頭銜進入記憶培訓行業，在節目中曝光增加知名度，記憶培訓與應試教育結合，開班授課。

方然是一家記憶培訓機構的負責人，他說：“如果沒有這個節目的關注的話，很可能大家日子過得都很難。”他透露，有位《最強大腦》的記憶選手為他的招生站臺，四天的價格是十萬塊。

王昱珩是應試教育的質疑者。第一季中，他看到了選手李勇的教育方式。李勇給12歲的兒子李雲龍制定嚴格的記憶訓練計劃，李雲龍同樣登上了《最強大腦》的舞臺，對陣國際選手時，誤以為自己答錯，現場崩潰大哭，但最終他被證明回答正確，主持人曾問他有什麼心願，他說希望能夠放三天假。

“這簡直太可怕了，”王昱珩說。他的教育觀念是，健康、快樂、見識排在知識之前。

學生應試是剛需，記憶培訓迎合了這樣的市場。節目組瞭解其中的利益鏈，但並不關心選手動機。“我們只是覺得這個選手如果能在這一期節目中給我們貢獻一些看點，就已經足夠了。”桑潔說。

真正讓節目組煩惱的是有大量機構打著“最強大腦”的旗號開辦培訓或者出版。維權道路漫長，為了把市場奪回，節目組決定自己進軍培訓界，走線上教育和線下宣講的路線。“我們《大腦》要做的就是要給自己去引流更多這樣的，把粉絲變成你的使用者。”桑潔引用安迪·沃霍爾的話說，“成功的商業才是最大的藝術。”

這意味著以後將有更多的記憶選手進入《最強大腦》，來完成閉環的產業鏈。王昱珩認為，這是對本身就值得商榷的應試教育毫無保留的擁抱。“五天背完一學年的書”真的能夠幫助理解嗎？“很多讀書人可以從寒門走出來，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說你們巧立心思地去鑽營這個事情……有時候未必捷徑就是正途啊。”

他所有的能力來自於那些給他帶來真正快樂的東西，畫畫，旅遊，養花鳥魚蟲，蒐集模型。同時，他在反思究竟什麼是“最強大腦”。他推崇學以致用，一位記憶選手將能力用於本職工作中醫，就比單純去刷比賽成績要有意義。而有些記憶選手能完成比賽，卻經常忘記自己的手機密碼。“給我的感受是，實際上有一部分人把一些特別無聊的事情當做興趣愛好不停地在做。”

我問過許多選手他們能力與生活的關係。賈立平說，自己玩魔方可以被人肯定，他之前內向、不懂得與人交流，參加魔方比賽收穫了極大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一旦獲得，就不再那麼重要。“我覺得我已經獲得足夠多的肯定了，我不太需要這些東西了，可以以後不用太在意這些了。”

李威有挑戰自己的野心，“自己在其他方面、體力方面，可能真的不能參加奧運會，在腦力方面有沒有可能破世界紀錄，拿個冠軍？”

生活有更廣闊的光譜，腦力是其中一色。王昱珩不滿的是，即便在展示腦力的層面，記憶力強常常與和“最強大腦”成正相關；而這背後，潛藏著應試教育的需要以及市場邏輯。

他決定以自己的方式解題，“我不能證明我是最強大腦，但是我可以證明你不是最強大腦。”

未完成的反抗

中日賽仍在繼續。這場錄製事後被證明是節目歷史上耗時最長的一次，像構造複雜的齒輪，不斷磨合著少女組合的流程，以及複雜的腦力比賽規則。錄製結束時，時針指向凌晨2點。王昱珩將在那個時候宣佈這是他的最後一場比賽。

第三個專案是速算。中國隊的陳冉冉和日本隊的土屋巨集明勢均力敵，兩隊比分膠著不下，直至拖入耗時一個多小時的加時賽。陳冉冉在軍隊的速算班裡訓練過12年，曾為國家獲得許多榮譽，打破過吉尼斯世界紀錄。現在她是一名律師，速算的能力常常被運用在超市結賬的時候。為了比賽，她每天下班之後，在地鐵上練習速算。

已是深夜，現場觀眾大多腹中飢餓，困頓不堪。鏖戰之後，平局的結果再次出現，但節目組並沒有準備更多的題目。一位導演衝到評委席，雙手劃開，表示持平。國際評審宣佈，中日戰平，速算這個專案中，陳冉冉和土屋巨集明不分伯仲，應雙雙晉級腦王賽。

所有的隊員上場接受祝賀。陳冉冉並沒有欣然接受這個結果，她反覆說，應該讓王昱珩去。評委回絕了她的提議。

王昱珩終於說出他早就想說的話，“這本來也是我的最後一場比賽”。他還想再說些什麼，卻沒找到合適的機會。主持人蔣昌建迴應到，“如果《最強大腦》的這個舞臺只是贏得了你剛才那個表態的話，那麼三季以來，我們所有的勞動和心血都被低估了。”

一個具有常人罕見能力的人，和一個推崇能力的舞臺，本應是雙贏的局面。但到現在，不知道為何有了互相辜負的錯位感。

按照賽制，比賽結束後，國際評委將從贏家中挑選一名隊員進入最後的腦王爭霸賽。如果平局，則會開啟一個事先封存的信封，宣佈本場最難的專案，贏者晉級。

王昱珩之前告訴我，信封裡裝的就是脣印那道題。但現在，雙方真的出現了平局，那個傳說中的信封並沒有被啟用。

節目組則表示，速算本就是最難的那一道題。事已至此，啟不啟用信封都沒什麼區別。

王昱珩仍感到欣慰，他展現了一道題的另一種解法。人的大腦有多種潛能，他的能力與快樂有關。

塵埃落定後的一個午夜，王昱珩和我講了他那天沒有在臺上講出的話，以及沒有完成的意外。

中日賽平局之後，如果既定的信封出現，他就會被選為參加腦王爭霸的選手。屆時，他將請劉健上臺，現場解密他們之前對陣的專案“一葉一菩提”。他沒有和劉健說，只告訴他“穿得正式點”。

然後，“我就讓劉健來替我去參加這場比賽（腦王賽）。但如果Dr. 魏跟規定都不允許、都不同意的情況下，沒關係，我參加可以。那我參加的時候，我就會故意誠心地，或者不小心地把腦王杯給砸掉，砸碎掉。”

他語氣緩慢，有一種孩童式的天真，拿不準是篤定還是誇張。

“不是說比喻意義上的砸，而是真砸嗎？”我問。

“對啊，我可以不小心胳膊肘一碰，（腦王杯）滾到地上，給它碎了。”

他還打算做三個小玩偶，小金人、小金雞、小金馬。砸完腦王杯之後，他會掏出這三個玩偶，當做賠償發給腦王賽的每一個選手，“因為我覺得他們演得很好。”

他覺得，這次意外沒有得逞的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提前說漏了嘴。聰明人另一個常見的特點，就是忍不住到處宣揚自己想到的那些精彩的點子。

“我真的不想看到這個舞臺，本身是一個素人的節目，變成一個造神、甚至跳大神的趨勢。”他說。

像村上春樹《再襲麵包店》中的主人公那樣，這是一個未完成的反抗。小說主人公想要打劫麵包店而不得，多年後得償夙願，但最終重歸束縛。打劫完成之後，只能繼續睡覺，“等待洶湧的潮水將我送往相應的地方。”

王昱珩和節目組的一個導演談起過他怒砸腦王杯的想法。那位導演告訴他現實中如何令洶湧的潮水各歸其位，解決反抗的方式很簡單——你說的這些屁話，都給你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