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電影應該塑造什麼樣的國家形象
這是中國電影文化界所必需承擔起來的責任，而在全球傳播過程中，如何將中國文化元素與國際元素相容，讓國外觀眾更易理解和接受，也是考驗國內電影人的重大問題。
文｜ 壹娛觀察編輯部 來源｜ 壹娛觀察
在很多普通人眼裡，電影就是娛樂方式的一種，然而電影市場作為文化市場的一部分，電影天然的承載著更多的內容。2018年11月10日，在“影視文化與國家形象塑造”論壇上，包括北京電影學院黨委書記、國家電影智庫祕書長侯光明，中國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賈磊磊，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項松林在內的多名專家學者紛紛發表自己對於中國電影與國家形象塑造方面的觀點，這場論壇或許會掀起一場中國電影文化的變革。
中國電影應承擔起塑造國家形象的重任
北京電影學院黨委書記、國家電影智庫祕書長侯光明在致辭中表示，在國際事務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下，應該考慮國際對我們電影的評價。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的強大，不得不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形象到底是什麼？我們的電影該如何塑造我們國家的形象？應該說，在良好國家形象的樹立方面是中國電影的短板，建構中國電影學派恰逢其時。
中國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賈磊磊認為，不能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簡單理解為一種對外文化的宣傳包裝，而應把它作為文化自我建構的戰略，比如中國電影學派的建構，為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商業上和價值觀上都樹立典範。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在大舉“軟實力”和“巧實力”大旗、希望走文化強國道路之時，值得警醒的是西方所提出的中國“銳實力”，它指中國軟、硬實力介入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現狀。外部對“銳實力”的高度警覺造成的文化遮蔽如何破局？張教授強調三個方面：第一，對中國電影市場要有自信，它是面向全球開放的市場；第二，保持定力，保持原有的運作規律和核心內容；第三，擴寬主流文化的寬度，啟用大眾文化活力，加強與全球青年人的溝通。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項松林認為，用影視作品塑造國家形象要在“造出來、走出來、融進來、請進來”上下功夫，要用高質量的影視作品，強化文化交流建構，使中國影視文化塑造文化形象實現從“要我聽”到“我要聽”的轉變，不斷吸收外國先進文化，避免過熱、過度解讀和用力過猛等方式，以“鑑”當頭，取得長足的發展。
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教授王志敏則通過具體的電影例項指出，電影有塑造國家形象的功能，也有詆譭國家形象的功能。面對問題，他認為中國電影要講“正能量”的中國故事，要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爭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影視傳播中心副教授曹書樂則對韓國影視劇和綜藝節目中的中國人形象進行了具體深入的分析，認為真正代表著中國國家形象的不是有權有錢的特例，而是具有個人魅力和更獨特的普通個體。她認為社會現實在形塑和限制著電視或者電影的製作，偏見在媒介上是不能消除的，我們應該反思輸出策略，在價值觀上求同存異。
北京電影學院國家電影智庫副祕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劉正山則認為，在國家形象塑造上，主旋律電影應承擔主要責任，但主旋律電影首先需要成為主流電影，這其中，觀眾是關鍵。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突破性的政策支援必不可少。
《建軍大業》劇照
最後，由清華大學雷建軍教授對本次論壇進行了點評與總結，他認為，第一，從影視文化塑造人物向塑造國家形象拓展是正確方向；第二，應明確影視的價值觀輸出，更需要明確中國人應該輸出何種生活方式，從價值感向生活方式遷移；第三，從政治語言向藝術語言轉化；第四，回到電影作為大眾流行媒介的本質，而不是把當成把影視單純的當成工具。向國外輸出影視作品之時，也策劃一下人員的輸出，通過中國人在國外影視內容中的表達，構建起國人形象與國家形象。
好萊塢也做“主旋律”電影
好萊塢電影中一直承擔著美國夢的對外文化輸出傾向，美國的主流文化因此有了推動人類發展，從文化中的“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力量，在好萊塢龐大的市場佔有率下，美國文化對全球觀眾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力，大家紛紛把美國當成民主自由的典範，現實世界的天堂。
無論好萊塢的電影藝術成就如何，但不能否認的是，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文化憑藉著好萊塢電影領先全球的電影工業，營銷方式，牢牢掌握著世界電影市場，甚至塑造了全球觀眾的觀念意識。
作為一個立國時間較短，以移民為主的國家，美國人民對自己國家有著強烈的驕傲和認同感，這就是美國文化界一直在宣傳的美國夢——在未來面前，人人機會均等。
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快速傳播，能完美展現文化影響力的電影就成了美國文化傳播，文化競爭的文化武器，以美國一直強調的自由、民主和博愛的精神，以及世界第一強國的巨大優越感，這也成為了美國電影對外輸出的特有文化標籤。
美國主旋律電影《勇往直前》劇照
美國電影的主旋律正是電影文化與大眾理念互相成就的結果，電影主動迎合主流文化理念，又因為符合大眾理念成為主流電影，而作為宣傳美國夢的好萊塢電影又繼續強化著美國夢的主流文化地位。
文化商品之間的交流很多時候是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文化商品之間的博弈其實也是綜合國力的較量。
好萊塢電影在對外輸出的過程中，電影會展示美國強大的各種工業產品，它是美國製造業最好的宣傳廣告，世界其他觀眾在觀看電影的同時也會看到美國的生活方式，以及美國與生活方式相關的富裕物質基礎，因此就會嚮往美國。
所以好萊塢向其他國家輸出電影，同時就會幫助美國的產品在世界其他國家取得銷售。對好萊塢來說輸出文化只是目的之一，輸出文化是為了更好佔領商業上的優勢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或許意味著我國電影文化理念的變革
上世紀50年代國家要求藝術界全面學習蘇聯，當時中戲的校長歐陽予倩、人藝的焦菊隱等前輩進行了軟性對抗，他們認為蘇聯藝術思想，確實應該學，但我們不能丟掉自己的傳統，因此他們在學習蘇聯藝術思想的時候，做了很多藝術民族化的努力。不過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國內逆向民族主義氾濫，對民族文化的過去進行了否定，甚至認為只有全面效仿歐美表演方法才是中國藝術的出路。
在電影圈更是如此，學歐洲電影，特別是法國的新浪潮運動，中國電影開始了消減戲劇性，弱化矛盾衝突，強化視聽造型，那些展露國內落後狀況的藝術電影在歐洲贏得了一些喝彩，他們認為這深刻的表達了人性的弱點和掙扎，但不被普通觀眾所接受，整個90年代國產電影票房淪陷到歷史最低谷。
1987年的時候北京電影製片廠準備試水商業片，任務落到了李少紅幾個當時還是年輕導演的身上，但那個時候大家都不願意拍庸俗的娛樂片，互相推諉之下最後推到了李少紅導演身上。當時李少紅導演委屈的直哭：“你們太過分了，太欺負人了，為什麼讓我去拍娛樂片？”
但最後拍出來的驚悚影片《銀蛇謀殺案》在當年卻非常受普通老百姓的歡迎。
導演張揚的父親，張華勳導演曾拍攝完《神祕的大佛》和《武林志》後遭到了評論界猛烈攻擊，他曾經憤怒地問道，拍娛樂片算不算探索？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只有更猛烈的批判，最終他只能改拍文藝片去了。
南加大有非常著名的一句校訓“現實在這裡中止”，電影本質的力量就是為觀眾造夢，圓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圓的夢。看看席捲全球的好萊塢大片，主角的結局往往都特別好，讓觀眾看了不會那麼壓抑。藝術片則不同，它更喜歡反應人性陰暗的層面，故事講的也都是邊緣人群的故事。
藝術片沒有問題，它能引起人們對生活苦難的反思，通過主角的人生反思現實世界的痛苦。但問題在於，之前國內只有藝術片能通過各個電影節走出去，很少有其他型別的電影走出去。國外觀眾看到中國的電影，就會認為中國就是這個樣子，這非常不符合我們文化要承擔起的宣傳責任。
90年代時導演拍商業片甚至還有難以啟齒的羞辱感，直到把歐洲電影節幾乎拿了個大滿貫的張藝謀2002年《英雄》的上映，才逐漸開始扭轉這種思路。
《英雄》劇照
梁家輝多年前在一個採訪裡說，我們應該拍我們中國的電影，把一部中國的電影帶到西方的世界，讓西方的觀眾去欣賞。
而中國文化擁有者上下五千年的光輝歷史，從文化資源來看，中國有著最為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極具特色的文化風俗，這些資源會成為中國文化產業最具有經濟開發的豐富源泉。
如此優秀的中華文化應該走出去，建立品牌、版權、發行網、人才和技術的完整文化產業工業鏈，像好萊塢承載美國文化一樣揚帆出海，佈局全球文化產業，對外宣傳國內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讓世界認識中國、正視中國。
這是中國電影文化界所必需承擔起來的責任，而在全球傳播過程中，如何將中國文化元素與國際元素相容，讓國外觀眾更易理解和接受，也是考驗國內電影人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