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全球化的1.0，2.0，3.0，以及他們究竟需要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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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週年。眾多中國企業都在走出國門，投資海外。在全球貿易形勢風雲多變的新背景下，中國企業應該如何把握越來越多的跨境商機？大華銀行攜手第一財經，最近推出了 “領航海上絲路” 的系列視訊和文字報道。
作為曾經的一財人，最近三年我每年都數次出國，調研中國企業“走出去”。他們勇於開拓、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了第一財經的系列報道，並與大華銀行進行了相關交流後，觸發了我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些思考，一吐為快，在此和大家分享。
走出去，靠市場，靠自己
這半年多，我接觸過很多出口型企業，經常和他們交流貿易摩擦的影響問題。總體看，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本身的影響並不大。
一是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加上出口退稅率提高1-3個百分點，化解了相當一部分壓力；二是出口型企業商請上游供應商以及在美國的進口商、渠道商分擔了一些壓力；三是相當部分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縱然有一定上升，美國市場依然會接受，因為找不到比中國更好、而且穩定的新供應商；四是出口型企業千方百計採取多元化方法來減輕衝擊。比如將一部分產能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從那裡對美出口；比如將原來在中國生產的成品，分解成硬體和軟體/服務，將軟體/服務的環節移到美國，最後在那裡整合。由於硬體部分在整個產品中價值很低，硬體所加稅負遠遠低於對整個成品所加稅負。
當然，出口企業將一部分經濟活動移出中國，會對中國本地的就業、稅收、供應鏈產生一定收縮作用。但考慮到隨著中國要素成本的提高導致某些經濟活動不經濟，以及開發國際市場的需要，他們原本也要走出去，這種收縮可以視為正常，也是必然趨勢，只是貿易摩擦使之提前發生了。當前中國民企的困難，主要不是受貿易摩擦影響，而是種種內因所致。這裡就不做展開了。
前不久我到浙江一家在細分工業品領域做到世界第一的企業，參加他們一年一度的全球客戶大會，看到他們正在排2019年的生產計劃。他們精密計算在中國的工廠和幾個海外工廠在新關稅條件下的價格變化和總成本變化，並進行調整，然後告知客戶接下來會有哪些價格、物流、付款幣種和方式的變化。他們的精細化和精明程度讓我驚歎 。 事實上，辦法總比困難多，中國優秀企業總是能夠讓危機的衝擊最小化，同時把危機中可能蘊含的機遇最大化。
當社交媒體一片哀鴻、政府官員也坐立不安的時候，不少中國出口企業已經找到了應對貿易摩擦之道，其關鍵在於走出去，在全球進行新的價值鏈佈局。在骨子裡，他們的信條永遠是：靠山山會倒，靠水水會倒，靠自己永遠不倒，靠市場的力量永遠不倒。
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始於今天，但於今為盛。從2015年開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超過了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2017年，儘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出現負增長（原因是國內清理“非理性對外投資”等），但仍以1583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也超過同期中國吸引的131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走出去”超過“引進來”，這是一個基本趨勢。
“引進來”和“走出去”的1.0、2.0、3.0
當我們從“引進來”和“走出去”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經濟時，會發現，無論是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本土化，還是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都出現了一些新特點。
從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本土化來看，隨著中國市場重要性的提升，以及在越來越多重要行業（如汽車）中，中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單一市場，因此可以說， 不贏在中國，就無法贏在全球。 所以跨國企業已從早期向中國出口產品的1.0階段，經過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基礎設施與配套條件，在中國生產，銷往中國和世界市場的2.0階段，現在進入到為了中國市場專門研發和生產的3.0階段。
在3.0階段，中國的要素成本已不便宜，但中國有大量技術工人、工程師和願意勤勉工作的管理階層，人才紅利充沛，而且中國市場越來越能接受高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所以對跨國企業來說，中國仍是全球少見的“超級市場”，能帶給他們最多利益。這就是最近不少跨國企業在中國政府更為開放的政策鼓勵下，開始採取主控型投資模式，在中國市場動輒投下50億到100億美元歐元的根本原因。
總結來說，跨國企業在中國正在進入3.0階段，其特徵是獨資化，巨資化，從採購、研發、生產到營銷、服務的全鏈條化，以及將全球最新技術在中國應用的同步化。最終，中國將成為決定很多跨國企業命運的“核”——核心市場，最高優先順序的市場（top priority）。
從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的角度，同樣經過了三個階段。在1.0階段，中國企業實際是被全球化，外資通過資本供給、技術轉讓、訂單外包等方式，把中國企業納入其全球分工，主要是在加工製造環節；在2.0階段，隨著本土企業的成長和成熟，他們開始走出去，有的是跟隨跨國公司貼近其全球佈局，就近提供配套（如最早赴美的浙江萬向、福耀玻璃），有的是通過併購做大主業市場（如海爾收購通用家電）或佈局新主業（如美的併購庫卡），有的是開拓海外市場（如智慧手機紛紛出海），有的是整合國際品牌再匯入中國（如復星收購歐美時尚品牌），有的是規避“雙反”（反傾銷、反補貼）的高額關稅，有的是資產配置多元化、對衝巨集觀風險。而目前的3.0階段，中國企業開始建立全球化架構，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和靈活性的新價值鏈，這既是為了對衝各種單邊主義和單一市場的影響，更是為了將全球資源（如原材料資源、生產資源、市場資源、政策資源）為我所用，成為真正全球化的企業。如果說2.0階段還是立足中國而進行國際化的話，3.0階段則是立足全球、從資本、供應鏈到企業組織模式開始徹底全球化的新階段。
無論是“引進來”的3.0，還是“走出去”的3.0，都標誌著，世界擁抱中國、中國擁抱世界的程度，進一步加深了。看起來全球化受挫，其實全球化仍是不可抗拒的大趨勢。
“走出去”的挑戰
當中國企業走出去進入3.0階段，就不再是短期行為，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權宜之計，而是進入到一個長期化、系統化的階段。此時，他們將和有著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曆史的歐美日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競爭，遵循一樣的遊戲規則。
中國企業當然有自己的競爭優勢，但也面臨很多新的挑戰。中國企業不怕苦，不怕累，但很多挑戰和苦與累沒有關係。下面我舉幾個例子。
今年9月我應邀在復旦大學“復泛篤志講壇”主持了一個圓桌，嘉賓之一是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的高管。中投資產總規模在1萬億美元左右，堪稱世界級巨無霸。有聽眾提問：“我們是一家民營企業，勢單力薄，中投能不能給我們一點支援，讓我們在走出去的時候戴一下紅帽子？”中投的高管回答，中國企業國際化需從整體、戰略、戰術三方面推進，創新海外投資方式。如果戴著紅帽子，可能恰恰會受到阻力，因為國際上強調的是“競爭中性”。他幽默地說：“我們走出去反而要戴戴藍帽子。”比如，中投和美國高盛2017年共同成立了中美合作基金，預期募資50億美元，主要投資美國製造業、工業、消費、醫療等行業企業，並吸引更多美國優秀企業開拓中國市場。首期基金中投出資3億美元，高盛出資3億美元，另外8億美元來自美國的各類投資人。可以設想，如果不採取合作方式，中投要在美國投資企業非常困難。
同樣以美國為例，有一些中國民營製造企業已經成功在那裡建立了工廠，特別是在南卡羅來納州等非常需要通過外部投資解決就業的地方。美國的工業用地、電、天然氣很便宜，地方政府也有資金支援，投資環境也很規範。但問題是，美國勞工不可能像在中國的工人一樣加班，而是嚴格按照合同，多一分鐘也不幹，多一分鐘就要加班費，而且不會主動開動腦筋進行改善。這種方方面面的“規範”會讓預期的投資成本增加不少。同時美國還有招工難的問題，因為現在經濟不錯，招製造業工人不容易，基本上只有黑人蔘與。工人招不到，就無法按照預期投產。最近我碰到好幾家在美國設廠的中國企業，都覺得實際成本超預期，同樣的投入，美國建一條線，中國能建兩條線。
再舉一個例子，一家中國央企的下屬公司在某非洲國家大面積租賃土地，種甘薯，做乙醇汽油。事先計算的投入產出比非常經濟，結果錢投進去了，卻無法動工。因為地方上農民抗議，一擱就是兩三年。儘管簽署了法律檔案，政府背書，也沒有用。
還有文化問題。無論是在非洲還是美國，如何和本地員工相處，都和中國不一樣。在中國，管理人員拍拍工人的頭和屁股，是善意的溝通，但國外可能意味著侮辱。中國工人對於管理層出臺的檔案和口頭承諾，不會一字一句去摳，並要求兌現，而美國工人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念念不忘，一定要你落實。
上述挑戰並不是針對中國企業的，而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要走向全球化，都必然會面對的問題。各個地方的商業形態、政商結構、做事方式、政策、文化、關係網路都存在差異，經過調適你才會真正瞭解，什麼是全球化，什麼是本土化，什麼是文化尊重和多元並存。如果中國企業不克服自身存在的商業優越意識和華人中心主義，如果內心裡總是覺得“出了問題可以用錢和關係搞定”，如果只是簡單考慮如何賺快錢，而不是優先考慮如何能在新的商業、文化和社會環境中長久立足，取得社會信任，那麼會交很多學費。在澳大利亞，就曾發生過“一條魚掀翻一個投資專案”的事，前來投資的中國企業沒有解決好汙水處理問題，流進了附近的小溪，把一條魚弄死了，結果是整個專案最後搞不下去。在美國，好不容易開設了分行的中國金融機構，因為涉及洗錢等不合規行為被處以高額罰款，也有慘痛的教訓。
我是相信中國企業能夠在全球化3.0階段，通過努力，實現累累碩果的。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超越國家主義的重商習慣和機會主義的營商習慣，在所到之處，真正按照企業公民的標準要求自己，真正尊重當地社會和文化，真正理解當地市場，追求可持續的發展。否則就會四處碰壁，或者一時轟轟烈烈，最後徒留下一地雞毛。在這方面，中國企業必須借鑑過去幾十年那些成功的全球性跨國公司的經驗，也要遵循“Global+local=Glocal”之道。
“走出去”的幫手
基於最近幾年的觀察和思考，我覺得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淡化在中國形成的某些“特色”，而以人類共同價值為驅動力，遵守國際慣例和合規要求，再結合華人的優良商業品格，努力融入所到市場。全球化的成功，就是一個一個本地市場的成功所構成的。
大華銀行攜手第一財經推出的“領航海上絲路，首選大華銀行”的視訊和文字報道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給出了一個在實踐中證明可行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路徑。這就是，中國企業通過和大華銀行這樣的在當地具有商業網路、社會信任和各種資源支援的夥伴的合作，減少單打獨鬥的風險和不必要的損失。這也是一種B2B2C的模式，第一個B是中國企業，第二個B是銀行（bank)，第三個C是所在社群（community）和消費者（consumer）。
在第一財經已經發布的四期系列報道中，分別講述了中國企業在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的投資經驗，以及中國企業和中國本土金融機構對接大華銀行這家在亞洲有450多家分支機構的銀行之後起到的作用。
新加坡，一個只有719平方公里、561萬人口的城市國家，是擁有6.5億人口的東盟的經濟和商業中心。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中，近1/3先進入新加坡，新加坡對中國的投資佔“一帶一路”國家對華投資總額的85%。我還第一次知道，海底撈在新加坡有11家分店，是中國之外海底撈分店最多的國家。
泰國，經歷了以農業為支柱產業的泰國1.0、重工業的2.0以及輕工業的3.0後，這個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泰國4.0”計劃，發展以創新驅動為主線的經濟。作為4.0戰略的核心專案，“東部經濟走廊”2017-2021年間預計投入440億美元。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正在趕往泰國。
印度尼西亞，這個有2.66億的人口紅利大國還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2007-2016年十年間，GDP年均增長6%，在東盟十國中表現最優。2017年，中國躍居印尼第二大投資國，並連續七年成為印尼最大的貿易伙伴。
大華銀行是一家新加坡歷史悠久的銀行，創辦人的華裔背景讓其更貼近華人圈層。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在東南亞區域提速，為大華銀行業帶來了更多機遇。從2011年起，大華銀行在東南亞各主要國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度、緬甸、中國內地與香港）設立了外國直接投資諮詢部（FDI Advisory Unit），為企業提供一站式的跨境投資和銀行諮詢服務，並與區域政府機構、當地商會和專業服務機構一起，建立夥伴關係，更有效地提供無縫整合的諮詢服務。
相信看了第一財經“領航海上絲路”系列報道的中國企業，對於在東南亞的“走出去”，一定會收穫滿滿。
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彭博新經濟論壇上，曾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亨利·保爾森在演講中談到當今世介面對的很多挑戰，包括美中之間加劇的緊張局勢。他說，我認為我們今天在新加坡討論這些問題是再合適不過的，新加坡集中體現了亞洲之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成為世界最成功案例的各種因素，新加坡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民族、文化、語言和宗教各方面的多元性。中、印、馬來和其他各族裔在新加坡共同生活、工作和繁榮，從閩南話到泰米爾語各種語言共存。保爾森還批評了那種“越來越滿足於追求本土標準，強化本土規則”的做法。
中國企業在新的歷史階段的“走出去”，不應是為了驕傲地彰顯所謂特色，而應是順應市場規律、建立全球架構、成就全球性企業的創新之旅。當他們在全球化3.0的各個國際市場取得成功、贏得尊重時，中國的形象自然也會光大。尊重，謙卑，融入，學習，幫助，創造共享價值，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