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文明歷程中的分佈與共識
與宇宙的發散和收斂相對應，在人類社會組織中我們將它們稱為分佈與共識。作為一對矛盾的名詞，人類歷史上從未在大規模的範圍內實現過二者的統一。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如果想要更多人的利益都能夠被表達（發散\分佈），往往難以達成集體中一致的意見（收斂\共識），從而影響行動的推進效率。當僅滿足少數人想法的時候，步調整齊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但我們又不能保證少數人一直能有明智的決定。
類似情景我們都經歷過：幾個好友商量去看電影，我們要麼聽一個人的意見，比如A決定所有人去看喜劇片，但有兩個人根本就不喜歡，這時候他們兩就看不到自己想看的電影；或者在中間找一個平衡，比如有人想看喜劇電影，有人鍾愛戰爭、愛情題材，最後選擇觀看大多數人傾向的戰爭片，顯然這種情況下也還是會有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推而廣之到整個人類社會，我們經常會面臨這一經典的悖論。由於我們無法獨自處理複雜利益交錯的問題，同時也為了推動社會的進步，我們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組織。從國家到公司，從協會到社群，我們會將權力授予這些組織，以代替我們做出部分問題的決策。雖然我們儘量會兼顧分佈和共識的共同利益，但由於本質上存在的矛盾，在不同時期，我們一般只能更多偏向其中的一方。
組織的建立成為了人類走向繁榮的基石，為了快速促成協作和信任，我們常常需要尋求當中某個中介機構或者第三方組織的幫助。這些機構和組織在為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時不時會摻雜自己的訴求，而這將可能損害到個體的權利。我們將自己的財產、資訊等交託於它們，有時候並不是因為信任——經常不過是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或者有些情況下只是習慣使然。直至不好的後果發生，我們才幡然醒悟到這當中存在的巨大風險。
比如Facebook大量洩露使用者資料，以及攜程曾經出現的使用者個人資料和銀行卡資訊流出的情況，都對數以億計的使用者隱私造成了極大傷害。我們發現自己已經太過依賴這些中介組織，可真正到我們要摒棄它們的時候，又會陷入協作和信任的難題——如果沒有律師的見證，如何確保與我們簽訂購買合同的商家交付符合質量標準的產品？如果沒有銀行的存在，誰又能保證收到我們錢款的物件不對此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各類大型網站為我們提供的一切，又如何與許許多多的朋友進行遠端溝通，或者在雜亂的機票和酒店資訊中快速找到我們所需要的內容？
我們小心翼翼的生活在這個充滿了陷阱的世界上，不得不特別用心地看管好自己擁有的種種。在組織中，我們會因為模糊不清的分配規則口是心非，或者有限地貢獻自己的力量。合作的時候，我們需要耗費大量精力確認對方是否誠實，也經常會擔心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應有的回報。那些大資料時代強大而設計精妙的組織，會留下我們的情緒、健康和財富資訊，而後將其用於“推斷和預測”的素材，我們卻絲毫沒有從中受益。
在科技的幫助下，人類出於協作目的建立起的組織正變得越來越強大，每個個體的力量和這些龐然大物相比總是顯得那麼的渺小。面對這些大傢伙，無法分享到應得的利益可能還只是小事，更可怕的在於，我們生活在這些自己親手支援起來的組織周圍，卻竟然缺乏在它們作惡的情況下足夠的約束能力。我們曾經撰寫了無數的規章和法律條文，試圖劃定它們的邊界，但其實效果並不顯著。很多時候，它們可以輕易地對客戶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置之不理，甚至倒賣我們的資訊謀取私利，卻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數字機器仍在運轉，但由於缺乏足夠的信心，我們最終還是無法達成更大的共識。
區塊鏈最大的價值就是用技術的手段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也即保證最大分佈利益的同時，又可以讓共識高效達成。具體的原理和論述我們將在今後的章節中闡述，在這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分佈和共識在我們燦爛文明中留下的足跡。以西方文明為主要討論物件，我們將更多民眾、中等階級得以聲張權利的時期視為分佈優先，用加粗字體表示；而將主要依靠一個偏中心化的機構（包括國家元首、官僚和貴族等等）代表組織進行決策視為共識優先，用非加粗字體表示。儘管有時候下面這些階段之間的界限並不是絕對清晰，並且常常呈現複雜交錯的狀態，但還是可以近似地將它們分成兩個部分：
古代兩河文明、古埃及——希臘黑暗和君主時代、羅馬王政——希臘民主（主要以雅典為代表）、羅馬共和及羅馬元首制——希臘集權（斯巴達戰勝雅典後）及羅馬後期帝國（皇帝戴克裡先的改革後）——中世紀教會統治——近代早期的文藝復興、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專制主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民族國家興起——帝國主義擴張和兩次世界大戰——二戰後美蘇爭霸——全球化、美國主導和歐洲統一——反全球化……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分佈時期以發展個體利益為主要特徵，但並不意味著沒有集中決策的情況；共識時期採用效率優先的中心式管理，為了整體穩定性等訴求也會適當考慮分佈。通過仔細梳理歷史我們發現，由於無法實現融合統一，整個人類社會只能在分佈和共識之間不斷的尋找平衡，二者在過去呈現出交替往復的局面。
此外，經濟、社會以及科學藝術等各個領域普遍都是在分佈時期取得了更為長足的進步。比如始於公元前6世紀左右的希臘民主時代，在哲學、數學、幾何和天文等多個學科上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其之前和之後的兩個共識時期各項發展則幾乎舉步維艱。又比如5世紀至15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時代，集權盛行和教會統治延緩了社會的發展，其後是文藝復興和海外擴張重新激活了西方世界。
在文明內部也是如此，兩河文明和古埃及的絕大多數的高速增長分別集中在相對開放的蘇美爾、古巴比倫人統治時代和埃及中王國第十二王朝時期。例如古埃及在第十二王朝的統治下，通過與中間階層的商人、工匠和農民結盟並調動其積極性，有效的遏止了貴族勢力的無序擴張，為創造古埃及史無前例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整個人類文明的高度都是不斷向上提升的，在看似重複的歷史中蘊含了演進和迭代。比如自1651年以來的專制主義時代，表面上與先前的中世紀君權統治無異：這兩個時期各國的君主、天主教會都大肆抓捕、屠殺倡導自由的民眾組織以及教派改革人士，但是專制主義時代的最大價值在於較好地結束了過去一百多年西方世界的持續動亂。
這個時期的多個政權都通過專制建立了強大的國家，同時積極引入法律治理——雖然仍然從屬在王權之下，但已經顯著優於毫無法律理念的中世紀，此外政治風氣相比中世紀也更加開明。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一定程度上自由的法律和政治環境給了同樣始於該時期的思想啟蒙以土壤，伴隨著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狄德羅等一批傑出人士專著的發表，為後來的法國大革命衝擊專制制度埋下了思想的種子。
我們同樣發現，分佈的產生往往出現在共識末期，這個時候由於分配不均和缺乏激勵，民眾已經無法獲得進一步的利益，整個社會的發展也明顯趨緩，此時我們偏向於用分佈推翻原有小範圍的共識。比如在美蘇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各國通過貿易互通迅速全球化，也創造了較為長期的繁榮。
而在全球化基本秩序日趨完善的今天，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批資本主義國家出於本國貿易逆差增大、經濟發展放緩等原因，又傾向於重設國家和地區間的貿易壁壘，很有可能重新導致進入共識階段。這種情況發生的核心原因在於分佈的發展開始解決不了這些國家根深蒂固的矛盾，於是它們普遍採取了犧牲部分分佈的利益以較快達成共識的方法。
總的來說，整體社會都需要通過為個體價值發揮提供空間以實現加速發展，因而在臨近的歷史階段，基於技術、人口、資本等社會產出價值的潛力相似等原因，往往是分佈狀態下的社會更具發展潛力。實現每一輪共識的基礎是前一階段分佈奠定的繁榮，而採用共識後有效解決各項問題，又為新一輪的分佈創造了有利條件。分佈就是這樣不斷迭代，並且每一輪新的迴圈都會繼承上一階段迴圈留下的成果，人類也因此能夠不斷達到更大範圍和更高層級的文明。
（作者：劫波李凱龍，內容來自鏈得得內容開放平臺“得得號”；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鏈得得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