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上廣深四城的觀察結果為，北京居首，隨後為上海、深圳，廣州居末席，這個排序結果基本符合人們的日常觀察。需要指出的是，深圳在《機遇之城》前四期的報告中，第1、2期位列廣州前，第3、4期位列廣州後，本期又超過廣州，具體維度積分情況詳見分析部分。

除北上廣深四城以外，26 座城市的綜合資料梳理結果：杭州位居第一，隨後是武漢、南京、成都、廈門、西安、天津，至此排序與上年相同；接下來是長沙、蘇州、鄭州、珠海、青島、濟南、昆明、重慶、寧波，其中長沙上升了兩位，青島排在了濟南的前面，但重慶卻下降了三個位次。

後十位序的城市依次是無錫、福州、貴陽、大連、太原、瀋陽、烏魯木齊、石家莊、哈爾濱、蘭州。與上年不同的是，無錫的位次有所上升，瀋陽的位次有所下降。總體觀察，26座城市中前後兩端的城市在位序上沒有明顯變化，居中的則略有變化。

在進行全面的分析後，哪一座城市適合經商投資？哪一座城市適合購房居住？哪一座城市又會成為中國的機遇之城呢？下面的文章將會為您揭曉答案。

1、北上廣深四城市比較分析

縱觀全球，大城市都是國家的象徵，大國尤其如此。從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北上廣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的視窗，代表中國的形象。

資料顯示，四座城市中，北京上海分列第一、二位，深圳廣州排在第三、四位。

從維度積分來看，北京在“智力資本和創新”、“技術成熟度”、“健康、安全與治安”、“交通和城市規劃”、“經濟影響力”五個維度居前；上海在“區域重要城市”、“宜商環境”積分高居在第二；深圳在“交通和城市規劃”與北京並列、並在“可持續發展與自然環境”和“宜商環境”領先居第三；廣州在“區域重要城市”和“經濟影響力”維度均超越深圳，但因在其他維度居後總積分低而屈居第四。

在普華永道2016年對國際30座大城市的觀察中，北京綜合排名居第19 位，“門戶城市”維度在倫敦、巴黎之後、“經濟影響力”維度在倫敦、紐約之後均高居第三；上海綜合排名位列第21，“門戶城市”和“經濟影響力”維度均居第七。

這兩座城市在國際上綜合排名不是很靠前，很大程度上是受“成本”維度的影響，北京、上海在“成本”維度的國際比較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和第二位。廣州和深圳兩城市在我們以往對中國城市的觀察中始終不相伯仲。2014年和2015年深圳位列榜首，2016年和2017年廣州則為第一。但在“成本”維度，同樣，兩城居於末席。

成本高企，成為北上廣深在城市綜合比較中的共同特徵，引人思考。就城市本質特徵來說，北上廣深的個性是極其鮮明的。

北京是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科技創新中心，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金融中心，廣州則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北上廣三城均有著悠久的建城史，綿長的歷史孕育了厚重璀璨的文化傳統。

深圳卻是僅有40年曆史的新城。40年飛越千年以上，成為與北上廣並列、展示中國予世界的視窗。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動詮釋。

北京是京津冀區域的核心，上海居於長江經濟帶之首，廣州深圳則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心城市。京津冀區域、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均是國務院的規劃，已上升到國家級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具有戰略意義。特別是雄安新區，由中共中央領銜釋出，意義深遠。

“國家大事”幾個字質樸簡單，但對於華北平原的農業區域而言，對比深圳 40年前的漁村，足以引發無盡的想象。三大區域發展戰略打開了城市各自發展的格局，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展現了城市群、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局面。

2、智力資本和創新

“智力資本和創新”維度包括六個變數：專任教師變動率、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科技支出比重、研究與開發水平、創業環境、創新應用。

其中，廈門、蘇州、珠海在專任教師變動率變數上分列前三，表明人口增長對中小學教師的剛性需求，這一趨勢在“流動人口變動率”變數上也得到印證。“

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變數與專任教師都是觀察青少年教育，但角度有所不同。專任教師的變化側重的是流動人口的變化，這一變數的位序居前，往往是沿海的新興城市。

對中等職業教育的觀察是考慮本城市的技術從業人口的供給，中專畢業生一般是留在本城市就業的，有些中專技校往往就是本城市所在企業的教育機構，與實體經濟相關度高，因此相較於觀察大學生的規模，這個變數更有助於反映智力資本的長期影響。在這個變數居前的城市是武漢、太原、貴陽、南京、鄭州，多為工業重鎮。

“科技支出比重”排在前幾位的是珠海、蘇州、武漢、杭州、南京，這反映了這些城市在科技支出上的需求，同時，這些城市的財政實力相對穩定，對科技支出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其中，排在前列的是南京、武漢、西安、杭州、天津。最後兩個變數反映的是“雙創”，創新和創業，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杭州、成都、南京。這兩個維度與“研究與開發水平”一起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大學以上教育的成果，它們既反映科技創新的局面，也構成了智力資本的重要要素。

綜合看，由於南京、杭州、成都、武漢在六個變數的前幾位中出現的頻率最高，因此位居維度的前四名。

實務中，由於國家高度重視科技興國戰略，我國各城市均把科技進步和科技應用列入政府工作的重點，瀏覽各城市的市長工作報告，可以明確感受到這一點。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產業基礎和科技資源，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也會各有特色。

3、技術成熟度

自中央提出加強供給側改革以來，創新驅動戰略就上升為國家戰略，十九大更明確提出“創新驅動”是引領發展第一動力，鼓勵大力發展資源利用合理、附加值高的新興產業。

“技術成熟度”這個維度旨在衡量城市的尖端技術產業發展情況，包含五個變數：網際網路＋、數字經濟、軟體與多媒體設計、技術市場規模、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與上年不同的是，今年加入了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這一變數，以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為評價標準。

科技企業孵化器是落實自主創新戰略、培育高階、前瞻的和具有帶動作用的戰略性新興早期企業的搖籃，加入這個變數後，有助於衡量我國高階科技行業的應用狀況，使技術成熟度這個維度的觀察跟上城市發展的變化。

本維度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分別是：杭州和武漢（並列）、南京、蘇州以及成都，它們也分別包攬了五個變數的第一名。數字經濟變數用電子商務發展指數衡量，杭州在數字經濟變數位居第一。阿里是中國發展最早、規模最大的網際網路企業，總部位於杭州，使得這個城市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電子商務中心。

“技術市場規模”變數由“輸出技術成交額”和“吸納技術成交額”兩個分變數組成。武漢和南京在該變數位列前二，這兩個城市都是我國著名高校所在地。武漢現有高校80餘所，擁有在校大學生超過百萬人，是中部人才高地。

而南京則是東部的重要科研教育基地，高質量的人才儲備和豐富的教育資源，為產業高速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南京也同樣因為高校科技技術發展使得南京軟體業水平在國內僅次於北京與深圳，在“軟體與多媒體設計”變數中排名第一。

西安和天津在“技術市場規模”變數上與南京並列第二，顯示它們是與我國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集中的特徵有正相關的關係。

今年新加入的變數“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旨在衡量高新技術和新興產業所體現出的技術成熟水平，蘇州在26個城市中總分排名第一。蘇州作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蘇州工業園區更是我國首個開展開放創新綜合試驗的區域。

除工業園區外，蘇州納米城被譽為全球最大納米技術應用產業綜合社群，累計簽約落戶260多個納米技術相關企業和機構。2017年蘇州又新添了七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依靠這些培育和扶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服務機構，蘇州將會帶動長江三角洲區域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網際網路＋”使用了“網際網路＋數字經濟指數”作為衡量依據，直觀反映網際網路、雲端計算、大資料和物聯網等與農業、工業、餐飲、旅遊、交通運輸、零售電商、金融等各個行業的結合情況。

成都排在該變數的首位，成都被稱為“遊戲第四城”、“手遊之城”，數字遊戲產業蓬勃發展。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僅成都高新區就聚集了數字遊戲相關企業300餘家。

人才是“網際網路＋”發展的核心智力資源。成都高素質人才聚集度位居西部之首，是“網際網路＋”發展的人才供給高地。“網際網路＋”的發展能夠提高經濟發展效率，有效啟用發展潛能，拉動成都實體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4、區域重要城市

我國“十三五”規劃中提出，順應新型城鎮化發展，應以城市群概念替代點對點的城市發展，通過增強中心城市帶動功能，建設19個城市群。其中，由特大城市作為城市群中心，輻射並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繼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是城市群建設的核心。

“區域重要城市”這個維度反映了所觀察的城市在區域內的地位，並反映該城市對區域整體發展的帶動作用。本維度包括六個變數：“星級酒店”、“國際遊客”、“飛機起降航班”、“客運總量”、“貨運總量”和“會展經濟發展指數”。

觀察的物件既包含省會城市，也考慮了區域內經濟發達的城市，同時也選擇了與國際交往關係深厚的門戶城市。統計表明，重慶、成都、杭州和南京（並列）、廈門排名位列前五。

其中重慶在“國際旅客”、“客運總量”和“貨運總量”變數都位列前三名，成都在“客運總量”和“會展經濟發展指數”變數排名第一；體現了這兩座城市在中西部地區城市群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杭州憑藉近年來經濟迅猛發展，對外交往越來越頻繁，在“星級酒店”變數排名第一。南京和廈門發展整體比較平衡，分別作為東部地區重要中心城市和東南沿海重要城市在區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

重慶在“貨運總量”變數蟬聯第一的同時在“客運總量”變數排名第三，作為長江上游唯一彙集水陸空交通資源的特大城市，在西南地區承擔交通樞紐戰略地位。重慶通過近年發展，建成了“二環十射”高速公路網和“一樞紐八幹線”鐵路網，港口年吞吐量1.6億噸；同時，“渝新歐”國際集裝箱班列實現常態化、一卡通執行，全程開行時間縮短至13天，成為中歐陸上貿易主通道。

成都作為中國第四大航空樞紐、全國第五大鐵路樞紐，同時國際化步伐在顯著加快，成都始發到達波蘭羅茲的“蓉歐+”國際班列已常態化，成都開通的歐洲、北美航線數量居於中西部地區第一位，成都在“客運總量”變數第一，可謂是名至實歸。

此外，成都作為國際門戶樞紐城市，會展經濟發展迅速。昆明在“飛機起降航班”變數排名第一，一方面緣於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的門戶城市和區域性交通樞紐，另一方面是基於中國以及亞洲區最大的鮮切花供應地。

廈門在本維度六個變數中有三個都位列前三，尤其在“國際旅客”和“會展經濟發展指數”變數排名第二。廈門在2017年成功主辦了“金磚國家峰會”後，帶動了其會展經濟發展，同時其優美的港口城市環境和經濟特區地位都會在未來繼續助力廈門的城市發展。

相信通過區域重要城市的內在提升帶動城市群發展，進而提升區域協調發展勢必將成為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新方向。

5、健康、安全與治安

十九大報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並明確指出下階段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健康、安全與治安”維度的設計是為了考察城市管理中居民健康醫護資源、城市安全與治安水平，進而為城市管理者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議。

在本維度中設計了五個變數，分別是“醫護資源”、“醫療設施”、“養老服務”、“城市交通安全指數”和“災害損失”。本維度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杭州和成都（並列）、西安、太原和貴陽，隨後是武漢、珠海、長沙和鄭州（並列）以及濟南。

在本維度排序中，城市分佈沒有明顯的地域差別，但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為省會城市。這是因為我國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城市管理資源相對充裕。

杭州作為本維度排名第一的城市，在“養老服務”變數排名蟬聯第一，主要得益於對養老服務的重視和多年的積累發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杭州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因此杭州市一直高度重視養老工作，提前形成“9064”的養老服務格局（即老年人口中，以社群為依託、社會化服務為協助的自主居家養老佔90%；享受政府購買服務的居家養老佔 6%；入住養老機構集中養老的佔4%）。

同時，杭州在養老方面政策的創新也很值得其他城市借鑑；近年來，杭州連續出臺養老服務綜合性指導檔案11個、配套政策30餘個、6個地方標準。同時，成立市領導擔任組長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及養老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領導小組，統籌推進養老服務工作開展。

此外，貴陽在本維度排名有所提升，這與貴陽近年來經濟發展也呈同向趨勢；過去5年貴陽市經濟增速連續4年位居全國省會城市第一，同時貴陽著力發展新興科技，獲批建設國家級大資料產業發展集聚區、大資料產業技術創新試驗區，成為國家大資料（貴州）綜合試驗區核心區。

經濟的發展可以進一步帶動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為居民提供更豐富的生活便利和健康治安保障。

本維度中有四個在具體變數上居末席的非省會城市，即珠海、蘇州、無錫、廈門，還有一個非省會城市寧波在某些變數上的排位也偏後，儘管它們中大部分城市的維度排名並不太靠後，但它們在具體變數上普遍靠後的現象反映出，這些經濟快速增長的沿海開放城市在“健康、安全與治安”維度關注的方面還有待進一步的改善。

6、交通和城市規劃

本維度重點關注以下七個變數：“人均道路面積”、“公共交通系統”、“軌道交通覆蓋面”、“城市擴充套件速度”、“城市流動人口狀況”、“綠化面積”和“居民住房保障”，前三個反映城市交通狀況，後四個描述城市規劃情況，在此基礎上對各個城市的交通和城市規劃現狀進行分析。

其中，“城市流動人口狀況”觀察的是城市5年間流動人口的變動。在這個維度中，珠海和南京在多數變數中排位靠前，因此總排名連續兩年位列前茅。排名緊隨其後的是杭州、廈門、武漢和西安。

近年來，軌道交通在解決城市擁堵，提升居民出行效率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一種新型、便捷、環保的出行方式，軌道交通越來越被政府重視，幾乎每個城市的“十三五規劃”都提到要完善並優化軌道交通的建設。

從排名上看，南京在“軌道交通覆蓋面”變數中表現突出，已連續3年位居第一，主要得益於南京多年的軌道交通建設。目前南京地鐵里程數位居全國第四，在未來五年間，南京本地及輻射周邊一小時都市圈將要新建17條軌道交通線路。

值得關注的是，在常住人口數量不佔優勢的條件下，南京的人均綠地面積仍保持了排名第一的位置，體現了政府在綠地建設和市政規劃方面持續做出的努力。

“公共交通系統”變數由兩個引數計算得出，分別是公共交通客運週轉率和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量。由於烏魯木齊常住人口相對較少，同時也是區域重要的綜合交通樞紐，因此在該變數中排名第一，表明烏魯木齊人均擁有的公共交通資源是相對充足的。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武漢和西安的排名較去年都有所提高。這兩個城市排名的上升同樣得益於城市交通的高速發展。

武漢作為全國高鐵網路的軸心，城市發展依靠快速通達的交通優勢，目前，以武漢為中心，“1234小時”交通圈正在逐步建立，“鐵、水、公、空”一體化的綜合交通體系也在逐漸完善。

西安與武漢類似，是中國八大鐵路樞紐之一，正在打造“國際運輸走廊”和“國際航空樞紐”重要城市，“米”字形高鐵預計2020年建成通車。除此之外，西安也在加緊建設城市軌道交通，自2017年起，西安在建線路總里程達203.2公里，形成史無前例的九線同時建設局面。

7、宜商環境

宜居城市相區別，宜商環境更注重從投資者的角度考察城市是否具有吸引國內外企業來此發展的軟實力。包含：“創業便利性”、“人均勞動糾紛數”、“物流效率”、“資本市場參與度”、“商業運營風險”、“財政收支平衡度”和“外貿依存度”七個變數，反映城市的市場經濟環境和綜合治理狀況。

在對26個城市的各項變數進行梳理後，綜合積分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別為 ：蘇州、南京和杭州。蘇州在“財政收支平衡度”變數排名第一，這意味著蘇州的財政分配可以保證市場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同時，穩定的地方財政也營造出安全的投資氛圍，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

杭州在“創業便利性”變數排名第一，得益於杭州近年來大力支援創新創業。作為阿里集團的發源地與總部所在地，杭州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電子商務中心、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創新中心。

此外，位列總排名第五的廈門在“外貿依存度”和“物流效率”變數中分列第一和第二。

“外貿依存度”變數用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重衡量，廈門位居第一得益於其近年加大了創新創業力度，以生物技術、計算機高整合製造技術、材料技術、光電技術等產業為主的高新產品成為出口領域的重要支撐，拉動出口回溫轉正。

2017年在廈門舉行的“第九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又為廈門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2017年上半年廈門與金磚國家的進出口額上漲60%。同時，我國的國際貿易已逐漸由外部拉動向內部驅動轉型，這有利於解決外貿依存度較大的城市所面臨的問題，實現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物流效率”變數由“人均貨運總量”和“人均快遞業務量”組成，該變數廈門緊隨寧波位列第二，這兩個城市都是東部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寧波擁有全球吞吐量第一的大港寧波舟山港，優勢得天獨厚。

廈門除了港口的地理優勢外，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也促進了物流效率的提升，2017年“雙11”前三天廈門的收派件總量就創下歷史新高，三天達到700 萬件，廈航進出港全部航班貨艙滿倉，體現出廈門強大的物流吞吐能力。

位列第六名的武漢，與上年報告相比位次明顯上升。武漢在本維度排名的上升得益於綜合實力的提升，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變數是“創業便利性”，這得益於近年來武漢在鼓勵企業創新創業方面做出的努力。

2017年武漢釋出了《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支援創新創業發展新經濟的政策清單》，被稱為“新黃金十條”，該政策借鑑了國內外支援創新創業和新經濟發展的經驗做法，促進了武漢在加強企業創新創業方面的發展，奠定了武漢作為中部崛起重要城市的地位。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蘭州的總排名雖然位次居後，但是在“人均勞動糾紛數”變數中表現出眾，連續四年位居第一，這體現了蘭州企業對員工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市場環境的因素。綜合看，這個變數積分高反映企業在組織生產秩序方面的便利。

8、文化與居民生活

本維度變數反映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但這個變數包含了多重要素，一是從財政支出中的文體與傳媒支出的比重來衡量，二是從文化、體育、娛樂等專業人員佔就業人口的比重來衡量，是一個複合變數。

另外通過“交通擁堵狀況”、“空氣質量”、“生活質量”三個變數來觀察居民生活。資料計算結果顯示，珠海位列第一，隨後是廈門。反而南京、長沙、福州、武漢、杭州等大城市沒有佔據優勢。

珠海位列第一顯然是城市發展戰略的結果，從改革開放伊始，珠海作為首批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在發展戰略上便把科研開發和教育產業作為長期發展目標，使產業佈局和生活佈局均衡配置。

生活佈局考慮到了鄰近澳門發展旅遊產業的需要，道路、住宅、公園配套規劃有序，綠色水產養殖和蔬菜科研基地提高了城市的生活質量；產業佈局則可見眾多大企業的後臺研發基地和知名大學的分校，沿海建設的情侶大道更成為城市馳名中外的名片。經過長期堅持，珠海這座小城已成為各種宜居城市排名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廈門也是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文化傳統悠久，居民視野開闊，民風民情祥和。廈門在這個維度領先也是城市管理者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的結果，長期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注重保護環境、注重社會文化建設，使廈門一直儲存著獨有的特色。

廈門在這個維度居前也對廈門在“區域中心城市”維度領先作了補充：廈門是一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均衡發展的城市。

在“文化活力”變數上，居前三位的是成都、長沙和西安，加上排在第五位的太原、第七位的貴陽、以及並列第九位石家莊、蘭州，大多是中西部城市。

從現實生活中觀察，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的文化產業是多姿多彩的，電影、戲劇、文化周、多媒體拓展了文化領域，多種娛樂休閒方式豐富了城市生活。

排在“交通擁堵狀況”變數前幾位的是幾座相對小的城市：無錫、蘇州、寧波、廈門，這很有啟示性。原因可能是多重的，既有城市基礎好的因素，也可能是城市文化傳統深厚促使城市的發展規劃遵循了城市的發展規律，或許還有外來投資中華僑比重較高的因素。

總之，這些城市經濟體量增長快速，流動人口多，居民生活水平高，也會有交通擁堵的城市病，但它們卻相對不那麼擁堵。這對於這些城市進一步的發展而言，是值得珍惜的。

9、經濟影響力

城市是經濟成長的產物，同時經濟成長也塑造了城市。城市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對周邊區域和中小城市的影響力，我們從“知名企業數量”、“金融從業人員”、“吸引外商投資”、“城市服務業比重”、“地區生產總值名義增長率”、“農業機械總動力”六個角度來觀察。

其中，反映企業聚集程度、外商投資、服務業和GDP增長速度的變數比較直觀，比較特別的是“金融從業人員”和“農業機械總動力”。

“農業機械總動力”反映的是工業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應用程度。資料梳理的結果，在“經濟影響力”維度排在前兩位的是杭州、天津。杭州得益於在“知名企業數量”變數中積分最高，天津則是因為在兩個變數中排在第一位。

作為直轄市的天津，在26座城市的排名中僅列第七位，天津在這個維度能夠凸現出來，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金融從業人員”採用的是按絕對數取值。

另一座直轄市重慶也有類似狀況，儘管重慶在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影響力很大，但在我們的評估工具梳理下並不突出，很大程度緣於市帶縣的面積大。

本維度“農業機械總動力”這個變數上尤其明顯。該變數重慶排在末位，一是因為重慶的農村地域廣大，使得計算公式的分母數額大，二是因為重慶多山，可耕地多為小面積地塊，不適於機械化作業，使得計算公式的分子數額小，計算結果只能排在末位。

這是客觀因素使然。在“農業機械總動力”這個特別的變數上，排在前列的有長沙、廈門、寧波、珠海。長沙是機械工業重鎮，特別是民營工業企業發達，它們緊隨市場開發產品，工業機械產品就近普及應用，促使農業機械化程度相對較高。

廈門、寧波、珠海是東南沿海城市，原本農業耕地資源並不充裕，但由於水產資源豐富、灘塗廣闊，而水產作業的機械化程度高，因此使得這三個不是省會城市的沿海城市在這個變數上排在前面。

對於具體城市來說，評估經濟影響力還要考慮具體城市的地理環境、產業特點以及與其他方面的特定關聯，從而發掘符合城市自身的發展機遇和前景。

10、成本

成本維度包括六個變數：“職工平均工資”、“公共交通成本”、“商業用地成本”、“住宅價格”、“食品價格”、“生活服務價格”。觀察角度是站在投資人的立場，分別從人工成本和不同方面的支出成本來觀察。

在這個維度上，各城市的資料梳理結果差異很小，但由於我國的平均工資較低，因此生活支出上的微小差異也會對消費傾向帶來影響。

資料梳理的結果顯示，排在前列的、即生活成本相對低的大多為中西部城市，排在後面的、即生活成本相對高的大多為東南部城市，如果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排列在內，這一趨勢會更為明顯。

在本維度中排在第一二位的是太原和石家莊，太原因“公共交通成本”、“生活服務價格”相對低而居前，石家莊則因在“職工平均工資”、“商業用地成本”、“食品價格”變數上積分高而排在前列。

在26座城市的總排序中居後位的烏魯木齊，在“住宅價格”變數上位居第一，不僅顯示了實際生活成本的某一方面，而且使該城市的總積分有所提高。烏魯木齊在總排序中超越了石家莊、哈爾濱、蘭州，在這個變數上積分高是因素之一（烏魯木齊在維度八的“城市服務業比重”變數上也有突出表現）。

26座城市中，投資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杭州，特別是在公共交通和住宅價格變數上排位明顯。珠海在維度排名中跟在杭州後面，成為26座城市中成本第二高的城市，緣於在“食品價格”和“生活服務價格”兩個變數上位置突出。

從人們在實際生活的感受上，也能體會到這兩座城市的消費水平偏高。隨著城市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應地社會生活成本上升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對於城市管理者來說，如何在發展中提升管理效率、從而減少社會交易成本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問題。

來源：正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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