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訪談|谷歌CEO皮查伊：科技解決不了人類問題
導語： 谷歌 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日前接受《紐約時報》專訪，談論了自己的童年經歷和谷歌近期的發展。谷歌如今面臨的挑戰可謂空前，而皮查伊在訪談中談到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他說，矽谷的樂觀情緒仍然存在，但受到審慎情緒的影響。現在人類太過於依賴科技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甚至可能對科技過度解讀，把它當成了所有問題的根源。
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對比谷歌20年的發展史，它如今面臨的挑戰可謂空前。員工對性騷擾問題滿懷憤怒，高管也在密切關注海外業務。在發現數據洩露事件後，谷歌明年將關閉其社交網路。而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爭論（包括建立軍事級人工智慧技術的爭論）正在激怒員工。
然而，負責領導谷歌通過這個雷區的人並非該公司的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甚至也不是其前執行長兼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而是一位在印度欽奈（Chennai）長大的、言語溫和的工程師，他的名字叫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
皮查伊從小就喜歡讀書，曾就讀於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斯坦福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還獲得了很多高等學位。在Applied Materials和麥肯錫公司任職後，他於2004年加入谷歌。
皮查伊幫助谷歌開發了Chrome瀏覽器，並於2014年接管了產品和平臺的研發和技術工作，其中也包括搜尋、廣告和Android。他於2015年擔任執行長，並於去年加入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會。
以下為採訪概要
問：談談你在欽奈的童年生活吧。
答：我的生活很簡單，比今天的世界好得多。我們住的房子很一般，裡面還有租戶。我們會睡在客廳的地板上。我小時候發生過旱災，我們很焦慮。即使是現在，我仍然要在床邊放一瓶水才能睡著。其他人家裡有冰箱，我們後來也終於有了一臺冰箱。這是件大事。
但我有很多時間讀書，我也讀了很多書。但凡手頭有的書我都讀過。我讀過狄更斯。朋友、玩街頭板球、看書——這就是生活的全部。但你從未感到缺乏任何東西。
問：你來到斯坦福大學後有什麼感覺？
答：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我一直想來矽谷。我懵懵懂懂知道這就是一切都發生的地方。我記得是在加州降落，我在寄宿家庭裡住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從機場坐上車之後的感覺是：“哇，這裡到處都是棕色。”但這家人卻說：“我們更願意稱之為金色。”
我在印度理工學院上學時很少能接觸計算機——大概只有三四次。來到這些可以使用計算機並且可以程式設計的實驗室，對我來說是件大事。我完全沉浸其中，在某種程度上講，我甚至都不明白網際網路發生了更大的轉變。
問：你14年前開始在谷歌工作。跟你加入時相比，它還是同一家公司嗎？
答：當我第一次加入谷歌時，發現這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地方，這讓我震驚不已。在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上，我仍然看到了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但世界已經變了。也許出現了更多的現實主義，人們也意識到某些事情是多麼艱難。我們也遭遇了更多的失敗。但是公司裡總是有一股強烈的理想主義，你今天仍然會看到它。
問：你的家人是如何接觸科技的？
答：當我星期五晚上回家時，真的想把裝置丟到一邊。但我沒能做到。我們家裡的電視不能輕易使用，所以看電視之前需要“啟用能量”。我很矛盾，因為我看到孩子們能夠從這一切中學到東西。我的兒子今年11歲，他正在挖掘以太坊並賺錢。他正在深入瞭解世界如何運作，商業如何運作。
每一代人都對新技術感到擔憂，也都感覺這次不一樣。我們的父母擔心貓王對孩子的影響。所以，我總是問這個問題：“這次為什麼會不一樣？”話雖如此，我確實意識到現在發生的變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得多。我兒子還沒有手機。
問：為什麼像谷歌這樣的科技公司似乎很容易從社交媒體平臺上禁止色情和暴力圖片，但是卻很難根除針對孩子的宣傳、虛假資訊和令人不安的內容？
答：在某些領域，社會針對善惡美醜達成了共識，在另外領域，整個社會卻很難劃清界限。你覺得另外一群人因為言論自由而對你表達歧視觀點，與仇恨言論之間有什麼區別？美國和歐洲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分方法存在很大差異。我們不得不保護美國允許的視訊，但在歐洲，人們卻認為這是在傳播仇恨言論。
人們是否可以說他們不相信氣候變化是真的？或者說疫苗不起作用？這個問題很難解決。我們都在使用人工稽核，但人工稽核也會犯錯誤。
問：本月估計有2萬名谷歌員工參加了性騷擾抗議活動。你現在給員工傳達的資訊是什麼？
答：人們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希望我們改進，希望我們證明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承認自己的確做錯了一些事情。我們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運營公司。但是經歷這樣的過程，你會學到很多東西。例如，我們建立了各種渠道讓人們可以報告問題。但使用這些流程時所遇到的困難比我們想象得更大。
問：公司有士氣問題嗎？
答：世界上存在很多挑戰，鑑於谷歌的業務方向，我們覺得我們處於許多問題的最前沿。但是，當人們說“哇，那裡有很多挑戰”時，我總是說，“沒有比活在當下更好的時候了。”我嘗試過想象自己出在這個世界的不同時期。如果你度過了一戰、流感大暴發或者大蕭條，那麼後面還有二戰。如果你是在20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Marting Luther King）被槍殺，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後來被槍殺。如果是在越南，那就會遭遇冷戰，還有古巴導彈危機——沒有比活在當下更好的時候了。
但話說回來，我認為，作為人類，我們要應對越來越多重大的事情。作為谷歌這樣的公司，我們有更深層次的使命，我們感受到了自己肩負的重壓。我感覺人們都充滿活力，他們想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問：您是否擔心矽谷陷入群體思維並失去優勢？
答：矽谷未必永遠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地方。上帝不會賦予我們這樣的權利。但是我相信現在，矽谷有許多人在悄悄地研究一些東西，等到我們10年後回顧過去的時候，就會感覺這都是一些意義深遠的東西。我們覺得我們正處於科技巔峰，就像之前的網際網路一樣。
問：你是否還覺得矽谷保留了你當初來到這裡的時候打動你的那種理想主義？
答：那種樂觀情緒仍然存在。但樂觀主義受到審慎情緒的影響。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知道，我們更加審慎，而且我們對我們的工作也更加深思熟慮。但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東西，那就是：科技並不能解決人類的問題。這麼想肯定很天真。科技是推動力，但人類必須處理人類自己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太過於依賴科技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甚至可能對科技過度解讀，把它當成了所有問題的根源。(鼎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