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一笑淚光寒
有些人出現在這世上，本身就很難被歸類或定義。大約是其間裹脅了太多看客觀點，反而讓人容易錯判其本質屬性。
金庸，用通俗現代漢語塑造了一個鮮活浩瀚的江湖，並將其代入到整個華語世界的集體認知中，進而影響到難以計數之人類的生命流變。這個如創世神一般的漢字組裝專家，因其人生經歷之多樣性，加之極低的討論門檻，直至去世，依然在引發圍觀者情緒激盪——愛之者嗚呼哀哉，厭之者斥其淺薄。
我並不知道，究竟該如何蓋棺論定金庸是能夠取得最大公約數的。但我想搞清楚的是，這個生於“三千年未有之變”時代的內容創作者，是如何能夠在此後數十年間，甚至目力可及的未來更多個數十年中，跨越時空和介質，影響一代又一代華語世界人群的。
文筆、天賦、勤奮、運氣以及香港的自由輿論環境，就不必提了。我們再說深一點。
權力的童話
1985年，《光明日報》採訪數學家華羅庚時，這位梁羽生的朋友為武俠小說下了一個經久不衰的定義——“成年人的童話”。
可是，童話作為一類僅佔我們人生很小一部分閱讀時光的體裁，又是怎樣能夠跨越時間、群體、志趣、性別、年齡……波及到幾乎所有華人的呢？即便是《葫蘆兄弟》或《冰雪奇緣》這種童話領域的大熱IP，也不過能在有限群體中受到歡迎。能被經年累月不停咂摸，時不時就拿出來翻翻的就更少了。
很多人喜歡讀金庸小說，都是被其中一些至情至性的人和事所打動。幾乎隨便翻翻中文社群，你就能經常看到“張三丰瞧著郭襄的遺書，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個明慧瀟灑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或李文秀說的“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歡”，或趙敏的那句“我偏要勉強”之類的內容。
這種類似於“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夢”一類的橋段，堪稱金庸小說收割粉絲的第一利器。需注意的是，這裡的英雄，不再是以武功高強名震江湖為標準，而是能夠堅決、果敢、篤定、不打任何折扣、不受任何外界影響的追尋內心呼喚。這恰恰是平凡人生命中最缺失之物，有多少成年人能夠站出來毫無愧色地說，自己符合這個標準？
於是，這個世界變得純粹了起來。無論愛恨離別都非常痛快，既不扭捏，也不做作，不看誰臉色，也不打算討好誰，似乎每個人都平添一股仙氣。
如果說張三丰、李文秀們真情流露已然少見，那麼下邊這些為人處事，就更加“出離人性”——
有多少人在手握強大武功後，能夠安然離群索居，過自己的小日子？
有多少人能夠在滅掉東方不敗後，面對自己老丈人“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局面時，可以下山過家家？
有多少人能夠看見手下朱元璋的野心和崛起後，說出“與大漢江山相比，明教為輕”這樣的話？
這才是真正進入了童話的世界，如果說年少時的荷爾蒙初體驗足以維繫一生，那麼權傾天下時淡薄名利才是真正的匪夷所思。金庸塑造的主角中，幾乎沒有一人向名利低頭，但偏偏這些人都擁有萬人敵的能力，更具備強大的組織力量和人格魅力，反手就能滌盪江湖。豈不怪事？
這和中國真實歷史豈止是相差甚遠，簡直是天上地下。
歐洲歷史上幾次巨大的人口滅絕，都源自瘟疫與氣候，即便是羅馬帝國崩盤這樣的巨大變故後，其居民大多依然存活。
而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其它民族都不曾出現過的：西漢末年6000萬人口，一個“王莽篡漢”就把人口打回到了2100萬；東漢末年發展到了5600萬人口，一次“滾滾長江東逝水”就把人口打回到了760萬；盛唐人口最高峰5300萬，第二年“漁陽鼙鼓動地來”，中國人口劇減70%……可以說是元代之前，中國每次朝代更替，都意味著一半以上的人要去見閻王。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華夏文明自相殘殺的效率與數量值，都是冠絕全球，絕無任何敵手的。
這種階段式反覆迴圈的人口崩盤體系，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百代都行秦政法”導致的。在絕對權力在握的“實君”制度下，無論是宗族、重臣、異民族，甚至流民百姓，都有“群雄逐鹿”、“問鼎中原”、“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之心，陳勝們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梁山泊的口號是“殺到東京，奪了鳥位”。而這種武裝衝突導致的朝代更迭，其連帶效應，就是治亂迴圈後的人口滅絕。
這是辛亥革命前，國人已經厭倦的帝制故事，這也是時至今日，依然縈繞在這個民族心頭的陰影。
然而，金庸給所有這類問題安排了兩個終極解決方案。
一是“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權，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間百姓受其荼毒，那麼終有一位英雄手執倚天長劍，來取暴君首級。統領百萬雄兵之人縱然權傾天下，也未必便能當倚天劍之一擊。”
二是所有的絕世武功、神奇祕籍，要麼被設計成只能給天性童真者，比如自殺式下棋的虛竹，或者文盲石破天，或者笨蛋郭靖；要麼被設計成清心寡慾方可得道，比如一燈出家後武功精進，張三丰百歲童子身內力高純，流於狠毒的滅絕師太之輩總無法戰勝宅心仁厚的曾阿牛……
於是在那個世界裡，無論是乾隆、東方不敗還是任何權勢者，但凡被武林中人盯上，就難保自身平安。武功，成了平衡權力的無上法寶，所有中國歷史上的治理困境，一把倚天屠龍就能解決個七七八八。
更妙的是，這些手握神功的大俠，都因其自身天性純良才能夠戰力爆表，他們在成長中已歷經了無數磨難誘惑、開化點撥，難有黑化之可能。一旦名動天下，便會瞬間歸隱，形成了某種自發的權力傳承機制。
你不信？聽聽洪七公這段話吧——“老叫化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若非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倖之輩。老叫化貪飲貪食，可是生平從來沒殺過一個好人！”
毫無疑問，這是對整體華語世界的認知誘惑，這種高效、迅捷、毫無後遺症的正義獲得機制和權力再分配機制，與我們史書中那些爾虞我詐、道貌岸然、兩面三刀的形象截然不同，與人們生活中那些無奈、隱忍、扯皮更是天地之差。再加之國人從小就被教育要老成、守訓，如今書中這些生動人物個個活得如此自我純粹，不受任何家庭、種族、制度、名利之拖累……想想就過癮啊。
這正是金庸小說能夠跨越任何群體屬性，通殺所有華語世界的根本原因。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對民族問題的童話式解構，既是金庸成名成家的法寶，卻也反映出他一生底色的悲涼。
如果說，筆下對於正義和人性的純粹式追尋，是“笑傲江湖”，那麼金庸真實的人生經歷，則是另一番“仰天一笑淚光寒”。
1951年，金庸之父查樹勳被從監獄裡拉出來，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等罪名被槍斃。金庸繼母顧秀英事後才知道訊息，將遺體拉回家後，連夜掩埋，不敢留有墳頭。數年後，由於生活困難，顧秀英賣掉了所住的兩間老房以維持生計，不料被冠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
對於“海寧查家”一直心心念唸的金庸，知道父親死訊後“哭了三天三夜，傷心了大半年”。
要知道這之前，金庸還一直掛念著加入新中國外交部門，並通過在《大公報》發表文章《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為敲門磚，試圖“擁護進步”。一年後，父親卻被“進步”到了另一個世界，又數十載後，金庸在自傳體小說中這樣評價到“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
金庸，只要一說到自己，就往往既不純粹，也不武俠，更不童話了。在他身上的，更多是擰巴。
這個抱著政治家信念的書生，此後在政論和小說中大量影射現實世界之積弊，卻又矢口否認。後來見到大陸一把手，當對方主動談及金庸之父被錯殺一事時，他又連連點頭：“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
198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金庸作為“政治體制”小組的港方負責人，負責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爭議最大的香港政制方案。然而從一開始，金庸就擺出一副極力妥協的面孔，呼籲香港各方放棄幻想，積極合作，面孔類似於曹操渡江之前的張昭。
經過兩年醞釀，1988年時，其他各組都有成型方案，唯政治體制方案遲遲未果。金庸放出風聲，說會起草一個“不能使中國當局失面子，而香港大多數人又能得到實際好處”的方案。然而當方案出來後，竟是一個極為保守，“出賣整整一代人權利”的條約。更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查氏方案”很快就被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
面對香港各方的惡評如潮，金庸在自己的《明報》上擺出一副“民主科普”的面孔，寫了幾篇《沒有一國的行政首腦是直選產生的》、《直選首腦，少之又少》云云。
結果又一個180度大轉彎的是，第二年5月20日，因為時代突變，金庸請辭了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的職務，並在電視機前流下了淚水……
這個一生都在書寫“批判的武器”者，卻在“武器的批判”前放棄了所有虛幻世界中的人設，躊躇半天，也只能吐出一句“算了吧”。
我們見慣了笑傲的豪邁，也不應忘記眼淚的寒冷。
是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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