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智慧城市，別讓視野飛離地平線
聯想TechWorld展臺中的觀眾試用產品。
文/ IT創事記 祁萌
可以刷臉的新零售、不用再“跑斷腿”的智慧政務，或者是能抓逃犯的平安城市。這些便捷而炫酷的改變，已經讓人們依稀看見了未來智慧城市的模樣，但它並不是全部。
在郭曉波的經驗中，即使不用走進田間地頭，在一些如在教育、醫療等系統性民生工程的智慧化中，走到鄉鎮一線仍是必要的——儘管那裡與許多城市人認知中由以千萬計的感測器、高清攝像頭和LED等組成的，充滿奇幻色彩的“智慧城市”建設相比，會顯得平庸許多。
郭曉波是聯想資料中心業務集團的資深架構師。他剛從兩個中西部省份的調研中趕回北京，試圖在聯想2018年度最大的科技會議TechWorld上告訴人們，未來的智慧城市可以是什麼模樣——至少，它不應該只是我們熟悉的“北、上、廣、深”的模樣。
走遍296所學校
郭曉波所在團隊正在經歷一箇中部省份基礎教育專案的考驗——城市管理者已經非常清楚，這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郭曉波回京參加TechWorld前，他所在團隊已經進行了兩輪調研。
聯想資料中心業務集團資深架構師 郭曉波
第一輪調研中，聯想共派出了3個工作組，考察了16個鎮。“從運營商有線網覆蓋不全的貧困地區，到縣城中8千人規模的大型中學。”郭曉波說，考察的物件是縣級教育的優化問題。
這三個調研組的組長來自聯想智慧城市團隊，由總部派出。因為專案所處地區隸屬華中，各調研組成員還有聯想華中區域和本地的工程師。
這輪為期一週的調研收集了包括對教師與學生需求判斷在內的資訊，它直接支援具體專案中的頂層設計與規劃；並同時指導第二輪調研——該輪調研團隊達到百人規模，覆蓋了296所學校和教學點。
“你知道什麼是教學點嗎？在城市裡，我們接觸不到那些。”郭曉波說，“就像在一些電視節目中能看到的那樣，幾個年級在一個教室，一兩位教師撐起一所學校。我們需要幫助它做教育扶貧。”
這一輪調研的價值在於讓建設者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它將指導建設者如何將細節方案落到實處。
回到地平線
城市的智慧化程序正在面臨一個非常核心的挑戰：訴求與資金投入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這中落差在中部城市的如基礎教育、醫療等民生事務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一個普通縣可能會有200所學校、10萬名學生和5千人以上的教師隊伍。如果僅依靠財政，基本無法支撐基礎教育對智慧化的需求。
而在資金以外，基層學校的IT運維能力，甚至學生接受資訊化的水平等“軟硬體”，也都在限制著非核心城市地區接受先進的教育理念、方式和內容的能力。
你很難在鋼精水泥的寫字樓裡看清這些落差和它的細節。沒有在單個專案中遍歷296所學校和邊遠的教學點的感悟，頂層設計者很難發現和理解那些橫亙在自身與智慧城市之間的細節與難題，遑論解決。
聯想設計了區域資訊化發展的總體方案。針對有著以上類似特定需求的政府使用者，方案從資金起訖，承之以本地化運營公司落地，隨後才是或者厚重、或者炫酷的科技。
這些本地化的部分包括了聯想設計的“一組兩中心”：一個教育資訊化工作組，一個教育運營中心，和一個裝備維護中心。
成建制落地的組織負責持續引導、扶持和刺激基礎教育資訊化向智慧化發展，之後才是教育大資料平臺和“四朵雲”。郭曉波說，“落地更深”的技術方案通常在最後出現。
他所說的“四朵雲”，是指聯想面向教育行業推出的教學、教研、資源和管理雲。
整體而言，郭曉波所談論的智慧城市和人們通常樂於談論的智慧城市不太一樣。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聯想之外，人們很少會在智慧城市話題中談論這些——我們的視野通常超越了地平線。
源起PC時代，聯想建立了一個密佈4～6級城市的經銷商體系。如果這不是聯想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向下看”的原因，現在，聯想至少已經在現實中有效利用了它。
“在一線城市，人們對這個體系的感覺並不明顯；但放在4～6級城市，它所發揮出來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郭曉波說。
共性、個性和特性
在中心城市，智慧教育正在努力解決家校溝通或者創客教育類的問題；而在更小但數量更多的縣市，教育均衡以及教育扶貧才是智慧化探索的物件。
“聯想的行業專家負責豐富這裡的細節。”郭曉波說，就像行業專家們在醫療、交通、農業或者其他產業的智慧化中正在做的一樣，他們解決的是智慧城市框架下的個性化問題。
而那些如中心城市管理類的建設模組，如解決中心城市交通優化治理等共性問題，或者稱之為城市大腦，聯想交由產品團隊的經理們負責，後者為城市管理者提供全面而高適應性的模組化解決方案——其中通常會有大資料、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或者各種感測器組成的智慧物聯網——它們會在一些同規模、同發展水平的中心城市裡得到應用。
這樣區分共性與個性的做法似乎已經呼應了至少5年前學者們的擔憂。彼時在經歷了前一個5年智慧城市概念的演進後，有學者呼籲，避免將新科技的堆砌組合視作智慧城市建設的方法論——智慧的組合並不絕對意味著便利和高效；相反，在一些城市建設經驗中，它導致了產能過剩與資金的浪費。
“從2008年國內最早開始討論智慧城市到今天，城市管理者在認知上已經非常成熟。”郭曉波說，“他們希望智慧化能解決城市的現實問題。”
除去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4～6級城市的這種個性更多體現在了其對產業發展的關注上。畢竟，經濟是最大的民生。
這種通常需要交由行業專家去解決的個性問題五花八門。
在聯想與西藏政府簽約建設智慧西藏時，雙方就規劃了6大目標和13項工程，總體上緊緊圍繞了西藏的地域特色、人文特色和產業特色。
除了共性與個性，還有少量的特性問題。西藏的農業智慧化中，青稞、犛牛，以及野生動物保護即屬於此類。
聯想為此準備成立了高原農牧業大資料實驗室，以研究開發適合高原高寒環境下特色農產品種植、畜牧相關技術，在大資料平臺中制訂學習演算法，並應用於本地現代農業產業升級。
和這個思路相同，基於特性，聯想成立了高原環境城市智慧化工程實驗室，以研究開發符合高原高寒環境下城市智慧化應用及裝置，如物聯網終端、大資料業務應用等。
“在前端確認意義與價值後，我們會引入聯想的科學家隊伍。”郭曉波說，聯想將其稱為微創新，源於此的個性化解決方案最終會融入共性與個性方案，最終成為一個具備地方特色、且可落地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這些科學家隊伍來自聯想研究院，他們主要聚焦於未來5年前沿科技和平臺類科技的研究。目前聯想在人工智慧領域輸出的演算法實力，就主要有源於此。
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展的大熊貓種群分析是一個案例典型。聯想研究院主導了其大熊貓識別的演算法研究，並將其作為一個特性模組，貢獻在了當地的智慧城市整體框架中。
這些科學家協同聯想創投旗下公司的部分科研人員構成了一個“實驗室群”，它們是聯想科技生態（或者可以稱為解決方案生態）三級研發體系中的組成部分，為第二級。
聯想第一級研發體系是事業部，主要關注3年內軟硬體裝置的研發；第三級則完全來自聯想創投集團投資企業，重點關注未來5～10年高潛力的前沿科技方向。
“我們現在需要的解決方案，大概率可以在聯想這三級研發體系構成的科技平臺中找出來。”郭曉波說。
至今，在智慧城市框架下，聯想覆蓋的領域已經包括了平安城市、智慧農業、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旅遊、智慧公安、智慧醫療和政務雲等。
智慧城市不只是科技命題
不過，在城市管理者更多關注民生與產業升級的背景下，這種科技能力已經不能為城市帶來所需智慧的全部了。聯想需要能做得更多。
2017年7月，聯想集團與泛華集團戰略簽約打造智慧城市系統解決方案一級平臺。其時，泛華集團董事長楊天舉表示，智慧城市不僅僅要研究如何用IT的手段平衡效能和效益，同時還要具備八個要素，產業、金融、科技、人才、網際網路、土地、生態、軌道交通。
“智慧城市已經不僅是科技命題了。”郭曉波說。
在過去幾年中，聯想創投集團投資了上百家創新企業，其中有大量涉及物聯網、大資料和人工智慧在內的行業應用與核心技術；也有許多與科技弱關聯的產業內容，如農業。
這是聯想智慧城市生態佈局中很有特色的一環。聯想創投近年已佈局了多家農業公司。這些公司歸納起來涉及三件事：如何幫農民擺脫靠天吃飯的傳統、如何讓消費者吃的放心，以及如何讓農業管理者科學排程農業資源與精準扶貧——這就包括了科學種植與農業氣象等大資料應用的相關領域。
此前聯想與撫州簽約合作建設智慧城市裡，有一個特色農產品種植板塊，其種植技術是由聯想創投的力量來支援的——聯想創投除作為聯想智慧城市科技生態體系中的一級，同時也兼具了產業生態的角色。
在業務端，依託聯想控股現代農業企業、聯想創投農業電商平臺，聯想正在幫助地方建立一整套覆蓋科學種植、農資流轉管理、農業金融服務、農業電商一整套全體系的智慧化農業體系。
目前，一些典型案例已經開始產生示範效應，其中包括有多個國家及省級農業資訊監管及大資料平臺、無錫紅杉物聯網小鎮、河北5000畝自營土豆智慧農場、貴州羅甸火龍果現代種植示範園等。
不過，其間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關聯企業間如何在智慧城市框架下，與聯想的不用業務集團保證足夠高的協同效率？畢竟，這只是其所投資企業。
“從聯想的角度看，這不是‘畢竟’，而是‘幸好’。”郭曉波稱自己看待這個問題是正面的——幸好有投資，聯想的方案中心才能在“聯想系”的框架下與創投公司深入溝通，持續磨合；避免了簡單的商業合作對方案水平帶來的限制，就像“很多廠商”所能做那樣。
目前，聯想創投集團已經投資了130多家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包括LEAP大資料平臺、中奧科技、FACE++等，它們承載了在大資料、人工智慧、AR/VR等新技術領域的創新實踐，且都可以作為聯想智慧城市建設的技術支援。
如果考慮加上聯想控股面向智慧城市建設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聯想在智慧城市領域已經搭建了一個趨於完整的產業生態。
在撫州專案中，聯想還在那些特色農產品的營銷環節引入了蘇寧易購。郭曉波說，那是整套聯想智慧城市生態體系中的合作伙伴生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