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金融中心詛咒”：金融越發達，實業越凋敝
編者按：英國人似乎從來都以其金融業的繁榮而自豪不已。但是他們沒有發現，當金融之花開的愈發繁茂時，其他行業卻因為缺少養分而瀕臨凋零。本文作者 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Nicholas Shaxson ，原文標題 The finance curse: how the outsized power of the City of London makes Britain poorer 。
圖片作者： Katie Edwards
資源詛咒和金融詛咒
上世紀90年代，我曾在安哥拉擔任路透社（Reuters）和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記者。所有的西方遊客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一個礦產資源如此豐富的國家會窮成這個樣子呢？
答案之一是腐敗：在首都，精英階層變得非常富有，他們吃龍蝦、喝香檳，而他們貧窮的同胞卻在一些塵土飛揚的省份中互相殘殺。另一個答案是石油和鑽石工業為戰爭提供了資金。但這些都不能概括具體的情況。
造成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大約在同一時間，經濟學家開始對安哥拉等國的問題提出新的看法——他們稱之為“資源詛咒”。
學者們得出結論說，與資源較少的國家相比，許多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似乎都遭受著經濟增長放緩、腐敗氾濫、衝突傢俱、管控變嚴和貧困加劇的困擾（不過，包括挪威在內的一些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似乎逃過了這一詛咒。）關鍵是，這種糟糕的表現不僅僅是因為那些政治盜賊們竊取了財富並把錢藏匿在了海外（儘管這也是事實）。令人吃驚的是，這些帶來財富的自然資源，可能還不如全然不曾發現它們要好。更多的錢會讓你更窮：這就是為什麼“資源詛咒”有時也被稱為“因富致貧悖論”。
上世紀90年代，John Christensen是英國避稅天堂澤西島（Jersey）的官方經濟顧問。當我在寫關於安哥拉資源詛咒問題的文章時，他正在關注這一問題，同時也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和他在澤西島看到的事情相似。在這個小島上，龐大的金融部門正在使少數人成為顯而易見的富人，他們坐擁骯髒的錢財的同時，另一部分新澤西人正遭受著極度貧困的折磨。但他可以其實還可能看到一個放大了的“澤西島”：英國本土。Christensen離開了澤西島，而且幫助建立了打擊避稅天堂的稅務司法網路。2007年，他聯絡到了我，我們開始研究所謂的“金融詛咒”。
將飽受戰爭蹂躪的安哥拉與當代英國相比，這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實證明，金融詛咒與資源詛咒的相似之處比我們最初想象的要多。首先，在這兩種情況下，占主導地位的行業都把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從其他經濟部門——政府、公民社會和媒體——吸引到高薪的石油或金融崗位。用一項關於金融如何損害增長的里程碑式學術研究的話來說，“金融簡直讓火箭科學家遠離了衛星行業”那些可能成為科學家的人，在另一個時代夢想著治癒癌症或把人送上火星的人，如今夢想著成為對衝基金經理。”
在安哥拉，石油財富的大量流入推高了當地商品和服務——從住房到理髮——的價格。過高的價格和成本對當地的工農業造成了又一波破壞，使得國內商品與進口商品競爭變得更加困難。同樣，流入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以及倫敦金融城創造的資金也對房價和商品及服務的價格產生了類似的影響，使得英國出口商更難與外國生產商展開競爭。
石油繁榮與蕭條對安哥拉也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在石油價格水漲船高的日子裡，建設工地就會在Luanda遍地開花，起重機會在傍晚形成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不過一旦石油價格跳水，這些建設工地上就會留下一棟又一棟的爛尾樓。繁榮時期的大量借貸和蕭條時期的債務拖欠加劇了這一問題。就英國而言，境況的好與壞則是因為經濟週期的盛衰時間不同造成的。但就像安哥拉的石油行情一樣，在繁榮時期，占主導地位的行業會損害其他經濟領域，但當泡沫破滅時，那些受損的行業就不容易修復和重建了。
當然，金融城從來不吝於炫耀自己對英國經濟的貢獻：提供了36萬個銀行工作崗位，310億英鎊的直接稅收和600億英鎊的金融服務貿易順差。2017年的官方資料顯示，倫敦人屬於淨納稅人，他們平均繳納的稅款比獲得的公共服務支出多出了3070英鎊，而在英國貧困的內陸地區，情況正好相反。Chris Giles在《金融時報》上解釋道，事實上，如果倫敦獨立，自成一個國家的話，其預算盈餘將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7%，比挪威還要高。“倫敦是英國的搖錢樹，”他表示“損害了倫敦就是損害英國的經濟和歲入。”
所以，認為倫敦金融城會損害英國經濟的說法似乎有些瘋狂。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金融部門汲取的數目日益龐大的資金實際上可能會讓我們變得更窮。隨著經濟結構朝著金融服務業方向穩步轉型，英國經濟的其他領域在其陰影下掙扎求生，就像在一株巨樹的樹冠下，其他幼小的綠植因為缺少陽光和水而瀕臨枯萎一樣。從Margaret Thatcher到Tony Blair再到Theresa May，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都認為，倫敦金融城是一隻給英國下金蛋的鵝，必須得到優先考慮、保護甚至縱容。但有關金融詛咒的分析顯示，日漸龐大的金融城會變成另一種不同的鳥：窩裡的布穀鳥，像排擠其他卵一樣排擠其他行業。
過度膨脹的金融系統及其惡果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離不開金融系統。我們需要它完成賬單支付，我們需要它幫助我們為退休儲蓄，我們需要它把儲蓄貸給企業，實現投資和盈利，我們需要它為防範不可預見的災難提供保險。但是，我們需要金融系統——這並不能說明我們的金融中心應該越來越膨脹，或者它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越來越多的經濟研究證實，一旦金融部門的規模超過了其應有的規模規模，變的膨脹不堪，它的負面作用就會超出正面作用，並逐漸損害巨集觀經濟。金融危機就是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我們到現在還沒從10年前的那場危機中完全恢復。但問題早在10年乃至很久之前就開始積累了。很久以前，我們龐大的金融部門開始從助力創造財富轉變為從經濟的其他領域中榨取財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它以看不見的手塑造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規則甚至文化。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包括經濟增長放緩、不平等加劇、市場扭曲、犯罪蔓延、腐敗加劇、經濟部門空心化等等一系列問題。
而最新發表的研究則首次嘗試評估金融部門過度膨脹對英國的損害程度。根據University of Sheffield教授Andrew Baker、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教授Gerald Epstein以及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Juan Montecino的一篇新論文，從1995年2015年間，金融城的過度膨脹為整個英國經濟累計帶來了4.5萬億英鎊的損失——大概是2年半的經濟產出，平均每個英國家庭承擔17萬英鎊的損失。跟如此巨大損害相比，金融城帶來的就業機會和稅收簡直相形見絀。
所謂的“競爭力”不過是搖搖欲墜的紙牌屋罷了
圖片作者：Katie Edwards
這個損失的估計源於兩個資料的加總。首先，自2007年以來，由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造成的損失高達1.8萬億英鎊，（資料來源自英格蘭銀行Andrew Haldane數年前給出的估計範圍）。第二，2.7萬億英鎊的“錯配成本”——一個過度膨脹的金融部門從有用的角色（如我們的儲蓄轉化為商業投資）轉變為扭曲經濟結構、榨取其他領域財富的“魔鬼”導致的損失。這些錯配的成本的計算基於一項經各方認可的國際研究，該研究表明，當私人部門獲得的信貸量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90%到100%時，往往是金融部門規模最為合適的時候，一旦超過了這個界限，金融部門的擴張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從1995年到2016年，英國的信貸量佔GDP的比例平均達到160%。
2.7萬億英鎊加上1.8萬億英鎊，再剔除了重複計算後，得到4.5萬億英鎊的估計損失。這是第一個粗略的估計，旨在表明如果金融城的規模更小，並安安分分地扮演其傳統角色的時候，英國可能會得到多少額外的國內生產總值。（而且，保守起見，這個估值還沒有把金融家們獲得的約7000億英鎊的超額利潤和報酬算在內。）
但這些“錯配成本”究竟是什麼呢？錯配成本有很多，例如，你可能會覺得我們金融部門的“日益壯大”為我們經濟中的其他部門提供了投資渠道和資金，但事實恰恰相反。一個多世紀以前，80%的銀行貸款的的確確流向了企業，並進行了真正的投資。但是現在，只有不到4%的金融機構的商業貸款流向了製造業——大量的金融機構貸款主要是相互借貸，以及流入了住房和商業地產領域。
自1997年以來，英國非金融經濟領域的投資率一直是經合組織（OECD）中最低的。而經合組織成員國還包括了墨西哥、智利和土耳其。在英國這個本應“具有競爭力”的低稅收、高金資金的經濟體中，勞動生產率比高稅收的德國或法國低20-25%。資源之所以被錯誤配置，是因為金融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投資的遊戲：大量的資金遊離於實體經濟之外，與它應該服務的人和企業脫節。想象一下，如果電話公司突然變得異常賺錢，而電話技術的發展讓其他所有經濟部門都相形見絀——但我們的電話通話質量仍然斷斷續續，收費也仍然昂貴不堪，相信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龐大的電話行業已然變成了一種負擔，而不是裨益。。至於那些因電話致富的億萬富翁，歸根到底折射出的是經濟的弊端叢生，而不是活力四射。但隨著每個人都被所謂的上流社會以及征服世界的金融中心弄得眼花繚亂，金融城自身的突出問題似乎被忽視了。
大資本和跨國企業的資金遊戲
半個世紀前，企業不僅要創造利潤，還要為員工、社群和社會服務。總體稅收很高（在二戰期間和二戰後的許多年裡，最高所得稅稅率都超過90%），跨境金融流動受到嚴格限制，因為人們知道，儘管貿易通常是件好事，但資金的投機性跨境流動是很危險的。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幫助構建了被稱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全球金融體系，而佈雷頓森林體系嚴格約束了資金的跨境流動。而從歷史的角度講，世界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長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約25年的時間裡，當時金融受到了嚴格的壓制，無法野蠻生長。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金融徹底擺脫了這些控制，稅收也大幅削減，我們的經濟體系被私有化。企業也開始經歷戲劇性的轉變：隨著意識形態和法律法規的轉變，它們的核心目標被削弱，只剩下關注股東——那些公司的所有者——的財富最大化這一個目標。經理們常常發現，讓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最佳方式，不是生產更好的產品，也不是找到治療瘧疾的新方法，而是沉浸在金融工程的“糖衣炮彈”中，從那些已經做得很好的企業身上榨取更多利潤。就讓社會責任什麼的見鬼去吧。隨著這一切的發生，不平等開始加劇，金融危機變得更加普遍，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管理者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不該集中的地方。這又是一次錯配，但要描述這種商業轉型和金融崛起，更準確的術語應該是“金融化”。
該術語最著名的定義來自美國經濟學家Gerald Epstein，他是上述研究報告的合著者之一：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外經濟執行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換句話說，這不僅是因為金融機構和信貸規模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大幅膨脹，還因為啤酒製造商、媒體集團或線上火車票服務等更為普通的公司正在“金融化”，為其所有者榨取最大財富。
在榨取金融財富方面，私募股權投資是相對小眾但更為高效的工具。
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為例。它們通常會收購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然後在財務上一個接一個地壓榨所有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它們通過避稅天堂管理公司的金融業務，愚弄納稅人。它們可能會壓榨工人的工資和養老金，或者推遲向供應商付款。它們可能會收購幾家公司，以佔領某個市場，然後從顧客身上獲取壟斷利潤。
然後，在大量現金流裹挾下，它們為該公司借入更多資金，並從收益中支付鉅額“特別股息”。如果這家新負債的公司現在破產，“有限責任”的魔力意味著私募投資巨頭只對它們最初投資的一小部分股權負責——通常只是他們收購的公司價值的2%。私募股權投資者有時確實會讓自己購買的公司更有效率，從而創造財富，但與榨取的金融財富相比，這點兒小數目簡直就是毛毛雨。
拿線上火車票銷售商Trainline的財務結構為例。當你在它那裡買一張票的時候，你可能會支付一小筆預訂費，就按75便士算吧。這75便士在離開你的銀行賬戶後，會經歷一段非凡的旅程。首先來到倫敦的Trainline.com Limited，然後再到另一家擁有前面那家公司的Trainline Holdings Limited，這家公司又歸另一家公司所有，那家公司再歸另一家公司所有等等。
通過五家公司乃至更多家公司，你那75便士終於來到了澤西島的避稅天堂，接著又回到了倫敦，在那裡又在五家公司遊覽了一圈，然後又回到了澤西島，最後到了另一個避稅天堂盧森堡。要是更上一層樓的話，它還可以再去開曼群島三家或三家以上底細不明的公司轉悠一圈，然後進入美國。在美國，它還得在最起碼20家左右的公司裡“流連忘返”，接著流入美國大型投資公司KKR。
最後，你的75便士會流向KKR的股東——包括銀行、投資基金和億萬富翁。KKR擁有或部分擁有180多家真實可靠的公司，包括汽車共享公司Lyft、Sonos音訊系統和Trainline。但除了那真正的180公司，KKR擁有至少4000家公司實體，其中單單開曼群島一處，就有超過800家。
這一無形的金融惡魔，從鐵路真正有用和有利可圖的服務中攫取財富。更可怕的是，所有這些都不算違法。在如今這個金融化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企業都選擇了這樣做。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通常會收購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然後在財務上一個接一個地壓榨所有不同的利益相關者
圖片作者：Katie Edwards
是時候戳穿“保持競爭力”這樣的謊言了
那麼，一個過度膨脹的倫敦金融城和英國其他地方能同時實現繁榮嗎？或者，要讓其他那些地方繁榮起來，金融城就必須有所謙抑嗎？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經濟問題，一個最終比英國退歐更大的問題。
最新發表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答案：倫敦金融城的確是損害了英國的整體利益——至少4.5萬億英鎊。無數的金融公司打著這樣或那樣的招牌，通過股權、夥伴關係、銀行和貸款安排，加上律師和會計師的為虎作倀，把資金分散並藏匿在倫敦、南非、紐約、德克薩斯、澤西島、慕尼黑、安大略等世界各地。作業系統很複雜，但總體情況很明顯。資金從國民財富中流出，通過這些金融化的管道流向金融家的地盤。在此過程中，利潤被創造出來並被分配，然後稅收被避免了。如今金融膨脹的背景下，每一家諸如此類的公司都有著同樣錯綜複雜的金融架構，而它們又都被納入到以倫敦為中心的海外和離岸金融網路中。
已故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把這種關係稱為“倫敦部分地區與英國其它地區之間的殖民關係”。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畫面，帶著禮帽的彬彬有禮的上游社會，通過一條又一條細微的管道從底端大眾的身上孜孜不倦地汲取著財富和養料，而這個體系中的所有人，都在無意識地向這個巨大的、看不見的系統和它的榨取能力致敬。
當然，金融城中有很大一部分資金來自海外，而不是單純地只從英國榨取的。但你要是覺得這筆收益很合算，那恐怕就大錯特錯了。金融對我們經濟的核心價值，不是創造了多少就業和億萬富翁，而是它提供的那些服務。從海外帶來大量的財富並不能為英國經濟提供有用的服務，但它確實增加了金融業的實力和財富，然後導致了英國國內各行業的人才流失，帶來了呼嘯而過的經濟危機，帶來了生產力崩潰、掠奪性體制、資金錯配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平等。我們對世界上的那些骯髒的資金張開雙臂，卻不知這些源源不斷流進金融城的錢正在腐蝕我們的政治，正在房地產市場上吹起巨大的泡沫，讓年輕人、窮人和弱者為註定到來的結果買單。這一切都加深了金融詛咒。
金融是一臺偉大的地理區分機器，將我們分為離岸贏家和在岸輸家。但它也是一臺種族、性別、殘疾和脆弱性的分割槽機器——從那些遭受公共服務減少或工資削減的人群，以及由不成比例的女性、非白人、老年人和弱勢群體組成的群體中榨取價值，然後傾注在金融城裡金融家們的腳邊。它也是一臺代際區分機器，因為高風險的影子銀行和金融化的分配格局幫助贏家們現在就讓我們的後代們背上了鉅額債務。
這一無形的金錢洪流不斷地從英國各地疲憊、虛弱、脆弱的人群中流出，通過那些看不見的資金管道，流向了梅菲爾（Mayfair）、切爾西（Chelsea）、澤西島、日內瓦、開曼群島或紐約的一小部分歐洲或北美的白人。這是正在發生的金融詛咒，如果你已經意識到了，那當然再好不過。
為什麼我們不能對這可惡的、過度膨脹的金融部門做些什麼呢？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呢？為什麼我們不能採取新的徵稅辦法堵住漏洞？為什麼我們不能對金融城進行卓有成效的監管呢？
我們做不到，我們也不會去做，這不僅是因為金融城裡的那些錢，用震耳欲聾的聲音蓋過了大眾對不公的怒號，還因為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形態誘使我們認為，我們必須“具有競爭力”。金錢在我們耳邊咆哮著，大聲疾呼說倫敦金融城正在與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正面交鋒。如果我們要在這場競爭中保持領先，我們就不能用嚴厲的監管或“不具競爭力”的稅率來為它設定障礙。否則，青睞金融城的資金將會迅速流向日內瓦或香港——尤其在英國退歐之後，保持競爭力將變得更加緊迫。
“我們必須有保持競爭力”——這個理由聽起來不錯，對吧？Tony Blair甚至在2005年抨擊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之前，就欣然接受了這一概念。他表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被認為“極大地抑制了那些從未欺騙過任何人的完全受人尊敬的公司進行高效業務的行為”。而David Cameron更是高呼“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場全球競賽中，要麼贏，要麼死”，然後為金融城的監守自盜大開綠燈。Theresa May在上個月更是重申了這一想法，當時她宣佈，英國將“毫不含糊地支援企業”，在G20國家中保持企業稅率最低。
的確，許多英國人對這一切都持矛盾態度。他們理所當然地擔心，金融城會成為全球洗錢天堂，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但他們也喜歡金融城吸引來的熱錢和寡頭。他們認為需要在做正確的事情和保持我們的繁榮之間權衡利弊並取得一種平衡。一些人的確明白，如果其他國家效仿這種所謂的“競爭”模式，就會出現一場競相壓低企業稅率、放鬆金融監管、提高保密性、放鬆對金融犯罪的控制等等的競賽。他們沮喪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這樣一場競爭究竟誰更無下限的競賽，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達成某種多邊停戰協議，讓各國在不做這些事情的情況下展開合作。但這種協議根本就不靠譜，畢竟每個國家都想在競爭中勝過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打破協議的動機，所以在任何交易中都會有欺騙行為。這樣的全球問題不僅複雜而且距離普通選民的生活太過遙遠，所以很難作為一個議題獲得選民的傾聽、關注和支援。所以，他們嘆息道，我們被困在這場醜陋的競賽中無法自拔。
但我得告訴你一個的好訊息：這些人都錯了。推動我們進入這場無下限的醜陋競賽的“競爭力”之說，根本就是建立在基本謬誤、懶惰假設和混亂之上的胡言亂語。原因很簡單——首先，經濟、稅收制度以及城市和公司完全不同，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競爭。要了解這一點，請思考一下失敗的公司（如Carillion）和失敗的國家（如敘利亞）之間的區別。更重要的是，金融詛咒表明，如果膨脹過度的金融損害了你的經濟，那麼想要通過尋求更多的金融來助長“競爭力”，將會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在過去的8年裡，英國將其企業稅稅率大幅下調，從28%降低到了到20%，收入減少160億英鎊。
其實我們沒有搞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大企業和大銀行的財富與我們整個經濟的財富是兩個概念。人們認為，讓匯豐（HSBC）或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在全球更具競爭力，將會使英國更具競爭力。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的利潤是從英國經濟的其他領域中汲取的，它們的成功對英國的傷害大於幫助。
要想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可以考慮一下企業減稅。在過去的8年裡，英國將其企業稅稅率大幅下調，從28%降低到了到20%，收入減少160億英鎊。Theresa May現在希望更上一層樓，將減稅作為一種神奇的、面向商業的靈丹妙藥，來解決英國退歐造成的混亂。
有了這160億英鎊，英國能做點兒什麼呢？我們可以同時運營9所牛津大學，將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的資源增加一倍，將政府網路安全資源增加兩倍，並將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MRC）的員工人數增加一倍。或者我們可以每年把近50萬孩子送去貴族學校上學——前提是如果能把他們都安排進去的話。至於這種減稅什麼的是否會讓英國的稅收系統或英國本身更具競爭力？那當然不是。
實際上，企業減稅只是我們向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提供的眾多好處之一。同樣的基本論點也適用於其他領域。更好的金融監管不僅能為經濟帶來好處，同時也能嚇跑前來掠奪財富的掠食者。這才是我們應該期盼的雙贏。
諸如“競爭力”一類的詞彙，和那些掉書袋一般的各種術語，不過是用來欺騙數百萬納稅人，讓他們覺得這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交換——例如減稅，金融自由化，對壟斷和犯罪視而不見，縱容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不斷膨脹並犯下滔天罪行。我們被騙了，誤以為除非削減稅收和放松管制，否則所有的投資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這根本不是投資的運作方式。大銀行和金融化的跨國公司說它們需要減稅：它們當然需要，廢話，我的孩子們還說他們需要冰淇淋呢。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商界精英們表示，當他們決定在哪裡投資時，他們會優先選擇法治、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有良好的基礎設施、繁榮、廣闊的市場、良好的投入、配套供應鏈和經濟穩定的國家或地區——而所有的這些都需要稅收來保障和實現。在他們的願望清單上，低稅率通常排在第五位、第六位或第七位。正如美國投資人Warren Buffett所言：“我與投資者共事了60年，至今還沒見過任何人由於潛在收益的稅率，去避免進行明智的投資。”
我們需要的是根植於當地經濟的投資，能帶來就業和技能，管理者還可以把孩子送到當地學校，讓企業支援當地供應鏈的生態系統。如果某家投資的企業能很好地與當地企業相融合，區區那麼一丁點稅收就不會把它嚇跑。幾乎從定義上說，任何對稅收更敏感的投資者的都沒有什麼根基和自信。因此，稅收往往會打擊那些更輕浮、更具掠奪性、更金融化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帶來的就業機會更少，與當地的聯絡也更少，而更高的企業稅收能夠為基礎設施、當地治安、司法系統以及受過教育的工人提供保障，更能吸引投資者。為了繁榮，英國應該提高有效的企業稅率，至少對金融家和大型跨國公司來說是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辯稱，對一個國家來說提高競爭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投資和升級教育或基礎設施，控制危險的跨境資本流動，對匯率進行管控或者精心制定產業政策以培育健康良好的國內經濟生態系統。你可以堅持認為，所謂的“國家競爭力”必須滿足生產率、良好就業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這些標準。
但這並不是Blair、Cameron、May、Trump和被金融利益集團說服的官員們一直在推動的願景。他們的所謂的“競爭力”，不過是在一個狗咬狗的世界中追求流動的全球資本。你可以通過給給大銀行和跨國公司一些好處來吸引它們，但當經濟稍有風吹草動，你就只能燒高香希望它們別走了。
任何一個在這一問題上窮追不捨的國家都需要明白，就算你把稅率降到零的時候，這樣的競爭也不會停止。從字面上看，企業和富人希望免費享受我們其他人繳納的稅款的願望是無限的。免去了它們的稅收之後，它們還會貪得無厭地要求其他補貼。 但是，你家門口的洗車店主或者理髮店主不喜歡既定稅率或衛生要求，他們似乎不太可能威脅自己要去摩納哥。所以，減稅是將財富從窮人向富人轉移，這種制度扭曲了經濟，減少了增長，有百害而無一利。
所以，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搞出來的種種藉口和政策，無不是劫貧濟富的騙局。美國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表示：“一個執著於競爭意識形態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經濟政策，就像一個致力於創造主義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科學政策一樣。”
最後的話
因此，所謂的“競爭力”就像是一個隨時都會倒下的“紙牌屋”。如果我們能揭開這類謊言，我們就能解決金融詛咒。其實很簡單。通過加入這一“競爭性”的全球競賽，我們不僅在損人，也在害己。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單方面地退出競爭——單方面是最關鍵的一點。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阻止這場失敗者的競賽。
我們不需要屈服於壟斷者、外國寡頭、避稅天堂運營商、榨取財富的私募投資巨頭以及大銀行的要求。我們可以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對金融部門徵稅並進行強有力的監管。在可能的情況下，全球協調與合作是值得做的，但我們不需要非等著大家一起行動才好。通過呼籲實現國家自身利益，我們可以爭取最廣泛的支持者，讓金融體系迴歸其應有的角色：為英國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它們自己服務。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