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求一個妻子賢惠，有錯嗎？
導語：一個女人，可以有多“賢惠”？這一明顯奴化女性、有明顯性別歧視的形容，卻在今天成了褒義詞。在今年奧斯卡提名電影中，《賢妻》就講述了這樣一名為丈夫犧牲一切的妻子，在平權運動剛剛萌芽的社會裡成長起來的她，有著不一般的才情，卻最終困在了家庭裡，在“賢惠”一詞中丟失了自己。在今天這個日子，我們介紹這部《賢妻》，更多的是想由此討論，當代女性應如何在這個不平等的時代裡為自己正名，減少一種被稱之為“賢惠”的人間悲劇。
雖然在一些人眼中可能是“政治正確”對於娛樂的侵蝕，但對於近年來的奧斯卡來說，“女權主義”愈發成為了一個奧斯卡中不可或缺的主題之一。而在今年，這個主題下一部十分耀眼的作品就是《賢妻》（The Wife），由獲得過七次影后提名的格倫·克洛斯主演。儘管她再一次與小金人失之交臂，但尤其在這個定位為狂歡購物節的“3.7”愈發掩蓋了之後一天的本來意義時，這部影片絕對值得人們一看。
劇情：一名“賢惠”的妻子
（內容大量劇透，介意者慎點）
《賢妻》的男主角是一位著名作家，與妻子十分恩愛，家庭美滿。在一個早晨，他突然接到電話，驚喜地獲悉自己有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妻子也獲悉了丈夫獲獎的訊息
這自然又讓他額外收穫了諸多祝賀與關注。前去領獎的飛機上有人盼望能得到授權出版他的傳記，瑞典的酒店房間裡更是已經備好了成堆的禮物，時刻處於人群的中心讓一家人都有些無所適從，就連作為家庭主婦的妻子、剛剛開始練習寫作還名不見經傳的兒子都常常被關注和奉承包圍。
但漸漸的，男主角身上的一些古怪之處也開始顯現出來。兒子期望從作家父親的口中，得到一些對自己作品的鼓勵與建議，可得到的總是搪塞和推遲；面對贈禮、好意，他沾沾自喜，卻又在嘴上鄙夷，完全沒有作家的自洽和洞察力，反而像個毛躁而自作聰明的虛榮少年；他忘記自己作品中主角的名字；當然，最讓人驚愕的，還是他飛速和一位剛剛結識的記者開始調情，從妻子發現後無奈的反應來看，這種小插曲可能已經是一種常態。
丈夫與年輕女記者調情
與此同時，另一條時間線的敘述也正在展開。50多年前，男主角的妻子是一位在寫作方面天賦異稟的青年女學生，而她年輕的英文老師則是她現在的丈夫，十分驚奇於她的天賦與作品。但作為女性，在平權運動才剛剛萌芽的年代，她的作品自然無法為她在男性主導的世界中贏得任何有實際意義的肯定，寫作似乎對她來說不會有任何光明前景，最好的可能也僅僅是在毫無動靜地出版後放在書架上積灰。與此同時，她老師的婚姻似乎也危機重重。
於是，兩個面對困境的人在互相欣賞下產生了感情，老師離開了曾經的妻子和孩子與女主角結了婚。他同樣有成為作家的夢想，但無奈能力卻並不足以支撐願望，過多的瑕疵和蒼白的情節讓他的作品也一次次被拒之門外。
這個時候，過去與現今的兩條時間線才清晰地開始交匯：原來這位作家的作品都是出於妻子筆下的。她對寫作實在太過熱愛，寧願失去作品上自己的名字也要讓它被人們讀到，而平庸的丈夫也得到了他渴望的虛名。
那位飛機上的傳記作家其實已經看出了這一點。他旁敲側擊地希望攻破這位妻子的心理防線，又用這個猜想“伏擊”了對此毫無準備的孩子。這個家庭中的一場衝突終於爆發了。孩子難以接受竟然受了父母幾十年的欺騙，更難以接受自己敬仰的作家父親居然是這樣一個無能的騙子；妻子也無法接受丈夫在獲獎致辭時對自己虛偽的感謝。一片混亂中，作家丈夫突然發病去世，這場荒唐的鬧劇也就這樣留下了一個有些倉促的結局。
兩性的不平等，在最私密的地方
我經常說，如果你因為覺得“兩性如今已經足夠平等”而認為女權是一個過於矯情、不必存在的假命題，那就從擡頭看看自己的家庭開始吧。
你會發現，起碼在同代際中相比，女性永遠保持著一種“付出”甚至“忍讓”的姿態。同樣是夫妻間的情感表達，哪怕不再年輕，兩人間往往更像是一對母子：妻子提醒著丈夫注重理解和社交，控制任性，理解他人的好意，不要貪吃巧克力；有多少男人自以為聰明的欺騙其實早已被識破，可妻子一次次盯著丈夫背影的眼神，依然還是像望著青春期叛逆兒女一樣，疲憊而無奈，不知道該不該、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不滿，最重往往還是將話嚥了回去，周而復始；甚至現實中因為偶爾的情緒爆發，先給丈夫上好吃藥的鬧鐘，不厭其煩地講清吃藥的順序以確保丈夫不會忘掉，才繼續完成那“奪門而出”的一步。這通常氣憤下本應一氣呵成的動作被古怪地“放慢”，而此處的氣憤本身也是完全正當的，可就算這樣，作為妻子的她或她們還本能地隱匿著自己的情緒，生怕扎傷扎痛了旁人。
妻子逐漸代替丈夫寫作
當然，至少在影片中，丈夫無疑對妻子同樣是愛著的。但他所認識到的愛，完全停留在另一個層面上：自我、自私——這同樣像是孩子與父母間的互動姿態，只不過對於孩子來說，相對單方面的付出與索取是一個自然的人生階段，而在兩個成年人之間無疑就是存在問題的。對他來說，妻子是一個完美的依賴物件，不僅在事業上，在生活中也是同樣；另一方面，無論是給妻子揉背、花言巧語地安慰與親吻還有追求時抄寫詩詞的核桃，丈夫的所謂“付出”從沒有站在妻子的位置去設想並滿足對方的期望——這才是“付出”這種行為的本質核心，而更多地是在滿足自己“我很愛對方”的想象，當然也不乏將這種印象留給他人的私心。
所以，兩種愛的模式終於在頒獎典禮的講話上爆發了衝突。妻子執意要求丈夫不可以表達對自己的感謝，哪怕親手寫出的部部作品已被奪去自己的名字，哪怕方方面面的付出已經註定成為她一生的主色調，她依然希望維護最後一點尊嚴，不被視作一個平凡、勤懇卻並無亮眼之處甚至沒有水平欣賞丈夫作品的賢內助——在一個光彩照人的成功男性背後，這似乎是所有文化裡女性的“預設值”。
領獎現場
而丈夫卻完全無法理解、也沒有試著去理解妻子的苦楚，認為在這個全世界最為盛名的頒獎臺上作為感謝物件留下自己的名字，是一種無上的幸運，是足以像每次一樣作為驚喜來哄勸好生氣的妻子。可惜，直到猝然的意外結束了丈夫的生命、打碎了這個家庭，他所期待的息事寧人並重歸於好的迴圈這次再也沒有發生。
投射到現實中，我當然沒有權利去評判所有的家庭、夫妻、父母，影片也可能為了藝術創作的需要而將諸多令人厭惡的特徵加之於丈夫身上，但這些行為背後的思維和兩性在家庭中的定位則是十分典型的，且見之於各種在其他方面相差極大的文化體系中：女性的天職終歸是家庭，且哪怕耗費的精力並不輸給職業工作，但她們依然無法為此得到平等的肯定和尊重。
我也想起每當年節時，那些針對年輕女性的無聊的催婚段子，將自己與男星P在一起假裝男友讓父母不在大家族飯桌上丟臉，或向僱主申請春節加班以避免回家，很難想象這一幕幕荒誕片段背後是多少“她們”無奈讓出了才華、未來、真愛；
我想起那條有關年輕媽媽們和丈夫對談產後抑鬱的短片（https://m.weibo.cn/2858270197/4283161083024432）。無疑，生育是一件體力和精神上都異常辛苦事情，可儘管是朝夕相處的丈夫也鮮有哪怕嘗試去理解妻子所承受的有多麼沉重，更是毫無愧疚甚至毫無意識地一筆劃去了她們付出所意味的價值。
回到電影中。如果在前半段你還可以將男主角的自我與幼稚理解為大作家的怪癖，那麼之後的轉折則一下加深了整個故事的悲劇性：對妻子來說，在家庭深淵的另一側，是環境深淵，而後者更大、更深、更暗。她是註定逃不開一場悲劇的。
要理解這種結構和環境層面的悲劇，一個相當典型的切入點就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和她一路走來的職業生涯。由於在平權議題上堅定而清晰的發生，這位85歲高齡的老人意想不到地成為了被全世界年輕人所追捧和熱愛的“網紅”。但除此以外，她早年間在律師生涯中所選擇的代理案件，是人們理解性別平等程序的一部清晰縮影。
她代理一位美軍中的空軍護士起訴國防部，因為這位護士在懷孕後面臨的兩種選擇只有辭退或墮胎；她代理一位來自新澤西州的女郵遞員，因為“只有男性郵遞員可以使用具備遮陽等功能性的帽子，而女性必須選擇的貝雷帽或小圓帽卻不具備”；她代理法庭上敗訴的犯罪嫌疑人，因為那個時候的女性無需和男性公民一樣履行陪審團義務，從而無法讓一些被告的立場得到設身處地的理解和考量；她還代理過性別歧視中的男性受害者，一位失去妻子的丈夫，希望全心投入家庭中去照顧孩子，卻無法領到類似境遇下單身母親所能獲得的補助，因為“家庭永遠都並非男性的職責”；她甚至自己也提起過類似的訴訟，起訴擔任教職的學校，因為這裡女性職員所獲得的薪酬往往會有所“折扣”，並且獲得了勝利。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
而金斯伯格年輕時的經歷，某種程度上與《賢妻》的女主出奇地相似。在哈佛大學，她是法學院裡的五百分之八，以至於學院考試的教學樓中沒有女性的廁所，而就在這些少之又少的女性中，一大部分希望在這裡實現的理想還僅僅是找到足夠優秀的另一半；她雖然成績優異，才華耀眼，卻在走出校園後難以找到招聘女性的律所，應聘法官助理時也常常撞在“只招男性”的硬性條件上。你看著這些，往往會覺得在這樣的壁壘下，她能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一員更多是出於偶然與機遇——這堵牆實在太密不透風了，反而是《賢妻》中女性徹底潰敗回婚姻和臥室才更加符合現實。
寫在婦女節之前：面對這個不平等的世界，我們不想和解
所以，無論作者在創作時是怎樣的意圖，這部電影放在今天來解讀，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女性悲劇。
在“反政治正確”愈發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中文網際網路，如果有一個一年一度的節日來思考造成這個悲劇的環境成因，還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但遺憾的是，儘管女生節還沒有到來，我已經可以設想出這個節日的慶祝方式：是買買買，是狂歡節，是高校裡掛起的條幅、氣球，是“將女生們寵成小公主”的文案——這其中，可能再一次有些及不得體的例子被傳上網，然後由歡慶中的眾多網友高聲痛罵指責者的“玻璃心”打擾了他們的節日氣氛（https://zhuanlan.zhihu.com/p/34429699）。
儘管這樣看似在討好女性的節日、連同Ayawawa式“要男人無條件愛你”的PUA學一起，經常被一些知名的反女權大V用來充當“女權主義者並非追求平等’’的論據，但事實上，它們的核心卻是完完全全的男權主義：女性不會“講道理”，不會“明是非”，不是一個和對面男性具備相同心智水平的平等溝通物件。只不過，不論好壞，任何一種具備強大基礎的理念必定是“胡蘿蔔加大棒”的，這些被青春包裹著的小小甜頭，不過是《賢妻》的另一面，在日後的無奈裡，作為一個讓她們停止反思和質疑的奶嘴。
但可惜的是，如果你有仔細觀察過身邊年輕女性在戀愛等方面的行為實踐，如果你看到將“男友幫鄰座女生擰瓶蓋”投稿到營銷號上依然能換來多少普通年輕女網友的共鳴，你會發現原來就連在女性中也並沒有太多人意識到自己所吞食的正是男權結構的小小誘餌。
當然，在邏輯層面釐清這層關係可能並不太難。只是，釐清意味著直視那道可能自己終其一生都無法打破的天花板，這無疑辛苦又絕望，這時候，另一邊，被消費主義精心裹好的歡愉就很難抗拒。
這種矛盾也在更廣泛的層面構造了中國女性的一種形象。在去年年底釋出的《2018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https://m.weibo.cn/5939213490/4318612179270238）中，除了中國103位的總排名外，許多人還注意到了另外一點：儘管在單項排名中，“中等教育入學率”一項排到了130名、“出生性別比”更是落到149名，但“專業技術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入學率”兩項卻是醒目的第一名。這無疑證明了女性們在逆境中的個體努力是多麼震撼。
但與此同時，努力卻並不等同於意識到問題。當一個聰明又勤奮的女生髮現自己所選擇的專業在就業上對自己的性別十分苛刻時，除了嘆息一句“唉我們專業怎麼對女生這麼不友好”意外，可能僅僅是更加勤奮地打磨自己，以便獲得和能力遠不如自己的男性同等的生存機會。
這是不夠的。如果你不去開始問出“為什麼”、“憑什麼”，你便永遠只是一次次鑽入頭頂是低矮天花板的迴圈。就像《賢妻》中，最讓我覺得壓抑的其實是結尾的一幕，丈夫已經去世，在返程的飛機上，妻子嚴肅地警告了那位傳記作家，如果寫出真相，就一定會將他拉上法庭，然後告訴身旁的兩個孩子，等回到家，關好門，自己便會對一切作出解釋。
妻子警告了傳記記者
與過去的和解，固然是此類作品的常見結局；這種和解，也確實往往能讓本已高齡的主角最大程度地拋棄怨恨。但當你尚還年輕，多嘗試著向這天花板發出幾次力所能及的擊打，哪怕連裂縫也沒有留下，你也主動痛擊了讓自己無能為力的一切——這本身就是在為自己製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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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賢
編輯：默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