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中開啟“金手指”的人：瓦解世界金融體系的倫敦銀行家
編者按：2017年，樂施會發布報告顯示，全球最富有的 42 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一半世界人口所擁有的財富總額。而在 2016 年，這一數字還是 62 人。世界人口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我們似乎早已經接受並且習慣了這種不平等的現象。但要知道，其實原本並不是這樣，二戰之後世界經濟與財富發展趨勢與現在恰恰相反。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轉變呢？背後又有什麼原因呢？ 本文節選自 Oliver Bullough 所著 《 Moneyland: Why Thieves & Crooks Now Rule The World & How to Take It Back 》（《富人國度：為什麼現在是小偷和騙子統治這個世界？怎樣收回控制權？》）一書。
每年一月份，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召開，與此同時，國際援助與發展組織樂施會（Oxfam）都會發布最新一期的報告，計算出全球最富有人群所擁有的財富金額，告訴我們這些富有的人群正在變得更加富有，全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2016 年，樂施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最富有的 62 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一半世界人口所擁有的財富總額。今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 42 人：也就是說全球最富有的 42 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相當於世界上 35 億（一半的世界人口）最貧困人口所擁有的財富總額。
新聞界對於樂施會每年一次的財富報告都會進行相關的報道，但報告所暴露出的不平等現狀似乎已經不再讓我們那麼震驚了。我們已經接受了富有的人群變得更加富有這一現象，似乎這就如同四季更迭一般平常。但我想我們應該密切關注這樣一個問題：這些富有人群財富不斷增加，使得他們對於我們的政治和媒體有了更大的掌控權。曾經的民主國家正在淪為財閥統計的集團，原來財閥統治的社會正在向著寡頭統治方向轉變，而原來的寡頭統治執政集團又進一步墮落為殘暴的盜賊統治局面。
但其實最開始並不是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時間內，世界經濟與財富發展趨勢與現在恰恰相反：當時是窮人變得越來越富，貧富差距越來越小，所有人都變得越來越平等。要想知道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轉變，要想了解背後的原因，我們就需要回到矛盾出現的時刻，回到新罕不什爾州的一個度假勝地，在那裡一群經濟學家試圖確保人類未來正確的發展方向。
但最終他們的夢想以失敗告終，而一位倫敦銀行家徹底打破了原本的發展趨勢。
佈雷頓森林體系與《金手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時間裡，資金按照其所有者所希望的方式在各國之間流動，一味地追求利潤，破壞了貨幣和經濟的穩定狀態。雖然經濟狀況崩潰，但許多富人卻變得越來越富裕。這種經濟領域的混亂狀況導致德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出現了極端主義政府，推行競爭性貨幣貶值以及以鄰為壑的關稅政策，引發了貿易戰爭，並最終加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
同盟國想要防止類似情況再度發生。於是，1994 年，在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度假村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同盟國就達成一個詳細的、能夠永久阻止不受管控的資金流動經濟框架進行了談判。他們希望這一框架能夠改變政府利用貿易作為欺凌鄰國武器的現象，並建立起一個有利於確保和平與繁榮發展的穩定體系。
在這樣一個新制度體系之下，所有的貨幣都將與美元掛鉤，同時美元又與黃金掛鉤，並將一盎司的黃金定價為 35 美元（現在這一價格大約是 500 美元/394 英鎊）。也就是說，美國財政部承諾，如果某個外國政府拿出 35 美元，那就一定可以購買一盎司黃金。美國政府承諾提供足夠的資金來支援國際貿易的進行，並保持足夠的黃金儲備量，以保證美元的價值。
為了防止投機者對這些固定貨幣進行攻擊，跨境資本流通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他們提出貨幣可以轉移到海外，但只能以長期投資的形式進行，而不能通過短期貨幣或債券投資形式進行投機。
要想搞清楚這一體系的運作原理和方式，你可以將其想象成一條遊輪。如果這條遊輪只有一個大的油箱，那這一油箱中的油會隨著風浪的顛簸前後晃動，導致船身不穩，發生翻轉甚至沉船等事故。但是佈雷頓森林會議將這些油分配到相對較小的多個油箱之中，一個油箱就相當於一個國家。這樣一來，油雖然也會隨著風浪在一個個小油箱裡來回晃動，但這種力度不足以對整條船的穩定性產生破壞。
在這一制度體系消失之後，對其最好的回顧和闡述作品就是《007》系列小說作品中的《金手指》一書。同名電影情節略有不同，但講述的都是一名蘇聯特工試圖通過干擾黃金儲備來破壞西方金融體系的故事。在《金手指》一書中，英格蘭銀行一位被稱作史密瑟斯上校的官員告訴詹姆斯·邦德說，“黃金及其與黃金掛鉤的貨幣是我們國際信貸體系的根基”，但問題在於對於每根金條，銀行只會支付 1000 英鎊，這樣才對標一盎司黃金 35 美元的定價，但是同樣的黃金在印度的價值其實高出 70%，因為那裡對黃金首飾的需求格外高。因此，將黃金走私出國並且銷往海外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行徑。
《金手指》中的反派人物奧瑞克·金手指（Auric Goldfinger）從急需用錢的普通英國人那裡購買黃金首飾和飾品，然後對這些黃金飾物進行熔鑄，並將熔鑄之後的黃金裝飾到自己的勞斯萊斯車上，開車去往瑞士，對這些黃金進行再處理，然後運往印度。金手指的這種行徑不僅會破壞到英國的貨幣和經濟穩定狀態，而且還能利用到他所賺取的利潤來資助共產黨人和一些異端、不法分子。史密瑟斯上校告訴詹姆斯·邦德，數百名英格蘭銀行工作人員曾共同嘗試阻止這種騙局的發生，但金手指太狡猾了。他已經不動聲色地成為了英國最富有的人，在巴哈馬的一家銀行金庫中儲存了價值 500 萬英鎊的金條。
史密斯上校說道：“邦德先生，我們請求你將這位金手指先生繩之以法，將這筆錢拿回來。你知道現在的貨幣危機以及高額的銀行利率現狀吧，英國急需這些黃金，越快越好。”
按照現代標準來看，除了躲避稅收之外，這位金手指並沒有犯其他什麼錯誤。他以人們能夠接受的價格購買黃金，然後在另一個消費者願意為此支付更多貨幣的市場上出售。這是他的錢，也是屬於他的黃金。那這其中到底有什麼問題呢？他的這一行為促進了商業資本的運轉，更有效的將資金用於最有價值的地方，難道不對嗎？
不對，因為這違背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主旨和意義。史密斯上校認為這些黃金不僅屬於金手指，同時也屬於英國。佈雷頓森林體系並不是將貨幣所有者看作是唯一對其有發言權的人。根據制定的規則，創造這些貨幣並且保證這些貨幣價值的國家也擁有相應的權利，他們需要為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限制貨幣所有者的權利。在布林頓森林體系的制定過程中，同盟國志在避免再次出現戰爭期間的蕭條以及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慌情景，因此他們決定在國際貿易方面，社會權利大於貨幣持有者的權利。
對於生於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的人來說，這一切似乎很難想象，因為現在的體系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資金在各國之間不斷地流動，無論是中國、巴西、俄羅斯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能尋嗅到投資機會。如果一種貨幣估值過高，那投資者就會敏銳的感受到這一現象，就像一群鯊魚遇到一條病鯨一樣聯合對其發起襲擊。在出現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資金會重新回到更為安全的黃金或美國政府債券的形式，而在經濟繁榮發展的時期，這些資金會被用來尋求良好的投資回報率，從而不斷助推其他地方的股價。流動資本的這種浪潮具有這樣的力量，除了最強大的政府之外，它們可以沖刷掉其餘所有的一切。要是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那幾十年裡對歐元、盧布或英鎊的投機性攻擊就不可能發生，因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就是為阻止這種攻擊行徑而設定的。
事實證明，佈雷頓森林體系也確實非常成功：大多數西方國家在整個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一直維持著經濟增長狀態，幾乎沒有間斷過；社會變得更加平等；政府在公共衛生和基礎設施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這些成就的取得也並非易事，背後必須要有高額的稅款作為支援，富人要想從稅務人員手中轉移走自己的資金可以說難上加難。披頭士樂隊的粉絲們肯定記得他們在《收稅員》（Taxman）這首歌中所唱的，“你留一先令，十九先令給我（收稅員）”。這首歌可以說準確地反映了他們交給財政部門的收入金額比例，繳納標準是按照 95% 的邊際稅率。
不僅僅是披頭士樂隊討厭這一體系，滾石樂隊也是如此，他們為了逃稅集體搬到了法國，並在那裡錄製完成了雙面專輯《Exile on Main Street》。除此之外，巴林銀行創始人後裔羅蘭·巴林（Rowland Baring）爵士（在 1961 年至 1966 年間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也同樣對這一體系持反對態度。他在1963 年遞交給政府的一份宣告中寫道：“外匯管制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我認為從道德層面來看這是錯誤的做法。”
醞釀之中的改變
巴林之所以排斥這些限制性條款的原因之一是它們扼殺了英國金融經濟的發展。一位負責英國一家大型銀行的銀行家成這樣感嘆道：“這就像是你開著一輛動力十足的汽車，但卻保持每小時 20 英里的行駛速度一樣。銀行好像陷入了一種麻醉狀態，整個呈現出一種夢幻般的生活。”在那段時期，銀行家上班狀態可以說是遲到早退，並且工作時間很大一部分都用於享用豪華的自助午餐。沒有人對工作格外上心，因為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事情。
現在的你似乎很難去想象繁華的倫敦金融中心竟然曾一度瀕臨消亡。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時期，倫敦金融中心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幾乎發揮不了什麼影響力。記錄 60 年代社會現狀與發展的著作也不會提到這一金融中心，儘管如此，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正在那裡默默地醞釀，這對世界的改變意義將遠遠超過甲殼蟲樂隊或者是英國當代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成就，這將會破壞掉佈雷頓森林體系所達成的限制性措施。
其實，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在 1959 年出版《金手指》一書時，這艘國際油輪的油箱就已經出現了一些洩露。這背後的問題在於並非所有的外國政府都相信美國會履行其將美元用作公正國際貨幣交易的承諾。他們的這一質疑也並非毫無道理，因為美國也確實並不總是能夠擔當起公平的裁判這一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時間裡，美國政府就扣留了南斯拉夫國民銀行之前存入美國的黃金儲備。處於慌亂狀態之中的東歐集團國家也因此養成了將資金儲存在歐洲銀行、而不是美國銀行的習慣。
同樣，當英國和法國在 1956 年嘗試重新獲取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時，對此持反對態度的美國凍結了他們的美元兌換交易，這顯然不是一位中立仲裁者的做法。當時的英國從一場危機之中掙扎出來，卻又陷入了另一場危機之中。1957 年，英國宣佈提高利率，加強外匯管制,並禁止英國的商業銀行面向非英鎊的地區提供與貿易有關的英鎊信用貸款（這就是史密斯上校對邦德所說的“貨幣危機和高銀行利率”問題）。
英國的商業銀行不能再以他們過去所習慣的方式使用英鎊，而是開始使用美元，這些美元來自於蘇聯，他們為規避美國方面壓力而將美元儲存在倫敦和巴黎的銀行之中。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可以獲得不菲的利潤，在美國，銀行對於美元貸款收取的利息金額有一定的限制，但在倫敦則不然。
這一貨幣市場，也就是銀行家將貨幣稱之為“歐元”的市場，在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為倫敦金融中心帶來了一線生機，但也只是僅此而已。大型的債券交易仍然是在紐約進行，這讓倫敦的許多銀行家感到十分惱火。畢竟，進行這些資金借貸的公司大部分都來自於歐洲，但是這豐厚的佣金卻被美元銀行收入囊中。
有一位銀行家對此感到格外惱火，並且不想對此容忍下去，這位銀行家就是西格蒙德·華寶（Siegmund Warburg）。在倫敦金融世界舒適的氛圍之中，華寶的表現似乎像個局外人。一方面，這是因為他是德國人。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一直沒有放棄這樣一個理念：商業銀行家就是要為開展金融業務而忙碌奔波。1962 年，華寶從世界銀行的一位朋友那裡得知，約有 30 億美元的資金正在美國境外流通，這些資金正處於閒置狀態，隨時準備被投入使用。華寶在 20 世紀 20 年代曾在德國做過銀行家的工作，因此他還記得應該怎樣進行外匯債券交易。那他現在所任職的銀行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到那時為止，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借貸美元，那就只能在美國的銀行進行。但是，華寶自己非常有信心，他知道在哪裡能找到這 30 億美元中的一大部分，那就是瑞士。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瑞士就開始為那些想要規避審查的外國人儲存現金和貨幣資產。到 20 世紀 60 年代，大約有 5% 的歐洲資本都位於瑞士銀行體系之中。
對於雄心勃勃的金融家來說，這一大筆資金是非常誘人的一種存在：這筆資金都被儲存在銀行之中，但都沒派上用場，這正是這些金融家想要再次開始出售債券所需要的一筆資金。華寶想的沒錯，如果他能通過某種方式獲取到這些資金，將其打包並且進行借貸，那他就能開展起自己的金融業務。他認為自己可以說服那些將資金交給瑞士銀行家打理的客戶，讓他們將錢交給他，通過購買債券方式來賺取收入。當然，他還必須要說服那些歐洲企業，讓他們從他那裡借貸而不必再支付美國銀行借貸所需要的高額費用。
這個主意確實不錯，但這其中有一個問題：遊輪的隔間油箱是一個阻礙。華寶無法通過英國的銀行將這筆錢從瑞士銀行轉移給那些需要的客戶。華寶帶著兩位最得力的同僚開始研究這一問題，並告訴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完成這一操作。
“歐洲債券”出現
1962 年 10 月份，他們開始進行嘗試，就是在這個月，披頭士樂隊釋出了他們第一首單曲《Love Me Do》。這幾位銀行家最終在 1963 年 7 月 1 日完成了他們的交易操作，在這一天，披頭士樂隊錄製《She Loves You》一曲，也是這首歌引爆了全球範圍對於披頭士樂隊的狂熱現象。這其中非同尋常的九個月的時間，不僅徹底改變了流行音樂，也發生了地緣政治的改變，因為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包括古巴導彈危機以及約翰·肯尼迪在柏林牆下發表的演講，這次演講因為一句非常有名的短語“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而家喻戶曉。在這種複雜的政治形勢之下，也難怪同步進行的全球金融革命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關注。
華寶設想的新債券發行，這些債券被稱為“歐洲債券”，由 Ian Fraser（原來是一名蘇格蘭戰爭英雄，後來做了記者，又做了銀行家）負責。Fraser 和他的同事 Peter Spira 必須要想辦法來規避為防止熱錢跨境流動而設定的稅收和限制政策，並且要設法利用到不同國家相關法規對此的不同規定。
如果他們要在英國發行這些債券，那就必須交納 4% 的稅費，因此 Fraser 選擇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正式發行這些債券。另外，如果要在英國支付利息，那同時他們還需要交納另一種附加稅，因此Fraser 安排在盧森堡支付利息。他設法讓這些債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儘管它們並未在英國發行或者是贖回。與此同時，他想辦法與法國、荷蘭、瑞典、丹麥和英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多方交談，這些銀行都非常關注歐洲債券對於貨幣管控的影響。除此之外，它們還假裝借款人是義大利國家高速公路公司Autostrade，但其實真正的借款人是一家國有控股公司 IRI。因為如果 IRI 是借款人，那就必須從源頭扣除稅款，而如果 Autostrade 是借款人，那就不必這樣做。
通過對不同管轄權的合理利用，Fraser 提供的這款債券就有了良好的利率收益，客戶不需要去繳納任何稅款，並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將其兌換回現金形式。這也就是所謂的不記名債券，指的是不需在債券上記載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也不需在發行單位代理機構登記造價的債券，持有債券的人享有債券的所有權。
Fraser 的歐洲債券就像變魔術一樣。在歐洲債券出現之前，位於瑞士的那些隱藏財富資金可以說是沒派上多大的用處，但現在這些資金可以用於購買這些精美的紙質債券，這些債券可隨身攜帶、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兌換、免稅，並且會一直向其所有者支付利息收益。這樣就實現了全球範圍內的避稅，與此同時還能獲取收益。
那是誰在購買 Fraser 的這項神奇的發明成果呢？他通過 Autostrade 借給 IRI 的錢又是誰向他提供的呢？Fraser 在自傳中曾這樣寫道：“這些債券通常都是提供給了個人買家，這些買家大多來自東歐國家，另外也有來自拉丁美洲的客戶，他們都希望能夠讓自己的部分財產處於這樣一種移動形式，這樣如果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國家，那他們只需拿上債券就可以。中歐倖存的猶太人口大規模遷往以色列和西歐地區，墮落的南美獨裁統治者也將自己的財富向東轉移，而瑞士就是將他們的這些財富儲存起來的地方。”
後來，歷史學家曾對 Fraser 的這一說法表示過質疑，他們表示那些腐敗的政客—墮落的南美獨裁者—只佔到了早期債券發行需求量的五分之一左右。至於用於購買剩餘五分之四債券的資金應該是來自那些實打實的避稅者，也就是被銀行家稱之為“比利時牙醫”的那些人。他們並非真正的牙醫，而是一些高收入的專業人士，他們會將自己一大部分收入轉移到盧森堡或日內瓦，因此也非常擁戴這一新型投資方式。
歐洲債券使得財富資本自由流通，也是建立一個富人虛擬國度的第一步，我將這一虛擬國度稱為“富人國度”（或者是“金錢國度” Moneyland ）。在這一國度主要是離岸債券金融交易，但同時又不止於此，因為這一國度能保護富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僅僅是他們的資金，免受審查。過去吸引 Fraser 為客戶規避資本管制的這種賺錢的誘惑現在同樣吸引著他的同行，誘惑他們為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些人找到規避簽證管制、新聞審查以及法律責任的方法。“富人國度”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只要你足夠富有，無論你是誰，無論你的錢怎麼來的，法律拿你都沒辦法。
這就是導致財富分配發生根本性改變的骯髒祕密所在，這也是最終導致當下不平等現狀的源頭所在。電報、電話、電傳、傳真以及電子郵件等現代通訊方式更加便利了它的實施，這讓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些人不必再承擔自己作為公民的責任。
布雷頓體系瓦解
第一筆歐洲債券交易金額是 1500 萬美元。只是，一旦這種規避海外資金流動障礙的做法被鑑定有效之後，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後續源源不斷的債券交易了。1963 年下半年，售出歐洲債券總額為 3500 萬美元。1964 年，歐洲債券出售總額為 5.1 億美元。而到了 1967 年，這一數字首次超過了 10 億美元，現在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債券交易市場之一。
這樣一來，隨著時間不斷地推移，布雷頓體系逐漸瓦解、崩潰。越來越多的美元逃離到海外，在那裡避開美國政府施加在它們身上的管控措施和稅費。但儘管如此，它們仍然是美元，因此 35 美元仍然相當於一盎司黃金的價格。
這些資金不再是被無所事事地儲存在瑞士銀行之中，也因此引發了一個問題：這樣一來資金會成倍的增加。因為，如果你將錢儲存在銀行之中，銀行會將其作為借貸給他人款項的保證金，這就意味著美元數量增加—你的錢以及其他人所借貸的錢。如果那個人將錢存入另一家銀行，銀行又將錢借貸出去，就會出現更多的錢。
由於這些美元又都價值固定數量的黃金，所以美國需要繼續購買更多數量的黃金才能滿足潛在的需求。但是，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用美元購買黃金，意味著會出現更多的美元，然後又需要購買更多的黃金，之後又是更多的美元。這樣下去，美元體系最終會走向崩潰。
美國政府試圖採取行動捍衛美元/黃金的價格，但對於美元流通所施加的更多管控和限制只會促成相反的效果，更多的資金洩露到海外，美元/黃金價格體系壓力不斷增加。美元走到哪裡，銀行家就追隨到哪裡。相比華爾街來說，倫敦金融中心監管措施更為寬鬆，政客群體也更為熱情和隨和，銀行喜歡的正是這種氛圍。1964 年，11 家美國銀行在英國設立支行。到 1978 年，這一數量增長至 58 家。
美國貨幣監理署（負責管理聯邦銀行系統）的監理官在倫敦開設了一個常駐辦事處，為的是監管美國銀行在英國開設的分支機構的所作所為。但是，他在英國並沒有什麼權力，也得不到當地官員及政府的幫助。當地負責監管這些銀行的英格蘭銀行官員 Jim Keogh 說道：“花旗銀行在我們這裡究竟是否為了躲避美國的監管，這件事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之後，美國也不得不對此屈服，不再承諾以每盎司 35 美元的價格來兌換黃金。這可以說是瓦解佈雷頓森林體系保障措施的第一步。關於誰真正擁有這些資本—是賺取資本的人還是創造資本的國家—這一哲學問題也最終得到了解答。
如果你有錢，那感謝倫敦和瑞士的銀行家，你現在可以用這些錢做你想要的事情，政府也無法阻止你。只要有一個國家採取像英國這樣的方式接收離岸資金，那其他所有人的努力都會化為泡影。如果監管政策隨著國界的越過而失效，但資金卻可以流通到任何地方，那資金所有者自然可以讓任何監管機構都甘拜下風。
華寶開啟的這一模式並沒有停留在簡單的歐洲債券形式之上，這一基本模式被無限複製，形成了一系列可能使您以及您的客戶賺錢的業務。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找適合自己業務開展的司法管轄區，包括列支敦斯登、庫克群島和澤西島，並將其作為自己名義上的業務基地。
如果他們找不到一個具有合適司法監管條件的地區，那他們可能會對當地相關機構採取威脅或恭維的手段，迫使他們改變規則。華寶本人就是這樣做的，他找到英格蘭銀行，並表示如果他們不能提供更有競爭力的規則並且將稅率降低，那他就將他的銀行搬到別處去，也許盧森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於是很快，監管條規開始改變，不記名債券印花稅費被廢除。其實，我們完全可以預測到他們對這一新事物的反應。這樣一次又一次，各國紛紛追逐他們之前流失的離岸業務（正如美國廢除了迫使銀行搬到英國而規避的那些條款一樣），這也使得傳統的國內在岸金融市場變得越來越像那些銀行家所建立的離岸海盜世界一樣。
稅費下降，監管法規放鬆，政治家變得更加友好，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吸引那些不安分的資金進入到自己的管轄區之內。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旦一個司法管轄區允許客戶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那金融業務很快就會流向哪裡，其他管轄區也不得不迅速做出相應改變。這就是“富人國度”的運作方式，總是在不斷地放鬆監管規則，為有錢人謀利，並且永遠不會多加限制。
這樣的“富人國度”對於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影響方式。歐洲和北美洲財力雄厚的國家的富裕人群所擁有的離岸資金佔總額的絕大部分。但由於他們所在國家經濟規模龐大，因此這些資金在國民財富所佔比例相對較小。經濟學家 Gabriel Zucman 預測在美國，這些富裕人群的離岸資金佔國民總財富的 4%。但是在俄羅斯，離岸資金卻佔到了國民家庭總財富的 52%，超出了政府的管控範圍，而對於海灣國家來說，這一比例則高達 57%，令人震驚。
Zucman 表示：“對於發展中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寡頭鉅富來說，想要隱藏自己的財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這也為他們進一步掠奪更多的國家財富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來年 1 月份，我們將再次瞭解到這些寡頭鉅富們為自己謀取了多少的世界財富：唯一會讓我們感到驚訝的可能就是他們獲取財富的新增數量比例會更大，為我們其他這些人所剩下的部分會更少。我們不應該等到那時才察覺到這種局勢的緊迫性。
我們現在就需要採取行動，看清他們的財富，看清正在改變我們社會結構的力量。我們可能一直都沒有意識到“富人國度”的存在，如果我們想要收回對於我們經濟以及民主社會的控制權，那我們現在就要行動起來。因為，多等一天，就會有更多的資金積聚到寡頭鉅富的手中。
原文連結： 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sep/07/the-real-goldfinger-the-london-banker-who-broke-the-world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