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處理危機的“獨特”方式：拖延、否認、迴避
編者按：對於敏感資訊、個人隱私問題，Facebook是如何從微小的警告開始深陷層層信任危機，又是如何在這場危機中的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策略，本篇文章完整地記錄了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本文譯自 Medium 中作者 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Sheera Frenkel 發表原標題為 “Delay, Deny and Deflect: How Facebook’s Leaders Fought Through Crisis” 的文章。
謝麗爾·桑德伯格情緒激動。
2017年9月，在Facebook位於加州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總部，高管們聚集在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會議室裡討論不休。事情的起因是Facebook工程師在其網站上發現了與俄羅斯有關的可疑活動，這也是克里姆林宮擾亂2016年美國大選的早期預警。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正在收集可能與該公司有關的證據。
但激怒桑德伯格的並不是Facebook即將發生的災難。而是這家社交網路的安全主管亞歷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在前一天才通知公司董事會成員：Facebook並未遏制俄羅斯黑客的入侵。斯塔莫斯的簡報引發了董事會對Facebook營運長桑德伯格及其億萬富翁老闆的羞辱性質詢。她似乎認為這是一種背叛。
“你把我們當成了替罪羊！”據在場的人形容，她對斯塔莫斯先生大喊大叫。
那天的衝突將引發一場對扎克伯格先生、桑德伯格女士和他們共同建立的企業的清算。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裡，Facebook通過連線世界22億人口塑造了一個全球化的平臺，該平臺甚至重塑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廣告和日常活動。在這個過程中，Facebook積累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使用者資料庫之一及照片、資訊等寶貴資源，直接推動該公司躋身《財富》500強。
（這是Facebook阻止其合作伙伴處理使用者資料的方法。）
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Facebook的力量也可能被用來破壞選舉、進行病毒式傳播，並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致命的仇恨運動，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也隨即陷入了困境。兩人一心追求財務增長，卻忽視了警告訊號，然後試圖將危險隱藏起來以躲避公眾監督。據現任和前任高管表示，在過去三年的關鍵時期，他們的注意力被私人專案分散，而把安全和決策權交給下屬。
去年春天，當Facebook使用者得知Facebook在急於擴張的過程中侵害了他們的隱私，允許數千萬計人次訪問與Trump總統有關的政治資料公司時，Facebook試圖轉移指責，掩蓋其問題的嚴重性。
當這個策略伴隨著公司股價暴跌及消費者的聯合抵制而宣告失敗時，Facebook繼續用相應策略轉移注意。
去年，扎克伯格進行了一次“公開道歉之旅”，而桑德伯格則監督了一場積極的遊說活動以打擊Facebook的批評者，將公眾的憤怒轉移到競爭對手身上，並避免破壞性的監管。Facebook僱傭了一家共和黨反對派研究公司來詆譭激進抗議者的名譽，部分理由是他們和自由金融家喬治·索羅斯串通在一起。他們還利用了自己的商業關係進行遊說，批評一個猶太民權組織實為反猶太。
在華盛頓，Facebook的盟友，包括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參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代表Facebook進行了干預。桑德伯格向懷有敵意的議員示好並說服他們，同時試圖消除Facebook作為灣區自由主義堡壘的聲譽。
關於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是如何應對Facebook層層危機的記錄來源於對50多人的採訪。這些人包括Facebook的現任和前任高管以及其他員工、議員和政府官員、說客、國會工作人員等。大多數人要求匿名，因為他們簽署了保密協議，沒有被授權與記者講話，擔心遭到報復。
Facebook拒絕讓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女士發表評論。發言人在一份宣告中承認，Facebook在應對挑戰方面進展緩慢，但在維護Facebook平臺方面取得了進展。
宣告表示：“這對Facebook來說是一段艱難時期，我們整個管理團隊一直專注於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 “雖然這些都是難題，但我們正在努力提升我們產品對使用者的價值，並保護我們的社群免受不良行為者的侵害。”
即便如此，大眾對社交網路的信任正在下滑，不過這種快速的下滑趨勢已經放緩。 美國和歐洲的監管機構和執法官員正在調查Facebook與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行為，這家公司曾與特朗普2016年的競選團隊合作，導致該公司面臨罰款和其他責任。特朗普政府和議員們都已開始起草一項國家隱私法提案，圍繞Facebook資料驅動的商業模式的未來，展開了長達一年的鬥爭。
[儘管這兩年動盪不安，但這就是科技界都認為馬克扎克伯格不應從公司下臺的原因。]
Facebook的全球傳播、營銷和公共政策前副總裁艾略特·施拉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沒有看到及想到隱藏在角落背後的東西。”
現年34歲的扎克伯格和49歲的桑德伯格女士仍然擔任該公司的掌舵人，而斯塔莫斯先生和其他知名高管在圍繞Facebook的優先事項的討論中發生爭執後離職。 扎克伯格先生以60％的股份絕對控制著這家社交網路公司，並任命了該公司的許多董事。去年，他曾多次被問及是否應該辭去執行長一職。
但每次他的回答都是響亮的“不”。
“別找麻煩”
三年前，扎克伯格因Facebook的非凡成功而備受讚譽。2004年，扎克伯格在哈佛讀書時創立了Facebook。桑德伯格曾是克林頓政府的一名官員，也是谷歌的元老。2013年，她發表了賦權宣言《向前一步》(Lean In)，成為女權主義的象徵。
與其他科技業高管一樣，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把自己的公司塑造成一股推動社會公益的力量。甚至在提交給證券監管機構的檔案中，Facebook的遠大目標也赫然在目:“我們的使命是讓世界變得更加開放和互聯。”
但隨著Facebook的發展，該平臺上的仇恨言論、欺凌和其他有害內容也在滋長。當緬甸、印度、德國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員和活動人士警告說，Facebook已經成為政府宣傳和種族清洗的工具時，該攻擊基本上沒當回事。Facebook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平臺，而不是內容生產者，因為對使用者釋出的內容負責，或對其進行審查這種流程既昂貴又複雜。同時許多Facebook高管擔心，任何此類努力都會適得其反。
之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競選總統。他稱穆斯林移民和難民對美國構成威脅，並在2015年12月在Facebook上發表宣告，呼籲“徹底阻止”正在湧入美國的穆斯林。特朗普的武裝呼籲在Facebook上被分享了逾1.5萬次，足矣說明該網站傳播種族主義情緒的能力，當然此舉遭到民主黨人和一些知名共和黨人的普遍譴責。
扎克伯格曾幫助創立了一家致力於移民改革的非營利機構。據與他交談或熟悉談話內容的員工透露，扎克伯格對特朗普此舉此感到震驚。他問桑德伯格和其他高管，特朗普是否違反了Facebook的服務條款。
這個問題並不一般。扎克伯格通常專注於更廣泛的技術問題，而政治是桑德伯格的領域。2010年，身為民主黨人的桑德伯格聘請了一位朋友、克林頓的校友馬恩萊文(Marne Levine)擔任Facebook的首席華盛頓代表。一年後，在共和黨人控制眾議院後，桑德伯格聘請了另一位人脈廣泛的共和黨朋友喬爾卡普蘭(Joel Kaplan)，他曾和桑德伯格一起在哈佛讀書，後來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任職。
Facebook的一些人認為，特朗普2015年對穆斯林的攻擊是一個機會，可以最終對Facebook平臺上充斥的仇恨言論採取立場。但桑德伯格把這件事委託給施拉格和莫妮卡比克特(Monika Bickert)，後者曾是一名檢察官，桑德伯格聘請她擔任公司的全球政策管理主管。桑德伯格還求助於華盛頓辦公室——尤其是卡普蘭，參與或聽取了討論簡報的人士如是說。
在矽谷總部和華盛頓之間的視訊電話會議上，三位官員對他們的任務進行了狹義的解讀。他們分析了該公司的服務條款，看這篇帖子或特朗普的賬戶是否違反了Facebook的規定。
卡普蘭稱，特朗普是一位重要的公眾人物，關閉他的賬戶或刪除宣告可能會被視為妨礙言論自由。他說，這也可能激起保守派的攻擊。
“別找麻煩”，卡普蘭警告說。
扎克伯格沒有參加辯論。桑德伯格參加了一些視訊會議，但很少發言。
施拉格的結論是，特朗普的言論沒有違反Facebook的規則，而且這位候選人的觀點具有公共價值。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我們試圖根據擺在我們面前的所有法律和技術證據做出決定。”
最終，特朗普的宣告和賬戶仍保留在了網站上。第二年秋天，特朗普贏得大選，讓共和黨人控制了白宮和國會，卡普蘭被授權據此制定計劃。該公司僱傭了特朗普新任司法部長傑夫賽辛斯(Jeff Sessions)的一名前助手，以及與對網際網路公司擁有管轄權的共和黨議員有關聯的遊說公司。
但在Facebook內部，新的麻煩正在醞釀。
減少俄羅斯的影響
在特朗普總統競選的最後幾個月，俄羅斯特工加劇了長達一年的黑客攻擊和騷擾民主黨對手的行動，最終公佈了從民主黨知名人士和黨內官員那裡竊取的數千封電子郵件。
Facebook在自己的平臺上沒有公開談論任何問題。但在2016年春天，一位研究俄羅斯網路戰的公司專家發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事情，並聯繫了他的老闆斯塔莫斯先生。
兩名員工說，斯塔莫斯的團隊發現，俄羅斯黑客似乎在為與總統競選有關的人調查Facebook賬戶。幾個月後，當特朗普在大選中與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對決時，該團隊還發現了與俄羅斯黑客有聯絡的Facebook賬戶，這些黑客給記者發訊息，分享被盜電子郵件中的資訊。
39歲的斯塔莫斯向Facebook的總法律顧問科林·斯特拉奇(Colin Stretch)講述了調查結果，當時，Facebook沒有關於虛假資訊或任何用於搜尋虛假資訊的資源的政策。
隨後，斯塔莫斯親自指揮了一個團隊，對俄羅斯在Facebook上的活動範圍進行了調查。2016年12月，扎克伯格公開嘲笑Facebook假新聞幫助特朗普當選這一說法後，斯塔莫斯與扎克伯格、桑德伯格和其他Facebook高管會面，表示他擔心Facebook的執行長似乎並不知道自己團隊的調查結果。
桑德伯格很生氣。她說，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對俄羅斯的活動進行調查，已經讓該公司在法律上暴露無遺。其他高管質紛紛問斯達莫斯為什麼沒有早點告訴他們。
不過，據參與討論的人士透露，桑德伯格和扎克伯格決定擴大斯塔莫斯的工作，成立了一個名為“宣傳”(Project P)的小組，研究網站上的假新聞。到2017年1月，該組織瞭解到，斯塔莫斯最初的團隊僅在Facebook上對俄羅斯的活動有了初步瞭解，並敦促發表一篇有關的公開論文。
但卡普蘭和Facebook的其他高管表示反對。美國情報機構的一項官方調查顯示，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V. Putin)曾親自下令開展一場旨在幫助特朗普當選的競選活動，華盛頓已經對此感到震驚。
卡普蘭說，如果Facebook進一步牽連俄羅斯，共和黨人會指責該公司站在民主黨一邊。如果Facebook撤下俄羅斯人的虛假頁面，Facebook的普通使用者可能也會對自己被騙感到憤怒:卡普蘭說，他的岳母曾持續訪問過俄羅斯人建立的Facebook頁面。
據參與此事的四個人回憶，桑德伯格站在卡普蘭一邊。扎克伯格在2017年花很長時間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傾聽之旅”，在威斯康星州喂牛、在明尼蘇達州與索馬利亞難民共進晚餐。當這篇公開論文在那年4月出版時，“俄羅斯”一詞從未出現。
桑德伯格的下屬在華盛頓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當時參議院已經開始著手進行自己的調查，由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人理查德伯爾(Richard Burr)和弗吉尼亞州民主黨人馬克沃納(Mark Warner)牽頭。在2017年春夏兩季，Facebook的官員一再淡化參議院調查人員對該公司的擔憂，同時公開宣稱，俄羅斯沒有在Facebook上做出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但在公司內部，員工們正在追蹤更多指向俄羅斯的廣告、頁面和社群。那年6月，《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向Facebook提供了一份疑似與俄羅斯有聯絡的賬戶清單，希望獲得更多有關這些賬戶來源的資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到2017年8月，Facebook高管得出結論稱，這種情況已演變為一場“五級火警”。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同意將一些發現公之於眾，並計劃在2017年9月6日，也就是公司季度董事會召開的那一天發表一篇部落格文章。
然而，在斯塔莫斯和他的團隊擬寫了這篇文章之後，桑德伯格和她的副手們堅持說文章沒有那麼具體。她和扎克伯格還請斯塔莫斯和斯特拉奇向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彙報情況。審計委員會由出身高貴的投資者、白宮資深人士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擔任主席。
斯特拉奇和斯塔莫斯向審計委員會透露了比計劃更多的細節，他們警告說，Facebook可能會發現更多俄羅斯干預的證據。
這些資訊的披露引發了鮑爾斯的興趣。在華盛頓待了多年之後，鮑爾斯可能已經預料到了議員們的反應。他拷問這兩人，偶爾指責他們通過Facebook使自己成為俄羅斯干涉的工具。他要求被告知為什麼花了這麼長時間才發現這個活動，以及為什麼Facebook的董事們直到現在才被告知。
當天晚些時候，當全體董事會成員聚集在公司總部一間專為敏感會議預留的房間裡時，鮑爾斯向Facebook的創始人兼二號人物丟擲了問題。桑德伯格顯然有些不安，她道歉了。扎克伯格面無表情，急匆匆地完成了技術修復工作。
當該公司簡短的部落格帖子出現時，幾乎沒有提到虛假賬戶，也沒有提到俄羅斯巨魔在Facebook上瘋傳的有機帖子，只披露了俄羅斯特工在大約3000個廣告上花費了大約10萬美元(相對較小的金額)的事。
就在該公司經過精心策劃承認後的一天，《紐約時報》釋出了一份針對俄羅斯在Facebook上進一步活動的調查報告，顯示俄羅斯情報機構如何利用虛假賬戶來推銷從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和華盛頓知名人士那裡竊取的電子郵件。
政治劇本
這些爆料激怒了民主黨人，最終破壞了保護Facebook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免受華盛頓干預的政治共識。共和黨人已經擔心這個平臺在審查保守派的觀點，指責Facebook助長了他們所稱的針對特朗普和俄羅斯的無價值陰謀指控。在移民和同性戀權利等問題上長期與矽谷結盟的民主黨人，現在把特朗普的勝利部分歸咎於Facebook對欺詐和虛假資訊的容忍。
經過數週的拖延，Facebook最終同意將俄羅斯的職位移交給美國國會。在2017年10月，Facebook曾兩次被迫修改其公開宣告，最終承認有近1.26億人看過俄羅斯的帖子。
同月，沃納和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參議員艾米·克羅布查(Amy Klobuchar)提出了一項法案，要求Facebook和其他網際網路公司披露誰在它們的網站上購買了政治廣告——這是聯邦政府對科技公司監管領域的重大擴張。
克羅布查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上寫道，“Facebook是時候讓我們所有人看到俄羅斯人在上次選舉期間購買並以盧布支付的廣告了。”
Facebook做好了戰鬥準備。法案公佈幾天後，Facebook聘請華納的前幕僚長盧克阿爾比(Luke Albee)就該法案進行遊說。卡普蘭的團隊在管理該公司在華盛頓的反應方面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他們經常審查Facebook的新聞稿，看有沒有可能激怒保守派的詞彙或短語。
桑德伯格還聯絡了克羅布查。她和這位參議員一直很友好，桑德伯格的授權倡議“向前一步”(Lean In)網站上登載了這位參議員的照片。桑德伯格為克羅布查2015年的回憶錄撰寫了一篇簡介，而這位參議員的幕僚長此前曾在桑德伯格的慈善基金會工作。
但據一位聽取了電話簡報的人士說，在廣告立法出臺後不久的一次緊張對話中，桑德伯格抱怨克羅布查對公司的攻擊。克羅布查沒有放棄她的立場。但她至少在一個對公司很重要的場合緩和了自己對Facebook的批評:去年秋天，克洛布查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上反覆抨擊Facebook之後，在11月至2月期間的帖子中幾乎沒有提到這家公司。
克羅布查爾的發言人在一份宣告中說，Facebook的遊說並沒有削弱她對公司負責的承諾。他說:“Facebook試圖將發行廣告排除在誠實廣告法案之外，參議員克羅布查極力反對，拒絕修改法案。”
2017年10月，Facebook還擴大了與總部位於華盛頓的諮詢公司Definers Public Affairs的合作。該公司最初聘請這家諮詢公司是為了監督媒體對該公司的報道。該公司由資深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士創立，擅長將政治競選策略應用於企業公關——大型電信公司和激進對衝基金經理長期以來在華盛頓採用這種方法，但在科技行業不太常見。
當年早些時候，定義者在矽谷建立了一個前哨站，由傑布•布什(Jeb Bush)的前發言人蒂姆•米勒(Tim Miller)領導。米勒鼓吹競選風格中反對派研究的優點。他在一次採訪中說，對於科技公司來說，目標應該是“把關於你公司的正面內容推出去，把關於你競爭對手的負面內容推出去。”
Facebook很快採納了這一策略。在2017年11月，這家社交網站公開支援一項名為《停止助長性交易法案》(Stop able sexual人販子Act)的法案，該法案要求網際網路公司對其網站上的性交易廣告負責。
谷歌和其他機構已經與該法案鬥爭了數月，他們擔心這會成為一個麻煩的先例。但性交易法案得到了南達科他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圖恩(John Thune)和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的支援。圖恩曾嚴厲抨擊Facebook對保守內容的審查。
兩名國會工作人員和三名科技行業官員說，Facebook與其他科技公司分道揚鑣，希望此舉有助於修復兩黨關係。
今年2月，當該法案在眾議院進行投票表決時，桑德伯格在網上提供了公眾支援，敦促國會“確保我們通過有意義、強有力的立法，制止性交易”。
反對研究
今年3月，《泰晤士報》(The Times)、《倫敦觀察家報》(Observer of London)和《衛報》(The Guardian)準備聯合釋出一份調查報告，調查Facebook使用者資料是如何被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來描述美國選民的。在釋出前幾天，《紐約時報》向Facebook提交了證據，證明不當獲取的Facebook資料的副本仍然存在，儘管劍橋大學(Cambridge)高管和其他人早些時候承諾要刪除這些資料。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與他們的副手會面，決定如何應對。他們決定先發制人，在週五晚間釋出的一份宣告中表示，Facebook已經暫停了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平臺服務。據參與討論的人士透露，高管們認為，提前得知這一訊息將減輕打擊。
但他們錯了。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在華盛頓、倫敦和布魯塞爾引發了訴訟和官方調查。幾天來，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一直躲在視線之外考慮如何應對。儘管俄羅斯的調查已經演變成一場黨派之爭，但劍橋醜聞卻讓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感到憤怒。在矽谷，其他科技公司開始利用公眾的強烈抗議來提升自己的品牌。
“我們不會干涉你的個人生活，”蘋果執行長蒂姆庫克(Tim Cook)在接受MSNBC採訪時說。“對我們來說，隱私是一項人權。這是公民自由。(庫克的批評激怒了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後來命令他的管理團隊只使用安卓手機，稱該作業系統的使用者比蘋果多得多。)
Facebook又一次陷入混亂。高管們悄悄擱置了一項名為“我們明白了”(We Get It)的內部溝通活動，該活動旨在向員工保證，公司致力於在2018年迴歸正軌。
之後Facebook開始進攻。卡普蘭說服桑德伯格提拔凱文馬丁(Kevin Martin)領導公司在美國的遊說活動。Facebook還擴大了與定義者的合作。
在一個名為NTK Network的保守新聞網站上，數十篇文章抨擊谷歌和蘋果的商業行為令人討厭。其中一篇文章稱庫克在隱私問題上指責Facebook是虛偽的，並指出蘋果也從使用者那裡收集了大量資料。另一篇文章則淡化了俄羅斯人使用Facebook的影響。
這一連串的新聞報道並非偶然:NTK是Definers的子公司，與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公關公司共享辦公室和員工。許多NTK網路故事都是由Definers或該公司政治反對派研究機構America Rising的員工撰寫的，目的是攻擊客戶的敵人。雖然NTK網路本身並沒有大量的受眾，但它的內容經常被包括布萊巴特在內的受歡迎的保守派媒體轉載。
米勒承認，Facebook和蘋果沒有直接競爭。他說，給蘋果下定義的人的工作是由第三家科技公司資助的，但Facebook對蘋果進行了反擊，因為庫克的批評令Facebook感到不安。
米勒上個月在加州奧克蘭的一家酒吧喝酒時說，如果隱私問題出現，Facebook很樂意“攪渾水”。
週四，在這篇文章發表後，Facebook表示已經結束了與Definers的關係，但沒有給出理由。
在公開場合，Facebook的態度更為溫和。扎克伯格同意在國會作證。該公司推出了一項名為“一起來”(Here Together)的模糊廣告活動，向用戶道歉。今年4月，扎克伯格在國會露面前幾天，Facebook宣佈將支援克羅布查爾的誠實廣告法案，並將先發制人地開始披露政治廣告買家。它還通知了那些資料被劍橋分析公司不當獲取的使用者。
但扎克伯格的善意之行並不順利。公司的溝通團隊相信，多虧了密集的培訓和準備，他才在4月份的聽證會上有效地迴避了棘手的問題。但他們擔心他的表現更像個機器人——Facebook的民調專家證實了這種懷疑。
扎克伯格的政治直覺也不再那麼靈敏了。在一次聽證會的間歇，他言語攻擊了俄勒岡州共和黨眾議員、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主席格雷格·沃爾登(Greg Walden)，並對民主黨在Facebook上的強硬態度表示驚訝。
知情人士說，沃爾登被嚇了一跳，他也許意識到，Facebook的領導者並不理解現在針對他的的憤怒有多強烈。
來自華盛頓的個人訴求
桑德伯格很少公開談論公司的問題。但在Facebook內部，她的做法已開始招致批評。
一些同事認為桑德伯格女士——她重返公眾生活的雄心在公司受到很多討論——是以犧牲Facebook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品牌。兩位知情人士表示，在一次公司聚會上，桑德伯格的朋友告訴她，如果Facebook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醜聞，它在傳播仇恨和恐懼方面的作用也將決定她的未來的道路。
因此，桑德伯格開始在公司的華盛頓競選活動中利用扎克伯格有時展現出的一些缺點，發揮私人的作用。她不僅依賴於與民主黨的舊關係，還試圖安撫持懷疑態度的共和黨人。共和黨人抱怨稱，Facebook對其員工的政治觀點比對有權勢的委員會領導人的政治觀點更為敏感。桑德伯格帶著多達10人的隨從前往華盛頓，特意給議員和她遇到的其他人發了感謝信。
她的共和黨頭號目標是伯爾，參議院委員會對俄羅斯的調查進展順利。據一名國會工作人員和一名Facebook高管說，兩人通過電話交談，並於今年秋天見面。儘管批評人士將Facebook描述為一個慣犯，無視其產品所帶來危險的反覆警告訊號，但桑德伯格認為，該公司正在認真應對其非凡增長帶來的後果。
今年6月，她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舉行的全國總檢察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會議上提出了同樣的主張。當時，幾名總檢察長已經開始或加入了對該公司的調查。Facebook急於避免進一步的麻煩。
該公司組織了幾場私人招待會，包括被宣稱為與桑德伯格就“數字時代的企業公民身份”進行的對話，以及關於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簡報會。
雖然Facebook曾公開宣稱自己已經準備好接受新的聯邦法規，但桑德伯格私下裡辯稱，這家社交網路已經在採取現有的最佳改革和政策。她警告稱，嚴厲的監管只會讓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處於劣勢。
一些官員對此表示懷疑。但據兩位與會人士透露，桑德伯格的出現——公司通常會派出級別較低的高管參加這種聚會——讓其他人相信，Facebook是認真對待並解決問題的。
Facebook也在繼續尋找將批評轉向競爭對手的方法。今年6月，在《紐約時報》報道了Facebook與裝置製造商分享使用者資料的交易後(Facebook未能向國會披露合作伙伴關係)，高管們下令在華盛頓召集焦點小組。
在與自由派和保守派分別舉行的會議上，Facebook一次性約有十幾次預覽了議員們收到的資訊。它測試的方法之一，是將YouTube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引入爭議，同時辯稱谷歌達成了類似的資料共享協議。
轉嫁批評
當時，一些對Facebook最嚴厲的批評來自政治左派，活動人士和政策專家已經開始呼籲分拆這家公司。
今年7月，一個名為“遠離Facebook的自由”(Freedom from Facebook)的聯盟的組織者破壞了眾議院司法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的一場聽證會，一名公司高管在聽證會上就Facebook的政策作證。就在這位高管發表講話時，活動組織者舉著一些標語牌，上面畫著桑德伯格和扎克伯格，他們都是猶太人，就像章魚的兩隻頭在全球伸展。
領導此次抗議活動的民主黨公共關係策略師艾迪•瓦萊(Eddie Vale)後來表示，這張照片意在喚起人們對鍍金時代壟斷企業標準石油(Standard Oil)的記憶。但Facebook的一名官員很快打電話給反誹謗聯盟(anti -誹謗ation League)，讓該組織在這條標語上做標記。反誹謗聯盟是一家領先的猶太民權組織。自2017年底以來，Facebook和其他科技公司一直與這個民權組織合作，共同打擊網上的反猶太主義和仇恨言論。
那天下午，美國地方檢察官從Twitter賬戶發出警告。
“把猶太人描繪成一隻環繞地球的章魚，是典型的反猶主義比喻，”該組織寫道。抗議Facebook——或任何人——你想要的一切，但選擇一個不同的形象。這些批評很快在保守派媒體中得到迴應，其中包括《華盛頓自由燈塔報》(Washington Free Beacon)。《華盛頓自由燈塔報》試圖將Facebook上的自由與該刊物所稱的“極端反以色列團體”聯絡起來。
A.D.L.的女發言人貝特賽達阿爾坎塔拉(Betsaida Alcantara)說，該組織經常會迴應來自記者、猶太教堂和其他地方的反猶太誹謗報道。“我們的專家根據我們多年的經驗對每一個專案進行評估，做出了恰當的迴應，”阿爾坎塔拉說。(該組織有時對Facebook提出尖銳批評，包括扎克伯格建議他的公司不應該審查否認大屠殺的人。)
Facebook還利用Definers來對付更大的對手，比如索羅斯。長期以來，索羅斯一直是主流保守派的夢魘，也是極右翼強烈抨擊的目標。今年夏天，就在眾議院聽證會結束一個月後，一份由定義人士分發給記者的研究檔案稱，索羅斯是一股未被承認的力量，背後似乎有一場廣泛的反facebook運動支援。
他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在今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的一次演講中，他抨擊了Facebook和谷歌，稱它們是壟斷者的“威脅”，“既沒有意願也沒有意願保護社會不受其行為後果的影響”。
Definers向記者們施壓，要求他們探究索羅斯的家族或慈善機構與Facebook上的“自由之色”(Color of Change)等團體之間的財務聯絡。“自由之色”是一個線上種族正義組織，也是索羅斯的兒子建立的一個進步團體。(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一名官員說，慈善事業支援了兩個成員團體，但並沒有從Facebook那裡獲得自由，也沒有為反對Facebook的活動提供任何資助。)
Definers還傳播了關於Facebook的其他批評者的研究，比如支援特朗普的社交媒體明星Diamond and Silk，他們聲稱自己受到了Facebook的不公平對待。
至少在一個例子中，該公司還依賴紐約州參議員、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長期以來，他一直致力於推動矽谷在商業無人機監管和專利改革等問題上的利益。根據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資料，在2016年的選舉週期中，他從Facebook員工那裡籌集的資金超過了其他任何國會議員。
舒默與Facebook也有私交:據她在LinkedIn上的資料，女兒艾莉森大學畢業後加入了該公司，現在是Facebook紐約辦事處的營銷經理。
今年7月，當Facebook的麻煩可能讓公司損失數十億美元的市值時，舒默與華納對峙，後者當時是Facebook在國會中最堅定的檢察官。
據一名聽取了舒默干預行動簡報的Facebook員工說，他對華納說，退後。舒默建議，華納應該設法與Facebook合作，而不是損害它。這位員工還表示，Facebook的遊說人士瞭解舒默為保護公司所做的努力。
一名聽取了交易簡報的參議院助理說，舒默不希望沃納忽視Facebook需要解決右翼虛假資訊和選舉干預、以及消費者隱私等問題。
硝煙瀰漫的會議室
夏末的一天早上，Facebook華盛頓辦公室的一間會議室裡，員工們將不透明的聯絡方式貼在窗戶上。不久，一個保安被派到門外。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景象:Facebook以其開放的辦公室規劃和透明的玻璃牆會議室而自豪。
但桑德伯格準備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作證，而她的助手們沒有冒險。對於陷入困境的桑德伯格來說，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是一次關鍵的會面。
在房間裡，他們努力為她的聽證會做準備。他們彙編了一本裝訂本大小的簡報書，幾乎涵蓋了她可能被問及的每一個問題，還聘請了一位專門培訓企業高管的前白宮律師。
Facebook的遊說者已經在情報委員會工作得很努力了，他們要求議員們不要就隱私問題、劍橋分析和審查制度等問題向桑德伯格提問。伯爾的觀點很有說服力，他決心避免陷入打圓場的氣氛。聽證會前一天，他向所有委員會成員發出嚴厲警告，要求他們堅持選舉干預的話題。
第二天，在會議室裡，一張寫著“谷歌”的牌子後面有一把空椅子。Facebook曾遊說聽證會邀請一位與桑德伯格級別類似的谷歌使者。伯爾宣佈，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Twitter執行長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已被邀請，Twitter因此贏得了部分勝利。
多爾西先生出現了。而佩奇沒有。
隨著聽證會的展開，參議員們嚴厲批評了谷歌的缺席，這為Facebook的競爭對手引來了一波負面新聞報道。
桑德伯格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攤開整潔的手寫筆記:委員會裡每位參議員的名字、他們喜歡的問題和關注的問題、提醒說聲謝謝。
而更醒目的筆記則是她的人生箴言:“緩慢、停頓、堅定。”
原文連結：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14/technology/facebook-data-russia-election-racism.html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