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在即 Uber麻煩難斷
紐交所的大門近在咫尺，Uber卻被起火的後院絆住了腳步。作為矽谷的成功代表，Uber曾在掌聲中志得意滿，但伴隨著共享經濟的狂飆突進，Uber也遭受著輿論的炙烤。司機罷工、連年虧損、高管醜聞、“流血”上市,壓在Uber身上的大山，一座比一座沉。當資本市場的鐘聲響起，Uber得到的不是難題的答案，而是繼續瘋長的爭議。
後院起火
英國時間8日，一場聲勢浩大的Uber司機罷工運動正在舉行,而被怒火點燃的不只是英國，在美國的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大型都會區，都各自有2-24小時不等的抗爭時間，澳大利亞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區也將展開罷工。
“朱門酒肉臭”，雖然用這句話來概括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過於誇張。但司機們罷工的主要原因，基本就是不滿當前的收入，抗爭的矛頭指向Uber集團“為了IPO”大幅壓榨基層司機的利潤和待遇。
導火索源於Uber今年以來的政策調整，上市前夕更像個適合宣洩的時機。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這一輪Uber司機的跨國大罷工，開始是由洛杉磯的Uber司機聯盟發起，原因是從2019年開始，Uber在美國西海岸開始大力推行“費率重整”，這一措施讓司機每里程可分利潤的比例縮減了25%以上。
“通過壓榨司機、讓其掙扎於貧窮邊緣，Uber卻準備讓公司少部分的投資者與高管享受著IPO的"肥水"，這公平嗎？”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英國獨立勞工工會的私人租車部部長亞斯藍的怒氣顯而易見。
英國的司機們提出了具體訴求，包括每英里基礎計價增加2英鎊；來自公司的抽成要從當前的23%降至15%；此外，Uber必須承認旗下合作司機的“受僱勞工”身份，並擔保基本工資、休假與工作福利。Uber選擇通過新聞稿澄清：“自2015年以來，Uber已向合作司機支付了782億美元的駕駛薪酬。共享雙贏，一直都是我們的企業使命。”
失去人心
不滿與抗議，似乎成了Uber司機當前的工作主題。“為Uber開車沒有任何好處，我做廚師時的生活比這都要好。”曾在Uber開車的拉傑什·勞特說道。2016年，在Uber的高補貼激勵下，勞特放棄了每月215美元做麵包的工作。但因為激勵減少，他的月收入從1280美元降至540美元，車輛貸款與維修費用難以支撐，於是離開了Uber。
大概Uber自己也很苦惱，為了減虧收縮福利而也失去了司機的青睞。不過，相較於印度其他藍領工作而言，Uber的工資的確要高一些。畢竟，印度的國家最低工資僅為每天2.5美元。
可能是Uber收縮激勵的速度過快，嘗過甜頭的司機們沒有充足的反應時間。三名不願透露姓名的Uber印度前高管曾表示，2017年初，Uber曾在一夜之間將激勵措施削減了約30%。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公司RedSeer Consulting曾估計，網約車司機的激勵佔打車費總額的比例從2015年的60%下降到了2018年的18%。而摩根大通則指出，2013-2017年，共享出行司機的收入下降了53%，2017年平均每月為783美元，而這個數字在2013年為1469美元。
“這個罷工，算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網際網路分析師楊世界表示，一方面，罷工可能是因為司機想要降低平臺單的抽成，國外也比較喜歡罷工；另一方面，伴隨著Lyft和Uber的接連上市，國際出行市場可能會出現壟斷，如果這個時候司機不抗議的話，以後要想再提高收入就更困難了。對於司機的罷工以及福利補貼、盈利模式等問題，北京商報記者聯絡了Uber問題反饋中心，不過截至發稿未得到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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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滿的司機，Uber或許可以通過加大激勵來安撫，但對於上市之後投資者的質疑，並不是減少一兩個百分點的抽成就能解決的。
第一個吃螃蟹的Lyft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8日，Lyft公佈了一季度的財報，雖然營收同比接近翻倍，但11.39億美元的淨虧損相較於去年同期仍翻了好幾倍，隨後股價大跌7%。
面對前車之鑑，Uber為了IPO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2018年的盈利10億美元，這主要來自於32億美元的業務剝離收益，以及20億美元與投資相關的未實現收益。
楊世界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如何盈利確實是一個大問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網約車還是比較難找到一個好的盈利方式。不過，現在不盈利不等於以後也不盈利。隨著使用者對平臺的常態化依賴性及技術的發展——比如5G、無人駕駛等各種新型模式的誕生，商業化還是有空間的。
知名做空機構香櫞研究創始人Andrew Left就曾公開表示，2016-2018年，Lyft活躍乘客數增加了四倍以上，且“千禧一代”已經越來越傾向於使用共享乘車。2018年，美國16歲青年擁有駕駛執照的比例從1983年的46%下降至2016年的26%。
資料顯示，一季度，Lyft活躍乘客同比增長了46%，來自每位活躍乘客的收入增長了34%。而Uber的人均虧損自2017年底以來一直比Lyft低，單位使用者的運營成本降至9美元以下。
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美國投資人相對比較成熟，對高科技的估值有自己的邏輯，不會單看虧損，關鍵還是看企業未來的發展，包括市場佔有率、業務模式、使用者數量及成長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