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著作《萬曆十五年》的優秀讀後感範文3200字：“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是《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就這本書提出的大歷史觀。先生出生於1918年，1936年考入南開大學機電工程系，抗戰爆發後輟學參軍，1940年中央軍校畢業，加入駐印遠征軍，後赴美求學，獲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以歷史學家、中國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著稱。多彩的人生經歷，使得先生能夠以廣博的學識，嫻熟的文字功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給我們展示了大明王朝的興衰畫卷。先生高屋建瓴，巨集觀的評價了這個王朝的興衰歷程。
經歷了唐朝的藩鎮割據後，統治者似乎覺得應該遏制武官權利，提倡文官精神。萬曆皇帝當政時，大明王朝已經運行了一百年，整個朝代文官制度成熟，政治組織基本上為一元化。這個王朝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支柱為道德，管理方法依靠文牘。為人君者的施政目標，是使人民豐年得以溫飽，凶年免於死亡。政府的職能是選賢任能，提倡誠信與和諧。在這樣的治國綱領下，明朝政府出現了很多讓人啼笑皆非的現象，就今天看來，也是發人深思的。
以文官制度為例，到萬曆當政時，文官制度已經形成體制，對整個朝廷具有絕對的控制能力，以至於萬曆皇帝曾經有28年不上朝，而國家行政憑藉慣性也照常執行。對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

首先是官員的發跡。文官踏入仕途，無一例外都是通過科考，在考取功名之前，都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人，在執行職務之前，已接受過道德倫理的薰陶，憑藉道德教育中的善、惡作為為官處世的原則和標準，道德至高無上。文官的道德觀念，不僅可以指導行政工作，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於具體的技術問題，比如治水，修路，架橋，和周邊國家的互市以及對邊民的治理等等，則是各地巡撫的事情。因此所選巡撫如果德才兼備，當然會使地方受益，否則就只能寄希望於朝廷選派下來的官員能夠在某一方面有專長，但是這種希望非常渺茫，因為朝廷用人的首選是關注道德優劣，並不是其他。
其次是官員的俸祿。明朝建國之初，經歷了長期戰亂，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從洪武皇帝開始，上至皇帝，下至黎明，都厲行節儉。當歷史發展到萬曆年間，時間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但是官員的工資仍然極低，為了解決官員家庭的基本開支，朝廷默許每年在收取賦稅時可以多收一成，作為官員私人用度，稱為“火耗”，這一慣例一直沿襲到清朝雍正年間實施的“火耗歸公”，才徹底結束了這種怪現象。
而“火耗”的多少是以官階的高低來決定的。官員收入的第三個渠道是下級的送禮，明朝官員每隔一定時期就要進行考核，稱為“京察”，以考核結果來決定官員的遷升調任，眾多官員為了升官或者保位，不惜層層賄賂，有些官員一次收到的賄賂銀兩就相當於十年的俸祿。這一筆收入不僅和官階有關，也和供職部門有關。“火耗”和“京察”導致了大明王朝經濟管理的混亂，皇帝和高層對此心知肚明，卻不加干涉，認為這是情理之中，只是希望這些官員能夠牢記聖賢之道，適可而止。
對於社會財富的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明朝在財富分配上，由於缺乏指導性意見和綱領性檔案，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秩序的混亂，典型表現就是文官內部不睦。
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際關係。明朝官員的收入，除了年俸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觀的，所謂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讀後感作文（http://www.yuananren.com/）：大部分官員覺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證他們士大夫階層的生活體面，與個人情操無關。所以他們盡心盡力的工作，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也有相當數量的官員，聲名狼藉，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髮指。另一部分官員則是極端人物，清高自負，一絲一毫不苟取於人，是絕對的道德典範。這三者之別，是文官之間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
文官不睦的第二個原因的關於考核。對官員的考察，難以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當，由此來定高低之別。因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而是以四書五經的倫理作為主宰，一切行政技術，完全是為了在平衡狀態下維持現狀而產生，這種維持的關鍵在於防止壞事的發生，而不是站在技術的角度瑣屑的去解決社會問題。所以官員是否能維持這種平衡，則成為考核優劣的標準。一旦是差評，則官員一生事業付之東流，於是官員相互照顧，相互保護安全。在這種“相互”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別。
曾經有同事和我討論《萬曆十五年》，問我“張居正、申時行、海瑞，你願意做哪一種人？”我說哪一種都不做，因為他們都是失敗者。
張居正是萬曆首輔，他的初衷很好，激進而大刀闊斧的推行萬曆新政，國庫確實充實了很多，明朝也出現了一些暫時的新氣象，算得上是一個有作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畝脫離實際，不符合當時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時候，他不僅不會從技術的層面來思考其中障礙，反而剛愎自用，強行推廣，結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後來下臺的速度。
張居正從小聰明過人，十六歲考中舉人，飽受傳統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時行的說法，認為人的慾望有“陰陽”兩面，陰的一面是人自己內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慾，而陽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於人的表現。所以作為首輔，張居正理所當然的贊同節儉，也要求官員節儉，這是他“陽”的慾念。另一方面，他出生於一個秀才之家，從未大富大貴，一旦高居顯位，就極度奢靡，在他看來，自己作為首輔，勞心勞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剛愎自用，個人生活的陰陽兩面，成為了張居正被人攻擊的原因，以至於死後都不能入土為安。這讓我想到了在競選制的國家，在審查競選資格的時候，競選人的財產也要被列為參加競選的條件，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萬曆年間文官不睦，是申時行上臺後著重要解決的問題，他以“和事老”的姿態出現在萬曆年間的政治舞臺上，認為大明的最大事務就是緩解文官之間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夠在平衡狀態下得以執行。他之前追隨張居正，親自目睹了張處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觀上控制或者嚴禁文官之間的不睦，當然他也見證了張居正最後的結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讓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時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訓，他的經驗就是：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習慣是否相悖，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樓閣。儘管如此，三派文官對他還是不滿：搜刮自肥的人認為他太假，甘守清貧的人不滿於他對貪官的溫和，而大多數人認為他沒有是非觀念.....，所以一旦機會來臨，他也被眾人踩在腳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異類。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標準，然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執行，但是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作用，他認為人的行為可以簡單的分為“善、惡”兩個範圍，甚至在一些不能決斷的案件上，也可以憑藉善、惡來裁決。他認為君子為官的動機，無非就是惻隱與義憤，所以他的信條和個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其悲劇性的結局說明了以個人的道德之長，仍然不能彌補組織和技術之短！
張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強硬手腕，開創了萬曆新政，但是並沒有讓他成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於主觀能動性過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後幾乎被挖出來鞭屍的地步。申時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處世原則，最後讓自己成為了所有文官的敵人。海瑞的執著與堅守，一生的仕途陰差陽錯，他的死，讓很多人嘆息：這個人終於死了！
其中滋味，令人回味無窮。
有人說過讀史是讓人成熟最快的辦法，但是世事變遷，歷史就擺在那裡，而我們卻沒有多大的啟發。有時候以滿腔的熱情，並不能夠收到我們預期的效果，所以“人定勝天”成為了一種沉重的笑話。
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教給我們很多的美德，傳承至今，卻讓我們越來越迷茫。“扶與不扶”的爭論，成為了一個二難選擇題，所以，在美德之下，還應該有一種技術層面的東西來支撐。就像一個蠻夷酋長當剿當撫，使黃河水道南移或北遷的利弊，光憑滿腔熱情，光憑至高無上的道德，是不能解決的。更何況在某些領域，甚至連熱情，連道德都微乎其微。所以在熱情、在道德之外，還應該有一些別的技術層面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