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治網癮：一場殘酷逃離
文/特約撰稿 張瑤
張磊沒有打麻藥就做完了牙根管治療手術。這個26歲的“網癮少年”曾多次被“電擊”，有此“感覺到死亡痛感”的經歷之後，如今牙根管手術這種痛對他來說，已經不值一提。
三年前，張磊被綁在臨沂市網路成癮戒治中心（下稱臨沂網戒中心）13號室的一張床上，他雙手虎口被紮上帶四根電線的針，在一臺“低頻電子脈衝治療儀”面前，前後接受了四次治療。時至今日，他也不認可臨沂網戒中心對他的診斷，對該中心曾使用電擊治療網路成癮（下稱網癮）的方法耿耿於懷。
臨沂網戒中心隸屬於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2016年宣佈關閉，電擊療法則在更早之前就被叫停，但外界對該中心是否真正關閉的疑慮並未消止。
臨沂網戒中心不過是眾多網戒機構其中一家。這些機構的性質包括“學校”“培訓機構”“公司”“醫療部門”等，動輒以“第一”“首家”等誇張詞彙自詡。在魚龍混雜的網戒江湖中，屢有暴力、心理創傷乃至死亡的惡性事件發生。
北京一所網癮戒除訓練營的醫療人員在與學員進行思想交流。圖/視覺中心
惡性事件頻發的根源，在於中國針對網癮至今尚沒有診斷標準與治療規範。教育、醫療與工商部門均可批准成立的網戒機構良莠不齊，治療方法包括使用“暴力”、服藥、心理疏導等。由於缺乏科學的治療方法，即便是網戒機構從業人士也不諱言當前市場的“混亂”，寄望於早日實現科學治療。
中國 科學院院士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在2018年9月的一次釋出會上透露，中國網癮治療規範正在制定中。當時的背景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中國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資訊及釋義（2018版）》（下稱《釋義》），就網癮等問題進行了梳理與總結。釋出會上，陸林還給出了一個備受外界關注的資料：全世界範圍內青少年過度依賴網路的發病率是6%，中國比例接近10%左右。
“你看這個網，就是我兒子翻上去之後，基地給安裝的。”北京家長宋鵬指著一扇大鐵門上覆蓋的細細鋼絲網對筆者說。9月1日開學後，他沉迷網路已經三年左右的兒子宋峰再次拒絕返校入學，他無奈之下只好把孩子送入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北京軍區總醫院成癮醫學中心，下稱青少年成長基地）治療。第二天，宋峰就攀上了這個兩米多的大鐵門，想逃跑。
網癮治療規範正式出臺之前，張磊和宋峰們幾乎都經歷了一場虛擬世界和現實之間的殘酷逃離。
魚龍混雜的網戒中心
張磊是在2015年6月9日被父母送至臨沂網戒中心的。在那裡，他被低頻電子脈衝治療儀治療四次，“先將針扎進肌肉組織，然後再通電，第一次是四組線路同時通電，輸出數值為70，造成的痛苦普通人無法承受”。
原臨沂市衛計委2016年公佈資料稱，臨沂網戒中心時任主任楊永信開創的多環節網癮綜合戒治模式，自2006年起已經救治網癮青少年6000餘名，成功率達90%以上。
封閉住院99天、四次“觸電”， 張磊終於說服母親讓他出院。張磊的病歷上寫道，他沉迷網路12年。“患者於12年前無明顯誘因地上網玩網路遊戲，後逐漸沉迷其中，不願學習，不與父母溝通交流，心煩發脾氣，因沉迷網路經常換工作。其家人難以管理，今送其入院治療，以‘習慣與衝動障礙’收入院。”
張磊並不認可這份病歷對他的診斷。按照病歷所說，他從10歲起就開始沉迷網路，但家境普通貧寒的他當時還沒玩過電腦。他回憶，高中畢業後因為工作原因他跟父母總是吵架，內心煩悶時就總去網咖，很多時候寧願在網咖睡覺也不願回家面對爭吵，愈發激怒了父母，讓他們以為自己得了網癮。
出院一年後，張磊化名“未消逝的青春2015”，在 微博 上發表了文章《我在臨沂網戒中心的真實經歷》，引發了網際網路上對電擊治療網癮的一場輿論風波。
和張磊一樣，李維對網戒中心印象最深的也是電擊。27歲的李維是曾被邀請回網戒中心演講的被“治癒”孩子。2008年2月4日下午，父母以“姥爺要去世了”為理由，把17歲正在上高三的他送進了網戒中心。當時，他成績優異，一直在年級前三名，平時喜歡整天對著電腦學習程式設計、玩遊戲，這讓父母認為他得了病。出院後，李維始終不明白父母為什麼要送他去治網癮，他無法信任任何人，被確診雙相情感障礙（躁鬱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十年間已經有過數次自殺經歷。
臨沂網戒中心對外稱在2016年已經關閉，但2018年10月22日網友釋出的一段視訊顯示，原來治療網癮的“電擊室”傳來孩子的慘叫聲，疑似仍有電擊。10月25日，臨沂市衛計委釋出通報稱，臨沂網戒中心早已不再收治網癮人員，網傳視訊資訊明顯不實。
8月末，筆者曾赴臨沂實地探訪，醫院門口和住院部2樓的“網路成癮戒治中心”字樣已經被抹去，但網戒中心所在樓層仍保留著與其他樓層不同的高度封閉，不時有掛著“值班家長”字樣的人經過門鈴、鑰匙雙重驗證出入其間。“楊主任上課呢，沒時間”，家長們對陌生人身份高度戒備，憤怒地關上了門。
該院宣傳科負責人反覆向筆者強調，2016年風波過後，網戒中心就已經關閉，網戒中心團隊被分散打亂到各科室，楊永信目前是心理康復一科的負責人，一個普通的精神病醫生。
楊永信一方有人士認為，網戒中心的治療方式被妖魔化了，網戒中心曾宣稱採用“心理+藥物+物理+工娛”相結合的網癮戒治模式，但留給外界的印象只剩電擊。
近年來，也有一些通過暴力手段戒網癮的機構被曝光。這些機構打的幌子或有不同，但核心模式是一致的。通過宣傳可以治療網癮，高價從各地招收“不聽話”的網癮少年，並向家長許諾，可以“馴服”孩子的各種惡習。
2017年底，江西戒網癮學校南昌豫章書院被曝毆打、囚禁、暴力訓練學生，對學生實行關小黑屋、罰戒尺等體罰行為。豫章書院負責人被控非法拘禁。
最新一起案例發生在2018年4月。據《北京青年報》，4月16日，13歲的男生王某在山東雅博教育培訓學校內與兩名教員發生衝突，兩名教員在控制王某過程中，致其窒息死亡。企業註冊資訊顯示，該學校2002年成立，官網上稱是“濟南最好的戒網癮學校”。
多位從事網癮治療的業內人士表示，網戒市場可以用“魚龍混雜”來形容。網戒機構的資質認證混亂，師資力量良莠不齊，由此“患者”甚至產生新的問題行為。
“孩子救命的地方”
“如果誰說楊永信的治療模式不好，就請誰給這些問題孩子的家長指條明路，給這些心理問題嚴重的孩子們找個更好的地方救治。”2018年8月，筆者在臨沂當地走訪時，被一些家長阻止，後收到一份200多名家長簽字的聯名信，他們要求記者終止採訪並禁止使用既往網戒中心資料及公開報道。
聯名信強調臨沂網戒中心被媒體妖魔化。“在院孩子正在住院改變，離不開這個地方，出院的孩子需要隨時複診、持續固化、提升，也離不開這個地方，這是所有孩子救命的地方。”信中如此寫道。這些家長們堅信是網癮害了孩子，而過去幾年間對電擊治療網癮的誇張報道嚴重誤導了孩子們對網癮治療的認知，進而影響了孩子們的療效。
筆者曾試圖與楊永信及網戒中心相關方對談，但遭拒絕。
據瞭解，大多數父母認為自己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已將孩子送至網戒中心，也由此對網戒中心的治療效果抱有極大期望與信心。
宋鵬記得，兒子宋峰從小就喜歡玩遊戲，初一下半學期開始被手遊吸引失控，一開始還能堅持上學，但是一回家就遊戲不離手。等到初二升初三的時候，宋鋒已經沒有辦法上學，只得休學。
宋鵬認為，網路遊戲的誘惑在兒子自我迷失的道路上起到了關鍵作用，讓孩子沉溺在虛擬世界中無法自拔。多次溝通失敗後，宋鵬也曾試圖理解兒子——他下載了兒子最喜歡玩的手遊想著和兒子產生“共鳴”，但是因為玩起來太費勁也就放棄了，跟兒子的關係也變得惡化。
在筆者接觸的案例中，幾乎所有案例都表明，網癮少年與父母關係緊張，雙方之間爭吵、甚至打罵時有發生。
青少年成長基地主任陶然告訴筆者，青少年成長基地的孩子70%都曾因玩網路遊戲對父母使用過劇烈的暴力。一起極端案例中，由於被禁止玩遊戲，孩子舉刀砍傷了母親的一隻耳朵。基地成立於2006年，致力於青少年網癮等各種心理及行為問題的康復與研究，收治了近萬名網癮少年。
臺灣家長林亞敏，帶著兒子陳立明經歷了一條漫長的尋治網癮之路。為了讓兒子戒掉網路遊戲，她想盡了各種辦法。藉著旅遊的名義，實地考察了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網戒中心。經過多方比對，她發現日本的網戒中心價格不菲；韓國雖然由政府提供免費網癮戒治但語言不通；臺灣網戒中心，則招收所有“酒癮”、“毒癮”等各類孩子，她擔心孩子在裡面又染上別的癮。最終，她把兒子送進了青少年成長基地。
封閉隔離四個月之後，已經逐漸脫離虛擬世界的陳立明回憶，沉迷在虛擬世界的時候，“自己確實很瘋狂”，晚上時常煩悶無法入睡。經過反覆溝通和陪伴，陳立明和林亞敏如今已經達成一致，他希望能在明年考上大學。
不是每一個父母都有著林亞敏的經濟實力和與孩子溝通的耐心，更多的父母仍然深陷在與孩子的緊張關係中。
在前述南昌豫章書院暴力體罰學生的惡性事件中，初中生王偉曾發表公眾演講，介紹自己在豫章書院三個多月期間被體罰、吞洗衣液自殺、暴瘦50斤的經歷。出院後，他無法再信任將自己親手送進去的母親，並患上了抑鬱症。
大量孩子被不理解他們的父母當成“患者”送診，同時，父母們沒有意識到，“治療”過程也可能存在風險。
中國毒理學會藥物依賴毒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廣州日輝成癮和心理治療中心主任何日輝以自己12餘年的臨床治療經驗估算，被認為有網癮症狀的人，實際上真正構成純粹網癮的人不到30%。
什麼是網癮、對網癮的認知，何以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
網癮是疾病嗎?
網癮真的存在嗎？如果在十年前問這個問題，可能醫學界大多數專家都會遲疑。陶然記得，2003年他首次遇到宣稱孩子對網路上了癮的家長求診，當時他檢索學術論文，只搜到兩篇蜻蜓點水式的研究。
接下來五年間，陶然的團隊對全國不同省市的1200個疑似網癮患者開展研究，對每個人進行400多項資料匯入，試圖從中找到規律和共性。他得出結論，網癮確實是一種精神疾病，並總結出了一個網癮診斷標準。這個標準中最核心的是前兩項，即心理依賴和戒斷反應。前者指對網路遊戲的渴求（想著前一次的遊戲活動或期待著玩下一次；遊戲成為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動），後者則指當不讓玩網路遊戲時表現出戒斷症狀（表現為易怒、焦慮或悲傷，但是沒有藥物戒斷的體徵）。
事實上，早在1995年，為了拿美國精神病學協會（下稱APA）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複雜性和僵化性開涮，美國精神病醫生伊萬·古登伯格就諷刺地提出了網路成癮（IAD）這個概念。這之後，網癮受到全球關注，圍繞其是否存在、診斷標準是什麼、應當如何治療這三大爭議，全球精神病學界、社會學界和公共健康系統都展開了研究，但相關進展比較緩慢。
一直到2013年，APA才將網路遊戲成癮列為一種有待繼續研究的疾病，並將陶然的標準納入其中。同年，陶然記得，自己再在學術期刊上搜索，在全球範圍內搜到了50多萬個網癮相關結果，“鋪天蓋地的研究來了”。
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開始研究網癮這個話題的時候，連網路成癮的上一級分類——行為成癮，甚至都不是一個WHO認可的官方概念。
何日輝介紹，網癮（主要指網路遊戲）與藥物和毒品等最大的區別在於，人沒有服用來自外界的物質。毒品、藥物濫用等物質的上癮機制是清晰而明確的，但人到底能不能對一種行為上癮，行為成癮能否作為一種疾病？這也是近些年才發展起來的概念。
2018年6月18日，經過多方爭議，WHO在最新的《國際疾病分類》中，加入了行為成癮的章節，並將網路遊戲成癮列為其子分類。這一草稿將在2019年表決通過後正式實施。《國際疾病分類》是報告疾病和衛生狀況的國際標準，該草案因此在產業、學界和精神病醫學界引發轟動。
不過，美國娛樂軟體協會等許多來自產業界的協會發表聯合發聲反對，希望WHO收回草案。
阻力不僅來自產業界。包括牛津大學、悉尼大學等在內的24名全球知名學者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公開聯名信，反對WHO將遊戲障礙入病。
聯名信中寫道，即便只是一個提議，遊戲障礙這一概念也會造成醫學、科學、公眾健康、社會學和人權意義上的負面影響，例如對呈現偽成癮症狀的青少年進行不成熟的診斷和治療。此外，他們還擔心不斷宣揚遊戲的危害會惡化親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加重家庭對孩子的暴力，甚至會成為孩子被控制和限制的藉口。聯名信的最後，24位學者特意附上了“作者們宣告不存在利益衝突”的宣言。
針對WHO將“遊戲成癮”列入精神疾病範疇，陸林指出，WHO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此舉使網路成癮問題受到社會更多關注，甚至在治療時能得到保險支援。他表示，網路成癮不應被簡單定義為一種疾病，青少年過度使用網路往往伴隨著其他問題，涉及家庭、學校和孩子自身，問題的改善和解決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2018年9月公佈的《釋義》，對網癮的定義有了明確界定，“指在無成癮物質作用下對網際網路使用衝動的失控行為，表現為過度使用網際網路後導致明顯的學業、職業和社會功能的損傷”。
許多醫學界人士認為，一旦網癮的治療規範出臺，很多沒有資質的網戒中心將淡出江湖，網戒市場有望結束多年來的混亂狀態。
治療：迴歸真實世界
在2018年的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針對網癮現象發聲。
唐山市人民醫院院長鬍萬寧稱， “遊戲本身能夠獲益的東西有多少？很少。無非是讓大量的年輕人、孩子們把最好的時光消磨掉，把意志消磨掉，在網路的虛擬空間內回不到現實。”
全國、廣州大學副校長於欣偉則建議，由政府制定網路遊戲分級標準，並對運營過程提出明確要求，防止沉迷遊戲現象進一步擴大。
據央廣網報道，為有效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路遊戲，中國政府及相關部門自2001年至2017年，共頒佈了47項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有專業人士認為，“正如很多快速發展的事物一樣，我們對網際網路和手機使用的監管，無論從規則上、技術上或是內心建設方面都遠未能夠與其發展速度相匹配適應。”
各國經驗表明，來自公共政策系統的措施遠多於公共健康系統，目前主要方法有監管網路遊戲在未成年人中的曝光時間、年齡和時間限制等。
以韓國為例，這個電競產業發達和網路沉迷現象嚴重同時存在的國家曾出臺一系列政策，試圖在網路遊戲產業發展和青少年保護層面形成平衡。例如，實施《遊戲促進法案》要求所有的網路遊戲都經過分級，避免青少年接觸到不適宜的內容；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網癮預防治療中心，境內最嚴重的網路成癮症患者被送到這裡接受治療，由政府撥款支援；施行“關機法案”，禁止網路遊戲供應商在凌晨12點到早上6點間對16歲以下的青少年提供服務等。
業內人士認為，中國應該借鑑其他國家治療網癮的成功經驗，但不要照搬，而應該在其基礎上進行“改良”。正如陸林所強調的，網癮是比較複雜的綜合性問題，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討論和認識，才能形成診療規範。
在何日輝看來，網癮正式治療規範出臺之前，微觀層面來自家庭的引導至關重要。
在何日輝治療過的眾多案例中，有一個案例讓其印象深刻。
2014年，在美國讀大學預科的小武因為整日在宿舍日夜顛倒地玩網路遊戲，甚至產生自殺傾向而被父母帶回國求診。經過反覆的溝通和治療，何日輝發現，小武身上還存在抑鬱症、戀物癖、社交恐懼、學習障礙等多種心理和精神疾病。
深度催眠之下，小武袒露了初中物理課時他經歷的一次小創傷，這才是他各種疾病的根源。那次經歷讓他受到全班同學的鬨笑，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困擾。他曾多次試圖重建自信並與父母溝通此事，但都被不以為意地忽略。像蝴蝶效應一樣，這次創傷產生的焦慮逐漸吞噬了他。經過對心理創傷的修復和抑鬱症的治療，小武最終重返大學校園並順利畢業，父母所擔憂的網癮也不治而愈。
陸林也表示，網癮的出現往往與其他精神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鬱等有關。一般來說，在這些精神疾病得到改善後，青少年過度依賴網路的問題也將得到顯著改善。
陶然曾對前往青少年成長基地求診的上萬名孩子和家庭進行統計，他注意到，來自公務員家庭的網癮孩子最多，佔到40%左右；教師、會計等家庭的孩子佔到30%左右；然後才是單親家庭、留守兒童等。他的解讀是，公務員家庭的父母在外非常忙碌，孩子普遍缺少父愛；教師家庭則普遍具有完美主義傾向，對孩子提出過高要求。
陶然認為，家庭關係的傷害和錯誤引導是造成青少年自我迷失、走向虛擬世界的根源。除了對收診的青少年進行心理干預外，他們要求父母也時常來基地聽課，學習與孩子溝通的正確方式。
不論如何，對於已經因網癮和網癮治療受傷的家庭，父母和孩子都需要經歷對親子關係的重新審視，否則，仍將有更多年輕人向虛擬世界逃離，或者在被過度治療的深淵中掙扎。
也有人逐漸迴歸了現實世界。宋鵬現在每星期都爭取去基地上課，學習如何跟兒子溝通。國慶節放假前，原本只想逃跑的宋峰，似乎已經逐漸融進了集體生活，主動報名參加了基地組織的籃球賽。
宋鵬偷偷去看了那場比賽，“他看起來挺開心的。”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受訪家長和患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