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ate:“年齡”人人無法規避,這 7 個問題探討關於它的刻板印象和限制
#Debate 是好奇心日報的一個新欄目,它希望探討富有爭議的有趣議題。我們知道,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69 歲的荷蘭人 Emile Ratelband 最近提出了一項奇怪的要求:將自己的法定出生日期延後 20 年,從而以 49 歲的中年人身份被對待。他向法庭提交了體檢結果,證明自己“像 45 歲一樣健康”,而對外展示的年齡卻讓他開不了新車、拿不到貸款,在線上約會時頻頻碰壁。
“人們有選擇的自由,可以選擇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性別,而我想要選擇自己的年齡。我想自己做主。” ofollow,noindex" target="_blank">Ratelband 說 。
身為電視名人,Ratelband 慣用出位的言行增加曝光度,但他這次提出的並不是新問題。1969 年,美國老年病學家巴特勒(Robert N. Butler)創造了“年齡歧視”(ageism)一詞,來描述老年人在享受公屋福利時受到的來自年輕人、中年人的歧視與敵意。
年齡歧視的概念後來被挪威學者拉爾森(Lars Larsen)和索勒姆(Per Erik Solem)拓寬了。他們提出,年齡歧視是基於年齡或是對年老的認知,而對年長者形成的刻板印象、偏見和區別對待。2017 年,《搖晃的椅子:反年齡歧視宣言》一書作者艾普懷特(Ashton Applewhite) 登上 TED 講臺 ,呼籲人們制止年齡歧視。這場演講吸引了近 140 萬瀏覽量。
此時,距離“年齡歧視”的提出已經過去半個世紀,情況沒有發生什麼本質性的轉變。
刻板印象的謬誤在於以偏概全、先入為主,年齡歧視也不例外。變老並不必然意味著判斷力、行動力、以及生理機能的衰退。85 歲的費恩斯坦剛剛贏得加州參議員選舉;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宣稱至少要工作到 90 歲。甚至在競技體育界,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不老傳奇:37 歲的費德勒今年拿下了第 20 個大滿貫;38 歲的張栩擊敗不滿 30 歲的井山裕太,奪得日本圍棋名人頭銜。
但這些明星往往被塑造為勵志偶像,而不是糾正人們對於老年人的偏見。許多年齡問題的討論者承認,不同於性別與種族歧視,年齡歧視似乎更根深蒂固,也更普遍地存在於社會之中。
以下幾個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包括年齡歧視在內,我們面臨哪些年齡困境?他們反映了社會的何種變遷,又如何與其他社會現象相交織?我們可以選擇何種視角來看待年齡?
年齡歧視只是一個困擾年長者的問題嗎?
年長者的確是年齡歧視最突出的犧牲品。樂齡會(AARP)的調查顯示,45 歲至 60 歲的美國人有 64% 經歷過職場年齡歧視。他們或是被強制退休,或是晉升困難。工齡曾經象徵著經驗、財富與地位,今天卻淪為中年求職者的負擔。他們要求更高的收入,卻又即將步入退休、領養老金的年紀,這對僱主來說可不是一筆劃算的交易。
遲至 1960 年代,針對長者的職場歧視就已嚴重到需要法律介入。巴特勒提出年齡歧視的概念之前,美國政府剛剛通過了《1967 年就業年齡歧視法案》,要求公司在招聘、升職、薪資、辭退等環節保護 40 歲以上的勞動者。然而,法律在現實面前顯得有些無力,受害者總是很難證明年齡是構成歧視的決定性因素,針對年齡歧視的訴請一再被駁回。
但拉爾森和索勒姆對年齡歧視的定義顯示,與年老的相關的刻板印象並不全是負面的。年長者也可能被賦予“審慎”“智慧”等積極的人設。在傳統儒家社會中,“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這樣的習語說明,年長者對家庭來說是一筆公共財富,他們不但積累了經驗和智慧,也積累了豐富的社會資本。
這就使得年輕人也可能因為年齡而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區別對待。論資排輩的文官系統,決定了年長者往往才是支配者,能夠壟斷政治資源並掌握評價的權力;現代國家普遍對年輕人蔘與選舉、飲酒等活動作出年齡限制,也不同程度地豁免了少年兒童的法律責任。年輕人更容易被定義為不成熟,從而被剝奪平等參與社會事務的資格。
年齡怎樣和人生規劃聯絡在一起?
在各個文化中,年齡都與個人在社會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有關。“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這段孔子的自述經過民間化用,成為人生不同階段應該達到的理想狀態。

而在西方,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則提出,在傳統社會中,“父祖輩、年長者是絕對的權威。”“祖輩的人把剛出生的孫兒抱在懷裡,除了他們往日的生活外,他們想不出孫兒們還會有什麼別的未來。成年人的過去就是每個新生一代的未來,他們早已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調。孩子們的祖先度過童年期以後的生活,就是孩子們長大後將要體驗的生活;孩子的未來就是如此造就的。”
米德相信,當社會發展遲緩、生活狀態封閉,整個社會的運轉都依賴老人像年輕人傳遞經驗和知識。當饑荒突如其來地降臨,家中的老人可能會回憶起幾十年前自己所經歷過的一場饑荒,然後教導子孫如何度過。她在《代溝》一書中將其稱為,“老一代傳授經驗以鞏固社會知識結構的時代”。
但米德認為,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為什麼傳統的年齡觀念在當代站不住腳?
社會變化加快,知識、記述和生活模式不斷更新,年輕人首先感受到了社會的變化,老一輩則裹足不前,什麼都看不慣,很快就變成了孩子們的小學生——這是米德在 1960 年代作出的觀察。
隨著科技主導生活世界,年齡不再意味著更豐富的經驗和更穩固的權威。 《紐約客》 ( The New Yorker )盤點稱,19 世紀,一名工程師所擁有知識可以延用 35 年;到 1960 年代,時間縮短為 10 年;現在,一名軟體工程師每隔不到 3 年就需要更新一次知識。
51 歲的記者 Dan Lyons 去年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當他被辭退時,他並不意外,畢竟“他們付給我的薪水足夠聘用五個剛畢業的小孩”;而在新東家——一家由 20 多歲的年輕人領導的初創公司,他不僅薪水打了折扣,還被穿著隨意的年輕員工稱為“快樂老爹”。
另一方面,年齡-權利-責任之間關係的定義,會隨著重大社會事件,甚至臨時的政治需要,而發生變化。
二戰期間,美國的入伍年齡降至 18 歲;1971 年,憲法第二十六修正案將投票年齡從 21 歲降至 18 歲,一度引發各州降低飲酒年齡門檻的熱潮,但隨後上升的車禍死亡率又將全美飲酒門檻回撥至 21 歲。
近年來,加州又出現了將投票年齡降至 16 歲的呼聲。“槍擊一代”的高中生受夠了傳統政客在控槍議題上的僵持,他們通過 “March for Our Lives” 這樣的社會運動發出自己的聲音,渴望用選票更有力地表達訴求。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對於年齡的理解也會時常變化。這反襯了年齡歧視的侷限:它過於強調年齡的重要性,以年齡來整齊劃一地評價個體,而忽視了個體性格與能力的實際差異。

對年齡的刻板印象會帶來哪些問題?
簡單來說,年齡的刻板印象規定了多大的人要做什麼樣的事,而這就是一種不自由。
如今的高校中,青年教師會面臨“不發表(論文)就滾蛋”的淘汰機制,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青年教師的個人發展,而是幫助高校大學排名的提升。類似地,高盛(Goldman Sachs)興起了“不進則退”的內部文化。並非偶然的是,這家老牌投資銀行正在轉型為一家強調技術實力的公司。
在教育領域,年齡則越發齊整。漫長的科舉之路不見了,小學、初中、高中,人們和相差不到一歲的同齡人坐在同一間教室裡;如果未能按計劃升入高中、大學,就會被分流至相鄰的教育系統,走上另一條被設計好的職業乃至人生道路。
這些“計劃內”的年齡節點,大致對應著社會學家所說的“恰當時機”(timing)。它假設,個體生命歷程如同機器般受到某種法則的支配,任何一步的行差踏錯,都會決定性地影響未來,從而催生了類似於 30 歲就要買房結婚這樣的迷思。人們也因此生活在對“犯錯”的恐懼之中。
此外,年齡的刻板印象還製造了一種虛假的階級對立。在越來越多的政治議題上,年輕人被認為持有一種固定的政治立場。他們支援全球化,這讓 2016 年的英國脫歐公投成了“老年人對年輕人的背叛”;他們不喜歡傳統的政黨政治,不久前的臺北市長選舉中,年輕人傾向於支援無黨籍的候選人,同時取笑那些為了 1500 塊重陽敬老金而支援對手的老年人。
然而,世代對立只是對社會問題的一種過於方便的解釋,甚至是一種被精心操縱的意識形態。它扼殺了對話的可能性,也讓很多人忽略了:我們終將變老,而那些年長者也曾經擁有青春。
在更普遍的意義上,當代年輕人面臨的壓力,正來自“年輕”本身:我們無法設想自己變老,尤其是在失敗中變老。“年齡”已經成為伴隨當代人終身的焦慮來源,它對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提出了具體而嚴苛的紀律,使我們置身於一張幾乎密不透風的時間表中。
誰制定了我們生命的時間表?我們又如何接受它的統治?
“恰當時機”和“生命歷程”是社會學家埃爾德(Glen Elder)1960 年代提出的概念。他將生命歷程定義為“個體不斷扮演/參與的一系列由社會規定的角色與事件”。個體從事種種活動的恰當時機,則來自立法機構、企業等提出的社會期望。換句話說,社會制定了指導個體生活的時間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退休年齡。當一個國家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危機,政府就傾向於推遲退休年齡。老年人仍然在工作,他們就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也為政府節約了一筆養老金開支。
除了國家以強制性的力量規劃個體生活,過去數十年間,消費文化越來越活躍地影響了我們的年齡觀念。
這尤其體現在女性對老去的恐懼上。化妝品在中國已經成為年入 4000 億元的產業。日本化妝品公司資生堂估計,到 2020 年,中國 20 歲以上、年收入超過 3 萬人民幣的城鎮女性將構成 4 億“化妝品人口”。相應的,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今年的 一項研究結果 顯示,半數女性感受到保持年輕容貌的壓力。
艾普懷特在去年的 TED 演講中抨擊了這種消費文化與年齡歧視的互構關係。“是誰說皺紋醜的?是市值幾十億美金的護膚產業。是誰說絕經、男性功能障礙和輕度認知障礙是疾病?是市值上萬億美元的製藥產業。”商家既成功地利用了人們的“變老恐懼”,又強化了這種恐懼,一如消費主義的慣用套路:製造焦慮,販賣解決方案。
年齡如何成就了身體、觀念與社會的互動?
年齡似乎只和時間有關。繞太陽公轉一年,人就年長一歲,在此基礎上發明了“退休”“代溝”這些社會概念。但以數字呈現的年齡與人的肉身終究不是一回事。問題由此產生:在社會中形成的年齡觀念,是否會反作用於人的身體?
1994 年的一個經典研究支援了這一假設。心理學家選擇了中國人、失聰的美國人和聽力健全的美國人作為三組研究物件,測試他們的記憶力。根據預設,前兩組物件更少接觸對老年人的負面評價。結果顯示,聽力健全的美國人裡,年輕人和老年人的記憶力差距是失聰人士的兩倍、中國人的五倍。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這個實驗說明了刻板印象的力量:隨著觀念的內化,被人為定義的差異會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差異。換句話說,年齡歧視是一種自證預言,它讓年長者“真正”變老。
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沒有理由視年齡為封閉和不可逆的。“德古拉療法”(Dracula Therapy)的倡導者宣稱,將經過體外“強化”的血清重新注入“患者”體內可以有效地延緩衰老;舊金山的科技精英依賴肉毒桿菌素、鐳射和紫外線療法讓面板更平滑緊緻,從而在 “美國最唯年齡論的地方” ——矽谷生存得更為體面;抗衰老藥的開發有望延長壽命和“健康跨度”,改變人們對“老年”的總體印象。

2012 年,《自然》雜誌從研究層面探討了我們如何活得更久,同時活得更健康。圖片來源: Nature
科幻作品給出了更狂野的想象。在賽博朋克的世界裡,人可以被全身義體化,可以經過冷凍獲得數百年的在世“壽命”,可以在肉身消滅後以“思想盒”的形式繼續存在。外在與內在自我的關聯日益鬆散,人們不得不面對複雜的倫理問題。年齡還是不是一個有意義的身份標識,或者說,用來分配權利與責任的基礎?人們又會如何定義代際關係?當技術和消費主義弱化了衰老和死亡的意義,關於人的“本真性”的看法會不會也要隨之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由技術主導、激進的年齡文化,也勢必形成新的不平等。矽谷的反衰老文化會持續發展下去,直到每一絲皺紋都被視為不夠年輕——同時也不夠優越的標誌。一如美容行業的歷史所揭示的,“永葆青春”實際上是一種被劃分了不同檔次、貼上不同價格標籤的商品,也是人們用來確認和保衛自己社會地位的武器。
儘管時間看上去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由年齡觀念指導的實踐卻一再放大了不平等。女性之所以對年齡更敏感,是因為在惡劣的職場與社會性別環境中,他們被要求保持青春的容貌; 少數族裔 、經濟落後地區的年長者之所以更無助,是因為他們從事的職業型別往往更青睞所謂“青壯勞動力”,也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換句話說,年齡不僅本身是個問題,也是其他社會問題的症狀。
我們可以選擇何種視角來看待年齡?
可以肯定,有關年齡的種種刻板印象已經不合時宜,更不會適用於將來。新的生物技術、新的消費熱點與經濟模式,這些科技與社會進步必將改變人們的年齡觀念。他們的意義不在於像反烏托邦小說描寫的那樣,製造出完美的人類,而在於幫助個體過好生命歷程的每一個階段。
“共情”可能是通向這個未來的關鍵詞:想想“我”在50 歲時會在職場遭遇什麼,希望被如何對待;想想“我”會期待怎樣的“老年生活”——是被排斥在社交、運動和冒險之外,還是仍然保有表達、思想、行動與情感的自由。
這也是巴特勒 1969 年給出的答案。他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章裡引用了披頭士樂隊的一段歌詞:
Will you still need me,
你是否還需要我,
Will you still feed me,
是否還餵飯給我,
When I’m sixty-four?
當我 64 歲的時候?
已經有學者在思考“怎麼做”的問題。 Gregor 等人 早在 2002 年就建議,社會最好在各種互動設計中充分考慮“動態的多樣性”,以迴應老年人多元且多變的需求。這個建議暗含了一個前提:在年齡這件事上,人們應該換一種以“權利”為核心的視角。當老年人無法走上電影院的臺階時,應該有一條輪椅通道;當現成的活動場地無法保障兒童的安全時,最好的應對措施不是禁止兒童入場,而是提升場地的安全性。
換句話說,社會應該尊重個體差異,讓人們儘可能平等地參與公共生活。在年齡歧視的世界觀裡,只有特定的人生階段才是精彩、標準的;而理想情況下,人們終將扔掉那套標準化的劇本,承認現實生活的魅力不在於“同一”,而在於參差多樣。
這麼看來,Ratelband 提出的訴求反而讓人有些惱火。當法官問他,他的父母會如何看待他“失去”的20 年時,Ratelband 沒有給出正面答覆。他更像是用一個數字取代了另一個數字,而原本被數字遮蔽的東西,對他來說似乎也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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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題圖為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Self-Portrait with Two Circles , 1665-1669, oil on canvas, 114.3 cm x 94 cm,有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