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愛中國
我們感謝柏林電影節，它擁有足夠寬闊的舞臺，不單止能容納我們的歡愉、衝突與痛苦，也能讓我們欣賞平靜生活上偶爾濺起的層層漣漪。
“我們需要藝術家來幫助我們理解歷史與情感，《一秒鐘》作為電影藝術，可以促進我們思想和生活上的真正轉變”，在柏林電影節的頒獎典禮臺上，評審會主席朱莉婭·比諾什代表組委會緩緩讀出給張藝 謀的一封信，“這就是電影的能力。”
今年本應是中國電影人在柏林少有的興高采烈的一年：除了《一秒鐘》以外，王全 安的《恐龍蛋》、王小 帥《地久天長》入選主競賽單元；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和相梓的《再見，南屏晚鐘》則入選全景單元。中國導演電影在四個單元共計12部作品入圍，創下中國電影在柏林國際電影節入圍之最。這一年也被稱為“柏林中國年”。
儘管由於某些因素失信於柏林，柏林依然慷慨地向中國電影人給予了足夠熱烈的認可：中國演員王景 春和詠梅憑藉《地久天長》包攬了主競賽單元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兩項大獎。相梓的《再見，南屏晚鐘》則獲得了泰迪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獲得該獎。
脫胎於冷戰時期的“西柏林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在東西德簽訂友好條約後，逐漸成為了連線東西方文 化的的一座橋樑，扮演了更重要的文化角色。在那以後，柏林電影節一直要求自身對於本國以外的文化有著同樣充沛的同理心和理解層次。這也是中國、羅馬尼亞、伊朗和土耳其等國家的電影一直能夠在柏林獲得重視的重要原因。
找到自己的故事
回望過去，我們可以從柏林電影節中看到中國電影人如何一 步一步找到自己想講的故事。
從80年代開始，中國面孔就是柏林電影節的常客。第一部入圍柏林電影節的影片是1981年上海電影製片廠製作的《燕歸來》，講述的是因“右派”身份劃分導致一對戀人難成眷屬的故事。
《血，總是熱的》是第一部送到柏林電影節的罕見的“說人話”的電影，片中的一句臺詞是，“我們搞了三十年，不理想。萬一再搞二十年還不理想，中國怎麼辦？沒有退路了。”雖然當時的柏林電影節評委和觀眾依然認為，“中國電影政治色彩太重”，沒有評獎，但在中國觀眾看來，彌足珍貴。
直到1988年的《紅高粱》，柏林電影節終於折服了。外國人從政治議題之外終於見到了另一個張揚 而又野性的中國，綠油油的高粱地上“大”字躺下的九兒、跪在一旁黝黑又強壯的北方漢子餘佔鰲，生命原始的慾望與意志力打動了評委，最終讓《紅高粱》摘得金熊獎，成為首部榮獲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最高獎的華語電影。
在這部作品中，張藝謀打破了外國人對於“中國農民”的習慣認知，讓他們看到藏在那群無趣、庸常麻木的農民骨子深處的生命力。儘管他們依然受著愚昧的約束，但是在對性壓抑和物質壓抑的反抗中，他們衝破了禁錮。
當時鞏俐還是中戲表演系二年級學生，姜文剛憑《芙蓉鎮》嶄露頭角，張藝謀也是生平第一次做導演。1987年，張藝謀接到通知說《紅高粱》將會被送選柏林電影節，然而那個時候電影聲音和畫面都還尚未合一，為了抓住去柏林電影節的機會，張藝謀在北京拼命加班，終於在12月26日趕出了第一個拷貝版本，12月27日是星期天，中影公司的同志加班辦理報關手續，終於趕上了12月30日中國民航CA936航班，寄往西柏林。
但是當時收到成片的柏林電影節主席卻十分生氣，因為此前中方報選的單子上填的是陳凱 歌的《孩子王》和王樹 忱的《選美記》，後來電影局決定選送這兩部片子去戛納電影節，臨時決定改為推薦《紅高粱》。
對於當時的柏林評選團來說，他們甚至都不知道“高粱”是什麼作物，因此對於《紅高粱》這部影片並不抱多大希望。當時身在德國的愛國華僑李定一先生耐心地為評委會一字一句講解，從片名到影片臺詞的含義都做了深入介紹，評委會才消除了對影片理解的隔閡，最終破例同意《紅高粱》進入主競賽單元。
《紅高粱》後來被柏林的評委多次提及，在2010年柏林電影節60週年回顧展上，《紅高粱》被再次播放。回顧展負責人、英國著名影評人和電影史專家戴維·湯姆森表示，讓《紅高粱》“回家看看”是因為“這是部非常棒的片子，當年它在柏林上演時效果好極了，就像忽然開闢了一片廣闊的新天地。” 談起《紅高粱》重返柏林，張藝謀說：“我覺得像回家一樣,電影讓我們成了一家人。”
柏林對於姜文而言同樣意義重大。雖然他當時已經憑藉《芙蓉鎮》名聲大噪，但正是柏林電影節對《紅高粱》的肯定讓他開始走向國際。
1990年，姜文參演的另一部影片《本命年》同樣也入選了柏林電影節。這部片子被看作是中國第四代電影人對中國影壇的最後一次大沖擊，也是80年代中國電影的謝幕式。
影片改編自小說《黑的雪》，但是拍攝當時並沒有下雪，還是姜文想了個主意，提議改名為《本命年》，因為片中的主人公死在了自己的本命年裡。巧合的是，片子在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那一年也是導演謝飛 的本命年。
全片思索著一代人青春的生存與毀滅。姜文飾演的主人公李慧泉因為哥們義氣打架入獄，出獄後一無所有，於是“下海”擺攤謀生活，為了追求愛情和義氣，他最終倒在了血泊中，死於自己的本命年。在城市的燈光下，姜文摘掉眼鏡眼淚滑落的鏡頭，讓觀眾也陷入思考，到底是生活拋棄了他，還是他拋棄了生活，這一代人的孤獨和迷茫，並沒有隨著主人公的生命戛然而止。
港臺電影黃金時代
進入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港片在柏林電影節的評選中大放異彩。這一時代的港片形成的經典型別在柏林評選中都有體現，徐克的《黃飛鴻》、劉鎮偉的《東成西就》、袁和平 的《太極張三丰》都曾經入圍過柏林的論壇單元。
在主競賽單元中，評委們更加青睞的還是反映香港底層人民生活的作品。許鞍華的作品曾多次入選，在1995年的《女人四十》中，可以看出許鞍華對於當時香港生活的敏銳觀察。
80年代以來，香港社會轉型和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中產階級成為城市人口的主體。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快，以至於許多正在被中產階級化的普通市民一時無法適應自己身份的更迭。電影將一位40歲的女人面臨的生活瑣事娓娓道來，波瀾不驚中詮釋了女性在人到中年時面臨的壓力。
在拍這部片子之前，許鞍華的兩部片子《極道追蹤》和《上海假期》雙雙遭遇票房慘敗，儘管《上海假期》入選過柏林電影節論壇單元，但許鞍華的電影生涯依然墜入了谷底。於是許鞍華遠赴日本，蟄伏四年，後來就有了這部《女人，四十》。此片一出包攬1995年臺灣金馬獎與1996年香港金像獎的多個獎項，主演蕭芳芳也憑此片在繼張曼玉後再奪柏林電影節影后。
柏林也是李安的伯樂。由於題材敏感，到處都籌措不到資金，李安在當時幾乎付出了一切來拍攝《喜宴》，甚至把家中的鍋碗瓢盆和餐桌都放到了片場。為了能夠讓《喜宴》獲得國際聲譽、在海外發行，《喜宴》的製片人徐立功和李安幾乎天天都在餐館和擔任評委的張藝謀見面拉票。
最終，《喜宴》和《香魂女》兩部影片票數相當，評委會決定同時授予兩部影片最佳影片金熊獎。從此，李安在國際影壇一飛沖天，成為了華人導演的重要的國際聲音。
更豐富的生活圖景
從80年代華語電影對巨集大敘事的逃離，到90年代展現改革背景下人們內心的迷茫與孤獨，進入21世紀，華語電影更加關注社會分層背景下矛盾的撕裂與爆發。這一時期，以王小帥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作品開始受到國際電影評論的關注。
王小帥最早與柏林電影節結緣是從他的第一部獨立作品《冬春的日子》開始。這部由王小帥自己籌錢，脫離電影發行體系的影片在1994年柏林電影節的論壇單元上播放。在未入選之前，王小帥以為這是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也是最後一部電影。
1989年王小帥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分配到福建電影製片廠以後，他先後寫了5個劇本都沒有通過，他發現再等待組織給他機會，他的電影就永遠拍不成了。要像第五代導演那樣用國家的資金拍片是非常渺茫的事情。要拍一部電影就成了王小帥和一批他這樣的年輕導演們最為迫切的願望。
王小帥不希望自己在等待中荒廢了所學到的專業，找到了他原先在美院附中的同學，也是他的好朋友，畫家劉曉東、喻紅夫婦，拍攝了全部由非職業演員出演的《冬春的日子》，後來被英國BBC選為電影誕生一百週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
這部電影展現了兩位青年作家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的掙扎與突破，電影的演員是一對真實的戀人，他們在電影中展現出來的在多年的交往中程式化、單調的生活就是當時他們真實狀態的反映。在改革開放浪潮的席捲下，兩人開始尋找生活的變數，但是最終，電影中的男主人公卻走向了瘋狂。這部全片都是黑白色調的影片用接近冷峻的方式描述了這對青年畫家的精神狀態，以及他們在遭遇生活創傷後的自我放逐。
2001年，王小帥憑藉《十七歲的單車》獲得了第5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這部電影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展現了兩個底層青年的生命交織。一個是進城打工的農村男孩，因為單車被偷被打破了預想的規劃，另一個則是貧寒的城裡孩子，偷了家中的錢，買下了被偷的單車。
《十七歲的單車》由此用現實主義的所展現的青春，是殘酷卻又令人倍感真實的，在電影中單車所承載的已經不單單是車本身，它既是一種身份認同的象徵，更代表著在夢想面前成長的隱痛。
這部電影在國內的放映並不順利，一開始由於沒有送審就參展柏林國際電影節，導致被禁止在國內公映，2004年，該片重新送審後通過了廣電總局電影局的審查並允許公映，影片象徵性地剪了8個鏡頭，名字改為《自行車》。
這也是廣電總局電影局政策改革後首部解禁的地下電影。導演婁燁曾透露，該片被禁止公映原因是，“拍了太多衚衕，沒把北京現代化的一面拍出來”，有關方面認為不利於申奧。
儘管作品在國內上映多次受挫，王小帥對於中國人的疼痛和迷茫的展現卻打動了國外影評界。
在這次《地久天長》參評後，現場觀眾表示“這是一部令人心碎的長篇家庭傑作”，因為“審美、情感、故事都如此完整”。
兩個家庭的三個孩子展現了中國30年社會大變遷的歷史。故事不算複雜，卻巧妙地將當年的計劃生育、下海熱、東北老工業基地、南方打工淘金等等重要的歷史事件，通過兩個家庭的往事鑲嵌進故事裡，而這些歷史事件，又反過來成為故事重要的推力。
王景春和詠梅扮演的夫妻受到評委會一致好評。在頒獎禮後的官方晚宴上，柏林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朱麗葉·比諾什透露，最佳男女演員獎的評選幾無懸念。評委德國女演員桑德拉·惠勒特意強調，“銀幕上幾乎沒有另外一對夫妻，可以有如王景春與詠梅演繹得如此自然。”
另一位入圍69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導演王全安此前也曾在柏林電影節上多次獲獎。他的首部參選作品《圖雅的婚事》就斬獲了第57屆的金熊獎。出於對蒙古的特殊感情，王全安選擇在距離自己母親出生地300公里的地方拍攝了《圖雅的婚事》。粗暴的工業開發導致草場嚴重沙漠化和政府強令當地蒙古牧民搬離牧區是拍攝《圖雅的婚事》的最初動因，王全安想在牧區消失之前記錄這一切。
圖雅為了一家四口團聚，選擇帶著孩子和殘疾的前夫為自己尋找丈夫，剋制的情緒和自然平實的畫面讓柏林電影節的評委大為賞識。在57屆柏林電影節評選現場，22部競賽單元影片還沒有播放完畢，組委會就已提前通知《圖雅的婚事》主創人員留到閉幕式，電影節官方刊物《銀幕》也對《圖雅的婚事》打出了頒獎前的最高分2.33分。
此後王全安憑藉另一部描述家庭倫理的影片《團圓》獲得最佳編劇銀熊獎。王全安曾說，自己一直在重複的東西就是生活的悖論。在《團圓》中展現出來的悖論則是家庭的團圓無法兩全臺灣老兵劉燕 生與昔日愛人玉娥的聚首，卻要以另一個大陸家庭的分離為代價。
一女二男的三角結構，在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中已有呈現，然而本片特殊的歷史背景，卻賦予故事一個可以承載政治隱喻和歷史解讀功能的舞臺。王全安一面謹慎地避開了國共話語邏輯的正面交鋒，一面在情節編排的細節處暗藏深意。片中有一場戲，家宴，三人暢談對酒當歌，憶起國軍敗走臺灣，臺灣老兵眼中是“民國三十八年雷雨 交加的一天”，大陸老兵糾正那是“1949年，豔陽高照”，而作為女性視角的玉娥只記得，去上海碼頭赴約，在萬千離別人群中，遍尋不到自己的愛人。導演在歷史真相與個體記憶面前，做了某種反諷和戲謔式的註腳。
在這部電影在柏林電影節的頒獎現場，曾經和王全安合作《圖雅的婚事》的女演員余男作為評委團成員為王全安頒獎。余男在現場發言：“這個世界真的很小，我們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分開，我們又會在同一個地方相遇。”
從《紅高粱》中野性又堅韌的中國農民，到《本命年》中迷茫痛苦的青年一代，再到中國快速發展的社會結構中掙扎的中產與底層。中國電影人們在柏林電影節上相遇，也從柏林電影節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我們感謝柏林電影節，它擁有足夠寬闊的舞臺，不單止能容納我們的歡愉、衝突與痛苦，也能讓我們欣賞平靜生活上偶爾濺起的層層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