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捲全球的“抵制塑料”浪潮：為半個世紀的瘋狂消費還債
編者按：在塑料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幾十年後，一場全球性的反塑料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本文作者 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Stephen Buranyi ，原文標題 The plastic backlash: what's behind our sudden rage – and will it make a difference?
塑料無處不在，而我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自己已經被塑料徹底包圍。例如，你可能會驚訝地發現，今天的汽車和飛機，按體積計算，大約50%是塑料的。用滌綸和尼龍製成的衣服比棉或羊毛製成的衣服多，這兩種材料都是塑料。在英國每年使用的600億袋茶包中，絕大多數都含有少量塑料。
再加上玩具、家居用品和消費者包裝等更明顯的存在，塑料帝國的輪廓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塑料是現代生活中豐富多彩卻又平淡無奇的材料。全球每年生產約3.4億噸鋁，足以填滿紐約市的每一座摩天大樓。幾十年來，人類製造了難以計數的塑料，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突破了1億噸。但出於某種原因，直到最近人們才真正開始關心塑料問題。
然後，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反對塑料的熱潮，這種反對超越了國界和傳統的政治分歧。2016年，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發起了一項請願，要求在全英國範圍內禁止塑料微粒的使用，在短短4個月的時間裡徵集到了36.5萬個簽名，成為迄今為止提交給政府的規模最大的環保請願書。從美國到韓國，抗議組織在超市傾倒了大量他們所謂的“毫無必要、“過度使用”的塑料包裝。今年早些時候，憤怒的英國顧客向製造商寄回了數量眾多的薯片包裝袋（抗議它們不可回收），導致英國郵政不堪重負。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曾就塑料的危險發表過演講，Kim Kardashian則在Instagram上釋出了關於“塑料危機”的帖子，並聲稱自己已經不再使用吸管。
最高層對待塑料恐慌可能類似於對自然災害或公共衛生危機的緊急反應。聯合國已經對一次性塑料宣戰。在英國，Theresa May稱其為“禍害”，並承諾政府將實施一項為期25年計劃，到2042年逐步淘汰一次性包裝。印度聲稱也會這麼做，但要等到2022年再開始。
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活動人士Julian Kirby告訴我，他“在近20年的活動中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地球之友在2016年才啟動了塑料專案，而綠色和平組織直到2015年才成立了專門的塑料小組。《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一名記者告訴我，它們收到的有關塑料的郵件比其他任何環境問題都多（“比氣候變化的多多了”，他們說）。《每日郵報》是最早報道塑料問題的報紙之一。
然後是《藍色行星II》。去年12月，該系列的最後一集用了6分鐘來講述塑料對海洋生物的影響。一隻海龜被塑料網纏住，絕望地掙扎；一隻信天翁死了，死於卡在它腸子裡的塑料碎片。英國廣播公司（BBC）除錯主管Tom McDonald）告訴我：“整個系列節目中觀眾對此反應最為強烈，人們不只是想討論——這是常有的事——他們還在問我們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政客們接到了選民們打來的電話，並收到了大量電子郵件，選民們是時候採取行動了。人們開始用“藍色星球II效應”來解釋為什麼公眾輿論如此堅決地反對塑料。
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我們可能即將取得一場偉大的環保勝利，這是自三十年前成功地採取行動對付酸雨和氟氯化物以來就不曾出現過的那種勝利。一股巨大的公眾憤怒浪潮正在推動當權者從我們的生活中消除這種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物質——在已經做出重大承諾的情況下，種種跡象顯示出希望不再渺茫。
但是，要想擺脫塑料製品，僅僅靠超市裡的免費通道和酒吧裡溼漉漉的紙板吸管是不夠的。塑料之所以無處不在，並不是因為它比天然材料更好，而是因為它更輕、更便宜——事實上，它便宜得多，所以隨手一丟根本不覺得可惜。就像鋼鐵開拓了建築業的新領域一樣，塑料使我們習以為常的廉價、一次性的消費文化成為可能。從某種程度上說，接受塑料就是接受消費主義本身。它要求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生活方式在短短一生中對地球的重塑有多麼徹底，並積極地進行反思。
群眾之怒
反塑料運動最令人震驚的是它的發展如此之快。2015年的時候，我們雖然知道塑料的危害，但是人們並沒有表現的多麼關心。就在三年前，塑料還只是氣候變化、瀕危物種或抗生素耐藥性等所有人都認為有害的問題中不那麼重要的一個，很少有人考慮做點什麼。
這並不是因為科學家們缺乏努力。反對塑料的行動已經開展了近30年。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人員注意到，海洋中約60-80%的垃圾是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海灘上，港口裡，被衝上岸的塑料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後來，人們發現，塑料在洋流之間的平靜區域內堆積，形成了海洋學家Curtis Ebbesmeyer所說的“大垃圾帶”。最大的垃圾帶——Ebbesmeyer估計總共有8個垃圾帶——面積是法國的三倍，大約有7.9萬噸垃圾。
2004年，問題日益嚴重。英國普利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lymouth）海洋學家Richard Thompson發明“塑料微粒”一詞來形容的那些大塑料破碎或特意製造的數以億計的塑料碎片。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開始對這些塑料微粒如何進入生物器官——從微小的磷蝦到巨大的魚類（如金槍魚）——進行研究。2015年，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環境工程師Jenna Jambeck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估計，每年有480萬至1270萬噸塑料進入海洋，到2025年，這一數字可能會翻一番。
塑料問題嚴重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只會越來越嚴重。有時令人震驚的有關塑料的報道無法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媒體們確實喜歡垃圾帶啦、垃圾填埋場引起恐慌啦或我們出口到海外的垃圾啦——但當時跟現在可不一樣。頗具影響力的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工業生態學家Roland Geyer告訴我，從2006年到2016年，他大概只受到了不到10次有關塑料的採訪，在過去的兩年裡，這一數量上升到200多次。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變化，目前尚有爭議。最合理的答案不是科學界關於塑料的危害有了定論和認知（雖然我接觸的很多科學家和活動人士都這麼認為），也不是我們對可愛的海洋生物被我們的垃圾嗆到的影象感到痛心（儘管這也很重要）。從深層次上講，我們對塑料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轉變。我們過去把它看作是垃圾——討厭但不是威脅。最近，人們普遍認識到，塑料比大多數人想象的更普遍、更危險。
這種想法的轉變始於公眾對微珠的強烈抗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各企業開始大量生產微珠用於化妝品和清潔產品。2010年，科學家們開始對海洋生物面臨的潛在危險發出警告，人們震驚地發現，從強生（Johnson & Johnson）的清潔磨砂膏，到據說是環保品牌的Body Shop，成千上萬種產品中都含有微珠。
2015年，當美國國會考慮對含有微珠的化妝品實施有限禁令時，得到了兩黨廣泛支援。英國議會環境審計委員會（UK parlia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主席、下院議員Mary Creagh表示：“這個問題從公眾幾乎沒有意識到，變成了大家都關心的話題。”
圖片：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微珠只是開始。公眾很快就會知道，尼龍和滌綸等合成纖維在每次洗滌過程中都會脫落數千條極其微小的纖維。在科學家們說明這些纖維是如何滯留在魚的內臟中的之後，報紙上紛紛刊登標題為“瑜伽褲正在摧毀地球”的文章，而Patagonia等具有生態意識的品牌則爭相尋找解決辦法。然後，研究發現，大約60%由塑料製成的輪胎在運動過程中掉落的塑料纖維可能比微珠和衣物脫落的總和還要多。
日常用品開始看起來像是塑料問題的源頭，每個人對此幾乎無能為力。在育兒網站Mumsnet的論壇上，有數百條關於不含微珠的替代化妝品的帖子——但目前還沒有無塑料輪胎。議員Anna McMorrin在議會中指出，選民們感到憤怒。“他們告訴我，自己買的東西也進行了垃圾分類和回收，為什麼還會造成汙染？”
綠色和平組織前主任Chris Rose在一篇關於環境資訊的頗具影響力的部落格中寫道，科學家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塑料是一種危險的汙染物，但直到最近，公眾的看法才大不相同。對大多數人來說，塑料似乎就是買來扔掉的東西。人們可以看到它，觸控它。即使人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他們真的想做的話，他們覺得他們可以做到——而且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只要把它撿起來扔進垃圾箱就可以了。
但很明顯大家都錯了。塑料仍然無處不在——它存在於我們的家庭用品、咖啡杯、茶包和衣服中——但它似乎已經超出了我們能夠掌控的範圍。它從我們的手指中滑過，像從工廠排放出來的汙水一樣流入河流和海洋。它看起來更像是一種以前不被人注意的化學物質，列在髮膠瓶的小字中間，隨時準備讓魚類窒息或者破壞臭氧層。
環保狂熱還是政治投機？
科學家和環保人士沒有預見到公眾對塑料的反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警告被忽視。事實上，今天一些科學家似乎對這種反感的規模感到有些尷尬。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海洋學家Erik van Sebille 表示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塑料怎麼就成了全民公敵了？不應該是氣候變化嗎？”與我交談過的其他科學家認為塑料汙染只是眾多問題中的一個，但很明顯公眾對塑料汙染的興趣最大。
但與氣候變化這種似乎是模糊、巨大的環保問題不同，塑料更小，更直觀，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地球之友的前主管Tom Burke表示：“公眾不會計算這件事比那件事糟糕多少多少倍，當人們看到其他人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和他們一樣時，這問題就會得到推動。人們只是想把事情搞定。”或者，正如班戈大學（University of Bangor）的生態學講師Christian Dunn所說：“這是我們可以繼續下去的事情。” Dunn過去一年一直在把家鄉Chester變成全英國最反對塑料的城市之一。
Dunn和他的合作組織者Helen Tandy——當地地球之友分會的負責人——有著長期環保主義者那種堅定的積極性和謙遜的態度。和他們在一起，你會有一種加入了一場反叛的政治運動的感覺。從Costa Coffee到商業街的蔬菜水果商，各家企業都表示了支援。“你在Chester的任何一家酒吧要一根吸管，他們都會告訴你‘不行’，”一個年輕的酒吧招待告訴我。一位名叫Dylan的建築商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建議客戶選擇沒有塑料包裝的配件。
圖片：Dan Clark/USFWS
在Chester動物園，設施經理表示他們的咖啡館正在取消一次性塑料包裝，他們還在稽核禮品店。動物園是該地區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環保活動的收穫做多的地方。“那飼料袋呢？”Dunn問道。（經理回答說他們會調查此事。）在我們離開的路上，一群學生拿著紫色的聚酯氣球朝大象圍欄走去。“他們從哪兒弄來的這東西？”Tandy很好奇“我們下次得問問。”
這種務實的草根運動在過去幾年裡蓬勃發展。因此，我們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每個品牌、組織和政客都竭力想讓別人看到自己在做些什麼。關注這一系列的新聞稿甚至幾個星期，你就會知道Tottenham Hotspur正計劃逐步淘汰所有使用一次性塑料的新體育場，西雅圖已經禁止在市區範圍內使用塑料吸管；而最著名的咖啡連鎖店星巴克（Starbucks），則承諾在其全球28000家分店中逐漸淘汰吸管；樂高（Lego）的產品全是由塑料製成的，目前也在調查基於植物的塑料生產線。
這一切都帶有一絲狂熱的色彩。Natalie Fee是一名活動人士，她創立了總部位於布里斯托（Bristol）的活動組織City to Sea，她告訴我說，自從去年她在BBC露面談論塑料問題後，就開始接到許多人的請求，要求她在銀行和公司董事會上就自己的工作發表演講，就像一位勵志大師一樣。機會主義傾向也很明顯。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的一名前高階職員告訴我，該部內部普遍認為，最近對塑料的關注，是部長們為填補英國退歐公投後的空缺而競相推行受歡迎的無黨派政策。“（Michael）Gove熱衷於展示我們能夠獨自完成這項工作，並展示他作為環境部長正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事實證明，引發大家對塑料製品的關注確實很有效。”
無論政治家們的動機是什麼，公眾對塑料的強烈反對無疑已經使得這一嚴重的環境問題引起了政府和企業最高層的注意。針對塑料的擬議措施中，只有一小部分已被寫入法律——美國和英國的微珠禁令是例外——未來從法律方面進行發力的空間還很大。
塑料是如何充斥著我們的生活的？
儘管塑料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大多數人還是很難告訴你塑料是什麼，是誰製造的，從哪裡來的。這可以理解：塑料是一種全球工業產品，遠離公眾的視線。原材料來自化石燃料，許多生產石油和天然氣的大公司也生產塑料。塑料的故事就是化石燃料行業的故事——以及二戰後由石油推動的消費文化繁榮。
塑料是將富含碳的化學混合物轉變成固體結構的產物的總稱。在19世紀，化學家和發明家已經在用一種易碎的早期塑料製作梳子之類的家居用品，這種塑料最初被稱為Parkesine，後來又以製造這種塑料的植物纖維素命名為賽璐膠。但塑料的現代時代始於1907年的美國。酚醛樹脂——一種完全合成的材料——以苯酚為起始原料，而苯酚是原油或煤轉化為汽油過程中遺留下來的一種化學物質。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塑料。它的發明者打算將其作為電線的絕緣體，但很快就意識到它的無限潛力，並將其標榜為“一種用途廣泛的材料”。不過後來發現它的用途比想象中的更廣泛。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人們開發出了新的塑料品種，公眾對這種科學創造的具有無限延展性的神奇材料非常著迷。但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塑料變得真正不可或缺。由於自然材料短缺，加上戰爭的巨大需求，塑料幾乎可以變成任何東西——就像塑料化學家先驅Victor Yarsley在1941年所說的那樣，只需要“煤、水和空氣”就行了。1943年發表在《Popular Mechanics》上的文章描述了部隊的目鏡和瞄準器、迫擊炮彈雷管以及新塑料製成的飛機頂篷。據報道，軍隊甚至開始使用塑料喇叭。
1939年至1945年間，美國的塑料產量增長了兩倍多，從9.7萬噸增至37.1萬噸。戰後，化工和石油巨頭進行了市場合並。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美孚（Mobil）和埃克森（Exxon）都在購買或開發塑料生產設施。這在邏輯上是合理的：這些公司已經以苯酚和石腦油的形式提供了塑料原料，這些塑料是它們現有石油業務的副產品。通過開發新的塑料產品——比如陶氏公司在20世紀40年代發明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者美孚公司持有的用於包裝的塑料薄膜的多項專利——這些公司有效地為它們的石油和天然氣創造了新的市場。“石化工業的發展可能是塑料工業增長的最大單一因素，”澳大利亞國家科學機構的一名研究員在1988年寫道。
在戰後經濟飛速發展的幾十年裡，塑料開始了自己勢不可擋的崛起之路，它取代了棉花、玻璃和紙板，成為消費產品的首選材料。薄塑料包裝於20世紀50年代初問世，取代了包裝消費品的紙和布。據杜邦公司報告，到本世紀末，向零售商出售的塑料薄膜已超過10億張。與此同時，塑料以乳膠漆和聚苯乙烯的形式進入千家萬戶，取代了刺激性油漆和昂貴的岩棉或木纖維板。在不長的時間裡，塑料已經佔領了地球，甚至佔領了地球以外的空間——1969年，Neil Armstrong在月球上插上的旗幟是用尼龍製成的。第二年，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開始用孟山都化學公司和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生產的塑料瓶取代玻璃瓶。1972年，哲學家Roland Barthes寫道：“物質的等級制度被廢除了：一種物質取代了所有物質。”
圖片：Neil Armstrong/AP
但塑料不僅僅取代了現有的材料，它獨特的特性，同時具有更強的可塑性和易用性——而且比它所取代的材料更便宜、更輕——實際上推動了全球經濟向消費主義的轉變。1955年，經濟學家Victor Lebow寫道：“我們巨大的生產力要求我們把消費作為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需要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消耗、更換和丟棄東西。”
塑料為這種徹底的改變提供了完美的催化劑，因為它既便宜又容易丟棄。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54年，當商業雜誌《Modern Plastics》的編輯Lloyd Stouffer在一次行業會議上表示，“塑料的未來就在垃圾桶裡”時，他遭到了媒體的嘲笑。1963年，他在同一個會議上發表講話，充分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垃圾桶、垃圾場和焚燒爐裡已經塞滿了數以億計的塑料瓶、塑料罐、塑料管和塑料袋。大家已經不覺得塑料包裝不能扔掉了。”
塑料意味著利潤。1965年，塑料工業協會的報告稱，塑料行業連續第13年實現創紀錄增長。但它也意味著垃圾。在1950年之前的美國，可重複使用的包裝如玻璃瓶的回收率接近96%。而一次性意味著以前無法想象的數量的物品被扔進了垃圾填埋場。1969年，在環保署關於日益嚴重的廢物問題的一次會議上，白宮科學顧問Rolf Eliassen聲稱，“收集和處置這些‘不可摧毀物品’的社會成本是巨大的”。
隨之而來的是對一次性文化的普遍抵制，尤其是對塑料的抵制，這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沒什麼兩樣。1969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道稱，“雪崩的垃圾和廢物處理問題是國家的主要城市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嚴重程度可以和空氣汙染及水危機相提並論”。 1970年，就在第一個地球日慶祝活動開始前兩個月，尼克松總統哀嘆“新的包裝使用的是無法降解的材料”，並抱怨“我們今天經常丟棄上一代人儲存下來的東西”。1971年，紐約市開始對塑料瓶徵稅；1973年，國會就禁止所有不可回收的塑料容器展開辯論；1977年，夏威夷州全面禁止使用塑料瓶。一場反對塑料的戰爭已經開始，在那一刻，它似乎也可以獲勝。
塑料原罪何在？
從一開始，塑料行業就竭力反對所有擬議的立法。紐約州最高法院在徵收紐約市塑料瓶稅的同一年廢除了該稅，此前，塑料工業協會對此提起訴訟。1979年，在一家飲料公司提起類似訴訟後，夏威夷的塑料瓶禁令也被推翻。在遊說人士聲稱將損害製造業就業後，國會對塑料的禁令從未啟動。
在化解了這些立法威脅之後，一個由石油和化工企業、飲料和包裝製造商組成的鬆散聯盟，實施了一項“兩步走”戰略，成功地化解了一代人的反塑料情緒。該戰略的第一步是將垃圾和廢物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這些公司並沒有指責那些推廣一次性包裝並從中賺取數百萬美元的公司，而是認為不負責任的個人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1965年，美國一家包裝行業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槍支不會殺人（Guns Don 't Kill People）》的社論，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概括。這篇社論將矛頭指向了“那些亂丟垃圾的人”，而不是製造商自己。
為了推動這一資訊的傳播，從事塑料和其他一次性包裝的公司資助了非營利組織，強調消費者對垃圾負有責任。1953年，由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和美孚等公司出資成立的“保持美國美麗（Keep America Beautiful，KAB）”就是其中之一。“是人們開始了汙染，人們也可以阻止汙染”，它們在1971年的地球日活動如是說。KAB還動員了當地的公民和社群組織來組織清理工作，並解決它們製造的垃圾稱為“國家恥辱”。
這項工作是有價值的，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對KAB與業界關係的擔憂，導致Sierra Club、Izaak Walton League以及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等環保組織辭去了在KAB的顧問職務。1976年，報紙報道稱，美國環境保護署署長Russell Train釋出了一份憤怒的備忘錄，聲稱KAB的企業支持者正在破壞反汙染立法。
無論如何，將塑料垃圾氾濫的黑鍋扣在了個人身上這一招是非常成功的。1988年，全球塑料產量與鋼鐵持平，Margaret Thatcher在St James公園撿起垃圾拍照時，完美地捕捉到了這種基調。“這不是政府的錯，”她告訴記者“這是那些有意無意地把它隨手扔掉的人的錯。”值得注意的是，她並沒有提到製造或銷售塑料的企業的問題。
圖片：Daniela Dirscherl/Getty Images/WaterFrame RM
該行業旨在減輕公眾對汙染擔憂的戰略的第二步是關於支援一個相對較新的理念——“家庭回收”。20世紀70年代，環保組織和美國環境保護署正在探索一種新的理念，即回收——對汽車、機械和廢舊金屬等大型物品來說是一個熟悉的概念——可以延伸到社群層面，以解決日益嚴重的消費者垃圾問題。
包裝和飲料行業迅速推廣了這一理念，即回收利用可以使它們的產品遠離垃圾填埋場。1971年，在塑料瓶普及之前，可口可樂公司在紐約市資助了一些世界上最早的回收生活垃圾——比如玻璃和鋁——的倉庫。
塑料行業也採取了類似的策略，大肆宣揚其產品回收利用的潛力。1988年，塑料工業協會成立了固體廢物解決方案理事會，以促進城市塑料回收，聲稱到1995年，他們可以回收25%的塑料瓶。1989年，Amoco（原標準石油公司）、美孚公司和陶氏公司成立了國家聚苯乙烯回收公司，該公司也在1995年之前提出了同樣的回收率為25%的目標，但只是針對食品包裝。（那段時間，《時代（Time）》雜誌上刊登了一則美孚的廣告，聲稱聚苯乙烯食品包裝是垃圾危機的“替罪羊”——解決辦法是“回收利用”。）1990年，另一個行業組織美國塑料協會宣稱，到2000年，塑料將成為“最可回收的材料”。
這些樂觀預測的問題在於，塑料是最不適合回收利用的材料之一。玻璃、鋼鐵和鋁可以被熔化和改造幾乎無限次，使新產品的質量與之前的相同。相比之下，塑料每次回收都會顯著降解。塑料瓶不能回收來製造同樣質量的塑料瓶。相反，可回收塑料變成了衣服纖維，或者傢俱的板條，然後可能會成為填充物或者塑料絕緣材料，而這兩種材料都不能進一步回收。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工程師Robert Ham在1992年表示：“塑料回收的未來仍然是個謎。”
對於回收鋁等利潤更高的材料的公司來說，回收塑料的商業吸引力有限。20世紀80年代，隨著塑料回收顯然不會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行業，公共部門開始介入。回收大部分由國家資助，塑料和家庭垃圾一起被運走，而企業界繼續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塑料。正如國會議員Paul B Henry於1992年在一次有關塑料容器回收的聽證會上所說，塑料行業“自稱是回收的大力倡導者”，而“路邊的回收專案幾乎完全依賴政府補貼”。換句話說，政府不得不為該行業之前關於回收的大討論埋單。只要有人把垃圾處理了，公眾就會很高興。直到今天，一些環保人士還把家庭用的小貨車稱為“願望自行車”，把回收箱稱為“神奇盒子”，在沒有真正起到多大幫助的情況下減輕了人們的負罪感。
獲勝希望並不渺茫的環保戰爭
在此期間，全球塑料產量從1995年的1.6億噸飆升至如今的3.4億噸。回收率仍然很低：美國每年只有不到10%的塑料被回收。即使回收率奇蹟般的飆升，可回收塑料也只能成為有限的幾種東西，所以對新塑料的需求總是會更高。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工業生態學家Roland Geyer告訴我，他“越來越相信，通過回收來減少世界上塑料純粹是無稽之談”。
儘管公眾對反塑料運動的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比氣候變化更簡單、更容易解決的問題，但這兩個問題之間的聯絡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更為密切。10家最大的塑料生產商中，仍有7家是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只要它們還在開採化石燃料，就會有生產塑料的巨大動力。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50年，全球20%的石油開採將用於製造塑料。“最終，塑料汙染是人類造成的全球變化中看得見摸得著的一部分，”科學家Johanna Kramm和Martin Wagner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寫道。
塑料帶來的悖論，或者至少我們目前的關注也存在一系列問題——但我們越關注它，它就越像是看起來和所有其他我們沒能解決的環境問題一樣複雜和棘手。更不要提還有不受監管的企業、全球化的世界，以及我們自己的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然而，人們忍不住想用塑料。儘管困難重重，反塑料運動已經成為世紀之交以來世界範圍內最成功的環保運動。如果各國政府信守其承諾，而這一運動保持其勢頭，那它確實會有所成就。“這是一件大事，”美國Wood Mackenzie的化工行業分析師Steve Zinger告訴我，“特別是今年，消費者的反塑料情緒有所上升。各大公司將不得不調整自己商業模式，以適應塑料禁令的新環境。”他指出，石油生產商的需求也會出現下降。
這是塑料問題的積極方面。如果塑料是我們所有其他環境問題的一個縮影，那麼按照這個邏輯，其他解決方案也該是如此。在短短几年時間裡，有關塑料對環境造成破壞的科學證據已經促使人們聯合起來，迫使政府進行監管，甚至引起了化石燃料公司的注意。顧客在超市要求更少的包裝，而英國石油公司（BP）預計其結果是，到2040年該行業的石油日產量將減少200萬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更大戰役中，反塑料運動可能最終成為一個小而有力的勝利，成為未來行動的榜樣。
這意味著要正視這些問題之間的相互聯絡：認識到塑料不是孤立存在的問題，而是過去半個世紀瘋狂消費的最明顯產物。儘管挑戰巨大，但當我與創造了“塑料微粒”一詞的海洋學家Richard Thompson交談時，他很樂觀。他說：“在過去30年裡，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與科學家、企業和政府進行這樣的合作。這一次是個好機會。”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