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儲白宮恩仇錄：美國總統和美聯儲主席的一場又一場互懟
特朗普上臺以來，連番凶狠炮轟美聯儲加息是“發瘋”，叫囂解僱聯儲主席鮑威爾。然而2月4日，他又和氣地請鮑威爾在白宮吃了頓“年夜飯”。
全球媒體和吃瓜群眾一時霧裡看花。
比起一些白宮前任，在對美聯儲的態度上，特朗普其實算是很客氣的。至少，他還沒親自動過手。
1913年成立的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很長時間裡只是美國決策部門裡的次要角色，美國的貨幣政策制定權長期被財政部把持。經過長期複雜的談判，1951年美聯儲與財政部達成《財政部—美聯儲協議》，它才被允許獨立執行。
當時的財政部次長小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因對達成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他這一干就是19年。
在馬丁看來，美聯儲的工作就是“在宴會開始時拿走盛滿美酒的酒杯”。 他主張對通貨膨脹實施先發式調控（搶在經濟復甦之初就提高短期利率），通過維護物價穩定實現經濟的穩定。
在他任內，一直到60年代中期，美國的物價水平總體上都比較平穩。
1963年11月22日，一聲槍響過後，肯尼迪總統倒在了血泊中。肯尼迪遇刺身亡後，副總統約翰遜接任總統一職。
約翰遜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為贏得1964年的大選，他提出“偉大社會”計劃，並推行減稅等舉措向貧困“開戰”。他還一改肯尼迪的謹慎做法，全面介入越南內戰。
“既要大炮又要黃油”的結果，是聯邦開支激增，財政赤字急劇擴大，通脹直線上升。到1965年，馬丁越來越擔心越南戰爭對政府赤字和美元匯率的影響，暗示有意加息。
這遭到了總統與國會的聯合反對。
有議員指責馬丁蓄意“破壞”減稅對刺激經濟和就業的好處，約翰遜總統則警告稱“收緊貨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要求美聯儲維持利率不動，以便為政府發債創造條件。
1965年5月，馬丁開始在美聯儲內部推銷提高利率的想法，並在會見總統時提醒對方：“時間不等人，我們不能再拖延了，必須加息！”
10月，總統找來馬丁：“我要去做膽囊切除手術，在我手術期間，你不會那樣做吧（加息）。”
“我割過膽囊，其實沒有那麼嚴重。”馬丁的回答語帶雙關。
實際上，對緊縮貨幣政策，馬丁也很謹慎，直到12月才開始行動。
在12月3日美聯儲利率決議當天上午，馬丁在電話中向財政部長Fowler重申了此前對加息的決定。
得知此事，還沒從膽囊手術恢復過來的約翰遜頓時火冒三丈，要求Fowler傳達他的警告：“（加息）有礙於我的領導力，也有損於這個國家在商業上的成就！”
儘管白宮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可馬丁不為所動，在下午的理事會議中呼籲同僚投票將貼現率提高0.5個百分點至4.5%，“加息正當其時，我們不能再等了”。最終，會議以4:3的投票結果決定加息。
總統徹底被激怒了。
他切斷了和華盛頓之間的聯絡，挨個給國會議員去電話：如果必須接受美聯儲的做法，自己到底應該如何管理這個國家？
第二天，馬丁接到總統傳喚，要求做出解釋。當他抵達約翰遜位於德克薩斯的農場，矛盾終於爆發了。
“你是說，你能夠凌駕於總統之上嗎？”約翰遜質問馬丁。
“我從未這樣說過，也不會這樣做。但我確信，美聯儲有權決定利率。”
隨後總統要求與馬丁單獨會談。當其他官員和特勤人員離開後，人高馬大的總統一把將馬丁推到牆上：
“你固執己見，做了一些你明知我不贊成的事情，這可能會影響我的整個任期！你利用了一個病人，這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的孩子們將在越南戰爭中喪生，而你不會按照我的意思印錢放水。”
面對氣勢洶洶的總統，馬丁冷靜地說：“我早已提醒過你，我在5月就準備加息了。我並沒有以任何方式利用你，儘管我知道你不會支援我加息的行動，但我必須做出這種決定。”
此事過後，約翰遜總統承諾政府會增加稅收以減少赤字，換取馬丁調低了利率。可直到1968年國會才通過增稅法案，此時通脹已高達5%，過熱的經濟再難遏制。
馬丁為此後悔不已，認為自己太過輕率地放鬆了貨幣政策控制，1969年他又重回貨幣緊縮的軌道。
遺憾的是，很快他的任期結束。尼克松任命了一個聽話的美聯儲主席——伯恩斯。
整個70年代美國都在加大財政支出和貨幣擴張來刺激經濟，伯恩斯更是積極配合政府放鬆銀根。
到1979年底，美國已經陷入嚴重的“滯脹”，到處都是找工作的人群，通脹如同脫韁的野馬，達到驚人的13%， 美國經濟進入戰後最低迷時期。
1979年8月6日，保羅·沃爾克臨危受命，出任美聯儲主席。
沃爾克早期曾在紐約聯儲工作，尼克松時期擔任財政部副部長，親自主導了美元和黃金脫鉤，1974年又擔任紐約聯儲行長，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政策制定者。
沃爾克視通貨膨脹為國家大敵，“殺死通脹”成為他給美聯儲定下的唯一目標。
上任8天，他就宣佈把聯儲基金利率提高50個基點，隨後又取消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投票決定聯邦基金利率的權利，讓利率能任意幅度地上漲。高利率能夠提高聯邦政府的償債負擔，迫使國會和總統下決心削減赤字。
更重要的是，沃爾克把政策重點從緊盯利率轉向控制信貸總量，對大銀行的主動負債追加高額準備金，並要求銀行不得給投機目的發放貸款。
到1980年10月大選前，美聯儲已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這讓卡特總統非常不滿，公開批評沃爾克把太多雞蛋放在貨幣供應量這一個籃子裡。
最終卡特在大選中敗給了里根，他抱怨是美聯儲斷送了自己的連任。
里根上任後，同樣對沃爾克緊盯貨幣供應量（其實更是對其過於獨立）的貨幣政策表示不滿，但沃爾克並不買賬，為了應對12%的年通脹率，聯邦基金利率被提高到超過20%的水平（這個紀錄至今都沒有被打破）。
緊縮銀根不免要以經濟衰退為代價，大量企業破產，製造商和農場主們怨聲載道，失業率最高達到11%，為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最高點（2008年次貸危機失業率最高點不過10%）。受影響最大的建築商甚至將木塊和磚塊寄到美聯儲，抗議因貨幣政策無法持續建造新房。
因為擔心1982年的中期選舉，有參議員直接發出最後通牒：如果沃爾克不能照做，他們將啟動立法程式，命令美聯儲放鬆貨幣政策。
財政部甚至開始考慮推動美聯儲改革，恢復財政部長在聯儲委員會中的議席（1913年美聯儲初創時曾有此規定），或者乾脆把美聯儲變成財政部的分支機構，完全對總統負責。
幸運的是，1982年通脹終於停下了腳步。到1983年，通脹已降到3.2%，經濟也開始回升， 當年GDP增速令人驚奇地達到了4.5%（1984年更是猛增到7.2%），美元幣值也恢復強勢。
但里根總統已經不想讓沃爾克連任，盤算著等沃爾克任期屆滿就讓他走人。
出人意料的是，白宮開始每天都接到大量銀行家和經紀人的電話或信件，紛紛要求沃爾克連任。1983年，里根不得不重新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
1984年美國再次迎來大選，總統希望美聯儲為政府債務增長提供貨幣政策的協作。一次里根邀請沃爾克到白宮會談，卻被後者婉拒。總統又提出去聯儲總部訪問，還是被拒。沃爾克擔心總統的來訪會給公眾產生不良影響。
最後，雙方同意在總統圖書館見面。會面時，隨行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告訴沃爾克，總統命令他不要在大選前加息，而里根就在一旁默不作聲地注視著他。
沃爾克聽後驚呆了，沒料到總統會如此露骨地向他施壓！
事後沃爾克猜測，這次會面地點之所以選在圖書館，是因為那裡沒有監聽裝置（在白宮會被監聽）。
然而，在里根的第二個任期，美聯儲還是強硬地將利率維持在較高水平，硬生生將通脹降到了1986年的1.9%。
但此時里根任命的聯儲理事也達4位，沃爾克事實上被架空。他決意不再考慮第三個任期。
1987年6月沃爾克正式離任，歷任美國總統、各國政要和普通民眾紛紛向他表示敬意，信件和明信片如雪片般飛到美聯儲理事會。
前總統福特在親筆信中著重強調了沃爾克“以出類拔萃的能力技巧和無懈可擊的正直品格，應對了來自國內和國際的壓力與挑戰”。
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市民帕維萊克說得更真切：“儘管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找到工作了……是您的努力，讓我畢生的儲蓄免遭貶值。如果說立場不堅定的人可能會屈從於政治上的壓力，但先生您卻一直在出色地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效力。”
至今，人們仍對沃爾克降服高通脹這頭“野獸”的歷史津津樂道，盛讚沃爾克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接替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的是格林斯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格林斯潘因對經濟資料的分析專業獨到，在華盛頓與華爾街已經小有名氣。後來，他還在恩師、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的勸告下，加入過白宮顧問團。
1987年8月11日，在總統里根的提名下，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
里根時期美國經濟一派繁榮，但商家、銀行和個人大肆舉債，財政赤字更是急劇膨脹。因此當1988年老布什主政白宮後，美國經濟日趨困難——貿易條件惡化，大量工廠遷往海外，房地產價格直線下降。
即便如此，格林斯潘拒絕改變沃爾克抑制通脹的既定方針，從1988年3月到1989年2月連續6次提升基準利率，上升到10%。
老布什對他越來越不耐煩，從一開始的憤怒變為後來的公開指責。一次格林斯潘建議與政府坐下來談談赤字問題，老布什未予理睬。
不久後，格林斯潘在國會聽證會上宣告，他在貨幣政策上寧可失之過嚴，也不願意失之過寬。
老布什則在採訪中反脣相譏：“我最近沒有和格林斯潘談過，但我不想看到因為害怕通脹就反應過度，以至於經濟受到損害。”
在美元政策上，財政部與美聯儲也劍拔弩張。
格林斯潘時刻想著提高利率，財政部則希望降低利率、削弱美元、刺激出口，以降低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格林斯潘要獨立於政府的干預之外，財政部則對美聯儲的離心傾向十分不滿。
20世紀90年代初爆發的海灣危機導致石油價格猛漲，格林斯潘不顧總統反對，毅然實行收緊銀根政策來控制通脹，總統與美聯儲的關係再度緊張。
1991年夏，老布什再度提名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本來以兩人的關係，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實在是因為布什總統找不到更好的人頂替格林斯潘。
但這也未能緩解格林斯潘與白宮的關係。
眼看1992年大選將至，經濟增長率達到2.5%，可總統主張經濟增長最低不能少於3%。
格林斯潘具有高度應變的作風，此時他也意識到自己行動有些慢了，立即開啟利率閘門。從1992年開始，他不斷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將銀行間貸款利率由8.25%將至3%，為30年來最低點。
但美國經濟依然疲軟，始終沒有達到總統的預期。最終，老布什在選舉中被克林頓抓住經濟問題這一“死穴”不放，輸掉了大選。
老布什心有不甘，公開批評格林斯潘是他連任失敗的罪魁禍首，“如果降息幅度再大的話，我本來是可以重新當選的。我重新任命了格林斯潘，他卻讓我非常失望”。
8年後，小布什子承父業，當上了總統。他對格林斯潘很是疏遠。2006年，格林斯潘在美聯儲任職期滿，沒有得到續任。很多人認為這是小布什對父親沒能連任耿耿於懷的結果。
離開美聯儲後，格林斯潘在回憶錄《動盪時代：新世界中的冒險》中，很不客氣地“敲打”了一下小布什，認為其拋棄財政紀律，將政治考慮凌駕於健康經濟政策之上，導致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是布什政府的一個“重大錯誤”。
與任上模稜兩可的“格氏風格”相比，格老對小布什的批評乾脆、直接、不留情面。
格林斯潘當了18年美聯儲主席，經歷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長期資本基金危機和2001年“911”恐襲，帶領美聯儲保持了美國經濟的穩定。
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3%，創造了戰後最長的經濟繁榮期，通貨膨脹大多數年份也被控制在3%以下。
可人們始終對格林斯潘褒貶不一。
有人稱讚他帶領美國度過多次經濟險灘，是經濟學大師、預言家、魔術師；也有人指責在他任內美國又恢復了寬鬆的貨幣政策，放鬆監管，導致金融機構的擴張更加激進，釀就了2007—2009年的次貸危機。
但無論如何，格林斯潘有他要堅持的原則，比如美聯儲的獨立性，對通貨膨脹的時刻警惕，以及美國經濟的長遠發展。
總統關注的總是經濟增速。過去70多年裡，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到尼克松、卡特，再到里根、布什父子，歷任美國總統幾乎無一不在試圖影響美聯儲的決策，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
可以想見，包括特朗普在內，我們還將看到美國總統一次次對著美聯儲“發飆”。這一場又一場的互懟和制衡，刻畫著美國乃至全球的經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