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民企之困——如何走向民企之春?三改齊發,破局結構性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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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點焦慮時,聚會就會增多。這不,又要參加一場沙龍,頭腦風暴,抱團取暖。與會者來自經濟、證券、實業、研究、媒體等方方面面。
“喂,有沒聽馬雲的最新演講?說未來10到15年製造業的痛苦遠超今天大家的想象,說貿易爭端不可能兩個月、兩年解決,要有20年長期思想準備。”有人說。
“我快被電商搞歇菜了,還能痛苦到哪裡?”做零售的老闆嘟囔著,“我關心的是特朗普有沒有可能被彈劾掉?”
“那不可能,你看美國股市有多好!減稅,企業利潤提高,股價就漲,家庭財富淨值創新高,失業率也降到3.9%。再看看A股!”有人迴應。
“A股也快到底了吧,你看上市公司半年報,二季度市場大跌時,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一直增持,9月陰跌這一段,一些QFII還在加倉。老外對A股好像比我們正面。”基金公司的人說。
話題從股市轉向樓市。“房地產是個大問題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最近鬱亮在萬科月度例會講話,說方方面面都進入了轉折期,萬科戰略檢討的結論是四個字,‘收斂’和‘聚焦’,要把‘活下去’作為未來三年的基本要求。碧桂園的中報裡也說要降低增速了。”有人很擔心。
“房地產的好日子太久了,是該降降。幾千家A股公司市值加在一起才等於6個‘蘋果’,幾個一線城市就相當於美國房地產市值的一半,是不是太誇張?要我說,最近中國經濟的亮點是小米、拼多多、蔚來、美團這些有新模式、新動能的公司成功上市,海底撈也要上市了,只不過都不在A股。還有就是技術創新,華為、阿里巴巴、大疆、商湯科技這樣的公司都在大力投入研發。如果研究開發在GDP中的佔比越來越高,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都靠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經濟轉型才有希望。”
這位抨擊房地產、偏愛獨角獸的仁兄滔滔不絕,但很快也被質疑,依據是滴滴的危機,獨角獸的虧損,共享單車的一地雞毛,以及投資圈裡蔓延的寒意。
三言兩語,你來我往,說到了民企。
民企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說是“56789”——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超過50%;對GDP、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的貢獻均超過60%;對企業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貢獻超過70%;對城鎮就業的貢獻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超過90%。但最近,一談到民企,似乎都在叫苦。
經濟學教授說:“對民企再怎麼重視也不過分,因為民企乃就業之本。1978年,我們只有14萬城鄉個體勞動者,而到去年底,我們有6580萬戶個體工商戶和2726萬家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支撐起了就業的根基。“
目前民企到底是什麼情況?是全線困難,一蹶不振,還是結構性調整、有喜有憂?
“不能一概而論。有民企之困,也有民企之新,像小米、OPPO、vivo、海底撈都很亮麗。吃的穿的都有很多網紅品牌,潮品牌。要分門別類地看。”金融資料公司的分析師拿出一疊資料,分析開來。
“民企大致可以分三個層次,上面是上市公司;中間是規模以上企業(規上工業企業標準是年銷售額2000萬元);最下面是廣大的中小微。
“先看上市公司,根據《2017年民間投資與民營經濟發展重要資料分析報告》,到去年11月30日,A股3444家上市公司中,民企佔2101家,2017年前11個月新上市企業中民企佔86.7%;剔除利潤最多的金融行業後,民營非金融公司有2095家,整體營業利潤率為9.5%,他們以佔比22.5%的資產完成了佔比31.1%的利潤,盈利能力高於其他型別企業。這說明,民企上市公司的競爭力是比較強的。
“再看深交所披露的2017年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年報資料的有2105家,共實現歸屬於母公司的淨利潤同比增長20.58%,其中主機板公司增長35.62%,中小板增長18.89%,創業板降低15.21%,剔除業績波動劇烈的權重股溫氏股份和樂視網後,創業板淨利潤增長4.43%。這說明,民企主導的中小板特別是創業板,新興產業、科技公司比較多,成長有波動性,還不穩定,但不是一團漆黑。從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資料看,地方國企、央企、民企的利潤增速均比2017年上半年有15%-25%左右的增長,民企的增速還高於央企。通過這些資料,至少從上市公司看,民企的表現還是可以的。
“但民企確實遇到了困難。一是不少民企上市公司大股東的股權質押,因為股市下行,跌破平倉線,不得不出讓控制權;二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民企的利潤表現落後於國有控股企業,而且落後還比較多;三是最下面的中小微,因為金融緊縮、環評提高等原因,困難大 大加劇。”
聽了分析師一席話,大家明白了,當前民企之困不是全域性之困,是結構性之困,越往下越困難。至於困難的原因,大家有些看法是一致的,比如整個消費增長趨緩、中美貿易爭端造成心理衝擊,這是所有企業都要面臨的,民企比較特有的問題是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方面還沒有真正得到公平待遇。也有人直言,一些民企的危機更多是自身因素,如過度投機,高槓杆粗放擴張,低水平重複建設,沒有與時俱進轉型升級。還有人說,不少民企過去在勞工待遇、環保要求、稅費繳納等方面的標準比較低,現在要補課了,就不適應了。因此,國企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民企也要改革,要提升素質。國企、政府、民企,三改齊發,“民企之困”才能走向“民企之春”。
2
第一個討論的問題是稅費。
經濟學教授說話了:“我來給大家講兩組數字。一組來自世界銀行前兩年釋出的營商環境報告。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稅費額/利潤)是67.5%,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對比起來,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為34%。我們稅費中的社保費佔企業利潤的49%,美國是百分之十幾,瑞典是高福利國家,也只有35%。第二組數字是關於社保的,中金公司最近測算,明年社保徵收交由稅務部門進行後,如果繳費基數完全規範化,同時也不降低社保費率,徵繳收入可能增加7000億元左右,其對整個上市公司的影響是盈利會下滑3%,民企上市公司利潤下滑約8%,中小創公司利潤下滑約9%。很多民企利潤很少,已經在走鋼絲,風再大點真的就會被吹下來。”
政府官員的看法則有不同:“關於社保徵繳,國務院常務會議說要按‘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的部署,確保現有徵收政策穩定,對歷史形成的社保費徵繳參差不齊等問題,嚴禁自行集中清繳。但大家也要看到,為什麼這一點國企很少提意見?說明國企相對規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說,中國目前只有27%的企業社保繳費基數是合規的,15.8%的企業是按固定工資繳納,按繳費下限繳納的企業佔比為31.7%。就是說,我們表面稅率高,實際負擔沒有那麼厲害。靠少繳社保費總不是長久生存之道吧。”
做企業的接過話頭:“你這真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了。現在國企解決了多少就業?民企解決了多少就業?國企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程度高,大機器生產,用工成本在總成本中佔比不高,而民企很多都是勞動力密集型,沒有國家投資,自己找飯碗已經不容易了,特別是小微,利潤率那麼薄,用工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又比大企業高很多,如果硬要它交,算算賬划不來,那隻能裁員或關門,大不了不做了。怎麼辦?還有個問題,各地的企業工資統計,中小微企業因為分散,很難統計到,他們收入低、在統計中又被忽略,導致各地確定繳納社保的工資區間對他們實際上偏高,他們本來沒那麼高工資,按偏高標準繳社保,根本沒能力!”
第一個問題告一段落。
第一個問題告一段落。
結論:企業稅費偏高,社保費的標準更高,對更偏向於勞動密集型的民企來說,無論稅收還是社保,足額規範徵繳至少目前不現實。苛刻地一刀切,很可能一片片倒下。必須從長計議。
3
第二個討論的話題是爆倉。主要是券商投行部的人在講。
“我這些年一直服務民企上市公司,沒看到今年這麼驚心動魄的,那麼多中小市值公司的股價跌掉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大股東的股票質押跌破平倉線,債務危機一觸即發。此時誰不差錢呢?央企和地方國資。他們積極‘買殼’,今年已有20多家民企上市公司向國資轉讓了控制權。如果不是‘視窗指導’不許輕易平倉,我估計有好幾百家上市公司大股東要換人。到9月中旬350家上市公司董事長離職,去年離職了478位,如果接下來還有爆倉的,估計從2017到2019年,上市公司董事長離職的會突破1000人,絕大部分都是民企。”
媒體提問:“那你覺得,這種控股權的‘國進民退’,是有意為之的部署,還是市場下跌後的自然結果?”
“應該說,是資本市場下行等一系列客觀因素造成的綜合結果,並不是政策方向。但從一個更大的視野看,民企紛紛爆發債務問題,不得不賣殼,和他們在融資、發債評級、銀行資金接續等方面天然不利的條件又是分不開的。‘去槓桿’是大勢所趨,不去確實不行,但金融機構都厭惡風險,民企就會首當其衝。同時,一些民企的危機和他們亂投資,亂併購,亂做賬也有關係,趕上這兩年證監會加強監管,也引爆了不少雷。你看有些出事的民企同時也有財務造假、業績‘大變臉’、涉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合同詐騙、票據詐騙等問題。”
券商人士把大股東遭遇危機的關鍵原因講了一遍。
一個和定向增發(指向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有關。2006年推出的定增,意味著放寬上市公司的融資條件,資本市場一度有90%多的股權融資都通過定增。2012年前定增沒有太大問題,個別發行有困難的,大股東就說我來做個保底,支援上市公司融到錢。2013年之後定增變味了,股市向上,有券商發報告提出“萬點論”,2014-2015年很多大股東主動要求保底,他看到的都是賺錢機會,比如股價15、16塊錢,13、14塊錢搞定增,最高漲到60塊。他當然願意保底,明股實債,想把上漲的大頭都提走。大股東保底,誰給他資金呢?銀行、國企,他們也覺得定增是個好品種,私募也進來了,大家攜手幫助大股東配資,先是1:2配,通過夾層甚至按照1:9配,大股東的利潤非常可觀。
2015年股市大跌,但之後定增還是很受歡迎,因為大家認為3000點是底,定增很安全。所以大股東繼續保底,當“劣後”(指給參與定增的優先順序投資者固定回報,他拿剩餘收益)。誰想到股市這一年多來,殺的最厲害的就是中小盤、創業板。這時所有參與定增的人都是輸家,一些大股東東挪西借要兌現承諾給別人的固定回報,陷入了債務危機。
第二個問題是股權質押。大股東的財富都在上市公司,靠股權質押融資最方便,有的大股東把幾乎100%的股權都質押了。這有客觀原因,股市上漲時上市公司習慣做併購,但程式慢,稽核時間不確定,所以大股東先用股權質押,融資把資產先買下,再注入上市公司。股市好的時候,券商爭先恐後幫助大股東做質押融資,券商的資金成本是4%到5%,融給大股東7%-8%,吃這個差價。大股東股權質押融資後就買資產、進軍別的產業、買別的殼,等等。但股價下來了,這個模式就不成立了,如果沒錢補倉,股權就要由債權人處置。這中間又趕上了“質押新規”,比如原來可以按面值6折質押融資,突然收縮到3折,還有“減持新規”,對大股東減持股票有時間和數量上的嚴格限制,無法通過減持變現,於是紛紛爆倉。
“所以從目前上市公司這些‘國進民退’的案例看,應該說是一種市場行為。歷史上,民資收購國企比較多,特別是‘國企抓大放小’那個階段,國企真的不行。現在國資入主一些民企,不是說企業本身不行了,而是大股東因為爆倉,公司易主了。‘消滅’了大股東,但企業還在,還正常執行。”
媒體繼續提問:“照你這麼說,大股東‘國進民退’很正常。但國企就沒有債務問題嗎?負債累累的城市投融資平臺公司就有現金流還債嗎?為什麼銀行還在支援他們,而民企只能賣股權?還有,大股東股權質押,有多少比例是正常的融資需要,有多少比例是偷雞不成蝕把米的投機?”
“問的有道理。國企和民企在金融資源供給方面待遇不同,是事實,這是我們的市場文化,一時改不了。最近這兩年‘去槓桿’,金融機構加強風控,打擊‘非標’(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收拾空轉資金,這對以往的高槓杆融資造成很大沖擊。其實很多國企和政府投融資公司也是高槓杆,也虧損,但他們是有辦法的,可以緩衝的,銀行會保的,而民企沒有‘保護傘’,資金鍊說斷就斷。比如企業發債,國企是AA+,民企只能評到AA,那民企發債的利息就高,而且根本發不出來。因為市場上充滿對民企的不信任。所以,一刀切去槓桿、收縮流動性,會錯殺一些只是一時資金緊張的企業,信用一收縮,大股東為避免信用違約、不連累上市公司,甚至被逼去借P2P和高利貸,還利息都是不小的數目,這就形成了‘負反饋’。
“但是大股東自己確實也要反思。雖說融資難,但上市公司比起中小微,融資出路還是很多的。如果不是過去太激進,太金融化,很多大股東死不了。
“至於說正常融資和投機性融資,這個很難區分,也不能說一爆倉就是投機惹的禍。因為大股東融資也是有成本的,年息至少百分之七八,他不會輕易去賭。當然,很多大股東對自己過於自信,以為幹什麼都能成功,這是激進的內在原因。而觀察那些優秀的上市公司,會發現負債率總體是不高的,有的甚至是零負債。”
第二個問題告一段落。
第二個問題告一段落。
結論:上市公司控制權的“國進民退”,並非政策所向,而是諸多市場和企業因素共振的結果。民企從中也要吸取教訓,加強風控意識,要警惕在金融放鬆週期裡過度借錢,好像“不借白不借”,特別要警惕把經營性融資搞成資本投機(比如一些大股東把股權質押的融資拿去炒股票),等把自己玩完的時候,沒有誰會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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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討論的問題是過橋。主要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
一家投資公司老闆說:“我們前兩年投了一些中小企業,他們現在最大的困難是,銀行為了規避風險,要求還了舊貸之後才能貸到新款,不少企業只能靠借高利貸的‘過橋資金’維持,就像《人民的名義》裡的蔡成功。這樣不僅成本加劇了,而且即使‘過橋’了,銀行也可能以額度不夠等原因不再續貸。儘管銀保監會要求銀行落實‘無還本續貸’,但實際操作中,‘過橋’還是極為普遍,弄不好就落水。像我老家,一個省只有兩個市明確要求‘無還本續貸’,大部分地方都要‘過橋’。”
大學教授問:“我聽銀行的說,不是他們不願意支援中小企業,實在是風險太大。他們提供的資料很多都不準確。你覺得踏踏實實做企業、只是資金困難的比例有多高,騙貸或者故意給銀行挖坑的比例有多少?”
“那你真的搞錯了,中小企業不是那些把投資者本金當利潤、亂來一氣的P2P,我敢說95%以上都是老實人。同時我也主張,對於真騙貸的,建立黑名單,提高違規違法的成本,讓他身敗名裂,形成震懾。”
旁邊一個做小微金融服務的接著說:“我覺得80%以上的企業是不會故意騙貸的。大多數企業非常看重誠信。現在的問題是,再講誠信的企業也要‘過橋’,一弄就是幾個星期,趕上銀行班子調整或者領匯出國,一兩個月也很正常。‘過橋’期間要借高利貸,要收縮生產,有訂單也做不了,對外該付錢的先不付,由此帶來的損失很大。還有,銀行的再貸款要求企業提供很多單據,比如原材料購貨單,企業這時候已經收縮生產了,不可能有那麼多單據,被逼著和社會上的中介合作,造假流水單。”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融資貴。我們做小微服務的資金來源於大型國企,現在不少大型國企的錢花不完,而且銀行給的貸款利率向下打折,所以他們成立金融服務機構,給周邊中小企業貸款。資金差價就是利潤。而民企直接去貸款,上浮個百分之幾十很正常,日子當然沒有國企好過。”
第三個問題的討論結束了。
第三個問題的討論結束了。
結論:中小民企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首先,對於因資金短缺和流動性不足陷入困難的民企,要有更大的容忍度,要儘可能站在企業立場思考問題;其次,加強誠信體系建設;最後,銀行的成分歧視的有色眼鏡要儘可能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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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討論的問題是損益。即國企民企的利潤情況。
政府官員開了個頭。
“我覺得今天的討論很好,立足事實,著眼於解決問題。現在最怕鬍子眉毛一把抓。我覺得這幾年政府不斷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一視同仁’、‘放寬准入’、‘堅決消除各種不合理障礙’,出臺了很多檔案。最高人民法院也專門有個通知,依法保護企業家人身財產權利。說政策‘走回頭路’、‘開倒車’,這和事實不符。
“但正如大家的反映,民企確實遇到了很多困難。我是這麼看的,這可能是整個國家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過去粗放增長,高槓杆驅動,產能過剩嚴重,環境也破壞得厲害,所以要搞供給側改革。改革總是有代價的。大家可能不記得了,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革,從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壓縮淘汰落後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很殘酷,但整個行業2000年扭虧為盈。那時是‘國退民進’,紡織工業部撤銷了,國家對紡織行業幾乎不再提供補貼和政策優惠,紡織行業國有企業從2003年的1754家下降到2008年的1175家,但這個行業垮了嗎?沒有,中國入世後紡織出口全球第一,遙遙領先。因為民企成為主力軍,2008年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的數量達到3.3萬多家,形成了‘萬紫千紅總是春’的態勢。
“大家提到國企現在日子比較好過,其實這也是一件好事,可以為國家做更大貢獻,可以多劃撥一些國資充實社保。社保充實了,就可以把社保費率降下來,這不就幫助民企了嗎?所以我想,國企民企在不同的時代是有辦法形成互補的,不是對立關係。”
經濟學教授拿出一疊資料,說:“‘兩個毫不動搖’,這個我相信。但現在也要正視現實,就是近兩年國企和民企的效益出現了顯著反差。”
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的資料,從2016年到2018年(為體現可比性,均為1-7月資料),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同比增長速度分別是:-6.1%,44.2%,30.5%,私營企業是:8.7%,14.2%,10.3%。國企利潤突飛猛進,主要是在上游生產資料領域佔主導,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明顯。可以看一下國企主導的一些行業2016年到2018年(均為1-7月)的利潤同比增長情況:採礦業是-77%,7.9倍,53.4%;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是130%,100%,97.8%;煤炭開採和洗選業,-19%,13.7倍,18%。相比起來,製造業這三年的利潤同比增長為12.8%,18.1%,14.3%,明顯不如上游,而製造業是民企的基本盤。同時,規模以上企業的數量每年是動態調整的,一些倒閉的企業不再進入下一年統計,根據招商證券丁安華的研究,倒閉的企業主要是民企。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民企的利潤表現會更差。
而仔細分析上游行業利潤的成因,主要是靠“去產能”之後的提價。
以鋼鐵為例,根據中鋼協等部門的資料,2016年是化解過剩產能開局之年,在化解了超過6500萬噸粗鋼產能後,鋼材價格震盪上漲,重點統計鋼鐵企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同比下降1.8%,盈利卻實現了303.78億元,而2015年同期為虧損779.38億元;2017年,得益於“去產能”和清除“地條鋼”,規模以上鋼鐵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2%,行業利潤同比增長178%;2018年上半年,約380家主要鋼企實現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5.33%,利潤則同比大增151.15%。利潤增速遠超收入增速,主要拜價格上升所賜。以螺紋鋼為例,2015年最低時1噸1600元,現在1噸4200-4300元。
教授唸完資料,嘆了口氣:“國企賺錢是好事,但上游行業的利潤增長是靠價格不斷上漲,成本壓力就會傳遞給中下游。由於民企所在行業的競爭十分充分甚至過分,很難將壓力再向終端傳導,所以就會倍感艱難。國企掌控著許多資源,有獨特的資源紅利,如果這類紅利繼續擴大,我認為絕非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
第四個問題結束了。
第四個問題結束了。
結論:要真正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將其落到實處,就必須儘可能將政府手中的各種經濟資源,包括牌照、許可證,通過市場化改革,惠及更多主體,而不是直接用行政手段讓國企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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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曾是國企的艱難時刻。當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0944億元,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221.6億元。
經過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改革,到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6651億元,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753.1億元,這幾年的總趨勢很明顯,國企增長很強勁,民企原地踏步。
中國經濟有其獨特的形態、結構與制度特徵,把“國”與“民”對立起來,並不能解決問題。然而,現實告訴我們,現在是到了要將國企改革、政府改革、稅費改革等統籌推向深入,真正落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時候了。最佳的路徑也許是,通過國資改革,增加劃撥社保的國資比例,社保充實後降低社保費;將更多有資源紅利的領域向民企開放,體現公平競爭的原則;簡政並節制政府支出,降低增值稅和所得稅的稅率;民企在輕裝上陣的同時,增強社會責任,提升自身素質,邁向更高質量的發展。
如果不從總體上採取系統措施並堅決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在實踐中可能會一手硬一手軟,而這對中國的未來絕不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