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視野看智慧城市的真假熱潮
洛杉磯城市智慧中心 圖源 Damian Dovarganes/AP
來源：《上海城市規劃》（2018年1期）
作者：姜鵬、陳立群、倪砼（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 ）
原標題：《智慧·城市，基於國際視野下的思考》
一、批判：智慧城市的真假熱潮
1.1 印度智慧城市使命的尷尬
同為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印度的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後。1950年時，印度的城鎮化率為17%，高於中國的 13% ；到了1980年，印度的城鎮化率為 25% ，仍領先於中國的20%；但在此後的30多年裡，中國的城鎮化速度超越印度。至2017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已達58.52% ，而印度的城鎮化率仍然徘徊在32%—33%之間。
目前，印度有超過1/5的人口生活在10萬及以上人口規模的城市， 1/8左右的人口生活在100萬及以上人口規模的城市。印度全境範圍內擁有50多個人口超過100 萬的城市和近500個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
然而，糟糕的城市規劃和滯後的基礎設施一直是印度城市發展難以逾越的鴻溝。印度的人均GDP已經接近中國2005年水平，但基礎設施建設僅相當於中國20世紀90年代水平。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德里每天有18%的家庭沒有飲用水供應，30%的廢水被直接排放到開放水渠，並且有 17% 的家庭沒有廁所。
快速地城市化導致土地和水等資源處理無法顧及環境承載能力。未經授權的建築無節制擴張，加之政府沒 有土地集中管理政策來保障城市協調發展，使市民的公共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同時，密集的建築和近乎沒有的綠色空間，加劇了城市熱島效應。
因此，印度在應對城鎮化挑戰上開始嘗試採用智慧城市的路徑。印度的智慧城市使命計劃（Smart City Mission）便是利用技術和資料來改善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確保市民過上體面的生活，維護環境清潔及可持續發展。
莫迪政府希望通過智慧城市的途徑建立可複製的模式，像燈塔那樣指引“有志之市”去發展自己，實現彎道超越。該計劃促進了從創新理念 到更成熟的解決方案的發展，比如智慧表、智慧交通管理系統、電子政務、市民服務的研發，垃圾堆肥、垃圾發電等回收利用、減少浪費的實際行動推進。
但是，印度的城市通常未將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納入其規劃和資源管理中，這使眾多官員與學者深表擔憂。印度聯邦政府環境部長普拉卡什 • 雅瓦德卡爾認為，在印度政府真正理解所謂的100個智慧城市願景之前，更應該首先改善自己的基礎設施配置，比如將解決 汙水處理問題擺在迫在眉睫的位置。現在全印度有86%的汙水未經任何處理就被直接排入河流，而那些靜態汙水處理廠也同樣存有潛在的運營維護隱患。
印度智慧城市使命的另一個目的是通過提供創新（尚未具體說明）的手段，增加公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在印度選舉第一批智慧城市名單的過程中，儘管莫迪政府一再強調公眾參與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但是城市居民似乎沒有在選舉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為智慧手機普及率較高的國度，印度的政府部門並沒有專門設計用於民眾參與、反饋的應用程式。雖然在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方面，印度智慧城市使命中提出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專案透明度的工地網路之旅，但並未具體說明市民如何能夠積極地參與決策，以及政府如何在決策過程中更多地吸納市民意見。
在智慧城市使命中，貧民區更新計劃是一項重要戰略，同樣重要的還有新建專案中的包容性區劃，即從指標上表現為專案中應包含不低於15%的可支付住房佔比。然而，造成城市貧困的因素是複雜的。許多城市貧困人口多從農村遷移而來並且缺乏技能，他們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工作。
在智慧城市框架下，地方政府有義務培訓和傳授技能給城市貧民，並提供保障 性住房。但其實，即使不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市政府也有義務制定符合市民願望、地方情況和資源可用性的規劃建議，來解決貧民區更新問題。所以，印度的智慧城市經常被質疑為地方政府套取國家財政支援的政策檔案，而非真正可以有效實施的成熟機制。
1.2 韓國鬆島智慧新城的空置
為鞏固在行動通訊、資訊家電、數字內容等方面的優勢地位，推動相關新興產業發展，韓國將智慧城市上升為國家戰略，制定了U-CITY（智慧城市）法，成立了由國務總理任委員長的智慧城市委員會。韓國政府還投入2000 億韓幣研發了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UCT平臺，覆蓋教育、醫療、交通、文化經濟、環境等10個領域，結合ICT技術為居民提供便利和有效的城市服務。目前，韓國已建設了 70多個搭載這種UCT平臺的智慧城市。
就世界影響和產業發展而言，鬆島是韓國智慧城市的“畫報美女”。鬆島位於首爾西部仁川港附近，是座全部填海而造的“智慧城市”，同時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私人房地產開發專案之一，佔地約607.5hm²。
鬆島往往被描述為集居住與商業於一體的“全球商業中心”、自由貿易和國際商務中心，其服務所涉及的人口達到世界人口的1/3 。 但是，超過400億美元的建設成本讓很多人一直質疑鬆島模式複製的可行性。
1998年金融危機之後，韓國總統李明博大力推行低碳和可持續增長，“鬆島新城”建設獲得韓國政府支援，並由政府投資建設了很多基礎設施，包括連線首爾的高速鐵路系統和新的仁川國際機場。那時，首爾市已經開始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應用先進的物聯網技術，但市區密集的人口導致居民能夠享有的公共開放空間極其有限，而鬆島的建設恰恰滿足了首爾居民對於休閒綠地的奢望。
鬆島新城預留了40%的空間作為公園和公共空間，包括一個類似紐約中央公園的公共綠地，市民可以舒適地步行往返於居住區和 工作地。同時，鬆島新城一直大力推進其16英里的自行車道和類似於威尼斯的“標誌性”水道， 整個地區發展堅持最嚴格的環境標準，尤其注重減少能源消耗，其基礎設施成為韓國獲得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認證的首例。
事實上，像鬆島這樣規模適宜的新城鎮建設，確實創造了可以探索和應用新技術的機會。 鬆島建設了智慧垃圾處理系統，所有生活垃圾都會通過一個巨大的管網收集並傳送到廢物處理中心，在那裡進行自動分揀、處理，最終轉換成能量。
公寓周圍再沒有巨大的垃圾箱點綴或者垃圾車輛行駛。鬆島還在一些領域實現了城市與市民的“一對一”聯絡，公交站感測器可以提醒公交車即將到站，視訊交流系統（現在很多城市稱為“眾智”）可以讓政府知道城市運營問題，個人手機可以遠端控制公寓溫度和監控安全攝像頭。
此外，鬆島還應用了許多與環境有關的創新設計，比如新能源汽車和充電站、防止飲用水被濫用的水回收系統等。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很美好，也代表著人們夢寐以求的未來生活，但是應該認真思考智慧城市建設與鬆島城鎮發展的關係，反思鬆島建設本意是什麼，以及效果究竟如何。因為對於韓國而言，鬆島新城不僅僅是一個高科技商業區，更是一個未來發展的模板，這其中包含兩個方面的主要訴求。
一方面，從韓國智慧城市國家戰略的角度看，鬆島新城是一個面向海外市場的展示視窗，其目的是向海外推廣建設模式，承攬建設工程， 實現“智慧基礎設施出口”。 所以，鬆島的智慧城市建設算的是產業拉動和經濟發展的大賬，是以整個國家的新興產業基礎為支撐的，這種 “不計成本”的智慧城市建設模式，並不適用於大多數的城市。
同時，鬆島從設計之初就完全面向可持續發展，這也是很多身處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從現狀基礎到資金支援上都不能模仿的。此外，鬆島畢竟是面積較小的獨立片區， 其模式很難鋪開至整個城市。
另一方面，政府希望通過樹立一個經濟發展區的“綠色”投資樣板，吸引外國投資者入駐，帶動本國經濟發展，這一點才是鬆島新城立項建設和城鎮發展的根本意義。毗鄰仁川機場和臨近首爾的優越區位，以及配備諸多智慧設施的商業空間應該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與此同時，鬆島還特別釋出實施了條件優越的激勵措施，入駐公司將獲得減稅、房地產支援和補貼，前10年甚至不徵收物業稅，中小型企業更可申請降低租金，國際投資公司的員工還可能得到各種津貼。然而，相關資料顯示，鬆島至今的人口支撐仍然不足，產業集聚也未能實現，僅有不到20%的商業空間形成了較有活力的業態。
而為了加快人口聚集過程，開發商也一直在大力投資吸納優質的國際教育資源，先後實現包括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喬治梅森大學和猶他大學在內的多所國際大學的入駐，希望藉助多元化國際社群的打造來吸引年輕家庭。但到目前為止，鬆島主要吸引的還是首爾那些對綠色環境有訴求且生活條件較好的家庭或者年輕夫婦，原本計劃能夠就近就業的學生並沒有選擇居住在鬆島。
最終，遍地鋪開的新技術應用並沒有幫助鬆島成功實現人口和產業的聚集。鬆島的口號是“智慧無時無處不在”，這個口號也確實在一定意義上付諸了現實，但是這種斥巨資建設的智慧城市淪為“空城”，眾多的智慧技術應用整合只剩下展示的功能，不得不讓人唏噓，究竟智慧城市是在建設“能智慧地為人服務的城市”，還是“智慧的城市物質空間”。
1.3 智慧城市的諸多挑戰
印度和韓國的案例分別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視角印證了一個現實，在擁抱智慧城市的好處之前，必須清楚認識到智慧城市建設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稍有不慎便會使得智慧城市建設本身變得緩慢艱鉅或者背離初衷。這些挑戰，可以總結為以下 5 點：
1）建設條件和預算。
城市運營經常基於非常有限的預算。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智慧城市建設要結合城市的實際情況，以成熟的基礎設施為條件，不能盲目攀比。不能因為智慧城市建設而讓政府承擔資源調配不合理的惡果，比如閒置的廠房和指揮系統。
2 ）組織架構和公眾參與。
智慧城市的硬技術並不能直接增加公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解決公眾參與不足的問題，還需要軟技術。政府牽頭的智慧城市建設，自然由政府來牽頭 頂層設計和方案規劃，而由此產生的副作用便是“執行靠政府”“監管靠政府”。但智慧城市專案往往包含很多利益相關方，其協調存在較大難度。
3 ）成本分配與市民利益。
智慧城市不是萬能的，更不是爭取國家財政支援的有效模式，具體實施中的費用分擔、利益協調和責任分配是關鍵。行政管理者們希望市民可以理解投資智慧城市帶來的利益，但這些往往是市民無法直接感知或者能夠看到的。
4 ）技術創新與以人為本。
城市發展喜歡依賴那些長期有效且沒有很大短板的技術，因為穩定更能帶給城市持續的發展。一方面，評估新技術是一個耗時費力的過程，這就限制了城市去主動應用那些過於創新的技術；另一方面，智慧城市不是簡單的“新技術 + 基礎設施”的堆積，更要注重對於居民的考量，城市有了人才有活力，有了活力才會發展。
5）城市本身的複雜性。
城市是一個複雜的巨系統，囊括生態系統、物理基礎設施和不同的社會群體等。傳統的規劃和管理方法是基於將整體分解成更小的要素而使用因果線性公式的方法分析，將城市簡化視為所有個體要素的總和。
但其實城市是個開放的、非線性的系統，具備自組織性，往往以不可預測的方式成長。目前一些使用均衡整合的閉合系統來試圖模擬城市發展的模型探索，不但明顯力不從心，還可能會淪為濫用科學而誤入歧途。
二、源流：智慧城市概念的演變
2.1 作為技術進步產物的智慧城市
雖然，智慧城市可以理解為利用ICT技術與創新，為城市提供高效、精準的服務，提高城市服務的質量，增強市民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通過感測器、應用客戶端，居民生活和裝置運轉的即時資料能夠被收集和分析，為城市良好執行提供更高效的解決方案支撐。
然而必須明確，智慧城市通過ICT技術解決城市問題的理念，更接近一種方法而非具體範式。智慧城市的內涵至今仍不明確，不同城市和計劃都會根據需求對智慧城市進行更具體的闡釋。
智慧城市的興起，得益於世界網際網路的聯通、物聯網技術的產生、資料爆炸和計算能力的 提升等。1990年以來，數字化技術就成為了通訊技術的主流，2007年全球99.9%的通訊已經使用數字化技術；而從2000年開始，全球50%以上的資訊以數字形式儲存，並不斷爆炸式增長。
全球資料與運算能力增長 圖源：《科學》雜誌文章，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Store,Communicate,and Compute Information
資訊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城市能夠感知和應對內部和外部變化，逐漸形成了應用於行政管理、交通管理、智慧樓宇、公共服務等諸多領域的基於ICT技術的城市應用，同時催生了諸如“資訊城市”、“智慧城市”、“資訊城市”等諸多概念。
2.2 作為商業營銷概念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被廣泛接受，歸功於IBM這類大型IT商業諮詢公司的推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伊始，IBM前執行長Sam Palmisano在一次演講中提出“智慧星球” （Smarter Planet）的願景，整個世界是一個巨系統，正在變得更加設施化、智慧化，聯絡也更加緊密。
此時，全球城鎮化率達到50%，意味著世界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IBM將城市作為世界經濟的核心節點，在“智慧星球”框架下首次提出了“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的概念。
在這一理念下，IBM開始為城市提供包括硬體、軟體、城市管理解決方案、雲端計算、資料分析、產業等多方面整合的諮詢服務。
作為技術導向的諮詢公司，IBM提出的智慧星球和智慧城市概念，成功整合了自身的多種諮詢服務和ICT產品。IBM將城市劃分為6個密切相關的核心繫統：人、能源、水資源、交通、企業和交流，智慧城市就是利用技術手段 將各個系統聯通、優化、整合（表1）。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 IBM的智慧星球框架就實現了30億美元的盈利，並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09年2月，思科公司也提出“智慧城市化” （Intel igent Urbanization）的概念，為城市提供 公共服務、可持續發展、交通、能源等方面的智慧化解決方案。
以IBM和思科為代表的大型 IT 運營服務商，從技術角度出發為城市提供針對性的城市 管理諮詢服務，輸出工具包式的技術方案庫，展示了其技術整合與從需求出發解決特定問題的能力。但是受自身業務範圍侷限，這種智慧城市概念往往只關注技術方案，缺乏對智慧城市發 展方向、目標、策略的考量。
這一階段應用和管理的廣泛創新，並未形成系統的城市發展概念。而由於缺乏對城市問題和使用需求的準確判斷，容易形成“大而全”卻缺乏針對性的技術方案，繼而引發盲目的ICT基礎設施投資。
2.3 作為城市發展理念的智慧城市
早在智慧城市概念產生之前，利用技術手段提高城市服務質量和管理效率的措施就已經在世界各個國家的城市中大量應用，如瑞典斯德哥爾摩自1994 年開始實施的網路基礎設施計劃，俄羅斯2002年開始實施的電子化戰略等。
而“智慧城市”這一框架，有助於從理念上整合ICT相關的城市應用，因此逐漸從營銷概念發展 成為一種支援城市發展的新理念。經過不同城市 的解讀、應用和概念延伸，智慧城市的內涵從技 術整合、基礎設施擴充套件到城市服務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從而應對城市發展中面臨的諸多挑戰。
與其他的城市發展理念相比，智慧城市的關鍵價值在於順應了網際網路和 ICT 技術為城市發展帶來的影響甚至變革，其主要影響包括以下 4 個方面：
1 ）低成本的資訊流通。行動通訊和網際網路的普及，推動了個體對個體、個體對組織、組織對組織的低成本資訊交流與共享，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模式，形成了複雜的資訊網路。
2 ）動態全域性性的城市執行資訊。由於物聯網的普及，城市的基礎設施、建築物、車輛、街頭設施成為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使掌握即時動態的全域性資訊成為可能。
3 ）執行和處理海量資料的能力。大資料 和雲端處理技術能夠對實時動態的海量資料進行快速高效的處理和分析，對城市問題進行精準定位和及時響應。
4 ）新經濟與新產業的崛起。網際網路經濟、知識經濟、共享經濟等產業模式興起，以科技與創新來驅動城市發展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在此背景下，許多國家的城市和地區，開始尋求將技術變革與自身城市發展的目標結合，探索制定指導長期發展的智慧城市規劃。
2.3.1 紐約：建設智慧而又公平的城市
2015年5月，紐約市政府釋出了新的城市總體發展規劃，確定了4個方面的城市發展目標——增長與繁榮、公平與正義、可持續和彈性城市。
紐約將促進公平作為制定規劃和政策的首要原則，這意味著每一個紐約人都享有平等獲得機會的可能，可以更好地實現自身潛力並獲得成功。
在此框架下，同年9 月，紐約市政府公佈了智慧城市實施方案，其目的在於應對技術變革帶來的方方面面的社會影響，使用新的工具來提升政府服務。
2.3.2 倫敦：使用新技術的創造性力量服務城市和市民
2013年12月釋出的智慧倫敦規劃提出，智慧的城市一定是人們願意生活、工作和娛樂的地方。智慧城市應該支撐人才發展、人口增長和可持續繁榮，應該發掘資料服務的潛力，支撐城市決策，創造新的活動；智慧城市還應該推進產業發展，提供更方便快捷和廉價的服務。作為世界級的中心城市，倫敦將智慧城市計劃作為保持自身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規劃還提出，智慧的倫敦不是靜態的確定性的解決方案，而是一系列根據需求不斷髮展和調整的干預措施。因此，倫敦的智慧城市規劃被設計為具有高度互動性和不斷髮展的系列方案，允許市民和各方群體提出建議和創新意見。
2.3.3 巴塞羅那：通過創新提高管理水平和生活品質
在巴塞羅那的智慧城市戰略中，關鍵問題是打破城市傳統而低效的組織結構，使資訊和功能在不同的領域自由流動。為此，從2011年開始，巴塞羅那構建了由城市統一管理的網路基礎設施和整合城市資訊的開放資料平臺Urban Platform。
在此平臺基礎上，根據需求開 發城市應用和開源解決方案。Urban Platform至今已為巴塞羅那提供了涵蓋22個領域的100多項應用，包括開放資料、自行車共享、街區管理、開放政務等。
歷經諸多城市的實踐，智慧城市的理念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中，開始形成基本的共識：即城市的智慧不在於新技術的應用本身，而在於使用新技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為了更好地實現智慧城市建設這一宗旨，需要總結借鑑一些成熟經驗，並謹慎避讓其中的陷阱。
三、趨勢：城市的智慧向何處去
3.1 政府角色
3.3.1 開放資料行動
自2009年始，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日本等多個國家先後開始了由政府推進的開放資料行動。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發起並推動了開放資料行動，建立了聯邦所有公共資料的開放平臺Data.gov，用於地理資訊資料、人口普查、產業、氣候、生態等政府資料的開放；
與此同時，聯邦各州和主要城市也建立了自己的資料開放平臺，為政府、機構、企業、公眾、研究者提供免費的政府資料下載和應用共享平臺。這些資料成為了教學研究、創新創業和第三方應用最重要的資料來源，而與社會創新力量的廣泛合作也為政府部門提供了更加科學高效的決策支援。
在此之後，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的很多國家也開始相繼建立自己的資料開放平臺。據國際非政府組織Open Knowledge International的統計，迄今已有500多個地區或 國家政府、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建立了開 放資料平臺。
3.1.2 資料支撐決策
聯網和感測器在城市中的應用形成了日益多樣和複雜的海量資料，資料分析正在成為服務城市的高度專業性領域。在洛杉磯，城市警署成立了實時分析與響應中心，用於監測城市安全，根據海量歷史資訊對犯罪活動進行預先警告。
在紐約，市長直屬的資料分析辦公室專職負責城市的資料開放和運營分析，為城市的各個職能部門提供資料支援，推進了火災預警、犯罪偵測、商業監管等多項基於資料的城市應用。
3.1.3 城市創新平臺
城市的智慧不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廣泛的社會各界的應用創新。以波士頓的Urban Mechanics 專案為例，從2010年開始，市政府以研究基金和合作的形式，資助個人和團體為城市研發實驗性的創新應用，至今已經形成了4個城市實驗室，分別關注教育、公眾參與、街道景 觀和經濟發展。
倫敦則成立了“智慧倫敦創新網路（SLIN）”，促進相關政府機構、創新組織的合作和經驗共享。 SLIN 每年根據城市需求確定 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並以城市創新競賽的形式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3.1.4 人才培養計劃
2014年11月，新加坡宣佈了智慧國Smart Nation計劃，將人才培養和創新研發放在了重要位置，以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兩所高校作為創新的土壤。自2011年以來，新加坡公共財政在產業研發方面的投入超過 86 億新幣，培育了超過400家創業公司；而智慧國計劃釋出當年，新加坡政府又制定了總額138億美元的5年財政計劃，用於支援從相關研究到應用的轉化。
3.2 社會力量
3.2.1 城市發展中的公眾參與
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的普及促進了全社會不斷覺醒的公民意識，公眾參與城市治理和決 策的成本被大大降低。從Talk London 、西雅圖 規劃的線上互通平臺，到武漢眾規，正式或非正式的網路平臺成為公眾表達意見、提供決策支援的視窗，以及瞭解城市建設的新途徑。
如 co Urbanize.com 網站，這是一個由開發商與政 府合作的網路平臺，利用該平臺公開某個社群 正在進行的專案現狀，同時允許居民進行實名評論、追蹤，解決了美國現有會議式參與途徑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導致開發商與居民溝通不暢、 專案進度拖延等問題。
3.2.2 眾包式的城市治理模式
資訊的流通也催生了自下而上的城市治理模式，形成了諸多大眾參與城市治理的新應用，如用於公眾發現和彙報街道路面問題的Street Bump 、Fixmystreet，用於彙報多種城市問題的ichangemycity。
大眾參與的城市治理模式極大地幫助了城市管理部門發現和修補城市問題，同時也對組織管理結構提出了巨大挑戰。如紐約口袋公園管理網站（apops.mas.org），匯聚了紐約市自發形成的 525 個口袋公園的開放數 據庫。
完善的資料庫收錄了每一個口袋公園的地址、公眾評分、平面圖、簡介（空間型別、補償面積、完工日期、POPS設計師、建築設計師、殘障設施）、分割槽開放時間和要求配備的設施等，同時用於大眾監督口袋公園是否依法開放給公眾。
四、警惕：跨越智慧城市的陷阱
4.1 系統安全與資料隱私
智慧城市涉及資訊網路、物聯網、地理資訊和大資料等複雜網路，這些複雜網路的融合互動是否讓城市變得更加“脆弱”，是否會增加安全威脅？如何在利用資料的基礎上，保護個人 隱私和資訊保安，避免資訊的濫用？
智慧城市讓城市管理和執行更容易成為網路攻擊的目標，也讓每個人通過移動端和網際網路成為城市執行的一部分，增加了資訊犯罪的威脅。
4.2 大資料陷阱
2009年，谷歌利用搜索引擎的海量資料， 研發了用於預測流感傳染的“谷歌流感趨勢”（GFT）， GFT的原理就是通過分析人們的搜尋資料中與流感症狀相關的查詢，探測到流感爆發的地區。
這種方法分析出的流感疫情，僅比實際情況延遲一天，遠遠快於傳統的流行病控制中心繫統。由谷歌資料科學家撰寫的文章 “使用搜索引擎查詢資料探測流感疫情”被髮表在《自然》雜誌上，成為了大資料分析的標誌性事件。
然而到2013年為止， GFT多次誤報和錯報，並在 2011—2012年間的108周的 100 週中過高預測了流感發病率。當年《科學》雜誌的文章指出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GFT，更發生在利用大資料進行實時分析的廣泛領域。
大資料在科學分析的信度和效度上存在致命問題，同時需要與傳統分析不斷對比來改進演算法，因此在缺乏傳統分析結果來對比改進的領域，使用大資料分析未知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
GFT的錯報率（紅色）在2011年之後不斷提高，一度達到100%以上，來源：《科學》雜誌文章，Lazer, D.. The Parable of Google Flu: Traps in Big Data Analysis. Science 343, 2014, 1203-1205.
大資料並非萬金油，大資料分析是傳統科學分析的補充而非代替品。商業領域大資料應用 的成功來自以盈利為目標的價值導向，而城市管 理需要更加謹慎和負責的事實分析。正如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所說的：“大資料是一種進步，但我們的問題不在於缺乏資料，而在於理解它們。”
4.3 技術至上陷阱
智慧城市的應用和創新確實能夠有效提高管理效率和生活質量，但不能因此而忘記，好的城市的形成，從來不僅僅依靠技術，而更多源自其包容性、多元性和活力。技術是在這些目標下使城市良好執行的手段和工具，但不是社會資本和經濟增長的來源。
ICT 等新技術為城市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但並不會讓城市管理的目標和理念變得有所不同。在世界城市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鼓勵創新和開放包容，營造良性互動和高質量的環境，為不同的人提供公平高效的服務，才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目標。
五、結 語
斯蒂格利茨說過，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程序最深刻的兩件事是新技術革命和中國城市化。那麼，將兩者結合會產生怎樣燦爛的火花呢？
與歐美髮達國家不同，中國是在城鎮化率剛剛過半的時候，開始和高科技、網際網路結合在一起，具備廣闊的拓展空間，智慧城市在中國更意味著一種包含全新要素和內容的城鎮化發展 模式。因此，《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才會明確強調，通過智慧城市和數字社會技術，推動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我國現有幾百個相關的智慧城市建設計劃取得了不俗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亟需借鑑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強化頂層設計和建設引導，推動智慧城市健康有序發展。而在當前中 國發展的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設還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和意義——實現創新驅動。
要在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前提下，拓展城市大資料創新應用，使之成為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轉型的新動能。以大資料為抓手，打通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全流程。確保資料安全的同時藉助資料，重新認識和理解城市，探索智慧規劃編制，科學指導城市建設，開啟城市智慧發展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