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西姆·塔勒布的否定法

文/姚斌

納西姆·塔勒布指出，世界上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名稱，無法直接描述，也無法用人類的語言捕捉，或用我們狹隘的思想理念來理解，但我們知道它們，幾乎我們身邊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很難用語言來形容。事實上，越強大的事物，越是難以用語言進行描述。但如果我們不能準確的表達某個事物，我們至少可以描述它不是什麼，這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表達。“否定法”所關注的就是無法直接用語言描述的事物，該詞源自希臘語apophasis，意為“通過否定而得知”。

塔勒布說他一生都在使用一個簡單但非常有用的啟發法：騙子是可以識別出來的，他們都會給你正向的意見，而且只有正向的建議，利用我們對所有祕籍的輕信和熱衷，聽他們一說，我們頓時會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只要看看那些教你“如何做”的書吧，這些書常常以“____的十大祕笈”為題（其中可以填上致富、投資、創新等等）。然而，實際上人們是通過反向方法尋求成功的，這也是進化過程的選擇：下棋高手通常通過不輸棋而取勝；人們通過避免破產而致富；宗教大多制定許多禁忌；生活的經驗主要是關於我們應該避開什麼事。由於採取了一小部分措施，你便能夠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在大多數充滿高度隨機性的情況下，人們無法真正判斷一個人的成功是否確實有能力，或者一個人有能力的人是否能夠成功，此時我們很容易被隨機性所欺騙，但我們幾乎總是能夠預測到相反的情況，即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人終將失敗。對知識最大、最有力的貢獻在於消除我們認為錯誤的東西，即採用“減法認識論”。在生活中，我們可以通過拒絕受騙來提高反脆弱性。塔勒布對抽象形式的偏愛，將那種讓我們無視現實的混亂，並導致黑天鵝效應的理論和共性稱為“柏拉圖主義”，他認識到了世界存在不對稱性。如果把柏拉圖的思想以相反方式呈現，如負共性，那麼他就會真心相信柏拉圖主義。

塔勒布主張認識論的核心宗旨如下：我們知道錯誤的事情遠多於知道正確的事情，或者就脆弱/強韌的分類來說，負向知識（什麼是錯的，什麼不起作用）在錯誤面前比正向知識（什麼是正確的，什麼起作用）更強韌。鑑於我們今天所知的知識可能被證實是錯誤的，但我們今天認識到錯誤的知識則不可能變成正確，至少不那麼容易，因此，通過減法獲得知識遠遠比通過加法獲得知識多。如果我們發現每一隻黑天鵝（注意是真的天鵝），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天鵝都是白色的”這一論斷是錯誤的。但是，即使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隻黑天鵝，我們也不可以認為上述論斷就真的正確。因為一個小小的例外即可推翻一個論斷。因此，我們雖然不能確定什麼某個事物就是什麼，但證偽總比證實更容易找到依據。

將正向（加法）和反向（減法）的一般知識構架聯絡起來：負向知識更為強大，但它並非十全十美。卡爾·波普就遭到哲學家的批評，指責他的證偽法過於嚴苛、明確、黑白分明。我們沒有辦法一口咬定，因為不可能弄清楚實驗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是因為工具出錯、運氣不佳，還是科學家造假，以此“證偽”理論。比如，我們看見一隻黑天鵝，則肯定能推翻“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論斷。但如果我們已經喝了不少黎巴嫩葡萄酒，或因為上網時間太長了產生幻覺了呢？如果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所有的天鵝看起來都是灰色的呢？在一般情況下，失敗和（證偽）比成功和證實能帶來更多的資訊，這就是為什麼說反向知識更強韌的原因。

波普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提出了預測的侷限性，書中提到我們要對未來情況作出可接受的描述是多麼的不可能。但他忽略了一點，如果讓一個無能的外科醫生給大腦動手術，那麼你可以很有把握的預測，這將造成嚴重的傷害，甚至病人的死亡。然而，這種對未來的簡化描述與其證偽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對理論證偽的目的就在於打破對該理論仍有用途的設想。

通過負向知識獲得成功是古典智慧的一部分。對阿拉伯學者兼宗教領袖阿里·本·阿比-塔利卜來說，與一個無知的人保持距離相當於與一個聰明的人為伍。史蒂夫·喬布斯說：“我們認為關注某事意味著贊同你所關注的事。但其實並非如此。這意味著你要對上百個其他好主意說不。你必須要仔細挑選。實際上，我對自己未曾做過的事情與對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同樣感到自豪。創新就是對1000個理念說不。”

塔勒布的思維與查理·芒格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查理·芒格先生非常推崇逆向思維。他總是說，凡事總是反過來想。比起如何獲得成功，他更關注如何避免失敗。查理·芒格先生認為，如果你想在某件事情上成功，那麼先考慮哪些東西會讓你所做這件事情失敗，然後想辦法避免這些因素髮生。

減法知識也是一種槓鈴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是凸性的。瞭解什麼是錯的會給你帶來強韌性，不瞭解則會帶來脆弱性和投機性。但不必因此而害怕，你要設法確保自己在錯誤的地方也不會受到傷害。“少即是多”在此就是否定法的運用。在決策過程中，“少即是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斯佩洛斯·馬克瑞戴克斯、羅賓·道斯等人，他們在各自不同的情況下發現，簡單的預測和推斷法要比複雜的方法好得多。他們的簡單經驗法則當然並不完美。但他們也從不以完美為目標，秉持理性的謙遜，放棄複雜的目標，便可以產生強大的效果。

塔勒布意識到，“少既是多”啟發法在兩個方面與他的發現不謀而合。其一是極端效應。在有些領域，罕見的事件起到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但我們往往會忽視它，因此關注如何利用或避免發生此類罕見事件將大大改變我們的風險值。如果只擔心黑天鵝風險的話，生活要輕鬆很多。其二“少即是多”已被證明是相當容易發現和應用的，在錯誤和變化面前具有強韌性。也許大部分問題都不可能有一個容易識別的原因，但往往會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這樣的解決辦法是可以立即識別的，有時直接就能看出，而不用複雜的分析與十分脆弱、容易出錯、追根溯源的複雜辦法。

維爾弗雷多·帕累託的80/20法則原本是描述了贏家通吃的極端效應。這個效應非常普遍，存在從財富分配到每個作者的圖書銷量。但是，現在許多事情上正逐漸從80/20變成更為不平衡的99/1。也就是99%的網際網路流量都是不到1%的網站創造的，99%的圖書銷量是不到1%的作者貢獻的。當今幾乎所有東西都有贏家通吃的效應，包括了傷害和收益的來源。因此，對系統進行1%的改善可以降低99%的脆弱性或增加反脆弱性，只需幾個步驟，很少的幾個步驟，並往往以較低的成本，就能使事情變得更好、更安全。

比如，公司中的少數員工會導致最多的問題，敗壞總體風氣，或者說公司的大多數問題是少數員工導致的，因此辭退這些員工是很好的解決方案。正如俗語中所說的，只要到倒出你鞋子裡的小石子就可以了。

有說服力和自信的學科，例如物理學科，往往很少使用統計資料支援本學科的論點，而經濟學雖然從來沒有產生過值得一提的東西，卻充斥著複雜的統計和統計證據。而一旦揭開面紗，這些證據就不是證據了。科學上的這種情況與偵探小說中相類似，不在場證據最多的人結果往往是有罪的。即使在實驗中也能找到很多“少即是多”的證據。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爾·西蒙斯在他們的著作《看不見的大猩猩》中寫道，人們在看一場籃球直播比賽時，如果過於關注細節，比如計算傳球數，那麼他們可能會完全無視一隻步入球場中央的大猩猩。

塔勒布一直憑直覺在使用“少即是多”的理念，並將其作為決策的一種輔助手段，而不是把一系列的優點和缺點並列呈現在電腦螢幕上去做對比。舉例說，如果你做某事的理由超過一個，那就不要做。這並不意味著一個原因比兩個原因更好，只是說，通過努力想出一個以上的原因，你實際上正在試圖說服自己做一些事情。顯而易見的決定在錯誤面前是強韌的，不需要一個以上的原因。如果有人以一個以上的論點來攻擊一本書或一個理念，你就知道這不是真的。

塔勒布經常關注柏格森的剃刀法則：“一個哲學家應以一個理念，而非多個理念裡面揚名。”這個理念不一定源於伯格森，但確實非常有效。如果某人的簡歷很長，那麼就直接忽略他。有人告訴塔勒布說，有一個人寫了300篇學術論文，獲得了22個榮譽博士學位，卻沒有任何一項值得稱道的貢獻或個人的觀點。塔勒布聽完了馬上對這種人選擇了避之不及。你應該要專注、專注、再專注，因為“少即是多”。

反脆弱性意味著舊的事物要勝過新的事物，而且是遠勝新的事物，這可能與我們的直覺不符。不管某些東西看起來多麼符合我們的想法，它的敘述多麼好或多麼壞，時間更瞭解它的脆弱性，並會在必要時摧毀它。有一種效應叫“林迪效應”。曼德布羅特是這樣詮釋林迪效應的：“對於會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預期壽命就會縮短一些。而對於一些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這可能意味著更長的預期剩餘壽命。”因此，一項技術存活的時間越久，預期剩餘壽命就越長。這說明有的事物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卻不會像人類那樣“老化”，而是越來越“年輕”。每過一年，只要該事物沒有滅絕，它的預期剩餘壽命就會翻番。這也是強韌性的一個指標。一個物體的強韌性與它當前壽命成正比。

能生存下來的必然是滿足了一些通常是隱性的目的，時間能夠看到這個目的，但我們的眼睛和邏輯思維卻無法捕捉它。判斷哪些東西會被無情的時間迅速吞噬，脆弱的事物終將破碎，這點很重要。當然，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也終將破碎，只是那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會發生。

事物與其壽命的相對比例無需明確檢驗，這是贏家通吃效應在壽命方面的直接顯現。在這個問題上通常會犯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常見於我們認為是低效和垂死技術之類的反例，例如固定訊號塔、印刷報紙和裝著紙質報稅收據的櫃子。一項技術的歷史越長，不但它的預期存活時間更長，而且對這一論點的肯定性也將更強，不是說所有的技術都不會老化過時，而是說那些容易過時的技術，實際上已經被宣判了死刑，第二個錯誤是相信採用了“年輕”的技術，這就是一個邏輯錯誤和心理偏見。它歪曲了一代代人不斷貢獻所累積的力量，使人產生一種幻覺，即新一代的貢獻要遠勝於老一代。而事實上，從統計資料來說，“年輕”的技術幾乎毫無作為。

最脆弱的就是建立在可預測性基礎上的預測，那些低估黑天鵝事件事件的人終將遭到淘汰。可以肯定的是，易於遭遇黑天鵝事件的事物最終將被歷史所吞噬，因為時間將增強該事件的發生概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期預測要比短期預測更可靠。換一種思路，一般預測的準確度隨時間而降低；由於存在非線性，時間越長，準確性下降得越快。你對計算機工廠的銷量或者大宗商品供應商的利潤所作的10年期預測的錯誤率，是一年期預測錯誤率的上千倍。因此，塔勒布堅持認為，通過否定法進行預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用其他方法來預測不可能不在某些地方遭遇“火雞”問題。脆弱的事物都會被其他東西所替代，但是這個“其他東西”是不可預測的，你心目中的那項技術不會是成功的技術，無論你認為它多麼恰當和適合。

進化是靠無定向的、凸性的自由探索和試錯來推進的，因此本質上是強韌的，因為它能從連續的、重複的、細小的、區域性的錯誤中獲得潛在的隨機收益。而人們開展的自上而下、指揮控制的科技過程卻完全相反：這是一種伴有凹性效應的干預，即暴露於大量的潛在錯誤中而只獲得一些很小的收益。沒有證據可以讓我們相信，我們的風險管理能力增強了。由於錯誤的可擴大性，我們面對的是最不可預測的隨機性。

我們天生容易受理論的愚弄，但理論誕生又消亡，而經驗卻總能經受時間的考驗。解釋總是在變，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變化，因而慢慢的養成一種無明確理論支援就不能形成觀點的西瓜，但經驗卻能保持不變。適合一個企業的運作模式應該是在理論的變化面前保持強韌性的模式。

塔勒布的預測基於以下的理念：大多數存活了25年的技術應該還能在存活25年。這裡的大多數不是全部。但脆弱的事物將消失或者被削弱。什麼是脆弱？大的、優化的、過度依賴於技術的東西。脆弱的事物過度依賴於所謂的科學方法，而不是經時間檢驗的啟發法。今天的大型公司到那時應該都消失了，因為它們將規模視為自己的實力，結果卻被規模所誤。

規模之所以是公司的敵人，是因為它會導致公司在黑天鵝面前呈現不相稱的脆弱性，而小公司更容易在未來倖存，甚至茁壯成長。如果某個東西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如果這個東西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那麼不管你認為它合理或不合理，你都可以預期它還會存在更長的時間，比那些預言它會死亡的人存活的時間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