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要為“影視工作室的補稅問題”說些什麼
11月底編劇行業刷屏的一份有關“橫店工作室會議內容”的資訊又再次引起大家的惶恐。根據該資訊所示，要求影視類工作室在2018年12月30日前，需要按2016年至2018年三年總收入的70%，按個人勞動所得稅計算稅款，並補繳清稅款和滯納金。如果在2019年3月至6月抽查中未補繳費用滯納金和罰款的，可能會涉及刑事處罰。
早在今年8月就有訊息傳出，因受陰陽合同的影響，國內影視行業的編劇、演員、經紀人等工作室紛紛接到通知，由核定徵收變為查賬徵收，影視行業個人所得稅將由6%提高到42%。
行業內一片哀鴻遍野。之後稅務總局闢謠，這一訊息只是謠傳，並沒有確定要執行。行業喧囂之聲才得以暫時平息。
但沒想到的是，11月底編劇行業刷屏的一份有關“橫店工作室會議內容”的資訊又再次引起大家的惶恐。
根據該資訊所示，要求影視類工作室在2018年12月30日前，需要按2016年至2018年三年總收入的70%，按個人勞動所得稅計算稅款，並補繳清稅款和滯納金。如果在2019年3月至6月抽查中未補繳費用滯納金和罰款的，可能會涉及刑事處罰。
早在我國“十三五”規劃裡明確提出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發展目標，標誌著文化產業將成為“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創新創業的主要動力之一。
根據這份“橫店工作室會議內容”，現在不只要提升稅率到40%，還要按這個稅率補齊影視類工作室自2016年至今三年的稅費。
作為影視類工作室中佔比比較大的從業者，這次補繳稅費在編劇行業中引起極大反響。
面對這種情況有的編劇在朋友圈寫道：也許現在該考慮回老家開個餃子館謀求生計了。這次稅費補繳讓不少編劇再難以靠編劇這份職業維持生計。
也有一部分編劇主張通過中國電視劇編劇委員會反應這個情況。11月29日下午，中國電視劇編劇委員會會長、知名編劇劉和平在朋友圈表示，跟國家稅務總局領導溝通之後，國家對影視產業的扶持政策不變，只會更好。對於2016-2018三年補繳稅務總局表示按2002年國稅52號檔案繳納16%稅款，未不足部分按16%補足即可。
某行業權威人士對此解釋道，總局與劉老師會談說的意思很簡單，第一是地方影視園區稅收政策不是總局的意思。第二，影視行業這次徵繳2016-2018稅率按2002年的國稅52號檔案補繳16%稅款即可。 第三，表示不按新稅法徵收，影視產業從業者不必如此害怕。
而知名編劇汪海林則對此理解為，2016年到2018年有瞞報的才需補繳。 對這一看法，編劇汪海林表示不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一切以官方的最終資訊為準。
這些年，幕後創作者對中國影視產業的貢獻
這次傳出補繳稅費的訊息，可以說傷害最深的就是勤勤懇懇的幕後創作者，尤其是編劇群體，而編劇對於電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好的劇本，是一部優秀電影的基本保障。電影產業從本質上是文化創意產業，其核心為內容，創意為骨。若沒有優秀的劇本，將難以出現優秀的電影，中國電影這些年的繁榮離不開編劇的貢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界發起了兩次電影革新運動。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電影觀念和電影語言的引入，引發了國內文化屆對電影文學性和戲劇性的大討論。這次運動最終導致了中國電影文學產生了小說式結構，散文式結構，時空交錯式結構以及蒙太奇段落式新的劇本表現方法，由此推動了整個80年代電影的蓬勃發展。比如張錚的《小花》，滕文驥的《生活的顫音》，王一民的《鄉音》，陸小雅的《紅衣少女》，蘆葦的《霸王別姬》以及餘華的《活著》，成為這一階段電影繁榮的代表作。
第二次運動則是中國電影的商業化運動。這一階段電影劇本強調故事貼近生活群眾，滿足群眾的娛樂性需求，電影編劇產業工業化標準化，保證劇本的質量，從而創造出優秀的電影。這一階段的優秀成果產生了比如《英雄》《人在囧途系列》《戰狼》《我不是藥神》《夏洛特煩惱》等優秀的電影作品，達到了藝術和商業的完美結合，既創造了票房，又滿足了觀眾的精神需求。
可以說，優秀的故事，成就了優秀的電影。表現在編劇行業上則是，中國編劇的從業人數也隨之迅速增長，即便如此市場對優秀編劇的需求仍處於一種極度渴求的狀態，這背後就是電影產業對優質劇本的需求。
2015年時，騰訊集團副總裁程武邀請多位知名電影人在北京舉辦了一場沙龍，他在現場提出了這樣一個困惑，就是騰訊現在手裡有可以改編成影視作品的資源，比如小說、遊戲等等，但他們找不到編劇。
影視產業近幾年高速奔跑的同時，編劇人才的缺口正被快速地放大，即便BAT在資本方面能力超群，也無法繞開編劇人才培養的大坑，就連甯浩等大導演也經常為找不到合適的編劇而頭疼。
雖然行業表示對於優秀編劇的渴求，但是在整個電影創作鏈條裡編劇的地位和作用並沒有被足夠重視。收不到尾款，電影專案修改週期過長，資方和導演等對於劇本更改的隨意性等等這些也成為現在編劇行業普遍存在的痛點。而在編劇助推影視產業發展的背後，更是編劇這個群體的個人生存狀況堪憂。因為目前國內尚沒有成體系的編劇職業保障體系，而編劇又多為自由職業，經常熬夜創作，看病醫保成為難題，編劇過勞猝死成為行業內屢見不鮮的話題。
編劇多為個人創作，此次傳出補繳稅費的訊息，之所以在編劇群體引起極大反響，主要還是大部分編劇沒有企業和單位可以依靠，而且編劇收入在行業內處於中下水平，並不是高收入者，編劇經常嘲笑自己為“碼字民工”，在編劇行業內，拿一集劇本幾千塊錢的人還是佔大多數。
文化產業的稅負遠低於其他產業，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文化產業的稅負輕。影視文化行業從業者眾多，職業多樣，生存狀況各異，顯然用一刀切的方式給予統一判斷並不人性化。而較高的個人所得稅也並不適用於文化產業所有領域，比如編劇，他們的收入並不高。如果對他們核定高稅率，無疑會讓這些編劇本來艱難的生活雪上加霜，不少人會因為生活難以為繼而被迫轉行，從而導致編劇行業萎縮，這必然影響劇本的數量，甚至是優秀劇本的數量。沒有好劇本難有好電影，而電影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質量的下降，也會影響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這也與“十三五”提出的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是不相符的。
國外對文創行業的稅務有哪些扶持？
文化創意產業的成本很難用一個數字準確衡量，諸如才華和思想，時間和創意。如果劇本不再以成交時商品稅作為計算，而是以時間單位計算，按月申報，時時統計稅額，將會存在如何計算的困難。
文化產品的特性是不可複製，無法以工業化商品來衡量。一部作品的創作需要幾年，而作品完成之後，市場確定其商業價值之時，也存在估值困難的問題。
這就導致了，如果不計算出一個可行的，包含風險成本在內的可衡量標準，盲目的將稅率一刀切，有可能對整個文化產業造成傷害性的影響。
如果以行業投資回報來計算，之前的文化影視產業6%核定稅率，並不一定是低稅負。用簡單判斷稅率高稅負重、稅率低稅負輕的這種方法是錯誤的。因為稅率高並不一定等於重，稅率低並不一定等於輕。
對於文化產業合理徵稅是每個國家都在積極推動的事情。較具代表性的為美國與法國。
如《美國聯邦稅法》規定，對從事文化產業開發的非營利性組織和機構免徵各項稅收；對公益性文化產業的投資資本不低於25％ 的，允許稅前投資抵免；法人企業投資於各類文化領域的，其投資股權和資產可稅前扣除，免納公司所得稅；企業法人文化捐贈產生的稅前投資抵免可全部抵免公司所得稅。
法國政府扶持非營利性文化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涉及到多個稅種，例如政府對依法資助社會福利、教育、文化藝術 等服務的企業免徵增值稅，企業文化捐贈產生的稅收可全部用於抵免所得稅；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文化、教育、慈善、 體育等部門機構組織的文化娛樂活動取得的收入免徵消費稅等。
通過稅收政策鼓勵文化產品或服務出口，提高其國際競爭力也是很多國家通行的做法。韓國是其中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國家。
2001年，韓國設立大韓民國文化產業出口獎，主要鼓勵文化創意，動畫，遊戲，卡通，行動網路等文化產品的出口。優秀的文化產品除了獲得政府獎勵，還可以享受到出口退稅，稅收抵免，稅收饒讓，進出口關稅免徵等多種優惠政策。
法國同樣為保護和提升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在稅收上予以扶持。據瞭解，法國對在歐盟以外銷售的藝術品免徵增值稅，對在歐盟國家銷售的藝術品，由出口國承擔增值稅，稅率為5%。另外，法國遊戲企業出口的技術數字遊戲軟體，經法國財政部，科技部，海關許可口，可免徵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同時容許出口全額退稅。
這幾年我國日益重視通過稅收政策扶持文化產業發展，如國務院2014年出臺了《進一步扶持文化企業發展的規定》，對電影電視產業的電影發行、電影放映、轉讓版權以及有線電視等5項業務實行增值稅零稅率的優惠政策。在這一政策下，對於影視行業的進一步成長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雖然我國電影市場這幾年快速的成長，文化產業也愈發繁榮，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文化產業方面仍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相關政策上，行業仍需要國家的扶持。
如果影視文化產業徵稅，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文化產業中不同職業之間差距較大，應該根據不同行業不同職業的具體特點，實施有差別的稅收政策。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演員和幕後工作者的稅率不應該設定為同一檔。
在文化產業內，對出版、新聞、廣電和文化藝術等行業實行低稅率。對外圍利潤高的行業，如娛樂服務，網路遊戲等高消費、高利潤行業則可按差別稅率徵收較高的增值稅。
對於從事文化裝置生產和提供文化產品以及銷售等業務的，應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一個相對均衡的稅率。
從我國文化產業市場的現狀看，中小企業的比重相對較大，而稅收政策對中小企業並不具備傾向性。為切實減輕中小文化企業的稅收負擔，應在稅收政策上對中小企業做傾斜。
其次，應當考慮對小微企業以及個人工作室的稅收優惠政策取消時間限制，形成長效機制，如個人工作室所得稅優惠政策應該解除時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