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億新窮人
那麼“奢侈”的生活
“大概一個月以前，我下班坐電梯下樓，跟我一起進電梯的是個送快遞的小夥子。電梯關門的時候他接了個電話，因為要搬東西，他開了擴音。電話是他老家的女朋友打過來的，講的是豫東方言。
兩人寒暄了幾句，女友突然就說，xx結婚了，咱們啥時候結？這顯然是她打來這通電話的原因。小夥子臉色立刻就變了，說你著什麼急？我這不天天攢錢呢嘛！等我攢夠了，就回家結婚。
話聊到這兒，一切都還挺正常的，無非也就是表達自己的緊張情緒。
結果電梯下了幾層，他女朋友不知又說了句什麼，這小夥子突然就情緒激動了起來，說：‘你別看城裡那些白領一個個像個人似的，穿的人模狗樣，其實狗xx不是，他們都是狗x！’，怒目圓睜，滿臉青筋，給我嚇了一跳。
……
我沒再和那位在電梯裡爆發的快遞員接觸，因為他的惡毒言語已經讓我感到不適。但後來，我問過一位與我相熟的外賣騎手小方，我的問題大概是：如果假設你對你每天服務的白領感到不滿，那這個不滿的理由最有可能是什麼？他想了想說， 他不太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明明賺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還過著那麼‘奢侈’的生活。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電梯裡的快遞員的那次爆發，多多少少也包含著這樣的想法。
“明明賺著6000塊的月薪，卻揹著兩萬塊錢的包；明明家裡拿不出買房的首付，自己卻完全不存款，過度‘貪圖享樂’。”這便是一部分“新民工”眼中的白領形象。”
上面這段文字出自公眾號“大蹦驢”的文章《快遞員與白領：兩種底層勞動力的都市生存遊戲》。和吃瓜星球的李西瓜同志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她提到了一個觀點：
“那些白領雖然收入和快遞員差不多，但家境普遍比快遞員們好上特別多……白領和藍領收入差不多，但背後的家庭資本不是一個量級的。壁壘分明，所有人卻視而不見。”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似乎可以找出一些所謂的“快遞員”和“白領”之間的區別。按照李西瓜老師的說法，她接觸到的新媒體行業白領“ 幾乎都是教師、公務員、國企員工、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純農民、農民工家庭的非常非常少 ”。在原生家庭背景上“白領”家底更優渥一些，穩定有保障。如果我要補充點什麼，那就是“白領”家庭更能保障他們升學，在文化資本上更優越一些。
現狀是，“在我曾經走訪過的、位於上海虹口虯江路的一個餓了麼站點，有半年以上送餐經歷的外賣員每月一般可以有8k-10k的收入” ，“我身邊畢業三到五年的普通白領，除了程式員等少數行業的從業者，月收入大概也都大概徘徊在一萬元左右”。既然工資差不多，甚至“快遞員”、“外賣員”收入比“白領”還高，那麼“快遞員”、“外賣員”對白領的“奢侈”不滿，似乎可以理解為“既然大家賺錢差不多，為啥你活得比我容易，比我瀟灑”？
然而這兩類人的區別，恐怕得從消費社會的構建講起。
過去窮人的身份作用
在封建社會，窮人並不是什麼太值得鄙視的身份。《聖經》裡說，“富人進入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艱難”，在基督教觀念裡面，還存在一個身後世界，今生人類的苦難要在天上贖回。 因此， 在現世，窮人的存在是上帝的憐憫和正義的象徵。在中國，士農工商的排位一直沒什麼變化，富裕的商人往往是社會鄙視鏈的末尾。 更何況在東方和西方，出身的高貴比單純財產的富有要重要得多，無論這出身是來自世襲還是科舉考試。
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扭轉了傳統的道德觀念。按照宗教改革之後清教徒的想法，通過節儉和辛勤工作來積累財富是上帝賜福的標誌。到了18世紀末以來工業革命開始，紀律和懲罰技術的完善，社會出現了控制工業時代窮人的手段。
在工業革命時期，窮人的作用是廉價勞動力或至少最為勞動力預備隊。他們在肉體上被規訓，以服從原本在農業社會部存在的紀律規範——時間表、封閉空間、規定動作等，為了讓工人服從紀律，工廠還會組織培訓，比如現在在衣索比亞開設的中資鞋廠，當地員工還得參加軍訓，用漢語唱廠歌。
對於那些不肯老老實實工作的窮人，以及大量失業者，當時的思想家也認為要用類似的方法進行規訓。否則如果按照中世紀那一套救濟窮人的辦法，窮人只會不斷繁衍，陷入貧困的惡性迴圈，甚至變成社會不安定因素。
比如英國對濟貧法的改革，就是把對窮人的救濟限制在濟貧院內，以便能夠嚴格管理窮人。在對窮人的管理上，改革後的濟貧院分離夫妻子女，強迫勞動，並給予其中的窮人以低於一般工廠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待遇。
通過對窮人的規訓，工作倫理逐漸深入人心。它否定懶惰的權利，主張由勞動收入支援的生活，不論多麼悲慘都具有道德優越性，而那些依賴救濟而不是工資獲得自足的人，是懶惰的、不道德的，是社會蛀蟲。
這種工作倫理也沒有從根子上鄙視窮人，而是鄙視那些不願意融入社會化大生產、不願意自覺接受工業社會規訓併成為合格勞動力的窮人。這是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供應的社會化大生產初期相配套的道德觀念，有助於驅使窮人們進入工廠，併為自己的新身份感到驕傲。
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有中國人去非洲工作，往往對非洲人有“懶散”的印象，認為他們不準時、亂花錢、好逸惡勞。這就是工業社會規訓幾十年後的中國人對從未受過工業社會規訓，工作倫理淡薄的非洲人看法。
消費社會的新窮人
但大工廠的時代遲早會過去。
在歐美國家，這一過程都持續幾十年了，產業不斷從國內遷到成本更低的海外，技術進步也消滅了一部分崗位。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與第三產業的飛速發展，讓新一代人不得不加入學歷軍備競賽，拿著更高的學位，做著看似體面的“白領”工作。
但工作內容，正如《我的工作就是一坨狗屎》所說，基本上都是狗屎，工資水平增長速度也減慢了。
與此同時發生的就是工作倫理的消解。工作倫理中包含“紀律性”的部分，如準時、統一著裝、動作標準化、服從命令和團結等特徵，其實很有利於工會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出現，團結在工會領導下的工人就是一支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然而，隨著第二產業就業崗位在西方的流失，作為一個整體的產業工人的實力被大幅削弱了，這也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得以推行、打擊工會和削減福利政策能夠實施的基礎。
這種對發達國家產業工人的消滅，是幾乎不可逆的。按照在美國投資的曹德旺的說法，製造業迴流美國不可能成功，因為長期的去工業化，已經讓美國失去了足夠擁有經驗的產業工人。
也不能說西方國家的工作倫理就完全消解掉了，看看創業氛圍濃厚的矽谷，就知道如今的新富人們是多麼拼命地在工作。工作對他們極有意義，但這不是大工業背景下的工人倫理，而是一種新的創造性倫理：他們相信自己在為拓展人類未來邊界而努力工作。
然而對大部分做著狗屎工作的“白領”來說，每天的工作看不到意義何在，身心受到壓抑，工作無法給他們帶來太多身份上的優越性和意義感（同是狗屎工作，“白領”賺錢還真不一定比“外賣員”多）。
既然工作上得不到優越感和意義感，那就只能靠消費來獲得了。
消費文化就應運而生了，這種文化宣稱消費是人生成功、快樂和尊嚴的標準。而且消費風向是所謂“上層階級”導向的，容易接受消費文化的人，比如上文中過著“外賣員”眼中“奢侈”生活的“白領”們，更傾向於跟隨上層階級的消費來裝點自己不如人意的生活。其實外賣小哥說的話並不全錯，這些白領都在通過營造一種上層階級的氛圍來滿足自己不堪一擊的驕傲，並得意洋洋地宣稱“我和你們不一樣”。
對於接受了消費文化的人來說，快樂的生活就是對消費機會的把握，不能落於人後，最好是捷足先登，否則就是有缺陷的消費者。然而消費根本不可能滿足，資本的邏輯需要鼓勵人們不斷消費，並維持旺盛的消費，於是不斷挑起消費慾望。
所有人都在誘惑你種草。
按照齊格蒙特·鮑曼的定義，在消費社會裡，新窮人是“有缺陷的、有欠缺的、不完美的和先天不足的——換言之，就是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 按照這個定義，無論你有多少錢，只要你的消費慾望戰勝了賺錢能力，你就是“新窮人”。你被消費誘惑到不得不服從這一體系，繼續工作以維持消費。 就像之前上過的這張圖一樣，有車有房有娃槓桿上去了的中年人，雖然可能比你賺得多，但更可能比你像個新窮人
不過人的慾望怎麼可能有邊界呢？身處消費社會的所有人豈不都成了新窮人？
按照現在網上對“財富自由”的焦慮程度看，怕還真是如此。按照胡潤研究院的說法，今年一線城市的高淨值人群認為1.3億可以達到財富自由，二線城市的高淨值人群認為8000萬可以達到財富自由，三線城市的高淨值人群認為6000萬可以達到財富自由。在消費社會裡，慾望會越來越大，不淪為最廣泛意義上的“新窮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排斥新窮人
對於“新窮人”來說，消費社會給了他們兩種懲罰：沒有錢的時間和社會排斥。
現實世界幾乎就是人間天堂一般，有著物質的極大豐富。但前提是你要有錢，真正窮得不敢消費的人是不願意出入大型消費場所的，他們甚至沒有正視那些琳琅滿目的消費品牌的勇氣。他們的缺錢的閒暇時間顯得如此漫長，以至於很多網際網路產品都是瞄準他們“不值錢”的時間的——網路小說、手遊、抖音和快手等短視訊網站、甚至拼多多和趣頭條都是如此。這些移動網際網路應用有的幫助他們以近乎零成本消磨時間，有的則想辦法讓人覺得花點時間佔點小便宜似乎也是不錯的。
而當你真的沉溺於網路世界時間太長的時候，你就容易被排斥在公共場合之外，因為公共場合很多都具有商業用途，而你是個不夠格的消費者。
這還只是自願的排斥，畢竟某些宅男想到對於現實世界，還是更喜歡在網上自娛自樂。還有一種趕出公共空間則是用強硬手段把消費行為最不足的那批人硬生生趕出去。就在本文前面引用的這篇《快遞員與白領：兩種底層勞動力的都市生存遊戲》裡，就提到去年底西紅門火災後北京整治租房亂象：
“順豐快遞員小周，原本住在天通苑的一間地下室裡。這間地下室是被一家東北人承包起來的，內部進行了裝修和隔斷，雖然沒有窗戶，但每個隔斷都是一個獨立的私人空間，小周的房間比較大，月租是每個月900元。在後來的清退行動中，小周的地下室被查抄，他不得不搬到同一個小區樓上的隔斷房中，月租變成了1500塊錢一個月，儘管如此，他的房間仍然是眾多隔斷間中最差的、沒有窗戶的‘暗間’。”
文中的“順豐快遞員小周”，論工資可能比不少白領都高，但他們這個群體更願意儘量壓縮消費開支，在住房上也是如此。結果就是整治租房亂象時，率先受到衝擊的就是他們，相對來說白領因為更捨得付出高房租而沒有被清退。
當然，白領能喘口氣的時間也不長，等到今年8月份，房租的普漲讓他們的房租佔收入的比例從30%左右漲到了40%左右，這也相當於把部分不捨得消費的白領變相從公共場合中擠出了。在一系列操作後，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為2170.7萬，比上年減少2.2萬人，這是近二十年以來，北京常住人口首次出現下降。
另一種社會排斥則更復雜，它存在於新窮人之間，尤其是身份和收入差別不大的新窮人之間。由於他們都希望通過消費建立自己的獨特性和優越感，又沒有那麼多錢支撐得起自己的獨特性和優越感，最終只能淪為小圈子抱團取暖攻擊他人的滑稽戲。
單純一個手機，用蘋果的、用三星的、用華為的、用小米的、用Oppo的就能互相瞧不起，在各大論壇吵個昏天黑地。如果再牽扯到性別等其他因素，那就更熱鬧了，比如網上流傳的“阿里程式設計師穿特步相親被拒絕”、“我可以踩在AJ上親你嗎？”的梗被炒熱，就是消費觀念不同的人產生了隔閡甚至矛盾衝突，以性別矛盾為表象爆發出來。
在事事講求消費的今天，就不要幻想男女青年初次見面會問“聲樂分幾種唱法”這種純粹的問題了。
所以在前文提到的外賣員的疑問“為什麼那些人明明賺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還過著那麼‘奢侈’的生活”，也就順理成章了——在一些消費意願更強的新窮人依靠消費來建構鄙視關係的同時，消費意願更弱的新窮人也會產生反向的疑惑甚至鄙視。
兩種人的未來
最開頭的兩類人，所謂的“白領”和“外賣員”，區別也不過是消費意願強的新窮人和消費意願弱的新窮人罷了。按照李西瓜同志的說法，“白領”消費意願強，還是因為他們背後的父母家底厚。
如果要我換一種角度來看，《快遞員與白領：兩種底層勞動力的都市生存遊戲》中在電梯裡破口大罵的“外賣員”， 他自己應該也是清楚北京不是屬於他的公共空間的，屬於他的公共空間是老家，那裡還有女朋友等著他回去結婚。他的策略是保持在北京這個公共空間的消費缺失狀態，把消費留到老家進行，以維持他在老家這個公共空間的存在。 他老家消費的專案怕是不多，他最大的消費開支估計就是結婚了，在電話裡也聽得出他被催促結婚的窘迫。而他顯然對於“白領”在北京這個公共空間裡大刷存在感非常不滿，就在電梯裡對“白領”破口大罵。
至於“白領”，對不起，現在北京不少“白領”對於未來的規劃是很迷茫的，他們不知道自己還會在北京待多久，也不知道離開北京後他們能去哪裡。飄在北京的日子裡很長時間選擇單身，即使結婚也不願生孩子，長期困在房租不斷上漲的單間裡，不敢出現在公共空間，空虛寂寞的時候大多養了只貓。
當然貓也未必是每個人都養得起的，運氣不好的話吃得比人還貴。
在《駱駝祥子》裡，古早北漂，勤奮的祥子買了黃包車被軍閥搶走後一無所有，懶惰的祥子混吃等死照樣一無所有。同樣的，有規劃的“外賣員”回到家鄉，多年攢下的錢還是會被婚事洗劫一空。這年頭在小地方找個媳婦越來越不容易了，彩禮獅子大開口太常見了。
而“白領”渾渾噩噩到了中年會怎麼樣？恐怕結局也不樂觀，要是能回家鄉，他們早就回去了。畢竟消費社會的目標，就是讓你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走，全部生命奉獻給社會建設啊，看看美國可憐的儲蓄率你就明白了。
大概一年前，我在《人民日報》官方微信公眾號上看了一篇“寒門出貴子”的文章，前半部分寫著大城市奮鬥的一對貧窮情侶如何在消費主義氾濫的今天在大學保持戀愛狀態，雙方又是校外打工、又是省吃儉用，受的苦都挺多，看得讓人心疼。我想，這個翻身的難度太大，然而官方微信公眾號又不得不在最後正能量，那該怎麼辦呢？結果拉到下面，發現那個窮人家男孩畢業後外派到非洲，賺了外派的大錢，回來風風光光迎娶了女孩。
看到這裡，我一拍大腿，這位筆桿子居然把“如何在消費社會獲得消費能力”和“一帶一路”結合了起來！
只不過，你這濃眉大眼的，也玩起機械降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