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喜劇

葛優、黃渤 、沈騰分別代表著中國喜劇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三張典型面孔。他們演繹的每個極具記憶點的小人物，代表著那一時期社會最廣泛的群體。他們親歷的時代變革以及應對方式，也成為我們回望過往歲月時，或輝煌、或荒誕的一面鏡子。

葛優先是給了蔡明 一個長久的擁抱，然後親切地喊了聲“媽媽”，全場大笑。

這是出現在今年春晚小品《“兒子”來了》中的一幕。在此之前，葛優沒有真正意義上過春晚，上一次他在春晚上的亮相還是在2014年的開場短片《春晚是什麼》中，葛優隨口調侃道“春晚就是春節的晚上”。

葛優以這種方式完成了每年與全國人民相約“春節檔”的約定。作為九十年代的喜劇之王，如今與他一同站上這一賽道的，還有“70億帝”黃渤以及“長在笑點上”的沈騰。二人在《瘋狂的外星人》中是患難兄弟，在同一天上映的《飛馳人生》中又變成搶奪春節檔票房的競爭對手。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的四十年裡，葛優、黃渤、沈騰分別代表著中國喜劇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三張典型面孔。他們演繹的每個極具記憶點的小人物，代表著那一時期社會最廣泛的群體。

終歸是時代的更迭造就不同的喜劇形態，改變不同喜劇之王的命運。“任何戲劇都要和現實發生關係，喜劇更是必須咬著牙和時代站在一起。”寧財神曾如是說道，而每一個時代的喜劇之王也必須緊緊站在前頭。

他們親歷的時代變革以及應對方式，也成為我們回望過往歲月時，或輝煌或荒誕的一面鏡子。春晚之上，當葛優穿著三十年前《頑主》中曾穿過的風衣出現時，不少人都懷念起那個充滿可能性和討論性的年代。

京痞“頑主”

“兒子，去幫忙拿一下面包。”電視劇《南征北戰》的拍攝現場，劇團正在發麵包。父親葛存壯對十歲的兒子葛優說道，葛優扭扭捏捏，不敢上前過去拿。老葛無奈地搖搖頭，“你呀，長大後也不知道能幹嘛。”

出生在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父親葛存壯是老一輩表演藝術家，母親施文心 是優秀編劇，葛優從小在電影廠大院長大，來往碰上的都是穿著戲服的演員，這讓他覺得新奇好玩，萌生了拍電影的念頭。

內向不善言談的性格讓他在藝考的道路上屢屢碰壁，反倒是曾經在農村插隊餵豬的經歷幫了他一把。在最後一次全總文工團考試的時候，葛優做了無實物表演餵豬，受到考官好評，這才得以錄取，成為一名話劇演員。從1979年到1988年，葛優跑了近十年龍套，沒詞的角色居多。

轉折發生在1988年，在去往成都試鏡的飛機上，葛優心裡還在忐忑，導演怎麼就看上我了呢？原來導演米家山在為新戲《頑主》選角，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好看的，只要有意思的”，這個有點尖嘴猴腮模樣的禿頭小腦袋，一下便吸引了米家山的注意，並當即為他訂下機票。

初次見面，米家山對葛優的印象深刻，“說話稍稍有點結巴，永遠有點遊離狀態。他跟你說話的時候，他笑，你會覺得他肯定不是因為你的話在笑，是因為別的在笑。”這與王朔 小說《頑主》裡的楊重如出一轍：揣著明白裝糊塗、說出來的跟腦子裡想的不一樣，讓人猜不透。

大院子弟王朔筆下的“頑主”們，和流氓不同，他們把玩兒當正經事，玩得兢兢業業，他們面冷心熱、有點小壞和小聰明；帶有濃厚的“京痞”式風格和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嘴上愛討便宜心裡卻老實巴交，是無節操有底線的主兒。

“非得讓我說自個是混蛋、寄生蟲？我怎麼就那麼不順你眼？我也沒去殺人放火、上街遊行，我乖乖的招誰惹誰了？非繃著塊兒堅挺昂揚的樣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點嗎？” 《頑主》中的這段對白充分反映這個群體的性格特點。

與葛優一同飾演頑主的，還有張國立飾演的於觀，樑天飾演的馬青 ，三個“後進青年”開辦了一個以“替您排憂、替您解難、替您受過”為宗旨的三T公司，經營業務包括代人約會、替人吵架、雜症諮詢、醫院陪床等。在替人答疑解難的過程中荒誕笑料百出，同時影射當時現實社會的病態人格和多重亂象。

彼時正處改革開放初期，僵化意識形態的陰影尚未完全消失，而來自人們內心深處的物質精神需求（如汽車、高樓、迪斯科、外匯等慾望景觀）則以更急迫的姿態站到前臺來，去的尚未去、遠來的已到跟前，這其間的交錯糾葛構成了影片特有的時代背景。

身處鉅變的環境中，茫然、混亂是人們臉上的時代表情，內心複雜模糊是普遍狀態，人們渴望重新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而葛優呈現的“頑主”式小人物，正是以一種幽默、調侃的方式來看待人生轉折時候的迷茫，這與中國人在歷史轉折時的集體社會心理髮生即時映照。

“以歷史的眼光看，《頑主》的出世，直接標誌了中國喜劇時代還未開始就已經結束，因它本身已成巔峰。”曾有狂熱影迷這樣評論，也從另一個側面肯定其時代意義：在那個以傷痕文學和沉重歷史題材為主的的八十年代，沒有偉光正和巨集大主題的“頑主”們對權威發起挑戰，構成對假大空主流價值觀的嘲諷。

葛優在《頑主》後很快便初嚐出名的滋味。一次騎車經過木樨地時，葛優遠遠地聽見有人大喊了一聲“楊重！”。雖然表面上不說，但是他“心裡偷著樂”。有一次他在燕京飯店吃飯時，旁桌坐著的小孩子認出了他，不停地指他。“呦，給我高興，那真是高興。”

葛優甚至沒有想到有人專程找上門來約戲。那天下著小雨，王朔和馮小剛騎著摩托車，摸到北京海淀區的一棟居民樓下。幾經打聽，來到一戶門前，敲門無人應答。等了一兩個鐘頭，王朔指著遠處走來的一個人影，說了句“來了”。

在此之前，連續個把月，馮小剛都把自己鎖在房裡，閉關寫劇本《編輯部的故事》，他對王朔說：“這本子我是想著一個人寫的，你必須帶我去見見”。王朔問道：“誰呀？”馮小剛說“葛優”。

屋內，葛優支支吾吾、遲遲沒有答應，“我已經先答應了張曉敏，要在她導的電影《大沖撞》裡邊兒演一個角色了。張曉敏是我在全總文工團的同事，既然我都先答應了人家，這實在是不好反悔呀。”

王朔和馮小剛也沒多說什麼，留下劇本便走了。當天晚上，葛優仔細地看了劇本，發現臺詞語言詼諧幽默、發人深省，自個兒一下子樂了：“這李冬寶不就是說的葛爺我自己嘛！”第二天，葛優鼓起勇氣，硬著頭皮推掉了張小敏的邀請，接受了李冬寶一角。

葛優從《頑主》發跡，《編輯部的故事》讓他成為家喻戶曉的喜劇明星，出門常被認成“李東 寶”，也就此與馮、王二人結下深厚友誼。在三人的關係裡，王朔被認為是奠定馮小剛電影觀念的精神導師——這一點馮在自傳《我把青春獻給你》中曾多次表露。

《頑主》上映那年被稱為“王朔年”，他的四部小說均被改編成電影。另外三部分別是夏鋼執導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黃建 新執導的《輪迴》以及葉大鷹執導的《大喘氣》。此後，王朔的作品成了各個導演眼中的香餑餑。

你也能在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看到“頑主”們的身影，這部改編自王朔《動物凶猛》的電影開拍後，王朔曾去劇組看熱鬧，還扮演了個北京傳奇頑主小混蛋的角色，只有一句臺詞，主要是演被扔。

“在空中我無數次地問，問自己，你這是何苦呢？有意思嗎？難道就不能安於當一個觀眾看電影嗎？”那天，他被一幫武警官兵扔了整整一夜，最後大家都沒勁兒了，有一次他掉下來，百十號人沒一個伸手的，幸虧有個好心人用腳墊了一下，他才沒直接砸在地上。

1993年，上海學術界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拿王朔開刀，稱其作品“反映當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和人文精神的萎縮”。王朔被迫遠赴美國，走之前他對馮小剛說：“咱們分開吧，他們是衝著我來的。你有機會活，不要一起死。”

張國立六十歲生日宴上，馮小剛當著所有人的面感謝了米家山和《頑主》。他說：“《頑主》才是《甲方乙方》、《私人訂製》這種模式的祖師爺。”自《甲方乙方》始，馮小剛才算真正拉開了屬於他的馮氏喜劇大幕，連續三年奪得賀歲檔票房冠軍，葛優一直是其中不可替代的喜劇之王。

這種成功取決於馮小剛和葛優抓住了時代脈搏，找到了他們最大的受眾群體。有統計顯示，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至千禧年初，中國的電影觀眾中城市與農村比例是2：8，而票房收入卻是8：2。所以馮小剛一開始就將他的觀影物件設定為都市青年觀眾。

改革開放的成果讓一大批敢於闖蕩社會的年輕人嚐到創業和實幹的甜頭。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得經濟發展變得活力迸發，都市青年幹勁十足。馮小剛捕捉到了這一社會現狀進而拍攝了這三部賀歲溫情影片。

無論是《甲方乙方》中的自由職業者姚遠，還是《不見不散》中移民美國的北京人劉元 ，或是《沒完沒了》中的計程車司機韓冬，他們皆懷揣夢想，踏實積極，偶爾迷茫徘徊，卻心存希望與信念，王朔筆下對權勢的“頑主”式反抗被全然洗去，主流價值觀再次受到追捧，最終演變成為不溫不火的市民文化。

“第一代城市移民”

進入千禧年後，馮小剛轉而拍攝正劇題材的影片，葛優飾演的角色由普通都市青年變為處於社會上層的“知識分子”或中產階級人士、作家、節目主持人、俠盜等。影片中仍會不時體現葛優“頑主”式幽默，但是其主題和立意已經轉變。

2006年馮小剛導演的電影追求和風格徹底發生轉變，他逐步從正劇路線過渡至悲劇，《夜宴》和《集結號》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葛優嘗試扮演非喜劇人物形象，觀眾似乎不太買單，“看見葛優的臉就只想笑，沒法往帝王將相上去聯絡”、“葛優不適合一本正經的角色，只適合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當許多人正對中國喜劇市場一籌莫展之際，那一年《瘋狂的石頭》出現了。由黃渤飾演的黑皮嘴裡含著麵包，滿臉汙泥、瞪圓眼睛，被騎著小摩托車的麵包店老闆追趕時的樣子，成為逗樂觀眾的一種新笑料。

黃渤作為第一代城市移民的形象，在甯浩這裡得到確認。由其飾演的黑皮代表著城鄉結合部的產物，也是中國由農耕文明磕絆邁向城市文明的寫照。然而這一形象的最初形成卻是源於管虎，那也是黃渤人生重要的分水嶺。

某天，逃債的黃渤接到來自發小高虎的一通電話，那年管虎拍電影《上車，走吧》，希望找一個會說方言，長得醜的人來演男二號，一個農民工。男一號高虎立馬想到黃渤。

在管虎隨後的電影《生存之民工》中，一臉痞相、滿口粗話的農民工六子被黃渤演得活靈活現，以至於拍完後，記者採訪黃渤時驚歎：“嗨，我們主編還說這次找這個演員肯定很難找，肯定是從工地上抓個民工過來演的。”

實際上，黃渤並非出身農村貧苦人家，父母都是青島機關單位的工作人員，但對學習一直提不起興趣的黃渤，還是辜負了父母“學有所成”的期望。初中畢業後，沒有考上高中的黃渤選擇了一所中專學校學商業管理，業餘時間在餐廳做“伴餐歌手”，一晚的報酬是15塊錢。

隨著名氣漸長，他開始跑歌廳，還給自己取了藝名叫“小波”。過早進入社會打拼的經歷，讓他更加明白生活的艱辛和底層人民的心酸，有次甚至與死亡擦肩而過。

那天他像往常一樣在歌廳駐唱，突然一群黑幫闖入，子彈嗖嗖掠過，他下意識躲進靠近自己的DJ臺下，以為這個臺子可以蔽體，最後才發現這個DJ臺不過是一個未裝擋板的桌子，他面前其實只有一塊布。

整個輝煌的九十年代，黃渤在全國各地歌廳巡迴演唱，即便環境複雜依然樂此不疲。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人，讓他對於底層小人物的神態心理更加貼近；而這段經歷也讓他學會如何“取悅”和“服務”觀眾。

然而，長久紙醉金迷的日子，讓黃渤心裡“老有一種惴惴不安的東西”。

他選擇撤出歌廳做實業，拿出僅剩的積蓄與韓國人合開機械工廠。因亞洲金融危機，韓國經濟大幅衰退，一度波及黃渤的工廠，他被債主逼上門來要錢。那時他已決意要從這種窘境中脫身。在接到發小高虎的電話後，歌手“小波”從此變為演員“黃渤”。

甯浩第一次注意到黃渤，是因為《上車，走吧》裡的農民工高明，“他肯定能演黑皮”甯浩心想。苦於無法聯絡，直到有天，甯浩回母校北京電影學院辦事，在校園的小路上偶遇剛入學不久的黃渤，於是愉快達成合作，至今已是十多年。

《瘋狂的石頭》中黑皮戲份並不多。“但我不想一個月就這麼過去。”在別人拍戲時，黃渤就琢磨著怎麼豐富角色內容，讓這個冒失賊更有戲。“你猜猜我是誰，給你三次機會啊。”他在機場蒙著國際大盜麥克的眼睛，當時的劇本只有矇眼睛的動作，臺詞是黃渤自己加上的，還補了一句“還剩兩回啦”。

在下水道被困多天的黑皮向老大求救，結果他用一句青島話“你媽了個逼了你”罵了老大。黃渤認為黑皮本身素質不高，在當時的困境下只能罵出這樣的話來。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上這句，沒想到演完，一直嚴肅的攝製組也忍不住大笑。

此後在《瘋狂的賽車》《泰囧》中，黃渤所扮演的多數角色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的爆發與瘋狂，以及隨著劇情推進顯示出的巨大潛力，都給予了現實生活中無數苦苦打拼、卻仍對生活失望的人們一種另類的精神寄託。

“其實裡面隱藏著每個人的無奈，和比自己更強化的窘境與油滑，我只是巴結上了時代。”黃渤曾在採訪中說道。

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引發下崗潮。據《中國統計年鑑》記載，城鎮集體單位職工人數也呈大幅下降之勢，從1995年的3076萬人銳減至2002年的1071萬人，大批下崗職工開始進城打工，融入新一代城市移民的一部分。

隨後2008年的金融危機像海嘯般突襲而來，物價房租上漲、跳槽難、人才流失快，隨之而來的是心態問題：預期值降低、壓力劇增、消極情緒纏繞身心。在文化心態上也發生了轉變，人們更願意追求刺激、開放、多元的直觀感受。黃渤、王寶強們提供了這種簡易粗暴的娛樂方式，為市場的大多數接受。

2014年，四十歲的黃渤迎來了事業的巔峰期。國慶檔三部大片《心花路放》、《親愛的》和《痞子英雄2》先後上映，黃渤從“三十億影帝”變成了“五十億影帝”。在國內近乎偏狹的單以票房論成敗的電影行業環境中，黃渤創造的票房神話，令外人咋舌，也令當事人眩暈。

“不能再這麼演下去了。”黃渤用“盲”來形容高峰 時的狀態。他剎住了車，轉而去演話劇。一身白T恤、牛仔褲登場，黃渤坐在沙發上，開始一段長篇獨白。緊接著，他起身套上外衣，化身《活著》裡的“福貴”。十年前，葛優就是憑藉“福貴”一角摘獲戛納影帝桂冠。

此時的葛優已經脫離“自由人”身份簽約英皇，承諾5年3部電影。談到和馮小剛漸行漸遠的合作，葛優說：“其實已經有幾部賀歲片沒有我，可能小剛那邊的戲不適合我，有時候就拍點別的。” 在英皇，葛優終於實現了一直想演而沒有演過的人物角色——黑幫大佬——程耳執導的《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陸爺。

但實際上葛與馮的合作關係並沒有完全斷裂。2013年，仍在英皇的葛優出演了馮小剛的《私人訂製》。57歲的葛優和白百何、李小璐對戲，依舊是“不靠譜組合”。“這次其實有點兒覺得重複了，不覺得那麼好玩了。好像有點兒耍不開的意思，有點兒拘著。”

黃渤也不喜歡重複，2018年的《一出好戲》見證了他由演員到導演的身份轉變。在和海邊陰晴不定的天氣搏鬥了529天后，他在屋久島醒來，拍完最後一個鏡頭。天剛微亮，黃渤突然五味雜陳，像是經歷了一場高考。“真的拍完了嗎？是不是還有東西落下了？”他感到有些不真實。

這一刻，他彷彿變回了那個初來北京的躊躇滿志卻四處碰壁的小年輕。但不同的是，這些年在一個相對殘酷的環境裡，有那麼多人喜歡他，讓他覺得自己很像戲裡邊的馬進，也是個被鉅額彩票砸中的幸運兒。

“段子手”

黃渤最近的微博常常提到一個人——沈騰，由倆人合作的電影《瘋狂的外星人》已於大年初一上映，就連日常宣傳也變成二人抖機靈的一場PK。

“和渤哥合影，立馬突顯我的偶像氣質，謝謝 哥哥”，黃渤看後，“禮貌性”地回覆：“你在我手機裡有許多特別偶像的照騙，有空發”，這下沈騰急了，連忙求饒：“好哥哥，別這樣。”

與《瘋狂的外星人》同一天上映的還有《飛馳人生》，導演韓寒說“主角是完全照沈騰寫的”。2015年，韓寒看了《夏洛特煩惱》，“演員一個都不認識，但電影意外、驚喜”。倆人微博互動了一下，之後就再也沒聯絡。

韓寒說過：“很多人只是覺得看到沈騰就想笑，但沈騰的表演功底絕對依然是被低估的，他的表演有一種不怒自威，不笑自喜，不鬧自嗨，不苦自悲的獨特魔力，收放自如，細膩到位但又不落俗套。”沈騰回覆：“用心、客觀、又尊重事實”，並表示“紅著臉也要轉”。

近年來，沈騰頻繁地出現在話劇舞臺之外的電影、綜藝、社交平臺中。他在今年的春晚小品《佔位子》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郝健 。我兒子也是咱班的，叫郝貴。”瞬間將全國觀眾的記憶拉回到2012年的新春夜晚，那是“郝建”在熒幕上的首次亮相，“打敗你的不是天真，是無鞋（無邪）”也因此成為傳播廣泛的網路段子。

社交媒體時代，“段子”已成為一種語言狂歡，用於諷刺嘲弄社會現象，反映社會情緒。在這種模式中，開心麻花的喜劇元素、能觸及觀眾笑點的段子，稍加修改或者更換語境，就能重新調動觀眾的幽默神經。

比如，將詩詞改成臺詞“君坐教室頭，我坐教師尾”，以及“哥抽的不是煙，是寂寞”改為“是雪茄”，也曾被沈騰用進話劇《索馬利亞海盜》裡。

對於開心麻花來說，他們還需要找到話劇的傳統受眾之外的網際網路新群體。創始人張晨曾特意跑去中關村做調查，發現那裡聚集大量白領階層，他們熟悉網際網路語言，卻飽受工作重壓，聽段子是他們的消遣去處。

瞄準這一群體後，2006年《想吃麻花現給你擰》的第二輪演出移師海淀劇院，上座率開始回升，幾乎場場爆滿，“最後7場，每個黃牛平均掙了八千塊錢”。

即便如此，話劇仍然逃不出小眾圈層的天然屬性，開心麻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只停留在“看過的人都說好，沒看過的人不知道”的死迴圈裡。帶領開心麻花走出怪圈的是已經六次出現在春晚的沈騰。他在這個擁有全國最廣泛受眾的宣傳平臺，使得花心麻花的品牌逐漸打破圈層。

2012年沈騰初次亮相春晚，在小品《今天的幸福》裡假扮一個從未來穿越回來看望母親的兒子郝建。第二天，沈騰女朋友的媽媽奔走相告：“我家女兒男朋友上春晚啦！”親戚朋友都說這男朋友不錯啊，這麼高，得有一米九了，沈騰無奈：“說的都是艾倫”。

開心麻花的製作人馬馳至今都記得，2014年的春晚是最險的一次。眼瞅著春節臨近，節目還沒影兒，馬馳天天跟著上火。沈騰倒安逸，帶著馬麗、杜曉宇幾個人張羅 起來在賓館吃火鍋。馬馳特別不高興，拉著臉進房間去了。

“來，馬哥，喝一口啊，來喝點”，沈騰邊喝邊跟馬馳嘻皮笑臉。“要不那麼燙，我真掀了，當時我就特別生氣，但那幾個就跟沒事人一樣。”但是在吃完火鍋後，沈騰想了很久都沒整明白的一個情節給捋順了，後來才有了小品《扶不扶》。這也讓馬馳徹底明白，跟沈騰這幫人著急也沒用，他有他的章法。

老朋友魏翔覺得沈騰是那種“祖師爺賞飯吃的演員”，十幾年前看他的話劇演出“他在臺上是鎮定自若，極其放鬆。這種感覺是別人不具備的，那個讓我很震驚，因為年輕的話劇演員、舞臺劇演員會在臺上用力過猛。”

出生在文藝氣息濃厚的家庭，姐姐是歌唱家，沈騰對外常說自己考上軍藝是基因好，長得帥。上學時，經常是隻要他往那一站，大家就情不自禁地發笑。當他滔滔不絕地講段子時，同學們都笑得前仰後合，所有人都認為他有喜劇天分。

有一次，國際友人來校交流，戲劇系主任讓大家表演在戰場上和敵人打仗。大家都非常投入地演出，“好，不錯，不錯，一、二、三、四，哎？怎麼少了一個？舞臺上只有兩條腿的那個是誰？”這時沈騰出來了：“老師，是我，我設計的是敵人的炮火把我的上半身炸飛了。”

“小時候大家都願意模仿趙本山、宋丹丹、黃巨集，好像不知不覺地就做一些這樣的事，可能都是潛移默化影響你。東北的這個土壤，這個氛圍，就是哪一撮人裡面都有一個特能扯淡的，特能搞笑的那麼一個人。”沈騰在《人物》自述道。

2003年，沈騰軍藝畢業，正式進入開心麻花，出演第一部舞臺劇《想吃麻花現給你擰》，這部劇集結了何炅 、謝娜 、于娜等明星，以詼諧幽默的形式批判了社會上的種種不良現象。

“我一直覺得我是個特別幸運的人，我特別幸運的就是一畢業就到了開心麻花。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是開心麻花還在東棉花衚衕、和平 裡幾個地方輾轉的時候，一群心無旁騖的年輕人，喝著酒，擼著串兒，沒日沒夜琢磨包袱兒的時光。”沈騰在曾經的採訪中說。

2015年，開心麻花啟動電影專案，《夏洛特煩惱》應運而生。在此之前，沈騰身上最大的標籤還是春晚小品中的”郝建“。“郝建成就了我，但我真的不滿足於一直就表達一個郝建，我還想表達不同的人生、體驗不同人物的命運。”

在體驗完夏洛的煩惱後，他又成為《羞羞的鐵拳》中的張茱萸、《西虹市首富》中獲得大筆遺產的落魄守門員王多魚。導演想讓沈騰減肥，於是他每天跑5公里，結果腳踝和髖關節受傷。導演又讓他增肥，沈騰暗喜：“減肥對我來講肯定是一個難題，因為我平時不怎麼動，我主要是動腦子，我腦子很瘦。”

沈騰的腦子反應確實很快。在一期《我就是演員》中，徐崢 讓四位選手分別來做“實物證實”的表演，即用自己的表演來賦予某個道具別的含義。一番推諉之後，沈騰坐上了臺，充當道具進行即興表演。

演員宋軼似乎有備而來，一瘸一拐走向沈騰，拉住“扶手”，斜眼盯著他，潛臺詞彷彿在說：給傷殘人士讓座呢。沈騰一歪腦袋，迅速做出轉方向盤的動作，說道：“扶穩了啊”，全場大笑。

葛優、傅彪、範偉和黃渤，曾經是影評人、編劇史航口中的四個可以擔起“國民演員”這個名號的人選。“他能肩扛悲喜，有喜劇的底子，也有悲劇的可能，有大多數同胞都能理解和感知的那種魅力。”

沈騰體現自己能夠“肩扛悲喜”的場合是《歡樂喜劇人》半決賽上，採用默片的形式表演喜劇《小偷去哪兒》，以此致敬偶像卓別林。表演最初的版本是有聲的，但比賽前一晚沈騰還是決定把所有的臺詞都拿掉了。

“因為我覺得通過抓住卓別林那些能夠被人們記住的記憶點來詮釋作品，才能更深入人心。說真的，面對放棄那麼多語言包袱，不可能不心疼，但腦子裡的念想太強烈——既然致敬，就得純粹。”

他的微博頭像一直是小時候模仿卓別林裝扮的照片，瞪圓了眼睛，手拄柺杖，一本正經地準備開始他的表演。

如今，葛優自知“廉頗老矣”，在當下快速的移動網際網路與社交狂歡的語境下，再度獲取適合的角色並不是件容易事，表明不會排斥出演配角，他提到《我的前半生》裡，由陳道明飾演的醬子老闆卓漸清，做一個配角也挺好。

黃渤也曾被問及“是否能取代葛優”，他回答：“這個時代不會阻止你自己閃耀，但你也覆蓋不了任何人的光輝。因為人家曾是開天闢地、在中國電影那樣的時候，人家是創時代的電影人。我們只是繼續前行的一些晚輩，不敢造次。”

終歸是時代的更迭和歷史的推進成就了葛優、黃渤和沈騰，他們都曾在時間浪潮的某一階段成為喜劇排頭兵。誰也不知道下一個弄潮兒會以何種方式出現，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人民永遠需要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