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的孤獨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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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駱軼航
來源：託式派對（thetparty）
阿里巴巴一直都很孤獨。
19年前，中國網際網路公司都在做門戶，只有阿里巴巴在給中小賣家搭建交易網路，被同行嘲笑沒技術含量，是“滑鼠+水泥”的髒活兒。15年前，網際網路泡沫劫後餘生的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大多盯住了簡訊和彩鈴，阿里巴巴開始做淘寶，進而又推出支付寶，讓普通人把東西賣給普通人，也不被看好。11年前，阿里巴巴B2B業務在香港上市，波瀾不驚，股價不好看，也沒什麼人關注。那會兒中國網際網路界普遍高舉“web2.0”的偉大旗幟，都等著圍觀騰訊和百度怎麼圍繞著這面旗幟爭個聖盃的輸贏，人人網和開心網紅得發紫，360和迅雷被眾星捧月。8年前的3Q大戰，捲進去了騰訊、360和整個金山系。7年前的搜尋新戰場讓百度和360正式全面交惡——而阿里巴巴，一直在眾聲喧譁之側。
創辦伊始的阿里巴巴，在馬雲的湖畔花園16幢1單元202室開會
可以說，直到2011年，在中國網際網路業界大部分骨灰級人士的心中，阿里巴巴都是一個特殊而且挺彆扭的存在，你不能忽略它的地位，但它偏安杭州，做的事兒跟大家不一樣，氣質也跟大家不一樣，創始人長得也跟大家不太一樣，喜歡論劍談道，天馬行空，不喜歡談技術和產品，網際網路精英們看不懂，也聊不來。
直到2012年“BAT”稱謂橫空出世，很多中國網際網路界的頭面人物才終於不得不承認：一路做中小賣家網站、電商和支付起家的阿里巴巴，不僅成了寡頭之一，而且你繞不過去，不得不面對，不得不討論，不得不研究。
但是，阿里巴巴還是很孤獨。它想把支付寶從VIE框架中剝離出來，跟雅虎交惡，中國網際網路界一邊倒地指責阿里巴巴缺乏“契約精神“。3Q大戰之後，騰訊憑微信再度獲得中國網際網路從使用者到輿論場上的支配性地位，2013年上半年，藉著春節紅包和網約車，微信支付一舉拿下了支付寶的大量使用者，大多數網際網路從業者都覺得阿里遭遇重大挫敗，逐漸無法與騰訊抗衡，因為它太虛，不重視產品體驗，咎由自取。2013年底，阿里巴巴推出“合夥人制度”，因為“同股不同權”的制度設計與香港交易所發生齟齬，大多數對Google、Facebook甚至百度採取“同股不同權”體制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並無異議的中國網際網路業內人士，批評阿里巴巴損害了投資者利益。2014年之後，以戰略投資京東為標誌，騰訊投資了阿里巴巴的幾乎所有對手，並在2015年把美團“策反”成阿里最堅定的敵人。業界流行的看法是：騰訊得道，所以多助；阿里失道，所以寡助——將這個看法詮釋到極致的，是2017年烏鎮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上的那場著名飯局：以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同志為核心，騰訊的朋友、也就是阿里的敵人們坐在了一起——這是中國網際網路的大半壁江山。而馬雲形單影隻，不在任何飯局的名單上。
2017年烏鎮峰會期間著名的一場飯局，團結了中國網際網路的大半壁江山，沒有馬雲
現在，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宣佈要退休了，這種孤獨感更是被輿論推到了極致：“樹大招風”、“他怕了”、“民營經濟的危險訊號”……一個馬雲和他的阿里巴巴，成了整個民營經濟的公共輿論風向標，也成了中國網際網路界的異數，既是高處不勝寒，也是置於爐火炙烤。
阿里巴巴被誤讀的命運，幾乎是註定的。普羅大眾對阿里巴巴的和“馬爸爸”的成功學想象是一種誤讀，知識界和商界對阿里巴巴“民營企業風向標”的定義是一種誤讀，而更深的誤讀，來自阿里巴巴的所在的行業——中國網際網路業界對阿里從本能疏離，到被動重視，再到集體質疑，進而到現在的沉默接受，就是因為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阿里巴巴一直是非我族類的“他者”。
隨著中國網際網路秩序的另一極騰訊在2018年面臨的階段性困境，可能會有更多人試圖嘗試理解和接近阿里巴巴這個“他者”，但是阿里巴巴的孤獨將是持久的——在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的20年曆史上，只有阿里巴巴是“碰巧成為了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的存在，這也是阿里巴巴一系列孤獨的根源。
1. 孤獨的生意人
社交媒體上一直流傳著一個真實的段子：馬雲去酒吧閒坐，結帳的時候刷的是信用卡，而非支付寶。而馬雲自己也公開說過，他其實不用支付寶。
這個段子在2016年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的競爭中顯出疲態的那段時間，經常被中國網際網路精英拿出來說事兒：一個公司的創始人不重視產品和使用者體驗，難怪支付寶做不好，被微信追著打。你看騰訊的小馬哥，陪同官員視察騰訊的時候眼睛還緊盯著白板上的產品排期表，人家這才是重視產品，難怪微信和王者榮耀都那麼厲害。你再看雷軍，一談起小米的產品來就滔滔不絕。可是阿里和馬雲呢？每當阿里巴巴推出了一款失敗的產品，“阿里不懂產品，馬雲不懂技術”就會被拿出來鞭打一遍。作業系統YunOS的時候如此，社交工具“來往”如此，支付寶幾次蹩腳的改版亦如此。
微信和支付寶2013-2014年的大戰被普遍認為是阿里巴巴的敗績，但真實情況呢？
不過話說回來，支付寶被微信追著打了好幾年，微信贏了麼？
在2018年湖畔大學的一次內部分享上，馬雲覆盤過這件事：“2013年，微信如日中天，我們想搞一下，結果門牙掉了兩顆。過了幾年到現在看，我們可以說肩並肩了，還不包括螞蟻和菜鳥。”
的確，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在微信群搶紅包，看到付款的二維碼會本能地開啟微信，支付寶確實因此失掉了一部分城池，這就是馬雲打比方的掉了的那兩顆門牙。但“借唄”弄點零花錢週轉，“花唄”分期付個款，餘額寶做點小規模定投，芝麻信用分數給房貸、車貸和簽證時的信用背書——在過去的兩年，這些業務沒有因為微信在支付環節的崛起而被削弱，反而變得更強了。只要涉及到消費金融服務領域，騰訊抑或是騰訊扶持下的京東，都不能跟阿里體系下的螞蟻金服比肩。
微信在“支付”這一個動作上碾壓了支付寶，它做好了一款產品的一個功能。而螞蟻金服依託支付寶，掌握著中國的消費金融服務命脈，它做的不是一款產品，更不是一個功能，而是一個生意，一個把中國人的消費和金融行為數字化的生意。
而“做生意”這件事，其實一直是中國網際網路的精英人物們不太瞧得上的。
在中國網際網路的江湖裡，一個人如果被稱得上是“最優秀的產品經理”，那簡直是聖盃之巔的榮耀，比如騰訊的創始人馬化騰和“微信之父”張小龍，都因為“懂產品”而極受推崇，360創始人周鴻禕也是如此。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技術天才，也是開山立派的地位，比如搜狗的CEO王小川。但假如一個人的標籤是“生意人”，大家對他的評價就很曖昧。
而阿里巴巴一開始的願景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從早年的B2B，到淘寶和天貓，再到螞蟻金服，再到“新零售”的盒馬鮮生，從毛孔到血液，都是交易、貿易和生意。別人是搞演算法的、寫程式碼的、雕琢產品細節的，您是做生意的和賣貨的——在中國網際網路江湖的隱性鄙視鏈上，地位就已經墊底了。
是一家技術公司還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始終是中國網際網路界對阿里巴巴誤解的來源
其實自從2014年以來，阿里巴巴在商品演算法推薦、雲端計算、城市大腦、智慧物流、AI應用和生物識別等領域的技術積累，已經達到了國內甚至全球相當領先的水準，但只要它被隱藏在了天貓雙十一的包裹峰值資料、盒馬鮮生的零售貨架和螞蟻金服的信貸理財背後，而不是露在外面的肌肉。那些推崇極客精神和產品導向的中國網際網路精英們，就仍覺得阿里巴巴是不是一家真正技術驅動的公司，一句“還是得看創始人的出身”就把它打回原形。
馬雲不是工程師，更不是產品經理，他的接班人逍遙子（張勇）也不是。這在第一代網際網路企業家當中極其罕見。馬化騰、雷軍、李彥巨集和周鴻禕他們都是能自己擼起袖子寫程式碼改產品文件的，馬雲不能，他是英語老師，英語老師是科技公司創始人當中的“黑五類”，更何況這位厲害的英語馬老師還經常公開地表達他對技術的困惑——2017年5月烏鎮的人機圍棋大戰，柯潔對戰AlphaGo落敗，當時馬雲在數博會的機器智慧高峰論壇上說了另一番話：“這幾天的人機大戰比較熱鬧，我覺得人類是最有意思的動物，在AlphaGo和人類下圍棋之前，在網上絕大部分人認為機器肯定會被人搞死掉，打輸了以後所有人都認為機器一定會搞死人，我們這麼顛來倒去的‘認為’，我並不以為然，尤其中國我們很多公司別再去搞AlphaGo這樣的東西了，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這段話一傳出，又是業界一番批判。幾個月之後，阿里巴巴成立“達摩院”專攻前沿基礎科學，一些技術精英們謹慎悲觀。一個不是技術驅動的公司搞前沿基礎科學，總是讓人覺得缺乏真誠感。
這些定見的背後，是一箇中國網際網路20年以來被事實上奉為“政治正確”的理念：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的創始人和高管，必須公開地表達自己對技術和產品毫無保留的痴迷與熱愛。哪怕這些技術的背後只有一套精美的PPT或是其它圈錢的幌子——樂視和法樂第的創始人賈躍亭以及一眾以區塊鏈之名發幣割韭菜的“大佬”都在忘我地演繹他們對技術的狂熱和對產品的痴迷。
與此同時，一套被認為是普遍真理的邏輯是：一家網際網路公司應該專注於用先進的技術，研發一款殺手級的產品，滿足人們的某一種需求。只要這款產品有了海量的使用者，就有了流量，進而就成了平臺，商業模式水到渠成。無論騰訊、百度、360、今日頭條還是小米，都是靠一款產品起家，進而推出多款產品，獲得了國民數量級別的使用者，變成了流量入口和平臺巨頭，收穫了源源不斷的現金流。
但阿里巴巴的邏輯大相徑庭。阿里巴巴從來不標榜“技術至上”（這兩年有一些變化），馬雲覺得AlphaGo“沒意義”，這話讓技術精英很傷心，很憤怒，也遮蔽了阿里巴巴對前沿科學和技術研發的真實投入——2017年阿里的技術投入超過200億元人民幣，高於騰訊的130億和百度的120億，阿里在安全、演算法和AI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儲備也是最多的——但技術和產品，不是阿里的牌坊。
阿里的“套路”是：先定義這是一個什麼生意，再看這個生意需要什麼樣的產品，哪些技術能實現它。它認為中小企業建網站是個生意，滑鼠加水泥就夠了。它相信個人賣家的電商時代要來了，就有了淘寶；它希望控制整個的支付環節，就有了支付寶；淘寶假貨問題越來越嚴重了，知名品牌也接受了電子商務，就有了天貓和雙十一；支付寶積累了網購消費的資料，分期付款和信貸能促進人們的電商消費，也能成為獨立的生意，就有了借唄和花唄；人們的消費和信貸資料有了歷史記錄能支援下一步的消費，就有了芝麻信用積分，進而產生了更智慧的演算法模型；雙十一的交易量併發撐壞了伺服器，就有了“飛天”計劃和後來的阿里雲；龐大的網路交易吞吐讓包裹川流不息，就有了自建的物流網路菜鳥，背後必須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支援物流更科學的配送。線下的商店和賣場需要被網際網路的消費習慣撬動，就有了“新零售”的盒馬鮮生和升級版的大潤發，就需要靠影象識別、增強現實和動態定位實現更好的使用者體驗。以“新零售”為例，它是一種新的商業形態，背後是幾十款APP，幾百家門店，以及多重複合的前沿技術組合——但它首先是必須是個生意。
驅動新零售的是技術，但新零售的形態是商業
百度宣稱以技術為最高信仰，騰訊宣稱“內容”和“連線”是基因，都是技術和產品的話語體系，而阿里巴巴的使命是創造“經濟體”——這是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阿里巴巴的話語體系不是科技和網際網路的，而是商業和生意的。
記得阿里巴巴的首席技術官張劍鋒（行癲）曾經感慨，阿里巴巴在商業上的成功掩蓋了他技術上的實力和投入。這對他來說可能確實有點委屈，但接下來的事情正在起變化——
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承認，2018年，此刻當下，中國網際網路發展來了20多年，正在前所未有地擁抱“產業化”。單一的產品和技術對一家規模化的科技企業來說不再重要，如何用技術和網際網路實現某一個產業的智慧化和數字化，成了最它們核心的任務——這也就是所謂的“產業網際網路”。其實，產業即商業，產業即生意，產業即經濟體。騰訊最近調整了組織架構，宣佈要實現從“消費網際網路”向“產業網際網路”的轉型。其實，消費何嘗不是產業的一部分，“消費網際網路”和“產業網際網路”之間沒有楚河漢界，只有“以技術為本”和“以生意為本”的思維差異。
當中國網際網路正主動或被動地集體告別“技術原教旨主義”和“產品原教旨主義”的時候，阿里巴巴是不需要告別什麼的。
2. 孤獨的文化認同
明白了阿里巴巴的話語邏輯是商業而非科技的，也有助於理解備受爭議的阿里巴巴文化。
喜歡阿里文化的人覺得它出神入化，討厭它的人直斥其為洗腦和忽悠。但有一點是毋庸質疑的：在眾多的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當中，它屬於一種“異質文化”，難以復刻，不可習得。
從形式上，阿里巴巴文化的異質性有很多顯露在外、為人熟知的細節：太極、禪文化、員工“花名”、武俠小說元素命名的會議室、從“獨孤九劍”到“六脈神劍”的價值觀提煉、具有高度話語權的HR“政委”體系，“要做一家102年公司“……這是一套中年男人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趣味，年輕人佔多數的網際網路從業者可能會產生不適感，這也是阿里巴巴的文化在技術和產品經理的圈子裡經常被詬病的地方。
“武俠文化”和“革命文化”是人們從表象上理解阿里巴巴文化的兩個典型標籤
但阿里巴巴的確是一家挺“留得住人”的公司。一些人聞阿里文化而逃，怕被洗腦，但很多從美國回來的科學家、外企的職業經理人、被收購的創業公司創始人，都在阿里巴巴扎住了腳。有人說阿里巴巴的文化就是創始人的文化，馬雲喜好武俠和中國傳統文化，對延安精神情有獨鍾，所以阿里的文化也是這個氣質。但他們可能忘了，馬雲的英語表達是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創始人當中最好的，阿里巴巴有數千海外員工和外籍員工，美國西海岸就有5個辦公室。阿里巴巴的文化特別容易被標籤化，因為任何一個標籤都很顯眼，但這正是誤讀的根源。
其實，阿里巴巴的文化建構與中國大多數網際網路公司最不同的地方是：它一點“矽谷執念”都沒有。
矽谷一直是中國科技從業者的麥加，“矽谷精神”也成了絕大多數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創始人和企業家的情結和迷思。當人們提及一家網際網路公司有“矽谷基因”，意思是它在某些地方很像蘋果、Google或Facebook，是一種讚美。中國的網際網路企業也很熱衷把自己裝扮成一家矽谷企業——大家喜歡把掛在Facebook園區裡的標語“Go Big or Go Home”翻譯成中文貼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或是掛個海盜旗；學習Google提供免費午餐和健身房，複製“80：20”的時間分配原則，用工作時間搞黑客馬拉松；創始人喜歡管自己叫“首席產品經理”和“首席增長官”，堅持每週敲幾行程式碼； CEO和高階管理人員堅持跟員工們一起坐在開放不設隔斷的大空間裡；開發佈會的時候不忘用穿套頭衫和牛仔褲的儀式致敬喬布斯；喜歡談“極客精神”和“黑客之道”。小米創始人雷軍經常掛在嘴邊的“專注、極致、口碑、快”網際網路七字訣，其實都是矽谷的日常口頭禪，雷軍也從不諱言，從金山到小米，支援他一路走過來的精神信念，是大學時候看的那本《矽谷之火》。
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熱衷並擅長在形式上模仿矽谷公司
推崇“矽谷精神”，是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的文化正確。但當矽谷的那一套讓他們覺得麻煩的時候，他們就說“矽谷網際網路公司在中國水土不服”。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在大多數事上做得其實不那麼矽谷：一些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為了招聘更多的死宅工程師，讓漂亮的女性HR和產品經理扮演“程式員安慰師”，這在矽谷是要上法庭的，但中國網際網路企業熱衷此道。大家在市場競爭上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封殺對手的API介面、惡意舉報，買流量掀起口水戰，但照樣把“開放、平等、協作、共享”的矽谷門神貼在表面上。
大多數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對矽谷的想象是一廂情願的，也是表象的。人們習慣認為“開放、平等、協作、共享”的理念是矽谷精神的核心，但這一套放在矽谷之光的蘋果，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人們提到黑客精神和極客精神，經常會想到Google和Facebook，但其實Google和Facebook的文化大相徑庭。在舊金山兩家位置臨近的“分享經濟”的代表公司——Airbnb和Uber的氣質更是由內而外的不同。而矽谷之外的人們，往往看不到這些矽谷內在的分裂和差異性，而是基於自己的需求和想象建構另一個“整體上的矽谷”，也熱衷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覆制另一個矽谷。
熱衷在中國網際網路世界想象和建構矽谷的人們更忽略了一點：矽谷既是一種生態建構，更是一種文化建構。矽谷既是科技從業者、大公司、創業公司、VC、孵化器和高校在一起的有機體，也是美國當代文化的產物。矽谷精神的核心，與反戰、嬉皮士、性別和族群平等、禁慾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50年以來的人類思想實驗是一體的——而這是在當代中國難以建構，也學不太像的。
矽谷精神發端於嬉皮士運動、反戰和無政府主義等1960年代的美國人文思想實驗
缺乏文化認同的淺表式矽谷模仿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中國網際網路公司普遍沒文化。號稱有文化而員工們不相信、不實踐，說一套做一套，也是沒文化。越學矽谷，就越不像矽谷。20年前就從矽谷回來的百度創始人李彥巨集，跟兩年前剛從矽谷回來的陸奇嘗試著共事了一下，很快就散夥了。這背後的衝突本質是文化衝突，兩種成色不同的“矽谷文化”之間的衝突。
相比之下，騰訊是有文化的，也深得不少網際網路從業者的喜歡，但自從“騰訊沒有夢想”之後，連騰訊自己也質疑自己的文化——騰訊的文化癥結源自其內在的衝突：一半是有著類矽谷基因的產品經理文化，另一半是有著類華爾街基因的投行和諮詢顧問文化，騰訊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存在是缺失的，也讓它看上去“沒有夢想”。
而阿里巴巴的文化存在感，就很鮮明而孤獨了。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阿里的文化建構來自當代中國——當代中國不是1960年代的美國西海岸，沒有反戰、嬉皮士運動、族群平等和禁慾主義的思想基礎。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基礎是：對消費主義和商業文明的推崇，個性解放，個體對生活不斷進階和獲得成功的嚮往——這是阿里巴巴建構自身文化的根基。
阿里巴巴的文化基因天然不存在太多矽谷的元素，但對當代中國的認知深刻，它需要一整套標籤和儀式感來呈現這種文化。對公眾，它有以“雙十一全球購物狂歡節”為標誌的消費主義和商業樂觀主義的文化標籤，也有“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的個人進階和成功學咒語。對阿里內部，它形成了一套有效率地推動實現其商業目標的運作機制和組織文化，最初設計阿里巴巴組織文化的前任總裁兼COO關明生是香港人，來自GE，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最早期的職業經理人，他設計的一整套阿里巴巴的管理機制是現代化的，它背後的倫理和文化只能是現代化的，但在阿里巴巴，這種現代倫理和文化落地的形式感是很中國的：它既包括強烈革命時代色彩的“政委”體系架構和背後的一套革命色彩話語，也包含了太極、禪、武俠和“花名”等元素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
科技界的很多人不喜歡這套文化符號，覺得它與崇尚顛覆、鼓勵開放、平等和創新的精神背道而馳，但必須得承認的是：對大部分中國人，包括年輕的一代中國人甚至大部分生於中國、受教育在中國和成長在中國的網際網路從業者來說，革命色彩的話語體系，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廟堂化的民間文化元素，是注入在文化基因裡的。在人和人的溝通中，文化就是可以通過“意會”而通關的那一部分，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對“獨孤九劍”的認知直覺肯定比“嬉皮士運動”深刻，對“延安精神”的理解也精準於“黑客之道”，這是一個基於文化的事實，也是很多當代中國人自我回避、不願意承認的文化事實。
因此，阿里巴巴在文化基因上需要中國，不需要矽谷。
越是在美國和矽谷生活過的中國人，越是在多元化的環境下工作過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屬性越有真切的認知——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來自GE和寶潔的職業經理人，從Facebook、Google和美國高等院校回來的科學家，以及被收購的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在阿里留下來的原因。反而越是對矽谷有著遠距離遙望式崇拜，對自己的文化基因下意識逃避，對“意識形態”有著應激反應式牴觸的圈子裡的年輕人，對阿里巴巴的這套文化越反感。
阿里巴巴是有意識形態的，但Google也是有意識形態的。Google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技術如何在“不作惡”的原則下重塑世界的資訊整合規則，阿里巴巴的意識形態的本質是推崇全球化的商業文明和消費主義。阿里巴巴意識形態並不是中國廟堂式的和紅色革命式的，否則不會產生超級碗式全民狂歡的“天貓雙十一”和娛樂至死的內部年會。但革命時代的組織架構和話語體系在能高效率“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阿里巴巴實現商業願景的方面，已經證明了它的有效性；而太極、禪和武俠的傳統文化的民間元素又消解了革命話語的莊重性和壓迫感，包容了個性，讓每個人可以做自己，讓它變得更像一家科技公司，為它賦予了非正式和浪漫主義的色彩——當代科幻小說與傳統武俠小說的精神相通就在於此。
阿里巴巴的文化建構基礎是當代中國的消費主義和商業進步主義
選擇用武俠和禪意的方式，還是科幻和極客的方式闡釋夢想，是一種選擇之道，而阿里巴巴的道路是相對孤獨的。這當然來自馬雲的自身文化偏好和底色，但也是一種文化自信。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和它們的創始人普遍缺乏的就是文化自信，學矽谷和跨國公司的皮毛裝點自己，最後還是沒文化。文化是一家公司的標籤，一家沒有文化的公司，在走向全球市場的道路上註定是磕絆和艱難的，但一家核心裡推崇全球商業文明，表象上呈現中國式文化元素的公司，反倒是一家最全球化的中國網際網路公司。
最近一些公司的組織架構和話語體系調整，明顯朝著“中國化”的方向演進，比如小米，它設立了組織部和參謀部，在故宮開發佈會，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未來可能有更多公司會這麼做，但文化底色上的東西，是難以復刻的。
3. 孤獨的歷史定位
2018年是阿里巴巴微妙的一年。
大環境對它並不差：業界對阿里巴巴質疑少了，“阿里巴巴不如騰訊”的論調沒了，美股大跌阿里巴巴的市值也縮水了30%以上，但從財報看，它是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當中唯一收入增長超過50%的，其中與“新零售”相關的業務增長超過340%，應該也是當下中國成長性最好的科技公司。不過馬雲要退休了，一年為期的交接，退休後從事公益和教育。
人們猜測馬雲的退休原因，擔憂阿里巴巴未來的不確定性：他為什麼退休？阿里巴巴今後是誰的？終於交給國家了？馬雲退休是民營經濟的危險訊號？馬雲自己出來解釋了好幾次，但解釋沒有用。
阿里巴巴和馬雲一向是中國網際網路新經濟，乃至整個中國民營經濟的標籤式存在，也是一個孤獨的存在。在科技和新經濟企業當中，它最有整體社會和經濟意義的代表性；在眾多民營企業當中，它的存在挑戰了顛覆了另一些傳統玩家的存在；在整個企業家群體當中，馬雲會見的不同國家的總統和總理數量最多，把貿易和政治融在了一起，看上去最“政治”，但他又是中國頂級的民營企業家當中罕見沒有政治頭銜的——既非全國人大代表，也非全國政協委員。對一些敏感議題，比如企業的所有制屬性，馬雲直接回應“阿里巴巴是國家企業”，絕大多數企業家都不敢，因為這勢必引起爭議和猜測，事實也果然如此。
有關“阿里巴巴是一傢什麼企業”和“馬雲為什麼要退休”，其實是一個問題的A面和B面，它涉及到阿里巴巴和馬雲的歷史定位。
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企業家當中，馬雲可能是“歷史感”最強的一個人。中國大部分技術和產品出身的網際網路公司創始人和企業家，都是活在當下的，當然也有未來的願景——但願景不等於歷史感，如果它不能超越一個行業或一個領域，甚至更久遠廣闊的時空而存在的話。
早在1999年創辦阿里巴巴的時候，馬雲就提出“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至少跨越三個世紀。至於102年之後的阿里巴巴什麼樣？馬雲肯定不知道。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的願景應該還在——22世紀商業是仍然存在的，但可能雲端計算、新零售甚至人工智慧都不存在了。為自己無法預知的未來制定計劃和安排，就是歷史感。
而阿里巴巴和馬雲對自己歷史定位的形成，發生在2013-2014年。
2013年，馬雲卸下阿里巴巴CEO一職，交棒給了陸兆禧。同一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合夥人制度”，並計劃在香港重新上市，觸發了與香港交易所“同股不同權”的理念之爭。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當年底，馬雲在出席杭州市與阿里巴巴戰略合作聯席會議時表示：“我們不是普通的民營企業，也不是國有企業，我們把自己定位為中國的‘國家企業’”。
阿里巴巴和馬雲的歷史定位，在2014年美國上市的前後基本就清晰了
現在看，阿里巴巴未來往哪兒走，馬雲接下來要做什麼，在那個時候就比較清楚了。
“國家企業”是一個容易引發聯想的詞彙，尤其是在中國。過去40年“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分野和爭論放大了人們對“國家企業”的聯想甚至不安。其實，“國家企業”是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表述，馬雲也解釋過：“就像三星是韓國的國家企業、賓士是德國的國家企業、谷歌和蘋果是美國的國家企業一樣，今天的中國需要誕生一批能代表中國的年輕人，代表中國的創新技術、創新能力，代表這個國家對世界的貢獻的國家企業”。
從全球範圍看，“國家企業”應具備一些基本的要素：它得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民生髮展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和指標效應，它得能成為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貿易和競爭力的商業標籤，它還得是一家“全球企業”，在海外有商業甚至政治上的影響力和佈局。中國能成為“國家企業”的公司並不多，阿里巴巴還真的是。
但這個世界上的“國家企業”也有另一些阿里巴巴尚未完全具備的共性：它們大多數是私營企業和上市公司，有著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在它們成立的歷史時代具備相當強的市場競爭力，經歷過多次技術、經濟和歷史的時代變革，業務發生多次根本轉型。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企業”已經都退出了創始人主導公司發展的階段，取而代之以職業經理人或家族接班人團隊管理公司，而且“國家意志”深刻影響著企業的決策和方向選擇，必要的時候會出面干預或施以援手，企業並不能自生自滅和自己決定一切——芬蘭的諾基亞、瑞典的愛立信、韓國的三星、日本的富士通和美國的GE，都是如此。
中國還沒有持續歷史超過40年的民營企業，"要做一家102的公司”的“國家企業”阿里巴巴，能擺脫諾基亞、愛立信、GE和三星們的歷史共性麼。
清楚了“國家企業”的歷史宿命，你就可以更理解為什麼在馬雲交棒CEO的同時，阿里巴巴推出了“合夥人制度”——它從根本上就是為了創始人退休設計的。在創始人淡出日常決策和管理之後，合夥人制度就是阿里巴巴高層管理團隊、資本意志和國家意志的平衡儀，合夥人制度的彈性和開放性，能保證阿里巴巴作為一家民營企業的運營獨立，能實現它作為一家公眾公司的治理透明，也能落實它作為一個“國家企業”的任務和使命。
阿里巴巴可能是中國最典型的“國家企業”了
作為國家企業，既然它的商業願景勢必與國家意志在某種程度上融合；既然它得存在至少102年，最終變成一家業務格局與建立伊始面目全非的公司；既然它的創始人早晚得淡出公司的具體經營——類似的事從150年前到現在，在歐洲、美國和東亞已經發生過幾十次了，那麼作為阿里巴巴，作為馬雲本人，應該怎麼做呢？
對即將大多數精力投身公益和教育事業的馬雲來說，比爾 蓋茨似乎是個非常好的role model，但人們還記得他是微軟的創始人，迄今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認為微軟是他的。如果我們再把歷史拉的長久一些，通用電氣（GE）作為美國的“國家企業”，已經有139年的歷史了，它的創始人叫托馬斯 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個世界上家喻戶曉的名字，但大家好像都不認為GE是他的。他被世界記住的，是作為科學家和發明家的另一個身份。
美國的"國家企業"——通用電氣（GE），創始人是托馬斯 愛迪生，但現在沒人想得起GE是他的，但都知道他是個發明家
站在以Google和Facebook為代表的新矽谷20年的歷史座標看，創始人退休是一件極為反常的事；站在以英特爾和蘋果為代表的舊矽谷50年的歷史座標看，創始人退休甚至去世，是一個歷史規律；站在現代企業制度出現以來近200年的商業文明史程序角度看，總有一些企業成為時代的一部分和某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它被融入了人類的科技史、商業史、國家史和國際交流史，而它的創始人是誰，曾經很重要，後來已經不重要了。
從這個意義上，阿里巴巴也是孤獨的。個人奮鬥加上歷史程序讓它成了中國為數不多的“國家企業”，也讓它在只有40年曆史的中國商業話語體系尚未做好接受“國家企業”形態的時候，成了被質疑、誤讀和猜測的靶子。而這種孤獨，註定將是更長久的。
駱軼航
2018年10月27日初稿於北京安貞裡
2018年10月29日修訂於北京平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