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無政府主義往事：槍支、程式碼與言論自由
這是一篇介紹美國加密無政府主義運動（crypto-anarchy）的極簡史。這段歷史充滿狂野色彩，同時又撲朔迷離，穿插了駭人聽聞的小說橋段。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關注這段歷史，那麼請容許我先向你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這段歷史中一個非常重要且有趣的標註，以至於無法被忽略或繞開：
“故事發生在 1991 年。那一年，程式員齊默爾曼為了躲避政府監管，開發了一個叫作 PGP 的加密軟體。這個軟體非常好用，在發行後不久就迅速流傳開來，甚至走出美國，成為了許多海外程式設計師的必備工具。
但這樣一來也給齊默爾曼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美國對許多出口的東西是有法律限制的，根據美國出口管理法案中的定義，加密系統如果使用大於 40 位的金鑰將被認為是軍需品，而 PGP 一直使用的是大於 128 位的金鑰，因此在 1993 年 2 月，齊默爾曼變成了美國政府針對“沒有授權的軍需品出口”的犯罪調查目標。如果被判有罪，這將會是嚴重的罪行。
面對這種出口規定，齊默爾曼使用了一種富有想象力的方法來對抗。他將 PGP 的全套原始碼出版成一本書，任何想要搭建 PGP 版本的人只要買下這本 60 美元的書，切掉封面，分離頁面，把書裡的文字掃描成一份原始碼文件，然後就可以使用開源免費的編譯器 GCC 來編譯這套原始碼，生成最終的加密軟體了。PGP 就這樣靠著一本書在全世界變得可用。
齊默爾曼此舉的高明之處在於，雖然美國法案對軍需品 — — 槍支、炸藥、飛機與軟體——的出口確實是被限制的，但是書籍出口卻受到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部分)的保護。因此採用書籍的形式發行軟體之後，這個違規問題就從未再在法庭中被檢查過。幾年後，美國政府對齊默爾曼的調查未經備案即被關閉，也沒有提起針對他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刑事指控。”
這個小故事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今天我們所要談論的話題“加密無政府主義”的一個縮影。這個縮影不僅是一場個人與政府互相拉扯的鬥爭，也是整個密碼朋克文化在歷史程序中不斷重複出現的一個故事模式。
這個故事模式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就是：“新興技術向大眾傳播過程中遭遇美國政府的阻力，最終密碼朋克拿起言論自由法案作為武器與之鬥爭”。
這個故事模式在今年 8 月份又一次發生了。但跟 PGP 故事不同的是，這次衝突所引起的討論要更為激烈一些，故事的主人公也從程式設計師齊默爾曼變成了另一個充滿爭議的年輕人——Cody Wilson。
一個由槍支引發的問題
加密無政府主義往事：槍支、程式碼與言論自由Cody Wilson 是一個複雜的、充滿爭議的年輕人。在普通人眼裡，他是狂熱的槍支愛好者。故事也要從“槍”開始說起。因為Cody Wilson 是槍支狂熱者，他研究了一套使用 3D 印表機就可以製造武器的方法。美國政府在今年 8 月向 Cody Wilson所創辦的公司 Defense Distributed 發出一紙禁令，禁止他們對外發表關於 3D 列印造槍的 CAD 檔案。
美國政府認為，如果讓 Cody Wilson 對外發表這些 CAD 檔案，這意味著藉助這些檔案，所有人在家裡都可以通過電腦和3D 列印機制造槍支。製造武器的門檻會大大降低，同時製造武器的成本也會變得非常便宜，這可能會帶來社會動亂，同時也會帶來很大的管理難度，因為使用 3D 列印機制造出來的武器是塑料的，不是鐵質的，這些塑料手槍根本無法被檢測和追蹤。
Cody Wilson 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美國政府無權禁止他們對外發表 CAD 檔案的權利。在他們看來，一份描繪如何 3D 列印槍支的 CAD 檔案，和一份密碼學協議軟體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都受到第一修正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美國整個區塊鏈行業的人也捲入到了這場辯論中，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一旦美國政府這次成功禁止了一份 CAD 檔案的發表，那麼，它離禁止程式碼的發表、禁止密碼學協議的發表、禁止加密軟體的發表，也就不遠了。因此，這場辯論同時也事關整個比特幣和區塊鏈行業的發展。
這就帶來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程式碼”到底屬不屬於自由言論的一部分？
不少律師認為，即使某些程式碼和加密協議普通人很難能看懂，但它仍然屬於少部分的計算機工程師的思想表達，因此應該算一種自由言論，如果禁止這些言論的發表，等於違背了第一修正案。更何況，這種 3D 列印的槍支雖然便宜但殺傷力其實並不大，因為塑料很容易在開火過程中爆破報廢。
但也有其他律師認為，如果有人開發了一個軟體，這個軟體執行之後會跟美國法律產生衝突，那麼開發者就應該負有責任。美國法院之前已經判定了某些明顯對社會沒有益處、只會促進非法賭博事業的軟體和程式碼不屬於第一修正法案的保護範疇。
如果你剛開始接觸加密貨幣和區塊鏈，可能很難理解上面這些討論和辯駁究竟意味著什麼。你可能也會納悶，為什麼 Cody Wilson 這樣的 3D 列印槍支狂人會和比特幣牽扯上關係，為什麼一些最富激情的新貨幣時代的倡導者要為他捧場？
這一切都要從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歷史開始說起。
加密無政府主義簡史
Cody Wilson 是加密無政府主義的現代化身。「加密無政府主義」這一政治哲學信仰體系，最早是從1990年代在舊金山灣區發展成形的，爾後由一群自稱“密碼朋克”的人傳播開來。密碼朋克這群超獨立人群（ultra-independents）共同擁有這樣一個信念：
“加密技術與去中心化可以打開個人自由的新篇章，保護言論自由，抵禦政府和其他組織的隱私侵犯。”
對一些密碼朋克而言，這個信念有點像美國憲法第一和第四修正案的糅合加強版，當中還貫穿了對第二修正案的熱忱。在問答形式的 The Cyphernomicon 這部加密無政府主義的《聯邦黨人文集》裡，運動的守護聖徒 Timothy May 寫道：加密技術（crypto）就像槍支，它為個體提供了“先發制人式的保護（preemtive protection）”。
借用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措辭，他指出“如果加密技術被定為非法，唯有逍遙法外之徒會擁有這項技術。”
很多密碼朋克對持槍權的支援，包含在更廣泛的自由意志主義（liberitarian）對自由市場的擁護。“完全的經濟去管制化是件好事，這基本不用懷疑，”Timothy May 的同謀者 Eric Hughes 寫道，“目前我沒有看到哪個國家因為經濟太自由受到傷害的。”
任何網上交易——觀點、物品或服務的交換——在密碼朋克眼裡就像資訊一樣應當是自由的。加密意味著獨立和自治。最終，這意味著交換加密貨幣的能力，雖然這個詞那時還沒被造出來。“我們利用密碼學，匿名郵件轉發系統，數字簽名和電子貨幣來捍衛我們的隱私。”
加密/解密技術幫助他們實現並落實了前幾項，但最後“電子貨幣”那塊骨頭不太好啃。密碼朋克革命開始兩年後，May 總結道：“各種形式的數字貨幣現在可能是最弱的環節。大多數其他的元件都可以運作，至少有了基本的樣子，但數字現金方面的進展很艱難，雖然這在情理之中。”
真正的加密貨幣涉及到交易雙方的信任問題，然而又不能引入銀行、財政部之類的權威機構，以防破壞匿名性。所以，比特幣的出現使技術無政府主義（techno-anarchic）的夢想照進現實。技術無政府主義誕生之初那幅更完整的圖景，以及其背後的精神如何滲透進入我們的文化，這一切都從一個問題開始。
史前時期
這個問題就是：假設我用郵政給你送信，要保證只有你能看到。書信本身明顯是個不安全的渠道。即使我有個堅實無比的盒子，上面再加一把不可摧毀的鎖，來保證資訊傳輸的安全，我們還是會面臨如何把鑰匙交給你的問題。
正如 Thomas Rid 在他的“控制論歷史（cybernetic history）”《機器崛起（Rise of the Machines）》裡記錄的，情報機構早在 1940 年代就探索了把資訊接收者納入加密過程的想法。1973 年，英國數學家 Clifford Cocks 提出了個絕妙的主意：資訊接收者可以選兩個極大的質數並相乘得到一個超大的數字，這就是他的公鑰。把這個公鑰放在廣告牌上，時代廣場的熒幕上，或者印在飛機拖著的條幅上——誰看見都無所謂，因為把兩個很大的質數乘起來容易，但根據乘積倒過來推測出那兩個質數卻難於上青天。
只有信息傳送者知道這兩個數字是什麼，這就是你的私鑰。我用你的公鑰加密訊息，只有你可以用私鑰解密。
RSA登場
上述的這個概念很簡單，不過真正能執行的模型要在幾年後才被造出來。1977 年，三位麻省理工的教授 Ron Rivest, Adi Shamir, 和 Leonard Adelman 釋出了一個公鑰加密程式，名曰 RSA（取三人姓氏首字母）。雖然他們開啟了加密時代，但最初的動機是不帶有政治色彩的。他們也意識到了電子郵件的出現近在眼前，因為有工具來保護網路傳輸訊息的私密性，且訊息來源能夠被驗證。
美國政府則不太看好 RSA，尤其當一篇《科學美國人》的文章（未來的密碼朋克閱讀並受啟發）將技術傳播開來後，他們更加不看好。國家安全域性意識到 RSA 會極大程度地限制它擷取通訊的能力，於是他們就採取行動把 RSA 歸類為軍需品，需要特殊許可才能釋出。
數字現金
早在 1978 年，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本科生的David Chaum就在研究如何創造盲數字簽名，這個公鑰加密的想法預示了區塊鏈的興起。該方法創造了一群人組成的資料庫，在保證他們各自說法屬實的同時，保留了成員的匿名性。Chaum也考慮過數字投票（不用洩露投票者的選擇即可驗證選票真實性）和數字現金的可能。在1980年中期，Chaum發明了能使客戶匿名付款且保證資金真實的方式。和今天的加密貨幣不同，Chaum的方法不是完全去中心化的，雙花問題依然需要銀行解決。但是訊息很快傳開了。“Chaum的想法是如此強大，”Rid寫道，以至於由此引發了一項運動，致力發揚“加密技術將使政府成為過去”的信念。
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
Timothy May 決定合適的時機到了。他效法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在 1988 年用區區 500 字的《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打下了運動的基礎。加密技術將“完全改變政府監管的性質，限制其徵稅和對經濟活動的控制，還有隱藏資訊的能力。”它會“創造流動的市場，實現一切能夠轉化成文字和影象的材料的自由流通。”正如帶刺鐵絲網“使得圈起大片農場成為可能，西部邊境地區的土地所有權概念從此改變，這個小眾的數學分支裡看似毫不起眼的發現亦將剪開束縛智慧財產權的鐵絲網。起來，你們除了鐵絲網什麼也不會失去。”
公鑰加密終於走向公眾
隨後幾年，May 的宣言都在等待運動的啟動。1991 年基於 RSA 體系的免費公鑰加密軟體 PGP（Pretty Good Privacy）的發行標誌著重要的一步。它的設計者Phil Zimmerman（即開頭提到的那位程式設計師）受到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審查，但是祕密已經流傳開來。May 稱PGP“單槍匹馬把公鑰加密方法推廣到了全世界”。
密碼朋克
1992 年，富足的 May 於 40 歲退休離開英特爾公司，在 Santa Cruz 的農場生活。May 和比他年輕 10 歲的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系學生 Eric Hughes 成為好友。兩人都為 15 年前《科學美國人》上關於 RSA 的文章激動。不久，他們組織了16個人在 Palo Alto 辦公室開展加密無政府主義相關的哲學和技術討論。《Mondo 2000》雜誌編輯 Jude Milhon 也是定期的參與者之一，他將這群人稱為“密碼朋克”。這些會議演變成了“郵件組”（mailing list），一年之內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散佈到了美國甚至世界的各個角落。
阻擊：Clipper Chip
政府於1993年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試圖終止革命。克林頓政府提出了含有“Clipper Chip”新型處理器的電子通訊加密標準，該晶片裡含有能使執法部門和情報機構解密的後門金鑰。當時密碼朋克郵件組的一員，AT&T員工Matt Blaze發現晶片的後門可以被破壞。政府不久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暗殺名單
同為前因特爾工程師的Jim Bell則是政治激進主義的密碼朋克代表人物。1995年，Bell設計了基於密碼學的暗殺名單體系，聽上去就像Philip K. Dick的小說一樣。Bell的方案憑藉大量公鑰和私鑰保證所有通訊的匿名性，公佈計劃刺殺的政府僱員名單以及最新賞金。人們也可以通過正確預測死亡日期獲得獎勵。當今很多區塊鏈的創新應用裡都可以看到Bell構想中的元素：匿名性，極端去中心化，好像持有股份一般的微支付系統等等，當然除了裁判他人生死的部分。這個和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同年出現的計劃最終沒有付諸實踐（幸好如此）。
西蘭德（Sealand）實驗
西蘭德公國（the Republic of Sealand），這個位於北海佔地550平方米的“島嶼”（實為廢棄的二戰飛機平臺）曾被視作加密無政府主義的天堂和遊樂場。1999年，對保護網際網路隱私感到擔憂的20歲加密無政府主義者Ryan Lackey買下了這塊離岸地產，作為不受任何國家法律制約的資訊“避風港”HavenCo的基地。Lackey在西蘭德提供回郵服務（remailer），將電子郵件匿名轉發，除此之外沒有太多進展。2001年，Lackey離開去谷歌就職。
Freenet
密碼朋克郵件組曾在 1993 年收到一封匿名郵件，預告“黑網” BlackNet 的誕生。這是“買賣、交易、處理各種形式*資訊*”的清算所。不可跟蹤、沒有固定物理位置的 Blacknet 通過大量回郵接受被收件人公鑰加密的資訊，從而保護髮送者的隱私。May 很快宣佈 BlackNet 是他介於惡作劇和概念驗證之間的思維產物（“一個本遊擊本體論【guerrilla ontology】的練習”）。它並不存在——雖然信裡表明的對專利法、出口規定和國家安全的不屑，使 BlackNet 看上去似乎是加密無政府主義必然的下一步。
7 年後，23 歲的愛爾蘭程式設計師 Ian Clarke 創造了 Freenet，“一個近乎完美的無政府形式……一個精心設計的去中心化系統”。和 BlackNet 一樣，freenet 承諾了無需中心倉庫，不受限而不可追蹤的點對點資訊轉移。Clarke把Freenet看作反Napster的存在。“Napster的擁有者可能會被賄賂，把它賣給音樂產業，”他當時告訴我，“為了讓Freenet對此免疫，我的設計使它不依賴與任何一個人或一臺電腦。我不控制它。如果誰跑來拿槍頂著我的腦門說：‘把系統關了。’我沒法照辦。如果有人黑了我的大腦，說：‘把系統關了。’我也不能做到。”
法律
雖然在密碼朋克眼中，NSA 的壓制是種過激反應，加密技術這把雙刃劍確實使得一些組織的犯罪活動變成可能。Ramsey Yousef，1993 年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的計劃者之一，就使用了電腦加密檔案。在東京地鐵系統釋放沙林毒氣，導致 12 人死亡，六千多人受傷的日本奧姆真理教也是用 RSA 來給襲擊計劃加密的。
但是密碼朋克確實提出了有關表達限制（limits of expression）的重要問題。他們的工作引出了90年代末的一系列案件，使美國法律系統陷入與“計算機程式碼是否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這個難題的纏鬥。其中最重要的案件有關Daniel Bernstein。這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開發了一個加密方式，然後聯絡國務院詢問它算不算某種形式的軍需品。當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後，他提出了訴訟。1999 年，上訴法院做出了有利於 Bernstein 的裁決。該決定表明，即使加密原始碼對大多數人而言不可理解，它依然屬於科學家、電腦科學家和數學家的一種表達形式。
維基解密
Julian Assange，這個 1995 年起就定期出現在密碼朋克郵件組的人物，算是對世界歷史事件影響最大的加密無政府主義者了。“宇宙相信加密，”他在 2012 年《加密朋克：網際網路的自由和未來》的引言中寫道，“加密資訊比解密容易。我們看到這神奇的性質可以用來創造新世界的定律……在密碼掩飾下強化我們的空間。開拓物理現實的控制著不能涉足的新疆域，因為想要尾隨進入他們會消耗無窮的資源。並且通過這種方式宣告獨立。”（更不用提對總統選舉的干預了，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絲路（Silk Road）
不管中本聰是誰，沒人知道 ta 多大程度上認同加密無政府主義的信條，這就留給歷史學家去討論吧。不可否認的是，比特幣加上了加密無政府世界觀所缺失的至關重要的一環——如果說類似絲路的出現不是預期的產物，或許它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能夠提供零摩擦（匿名，不可追蹤）交易的市場環境是加密無政府主義的必然終點。“政府是暴力、壓迫、偷竊和各種形式的強制的主要來源，”一位絲路的代表（可能是Ross Ulbricht）在 2011 年告訴記者 Adrian Chen，“停止用你的稅款資助政府，把生產能量轉而投入黑市吧。”徹底告別帶刺鐵絲網。
蘋果公司
另一個看待加密無政府主義演化的方式，是把它當看成一種維繫平衡的當前狀態。我們來看看 2015 年 12 月加州的聖貝納迪諾槍擊案發生後的一些爭論。FBI 獲取了一個嫌疑人的 iPhone，並拿到法院指令強制蘋果公司重寫密碼保護以便獲取其手機內資訊。當蘋果公司拒絕後，FBI 抱怨這些手機上的常規密碼保護限制了他們執行任務的能力。調查局最終繞過拒絕配合的蘋果公司，找了無名外部援助來撬開這部手機。
這告訴了我們什麼？密碼朋克一直對大企業和政府持不信任的態度。在有關聖貝納迪諾 iPhone 的對峙中，全世界最大的企業之一至少顯示了它將加密完善性（cryptographic integrity）與消費者保護關聯起來的意向。與此同時，FBI 這個國家巨大權力的象徵，決定退後一步自己破解這部手機。
如果你不能打敗加密無政府主義，倒不如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