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與災異

虎嗅注：本文首發於《讀書》雜誌2018年10月刊，授權虎嗅轉載釋出。更多文章，可訂閱購買《讀書》雜誌或關注微信公眾號“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頭圖©視覺中國

來源丨《讀書》

作者丨李慶西

古代史官記錄天文、物候乃至草木蟲魚等自然界反常現象，作為王朝興衰、人事休咎之徵驗，稱為祥瑞或災異。這套天人感應的神祕觀念幾乎貫通二十四史，亦為中國古代敘史文字之一大特點。通常，這些記載在正史中分門別類列入天文、五行、符瑞各志。但陳壽撰《三國志》未列志篇 （其他割據政權斷代史大多亦無此體，如南北史及北齊、樑、陳諸史） ，祥異現象主要記錄於帝王紀傳。如《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 （二二〇） 三月“黃龍見譙”，就被作為魏王受禪代漢之徵驗。曹丕踐祚後，本紀追溯其預言：

初，漢熹平五年（一七六），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這“黃龍”即受命之符。人們可以說世上沒有這種東西，但它存在於史官記述，更存在於官場乃至民間的流言與想象，猶似語言文字確立的鬼神系統。當然，它必須存在，因為這是曹魏建國合法性的標識。

不僅黃龍，這一年還有其他禎祥相繼出現。如，“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在沈約《宋書·符瑞志》中，其間還見有白虎與麒麟。就在這年十一月，獻帝禪位，曹丕即祚，改元黃初。按五行之說，曹魏以土德承炎漢之火，自然崇尚黃色，這是“黃初”作為魏國第一個年號的含義。然而，改朝換代的邏輯似乎仍在黃龍、白雉、鳳凰、白虎和麒麟之類，這些瑞獸瑞鳥預示著天命神明之應。但看《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所載禪代眾事，諸臣勸進無不訴以祥瑞諸物，太史丞許芝更是列述圖讖符命，亟言“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乃謂：

《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

許芝怕是黃龍、白雉之類還不夠，又搬出蝗蟲來加碼。盧弼《三國志集解》譏之曰：“蝗蟲亦為符瑞，則世無妖孽矣。”但盧氏稱之符瑞實謬，所謂“今蝗蟲見”，是由反面強調鼎革易祚之義。按《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所謂“介蟲之孽”，《說文》釋為“蝗，螽也”，乃“陽氣所生”。許芝勸說曹丕別老是這麼端著，倘違拗天命而失在過差，難免亢陽不乂，眚災迭見——蝗蟲即其徵驗。

其實，曹魏代漢自是大勢所趨 （既成三分鼎立，“挾天子”再無必要） ，但曹丕很看重話語作用，登基前必須讓人將勸進文章做足 （裴注引述諸臣勸進之言連篇累牘，讀來不勝其煩） 。有意思的是，從獻帝禪位詔書到大臣們的疏奏，都拿天文運勢、祥瑞圖讖說事，沒人直言弱肉強食才是硬道理。後來孫權稱帝前，同樣借祥瑞大做文章——“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 （《吳主傳》） ，這樣才讓孫權心安理得做了“大皇帝”。

這就是君權神授的合法性，也是史官筆下的文明法則。

龍，作為帝位與權力象徵，在所有符瑞中尤其顯得重要。《三國志》魏、吳諸帝紀傳多有黃龍青龍見於某地記載，僅曹叡、曹髦、曹奐在位時就不下十餘次。明帝時青龍見於摩陂井中，於是改年，又改摩陂為龍陂，曹叡還親率群臣前往觀看。

《三國志》所錄眚祥通常不作占驗，但這事情顯然被認為是吉兆。其實，是凶是吉還兩說。盧注引《宋書》五行志曰：“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況困於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晉武不賀，是也。幹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其謂“晉武不賀”，是指司馬炎太康五年有二龍見於武庫井中，大臣劉毅以非其所處，勸帝不賀 （《宋書·五行志五》） 。

龍見井中之事，以前漢惠帝時就有，《搜神記》卷六引京房《易傳》佔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不過，宋志未稱摩陂之龍為“妖龍”，其謂：“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這是暗指司馬氏專政，魏主困厄之應 （確實，明帝及三少帝時黃龍青龍屢見，只有一次不在井中） 。龍厄井中作為一種喻象，似乎將權力關進籠子的同時指向另一種權力，預示著此消彼長的“並世盛衰”—— 在史家的巨集觀視野中，歷史程序便是演繹被賦予神祕旨意的“五德終始”。

所以，史書上龍的出現往往預示著改朝換代或是宮廷之變。但看《宋書》《晉書》五行志 （二志記錄三國時期災祥最多） ，那些眚咎事驗都被稱作“龍蛇之孽”。古人以龍蛇並稱，二者實視為同類。翻檢《三國志》各帝王紀傳，有一點讓人頗感疑惑——其時龍孽甚多，卻未見之於蛇。而《宋書》《晉書》各志所記蛇孽層出不窮，但不是在漢靈帝之前，就是晉宋之事，偏就不見三國這一段。這難免不讓人猜想，三國時抑或蛇亦作龍，見之各處或困於井中之龍難道不會是某種大蛇？

在小說《三國演義》裡邊，開篇第一個場景就是青蛇蟠於御座——

建寧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溫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風驟起，只見一條大青蛇，從樑上飛將下來，蟠於椅上。帝驚倒，左右急救入宮，百官俱奔避。須臾蛇不見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壞卻房屋無數。

隨之京師地震，海水氾濫。再往後則是雌雞化雄，黑氣騰空，白虹貫日，山崩地裂……這說的是漢靈帝時災異不斷，一切徵驗指向閹宦干政，蓋因蛇孽既主兵災，又是婦人之象 （宦豎亦作“婦寺”） 。於是，十常侍的宮闈之亂引出黃巾和董卓，繼而十八鎮諸侯開啟分分合合之殺局……

小說家梳理出這樣一個層層推進的敘事脈絡，起點即在於蛇見御座。這眼前靈異突現的景象，並非小說家虛擬，乃取自《後漢書·張奐傳》，如謂：“是年 （按建寧二年，一六九） 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之前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亦有傳述，時間則在熹平元年 （一七二） ，曰：“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官者，王室微弱。”可見故事早已在史家筆下生成。由災象推衍人事乃史家常見筆法，其敘述邏輯自是將天意作為大前提。

然而，這個蛇見御座的故事亦見於《搜神記》，只是年代又往前推至桓帝時候，有謂：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卷六）

《搜神記》成書年代雖晚於《續漢書》，但所述之事在桓帝即位時 （一四七） ，大抵另有來源，未必採自司馬彪。幹寶筆下這個蛇孽奇象，相應驗的是延熹二年 （一五九） 翦除“濁亂王室”的大將軍樑冀。其事乃解決外戚擅政，可謂撥亂反正，與許多年之後“歲在甲子”的內外交亂不可同日而語。而《續漢書》《後漢書》將蛇見御座置於靈帝末年，串起十常侍黃巾董卓一系列亂象，自有其目的性建構。

鳳凰被古人認為是“仁鳥”，亦是重要符瑞。《宋書》符瑞志關於鳳凰的介紹最為詳備（其文繁複，不錄），又稱：“唯鳳皇能為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國。”看上去是滿滿的“正能量”。可是，猶似龍蛇一體之例，鳳凰與某些大鳥亦常混為一談。如，《吳書》三嗣主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五鳳”。在吳人眼裡，那種不知名的大鳥自然就成了傳說中的鳳凰。

可是，鳳凰畢竟只在想象與傳說之中。《續志》記章帝、安帝、桓帝、靈帝時多處見“五色大鳥”，時人以為鳳凰，司馬彪則視之為“羽孽”，引《樂葉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為什麼是孽者而不是瑞者，因為“政治衰缺” （當時皆由黃門或外戚專權） 。《宋書》五行志載錄東吳大鳥之事，同樣認為是羽蟲之孽，是因為“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

孫亮改元五鳳後，第一年夏天就有令人匪夷所思之事——“交阯稗草化為稻” （裴注引《江表傳》《搜神記》卷六） 。雜草變稻粱，荒野成糧倉，豈非太平氣象？但《搜神記》《晉書》五行志卻認為是災異，是“草妖”。在占候家看來，這變種孕育某種災異。史家認定的事驗則是孫亮被廢，數年之後大將軍孫綝以孫休取而代之。

可見，很難就一物而言祥瑞或是災異。有時候明面看是龍鳳呈祥，卻被史官和占候家解讀為蛇孽、羽孽或草木妖孽，自是找出昏君賊臣的某些爛事與之對應。這不能不讓人作想，被視為表象的祥異與作為徵驗的史實究竟是什麼關係，二者如何相關聯？其實，好像沒有什麼規律性， 祥異與史實之間是一片言語蕪雜的開闊地，任由象徵、隱喻、連類取譬的修辭手法充塞其間。

所以，究天人之際，難免凶吉參證，互文見義。就具體徵象而言，要看從哪個方面解釋，而史書記錄的事驗往往甩出一種腦筋急轉彎式的解讀路徑——

東吳太平三年（二五八），孫廢少主孫亮，立孫休為帝。《吳書》三嗣主傳專門拈出孫休為琅邪王時的一則軼事，曰：“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休以藩國繼位本屬意外之獲，這個“乘龍上天”的美夢自然被作為吉讖。可是孫休死後，大臣們不讓太子嗣位，另立烏程侯孫皓，殊不知“顧不見尾”竟是凶驗。孫休的兒子未能嗣位，恰好暗合那條缺了尾巴的龍，這種比附充滿文學意味。

圍繞孫休之缺嗣，另外還衍生出好幾個段子。如傳謂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此事亦見《搜神記》，這死人復生之驗正是孫皓頂了太子。按幹寶說法：“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孫皓是前廢太子孫和之子，原本是“廢故之家”，這下不啻死棋走活了。另一則，又以衣服之制喻以孫休父子得位與失位，互見《搜神記》與《宋書》五行志。有謂：“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裾）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上衣長，是說孫休佔了大便宜；下衣短，則謂太子真是太虧了。

再看其事其驗，有如謎面與謎底，故事生成即已指涉應驗之史實。

天變星變以及其他自然異常現象，被認為是人事休咎的重要徵兆，這些在《三國志》帝王紀傳中亦自有記載，如魏明帝曹叡在位十四年間，天文事件就不下二十餘起，《明帝紀》中有大量記載，《宋書》天文志載錄更為詳盡。《宋書》和《晉書》均以“惟記魏文帝黃初以來星變為天文志”，三國之事亦可備查證。

更重要的是，二志所記星變多有佔語和事驗。如，太和四年十一月“太白犯歲星”，佔曰“有大兵”，應占之事即來年春天諸葛亮再出祁山攻魏。青龍二年二月“太白犯熒惑”，佔曰“大兵起，有大戰”，乃是年四月，諸葛亮進據渭南，東吳亦起兵應之。五月“太白晝見”，亦以蜀吳連橫伐魏為事驗。當然，這並不是簡單歸結於太白主兵。如明帝時多見“太白晝見”，按《史記》天官書之說，“ （太白） 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 （晉志釋義抄此） 由此可見，在史官和占候家的符號學中，太白又喻示某種居於次位的挑戰者，其時外指屢屢北伐的諸葛亮，內指司馬氏勢力之崛起。

天文占候是綜合日月星辰之宿度、躔次、分野、明暗、盈縮以及時間等諸多因素做出佔察，似乎是很專業的技術套路。古人以日月五星為七曜，五星即歲星 （木） 、熒惑 （火） 、填星 （土） 、太白 （金） 、辰星 （水） ，此外還有更多的星宿，如北斗、太微、軒轅、二十八舍 （宿） ，等等。自太史公著天官書以來，史官們一直悉心記錄和研究這些天體與人事之關係。

據晉志引述，東漢史官張衡有這樣一個簡明扼要的說法：“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就是將地面上之蠢蠢庶物繫命於天象變化，以日月星辰為天意之機樞，而世間一切只是呈現“體生於地”的物質形態。雖說占驗祥異的一切招數皆與易學衍生的“數術”有關，但涉及天文經星尚有一套專門的知識內容，那就是以神祕主義的自然崇拜確立的推步之術。漢儒所謂“天人合一”，實質上是一種去主體化的思維方式，那些有關天文佔察的整套技術更以“知識”門檻建立其話語權威。

讓人稍感詫異的是，三國時期的星變少有祥瑞之說，通常是報憂不報喜。如，魏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晉志曰：“人主有大憂。”第二年五月曹丕就死了。景初二年，秋八月癸丑“有彗星見張宿”，宋志曰：“為兵喪。張，周分野，洛邑惡之。”何焯斷言：“天將除曹氏矣。”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六） 不過其時距司馬炎受禪尚有二十七年之久。又如，吳赤烏十三年，夏五月“熒惑入南鬥”，晉志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 （孫） 權薨，是其應也。”魏、吳二國此類惡讖甚多，不遑具述。

但事有例外，蜀漢卻見兩度星辰吉兆。先主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稱帝之時，諸臣照例鼓譟一番勸進說辭，上言稱：

（建安）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

此際未見黃龍、鳳凰之類，以歲星為受命之符，倒也自創一格。晉志稱：歲星“人主之象也”。蜀臣所謂“五星從歲星謀”，是以義者為王，亦如漢志所說：“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星）以義……五星若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劉備由此承祧漢室，還賺了個有“義”有“德”的名聲。

《後主傳》所記一事亦頗為奇怪，即景耀元年（二五八）“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云云。景星被認為是瑞星，又曰德星，自然是吉兆。《史記》天官書有謂：“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晉志引劉叡《荊州佔》列瑞星四種，一曰景星，二曰周伯星，三曰含譽，四曰格澤，但三國天文記錄中僅有景星見於蜀漢這一次。

劉禪昏聵無能之君，倒也做了四十一年皇帝，是三國在位最久的君主，這大概就是所謂“有道之國”的事驗。可是，景星出現五年之後，蜀漢就亡了。

對比魏帝、吳主諸紀傳充斥祥瑞災異的記錄，先主、後主在位四十三年卻唯獨出現景星這一次，其他妖星 （孛星、天槍一類） 一概不見，亦未有蛇孽、羽孽、草孽、蟲孽之災。這事情好像怎麼解釋都不對。

蜀漢缺少祥異記錄，按陳壽說法是諸葛亮施政簡率，不置史官，沒人載錄這類名堂。但景星之見明明出自史官報告，可見蜀中並非沒有此職。況且，蜀漢官員中更有周群、張裕、杜瓊一干占候家，而諸葛亮、譙周都能計算星守躔次，星變災異他們豈有不知？

天地盈虛，蜀中如何無訊息？這是後世學者頗為疑惑之事。

粗略統計，《三國志》諸帝紀傳所述祥瑞災異凡一百三十六事。其中曹魏五十九事 （曹丕九，叡二十八，芳九，髦八，奐五） ，蜀漢二事 （劉備、禪各一） ，東吳七十五事 （孫權三十九，亮、休、皓各十二） 。這些肯定不是全部事況，此外諸臣列傳也有若干記錄。

如，《吳書》諸葛恪傳所記朝會之日，諸葛恪出門時“犬銜引其衣” （之前有服喪者入其屋中，又有白虹繞其車船） ，果然被孫峻所害。宋志、晉志皆謂“犬禍”。

又如，《魏書》王凌傳：“ （嘉平） 二年，熒惑守南鬥。”毌丘儉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王凌、毌丘儉起兵反叛，都以星佔定計。可是他們沒搞清楚星象的含義就貿然行事，以史官的看法他們都是逆天意而行。

祥瑞，或災異，主要是鑑證帝王治國之績，故而《三國志·武帝紀》未載錄此類事況（曹操是被追諡“武皇帝”，其時仍用漢獻帝年號）。不過，《武帝紀》建安五年提到關於曹操的一則吉讖，即官渡破袁紹後，追溯早年預言——

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樑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曹）公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這前後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其事其驗的長鏡頭頗有恢弘之感。

由祥瑞或是災異導引歷史程序，無疑是一種建構性的似乎帶有合法化功能的敘史話語，看上去是先驗的思維方式，卻有著元敘事的基本特徵，因為所有的占驗都可以根據史實來設定，所有的史傳事驗都是史家已知的謎底。撰史者以為自己站在某個制高點上，俯瞰熙來攘往、興衰無常的人世間，將王朝興替的文章捋過一遍又一遍。當臆構已經成為本體，冥冥之中那個看不見更摸不著的主宰者彷彿就在身邊。

在許多自然現象還不能解釋的時候，這一切就像是真的，就像某個哲學家所說，是一種無法被證偽的“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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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慶西，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初中畢業後赴北大荒支邊，歷任杭州造紙廠幹部，浙江文藝出版社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書記處書記。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評論集《文學的當代性》《人間書話》，系列小說《人間筆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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