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公佈任正非對話外媒實錄：我不知道誰是華為的接班人

[摘要 ]任正非表示：“華為接班人在迴圈更替中自然會產生，而不是我制定的，因為我不是沙特國王。”

來源：心聲社群 騰訊科技整理

1月15日，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在深圳華為總部接受了外媒的採訪，這是他在公開報道里第三次接受外媒採訪，迴應了外界關切。

1、外媒：您在軍隊的這段經歷，怎樣影響的您在華為的管理風格？現在華為在全球都面臨著比較多的審查，華為與軍方的這些聯絡，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到華為的未來？

任正非：當時中央希望要讓中國每個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從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引進了世界最先進的化工裝置，建立一個大型的化纖廠，希望通過生產化纖來給每個人提供一套化纖衣服。這個化纖廠在遼陽太子河邊上，條件非常艱苦，當時，中國完全混亂了，調不動地方工程隊伍，地方的工程隊伍都不肯到那個艱苦地方去，所以中央只能調軍隊去修建這個化纖廠。

當時部隊的工程能力比較低，像我這樣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就得到了使用。部隊進入施工現場時，數十平方公里的現場，沒有一間房屋，部隊全部都睡在草地上，當時是七、八月份。後來工廠撥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風、漏水。那段時間我的體會：一是，接觸了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二是，吃著世界上最大的苦。當時法國這個化纖廠，自動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至少當時全中國還沒有這麼先進的工廠，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世界先進技術，還學會了吃苦。我們住在這種土坯房中，既不抗凍，也不防風，最低溫度可以達到零下28度。當時中國處於極度困難時期，肉和油的供應極少，東北老百姓每個月供應的食用油是3兩，相當於150克。沒有任何新鮮蔬菜，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蘿蔔用一個很大的混凝土池醃製起來，做成酸菜和酸蘿蔔，那麼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蘿蔔。主要食物是高粱，而且是很難吃的雜交高粱。我們一邊學習最先進的技術，一邊過著最原始的生活，這就是那段時間的經歷，用一個詞總結，就是“冰火兩重天”。

但那段時間，我過得很快樂。那時在其他地方讀書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這個工廠還可以讀一讀書，因為完全搞不懂這些現代化裝置。那時候我是連隊的技術員，由於工作努力，後來晉升到一個20多人的小型建築研究所當副所長，技術職級是副團級。我們那時的夢想，就是希望在改革開放大裁軍之前，能夠得到一箇中校軍銜再退伍，可惜沒有實現。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都是一個沒有獲得軍銜的退伍軍人。

2、外媒：根據記錄，您在1982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黨代會，你為何沒有參加其他的黨代會呢？華為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怎樣的？

任正非：我們在擔負最先進的化纖廠的建設過程中，檢驗先進裝置缺少一種儀器，這種儀器瀋陽自動化研究所的一個技術員在國外看見過，告訴我是什麼樣子。我就用數學推導的方式把儀器的設計推導了出來，但是我對推導並沒有把握，就曾去請教過東北大學的李詩久教授，來確定我的推導是否合理。得到他的肯定以後，我把這個儀器發明出來了。當時正好國家粉碎了“四人幫”，開始搞經濟建設，國家在尋找好的案例證明科學技術是有用的，我的這個小發明就被誇大成了大發明，被各種報刊、雜誌、電影紛紛宣傳。由於廣泛的宣傳影響，我有幸被全國科學大會選中，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

大家都知道，在那個時代，不是黨員連炊事班班長都當不了。我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卻不是黨員，上級很奇怪，所以組織給了幫助，讓我成為了黨員。當時我不能加入共產黨的原因，不是我個人工作表現不好，而是我的家庭原因，當時我父親是作為“走資派”被關進牛棚的。大家都知道，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他的歷史遠遠比一個工農幹部要複雜得多，共產黨的嚴格審查致使他十年沒有平反，所以我不能入黨。我1978年入黨後，當時國家提倡幹部要四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革命化），我又符合條件，就推薦我去參加十二大選舉，我就被選上了。可惜那時候太年輕，對黨在這個大時期的大改革什麼也沒聽明白，這是十分遺憾，我那時是個單純技術觀點的“呆子”。我是永遠地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但是我絕不會做傷害世界任何國家的事情。

3、外媒：我們知道過去兩週或者最近一兩個月以來您面臨了很大的壓力，所以今天很感謝您和我們交流。我的問題和安全相關，最近我們看到很多國家政府，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政府提出的安全的擔憂，其實他們並不懷疑華為技術的可靠性，而是看起來擔心華為，甚至是擔心所有中國公司。所以我想知道對於華為的外國客戶，您能給他們怎樣的保證，華為能夠保護他們的網路安全，保護他們資訊的機密性？另外考慮到中國法律的環境，您的擔保有怎樣的限制？

任正非：首先，過去30年來，華為公司在170多個國家，為30多億人提供服務，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記錄。其次，華為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公司，我們在網路安全和隱私保護上是堅決站在客戶這邊的。我們決不會去危害任何國家，傷害任何人。第三，中國外交部也做過澄清，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企業安裝後門。華為公司和我個人也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這樣的要求。

4、外媒：外國對於華為安全的擔心，一方面是由於您的軍方經歷，另外一方面擔憂來源於中國政府或多或少是以某種形式持有華為的。華為對外宣傳完全是員工持股的公司，但是對外股權和結構上卻是一個祕密，這方面的資訊公開或者上市，是可以很大程度上緩解這種擔憂的。華為的持股結構，為什麼如此神祕？

任正非：大家都看到，資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資本是比較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趕快拿走，就失去對理想的追求。正因為我們是一個私營企業，所以我們才會對理想有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們從幾百人開始就對準一個“城牆口”衝鋒，幾千人、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對準同一個“城牆口”衝鋒。對著這個“城牆口”，我們每年研發經費的投入已經達到150-200億美元，未來五年總研發經費會超過1000億美元。資本公司是看好一個漂亮的財務報表，我們看好的是未來的產業結構，因此我們的決策體系是不一樣的，我們很簡單的，為人類進入資訊社會而奮鬥。

同時也告訴你們一個資訊：我們公司有96768名持股員工，前幾天也就是1月12日，在170個國家、416個投票點完成了新一屆持股員工代表的選舉，這個選舉過程歷時一年，先是對治理章程的宣傳，讓員工明白公司的治理架構是什麼；然後分層分級地推選候選人，每層候選人都要自我宣講，爭取持股員工認同他，他不是被選上，只是被提名。這些提名再被彙總到更上一層組織，再更廣泛爭取民意，完成一定的收斂。這個收斂以後的名單再會由各級高層組織審議和協商，聽取民意和調查，然後再次收斂，最後向選舉委員會彙報，彙報之後再返回去，收斂到兩百多人，然後放到資訊平臺上，公開徵求意見，再進行投票。確定候選人名單。

1月12日，我們完成了全球的投票，這幾天信使們正揹著這些選票往回飛，持股員工代表大會就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公司所有權的歸屬是96768名持股員工，這些人要麼是華為在職員工，要麼是曾經在華為工作多年後的退休員工，沒有一個非華為員工持有一美分股票，沒有一個外部機構持有一美分股票，政府任何部門沒有一美分股票。公司專門有一個儲存股權資料的庫房，歡迎記者們去參觀、抽查。

我創業的時候並沒有錢。我從軍隊轉業，我們夫妻二人一共拿到3000元左右人民幣的復員費。當時深圳要求公司註冊資本最低是兩萬元人民幣，我通過集資的方式獲得21000元的資金，註冊了這家公司。今天，我個人在華為持有股票佔總股數為1.14%，我知道喬布斯的持股比例是0.58%，說明我的股權數量繼續下降應該是合理的，向喬布斯學習。

5、外媒：去年非盟中心的通訊被攻破了，華為為非盟大樓提供了相關裝置，請問華為對此如何迴應？如果有任何中國人或者外國人在中國違法犯罪，在華為手機裡留下了一些線索，請問華為是否會配合中國司法機關來解決這個問題？再例如，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在海外犯法了，華為應該怎麼做？

任正非：無論是華為的中國籍員工或非中國籍員工，只要違反當地法律，我們都會配合司法機構調查。我們堅決反對員工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公司內部有非常龐大的內外合規管理系統，用來預防這些事件，違反後，有紀律部門來處置。華為公司未來的規模可能還會更大，雲時代的網路社會更復雜，如果我們不用紀律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可能我們會不堪重負。

至於非盟的網路被攻破，和華為沒有關係。

6、外媒：回到華為公司業務層面，我想知道最近某些國家考慮到網路安全而停用華為的裝置，對華為本身的業務有哪些影響？華為未來會有哪些動作，或者您自己覺得華為應該怎樣做, 在未來的歐洲及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五眼國家這些地方更好地進行正常業務？

任正非：首先，客戶有接受我們的，也有不接受我們的，不是現在才存在這個問題，過去也有這個問題。如果不接受我們，只是少數議員和官員的意見，他們不代表政府規定，我們要積極去溝通。如果上升到政府規定，那我們就不在這個國家進行銷售。

圍繞現在的爭論點是5G，4G以下大家還沒有爭論。沒有爭論的地區的產品，我們還要繼續銷售。有少數國家決定不再購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就把願意購買我們裝置的國家做好，用優秀的網路說明我們是值得信任的，這也是一個技術上的和平競賽，我認為這是公平的。

7、外媒：您之前提到，如果中國政府要求您提供網路裡面的資料，或者在裝置裡面安裝後門，您會明確的拒絕，不會去服從這樣的要求。但我們知道您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你怎麼才能夠拒絕政府或者黨對您提出的要求，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跟這樣的要求進行鬥爭？面向您的客戶，你通過什麼樣的保證讓他們放心，說“出現這樣的事情，我不會去服從”？

任正非：我們公司是一家商業公司，商業公司的價值觀是以客戶為中心，所以我必須遵守商業規則。至於我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我們商業行為不一定有密切關係。所以我剛才講的已經非常清晰，就是堅決不會做這個事。今天的採訪通過報紙登出去以後，未來20-30年，也許我還活著的時候，大家會記得用這句話來驗證我的行為。

外媒：接著問一個問題，之前我們提到蘋果的例子，他們不服從政府的要求，甚至把政府告到法庭。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法律制度給華為這樣一種可能？

任正非：我不執行政府的要求，應該是政府來告我，而不是我去告政府。政府告不告我，我就不知道了。

8、外媒：想問一下，其實過去我們看無線通訊技術的陣營主要是兩派，一個是GSM，一個是CDMA，您能不能預測一下未來有沒有可能出現兩種技術陣營：一個是中國主導的技術陣營，加上美國主導的技術陣營，比如手機平臺上，我們有安卓的平臺，也有IOS平臺。

任正非：我們這個世界曾經在鐵路的建設上走過窄軌、標準軌和寬軌共存的時代，這給世界的運輸行業增添了非常多的麻煩。在通訊領域也有多標準的時代，給網路建設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3G、4G都是這個問題。為了使通訊網路能夠統一起來，我們共同在5G上達成了一個標準，這就是為迎接人類社會走向一個智慧社會打下了基礎。如果人為地把它分為兩個世界，我認為對世界智慧社會的進步是有害的。技術科學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會決定人類社會的未來。我個人是堅決支援世界建立統一標準的。

9、外媒：兩個問題，您現在腦子裡想的未來作為公司CEO的接班人是誰？第二,在華為文化的打造上，您發揮了什麼樣的角色？華為的文化是以進攻性，高要求著稱，大家也經常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在文化塑造上您做了哪些事情？為什麼文化如此重要？

任正非：華為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客戶服務，權力是為了推動共同價值觀的動力和潤滑劑，誰來接班，誰就有權力去推動價值觀，起到動力和潤滑劑的作用。如果權力不受約束，就會阻礙和破壞這個價值觀。我們的治理章程是力圖實現分權、共進、制衡，使權力閉合迴圈，以及在迴圈中科學更替。

公司的命運不能繫於個人。否則個人遇到安危，公司就不運行了？面向未來不確定的生存與發展環境，我們唯有堅持集體領導，才能不斷戰勝困難，取得持續的勝利。集體領導機制的生命力與延續性，是通過有序的換班機制來保障的。所以，今年我們已經完成了170個國家、96768名持股員工的選舉，這要形成新一屆的權力機構。通過制度交接班，才能確保公司“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共同價值得到切實的守護與長久的傳承。

我們分成了幾層治理機構，每層治理機構責任聚焦明確，又分權制衡，避免權力過於集中或者因不受約束而被濫用。比如，建立核心精英群體，是由退出董事會、監事會的高層領袖組成，維護公司長遠利益，掌握治理領袖的選拔，這個設計吸取了歐洲著名管理學家馬利克的觀點，也吸收了歐洲和世界各國重要百年公司的治理經驗。董事會的選拔是“任人為賢”，資歷不重要，他們的責任是多種糧食，改變土壤肥力，帶領公司前進。監事會“任人為忠”，對董事和高管的勤勉履責予以監督。所以，權力在閉合中迴圈，在迴圈中科學更替。

現在輪值董事長有3位，每個人當值6個月，在當值期間是最高領袖，最高領袖是置於法下，這個“法”就是治理章程；也置於集體民主中的。比如，當值輪值董事長可以提議，3位輪值董事長商議以後，是否能將提議上常務董事會討論；7個人組成的常務董事會通過表決，也只能形成提案，交給董事會表決；董事會多數表決通過，才能成為檔案。董事長代表了持股員工代表大會，對常務董事會進行規則管理，常務董事會和董事會的執行必須遵循治理章程的規則。監事會是對董事行為進行監督。所以，誰是接班人，不知道，在迴圈更替中自然會產生，而不是我制定的，因為我不是沙特國王。

10、外媒：想知道您對2019年的業務展望，我們看到華為的一些競爭對手，包括像愛立信，他們的日子很難過，這會不會幫助華為進一步去發展業務的多元化？2019年收入的目標現在有沒有數字了？

任正非：2019年，我們可能會碰到國際環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剛才我說我們的增長不會超過20%，估計在1250億美金左右。我們也不會乘人之危去搶佔愛立信、諾基亞它們的市場。而且現在整個環境對它們是有利的，因為有些國家限制我們不能進去，沒有限制它們，它們的機會就比我們更多一些。

11、外媒：第一，關於孫亞芳女士，您可以解釋一下她在國家安全部、華為的兩個關係嗎？第二，華為和解放軍的商業關係，有多少收入來自軍方或者和軍方有關的機構？第三，華為和軍方或者軍方相關機構在研發方面有無合作？

任正非：第一，孫亞芳的簡歷，公司網站上有公佈。第二，可能有少量民用產品進入，數量我就不太清楚，因為不是作為主要客戶。第三，我們和軍隊的研發機構沒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