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嚴重缺位？學界迴應楊振寧
近日，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在“紀念《自然辯證法通訊》創刊40週年”學術座談會上指出，“國內對於中國科學家的貢獻的記載分析做得一塌糊塗”。這一言論隨後引起科技史學界和公眾的熱議。 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是否真的嚴重缺位？《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了相關專家。
“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依然薄弱。”談到現狀，受訪專家一致表示。
起步晚是一個重要原因。1978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科學史所）成立了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室，其研究重點是西方近現代科技史。幾年後，工作重心才逐步轉向中國近現代科技史。1991年，由科學史學家董光璧先生撰寫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出版。後來，他帶領一批學者撰寫了《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1995年出版）。這兩部書成為推動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
“也就是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才有組織有規模地研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到現在也就二三十年。”科學史所所長張柏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做歷史研究，獲取第一手史料是關鍵。“檔案還沒完全開放，第一手的材料難以得到。”中國科學院大學科技史系教授王揚宗告訴記者，“僅靠宣傳品、報紙、雜誌做研究，客觀性難以保證。尤其對於重大問題，還有很多的禁區。”
就科技史學科發展而言，中國2000多所大學中，僅有十幾所大學有資格授予科技史博士學位。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劉兵說，科技史學科的發展面臨著制度性的困境。由於科技史是小學科，在各種評估中不具競爭力，又無法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近年來部分學校撤掉了科技史學科點。
張柏春呼籲理工科院校發展科技史學科。“這是提高人文情懷、建設校園文化的重要途徑。”
“中國的科學事業自20世紀以來發展迅速，相比於古代科技史研究，對這100年的研究還是太少了，而這100年在中國科學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王揚宗說。
“懂歷史、懂科技”的人才難求
在科技史學家們看來，楊振寧先生確實指出了問題，但並非“一塌糊塗”，且一些粗糙的作品未必出自科技史學者之手。
2000年至2003年，科學史所啟動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專案“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綜合研究”，動員了110餘位學者通力合作，有力促進了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張柏春告訴記者，該專案的主要成果被編撰成《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47冊），“梳理了一些學科領域發展的重要史實，對諸多問題作了闡釋”。
再比如，學界對數學家華羅庚和陳景潤的工作、沈鴻主持製造萬噸水壓機的工作、航天科技的發展等都有系統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史料整理和口述史工作也很活躍。
張柏春說：“楊先生的關注也許會讓人們更加重視科學史，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參與這方面的研究和知識傳播。”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潛力很大，有海量的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但誰來做這種冷門工作？科技史研究的人才隊伍問題讓張柏春有些擔憂，“不是科學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科學史所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也是世界三大科技史專業研究所之一。不過，科技史學科在中國高等院校裡的發展還很不充分，全國職業科技史研究人員大約有300名，此外還有一些兼職學者。
有網友在“科學網”公眾號後臺留言表示，“願意餘生做科技史研究，如果能提供穩定的崗位，然而，這個‘如果’卻解決不了。”
在張柏春看來，科技史研究專業性強。這個學科也是有“門檻”的，規範的史學訓練是必需的，科技知識也是必要的。“看得懂科學家或工程師的工作，才有利於從知識內涵上做分析，還要坐得了冷板凳。”他說，“人才可遇不可求，畢業生不易找到工作，而用人單位不易招聘到合適的畢業生。”
“跟近現代科技發展的巨集大事業相比，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隊伍規模太小了。”張柏春表示，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要有崗位、有資金支援以培養人才。
研究科技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
科學技術史是連線科技與歷史的橋樑，“以史為鏡”，為未來“正衣冠”。“它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科學，更好地理解在歷史上科學作為人類活動的複雜性、多樣性、豐富性。”劉兵說。
“在現有的條件下，推動科技史研究發展還是有許多事情可做的。”王揚宗表示，最關鍵的是努力堅持學術研究的實事求是、獨立自主，不能成為各種各樣政策和宣傳的附庸。“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予人教益，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尤其對於有爭議的科學人物和事件，更需要“實事求是”。劉兵認為，之所以存在爭議，一方面是沒有研究清楚歷史事實，人們產生“想當然”的想法；另一方面歷史是複雜的，學界對其評價也有不同的看法，存在爭議是正常的。“恰恰是有爭議，才體現了科學史研究對問題理解的重要性。”
張柏春指出，歷史研究既不必專注於樹功德碑，也不必特意立恥辱柱，只須實事求是。“將事件和人物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努力澄清史實，作出理性的闡釋。”
學術研究無止境，科技史研究不斷會有新問題和新視角。“它永遠處在逼近真實和真理的路上。”張柏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