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角成功、拳拳到肉，《何以為家》為內地影市帶來哪些思考？
文｜鋒芒智庫，作者丨大靜
難民、貧民窟、販毒、童婚、原生家庭、非法勞工、黑戶、人口買賣、生育權及生養困境……
黎巴嫩甚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邊緣群體、底層問題及那些由來已久的“瘡疤”，被文藝電影《何以為家》逐一點破，內地觀眾藉著女導演娜丁·拉巴基的視角，窺見了“現世安穩”之外世界的另一副面孔：悲劇叢生，人如螻蟻，任何一種難捱的苦難都只是多米諾骨牌中微不足道的一枚而已。
筆者認為，啟用非專業演員本色出演是《何以為家》的最大亮點，從影片最終呈現的質感不難看出， “原型人物本色出演”成為了比“據真實事件改編”更高效、更具說服力的內容標籤。
原型人物本色出演，“真實感”造就《何以為家》
《何以為家》堪稱從《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碾壓性優勢下突圍的一匹黑馬，據貓眼資料，上映9天的《何以為家》累計票房已達1.95億，同時，《何以為家》也是五一檔的口碑贏家，截至目前，其豆瓣評分8.9、貓眼評分9.4、淘票票評分9.1，如果不是影片最後20分鐘有情緒“渲染”痕跡，或者說在“催淚”上處理的更剋制，想必能打動更多標準嚴苛的觀眾。
國際上，《何以為家》獲得多個大獎的認可，如拿下了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和第76屆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提名、第71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及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獎，並席捲了全球各大影展。
這部從中東貧民、難民問題切入，敘事極具地域特色的小眾文藝電影之所以受到全球範圍內觀眾的喜愛、業界人士的認可，離不開“真實”二字——真實的人物故事映射出真實的社會底層困境，引發觀眾真實的無力感和人文關懷。
而原型人物，恰恰是影片真實感的來源。
《何以為家》的主人公是12歲的Zain，片中，他在貧窮和暴力中努力生存，身軀瘦弱卻能扛起一切與年齡不符的生活重壓，他勇敢，卻無法在殘酷環境中保護好妹妹和黑人弟弟，他需要復仇，但捅傷惡人房東似乎遠遠不夠，只能上法庭控告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
現實中，Zain的真實身份正是一名敘利亞難民，2012年為躲避戰亂，Zain舉家逃亡至貝魯特的貧民窟，在遇到劇組選角導演時Zain甚至連名字都不會拼寫，片中大部分場景和故事也來自於其真實的人生經歷。Zain一角打動了無數中國觀眾，正如一名豆瓣網友所形容的：“大概只有真的親歷世間的苦難，才能如此自然吧”。
而除導演娜丁·拉巴基飾演的律師外，《何以為家》全部啟用了非專業演員，選角導演們深入貧民窟、監獄、街頭，片中的黑人媽媽Rahil、黑人弟弟Yonas的飾演者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勞工、難民，法官、警察、犯人、抽菸的青少年、被拘禁的非法移民等均是本色出演。
娜丁·拉巴基曾就選角問題向記者表示：“他們不是演員，他們只是在銀幕上呈現自己的痛苦，在銀幕上體驗自己的人生。他們每一位都為影片注入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他們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現自己真實的人生。”
血肉豐滿的人物支撐起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難民世界：一家八口擠在沒有床的狹仄空間裡、為生活所迫舉家“製毒”、為無力負擔的房租將11歲女兒送入“虎口”、非法勞工將孩子藏在廁所撫養、穿梭在車流中的小孩拿著果汁和紙巾“做生意”、孩童們聚集在一起抽菸、少年犯和“黑戶”遍地……以Zain為代表的業餘演員們共同勾勒出黎巴嫩撕裂失序的社會現實，他們背後，是無數個被貧窮影響的孩童，是無數因戰亂和驅逐分崩離析的家庭，是無數對愚昧且患上“生育癌”的父母。
《何以為家》的人物“選角”，給內地影市帶來哪些思考？
影片中那個與我們理解的生活脫節、與普世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世界，經由原型人物的本色出演，不再有“加工”和“粉飾”的嫌疑。正是這種真實，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獲得了強烈的情感體驗——一種“拳拳到肉”的痛感。
成功的選角是《何以為家》突圍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人物原型，既是影片真實感的“背書”，又是“第三世界”向外部打出的組合重拳。而《何以為家》的選角，又能給內地影市帶來哪些思考呢？
事實上，國內電影行業不乏這類例子，如由張藝謀執導，聚焦農村、貧窮及失學問題的《一個都不能少》，影片選用的所有演員均是普通中、小學的教師和學生；張揚執導的《昨天》則由賈巨集聲本色出演了一個“染毒”青年演員，電影重現了其十年時光中的沉淪與再生，片中賈巨集聲的父母、朋友均由現實生活中的原型扮演；
爾冬升執導的《我是路人甲》關注了“橫漂”群體的夢想和奮鬥，片中演員均是真實“橫漂”，據公開資料，該片在開拍前做了近4個月的採訪，蒐集了200多個“橫漂”故事，整理了近百萬字的文字材料；《岡仁波齊》劇組則在川、滇、藏三省區交匯處的芒康縣普拉村找到了要去朝聖的11個普通藏民，影片耗時一年跟拍，行程長達2000公里……此外，《小武》《盲山》《二十四城計》《推拿》《湄公河行動》等電影均啟用了大量非專業演員。
從評分上看，這些電影的品質普遍高於“平均水位”，原因不難分析，原型人物的出演給了電影“紀錄片”式的觀感，賦予了角色原生態的樣貌，在宣發上自帶話題性，容易引發觀眾共鳴，也更有利於電影主題和價值體系的昇華。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信任感，而這種說服力，靠“演技”是很難實現的。
曾主演了自己前兩部執導電影的娜丁·拉巴基，就主動剪掉了其在《何以為家》中的鏡頭，因為“和那些演員相比，我演的這個角色遠沒他們那麼真實”。
在內地影市流量明星失靈、A咖片酬居高不下的當下，電影製作公司或許可以在選角環節進行更開放的嘗試和思考。
選角思路理應更新，但挑戰與難題並存
由人物原型出演電影主角的利好面顯而易見，選角思路也理應更新，但實際上，想在當下市場環境下拍出一部這樣的電影，面臨著許多挑戰與難題。
首先，在《主投主控意願弱化、大鍋飯風氣興起，電影出品玩起了“人海戰術”》一文中，筆者曾提及“電影投資中有了愈演愈烈的‘大鍋飯’風氣”，這股新風氣下，製作、出品、發行深度捆綁，“主投主控”的製作公司減少，市場普遍以“一家多投、多家抱團”的方式分散風險，喜劇、青春劇、動作片等“安全牌”成為主流，製作週期也在資本逐利的慣性下日趨短平快。
而只要市場“風險厭惡係數”高企的情況不改變，如《何以為家》般呈現邊緣現實，製作時間超過五年、實際調查耗時三年、後期剪輯耗時兩年，投入產出比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的作品出現的概率就微乎其微。
其次，無論是《一個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岡仁波齊》中的11位藏民，還是《何以為家》中已經移民挪威開始新生活的Zain，都屬於“一次性”演員——一部作品，就極可能是他們的整個電影生涯。而從《我和我的經紀人》《創造營2019》等熱播綜藝中，不難發現中國造星工業已經有了向韓國看齊靠攏的勢頭，這意味著未來的市場資源將向“長變現週期”的藝人傾斜。
再次，以往敢冒著風險啟用非專業演員的，是張藝謀、賈樟柯、爾冬升等“大導”，而目前，大量第五代、第六代導演參與到影視行業的資本運作中，簽訂對賭協議的導演不在少數。當電影票房與個人利益密切關聯，“賭性”和冒險行為也就大大減少。一個最有力的佐證是，《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宣佈定檔後，國產影片均“聞風而逃”避開與其正面較量。
此外，這類電影蘊藏著一個共性：即試圖“以小見大”，通過還原底層人物的真實狀態呈現普遍性的現實問題，題材的內生共性往往讓影片面臨更細緻的審查，也側面增加了影片上映的不確定性。
與這些挑戰和難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觀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從紀錄片走紅，到《岡仁波齊》《何以為家》等紀錄片式電影市場和口碑的雙豐收，再到“手持拍攝”風靡、互動式電影的出現，以真實感為賣點的電影已經發展成一個細分型別，且擁有了穩定的、有買單意願的受眾。
如何以《何以為家》為範本，找到內地電影的新空間，或許能成為從業者們接下來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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