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40年，我的“被改革”史
題圖：御風資本董事長、萬通集團創始人 馮侖
來源 | 長江商學院、馮侖風馬牛、正和島
1、傷痕、解凍與希望
1978年2月，春節過後的一天，雲低氣晦，太陽無力但有些溫度，我張望著走進西北大學。
在報到的地方，我見到很多「來路非常奇怪」的同學：有十八九歲，和我一樣大的，也有三十多歲甚至帶著孩子的；有來自農村穿著黑棉襖的，也有穿著軍裝的……
和這樣一群個性迥異的人一起報到，並且即將要成為同學，我感覺到有些緊張，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
記得大家擠在幾張紙前面簽名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擠進來，報到的老師跟他說簽完字要交錢，他手一擺，說：「老師，我哪兒有錢，這條命都是剛撿回來的。」
他瘦瘦的，個子不高，穿著棉襖，腰上還扎著一根繩子，但說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我對這個看起來像農民卻說著京腔的同學充滿了好奇，就在一邊悄悄關注著他。
1970年代的西北大學禮堂廣場
後來我知道他是從北京來的知青，在1974年那個大家已經不那麼積極下鄉的日子裡，他帶著一幫人去延安插隊，還寫了一篇很重要的宣言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
那時候人的積極性超出現在人們的想象，主動要求去受苦。即使剛剛經歷了延安的一場特大洪水，差點被水沖走，他還能堅持讀書。
就這樣，我開始了文革後第一屆（77級）的大學生活。天慢慢暖和起來，人們的心思也逐漸甦醒。
在學校，我聽到了許多以前沒有聽說過的事情，見到了之前聽說但被認為是腐朽墮落甚至是不恥的事情，比如學校裡竟然不放革命歌曲，開始放軟軟綿綿的港臺歌曲，我看到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學們在簡陋的食堂裡興奮地跳著交際舞。
這些音樂聽起來不那麼有力量，大家伸著懶腰，走著搖搖晃晃的步子，這種情景似乎缺少了革命時代雄赳赳、氣昂昂的激情。
那個年代的校園交誼舞
很快就到了1978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開了一個重要會議，也就是後來人們常常提起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次會議做出了關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決定，這個決定改變了當時學校的學習、生活氛圍，改變了我們學習的焦點和未來要去的地方，也改變了中國這四十年的發展方向。
這個決定就是明確結束革命時代，要將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越到後來，人們越覺得這個決定之重要，之正確。因為新的時代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讓社會有了秩序和法制，讓國際社會開始尊重我們。
當我在西安遙望著北京的時候，這個時代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開始了。人們的膽子似乎也變大了，對過去的痛苦有了更多的檢討，也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比如小說《傷痕》、《班主任》，話劇《於無聲處》。
這一系列作品檢討了此前文革十年的荒誕日子裡因為政治鬥爭發生過的人與人之間的折磨，重新把社會政治鬥爭使人性扭曲和對心靈的戕害等苦難生活的記憶傾洩出來。
這段日子，人們不斷地檢討，然後釋放，把過去埋在心裡的不滿、痛苦、憤懣都發洩出來。這個時期後來被稱為「解凍時期」。其實在斯大林去世以後，前蘇聯也有一些「解凍文學」。而中國這個時候的「解凍文學」就叫「傷痕文學」。
光傷痕和解凍還不夠，我們還要找到方向。於是在學校牆壁的公示欄裡出現了很多從北京傳來的詩歌，而且作品不斷地更換，後來我才知道經常看到的詩歌來自一本叫《今天》的雜誌。
北京知青的同學們經常聚在一起寫詩、朗誦，也舉辦活動傳播他們的詩歌，這群參與活動的同學也被稱為《今天》的文學群體。
那時候，我知道了北島，知道了《回答》，也被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貴是高貴者的墓誌銘」觸動，潛意識裡想把舊時代釘在悲劇和恥辱上面。
這期間，星星畫派和一些藝術家也開始覺醒，在學校的牆壁上我看到王廣義、方力鈞等畫家的作品，這些都讓我們思考，過去的時代到底把我們釘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我20多歲的心靈就埋下了這樣的思考，也讓我認識到開啟新時代的必要。
春天裡，市面上也變得自由起來，人們偷偷在宿舍裡看起之前的「禁書」，公開討論著青春的問題。當時大家傳遞著一本《青春心理學》，每天晚上在宿舍輪流讀，裡面還有性的話題。
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完全不敢想象，我感覺一切從冬天變成了春天，溫暖重新洋溢在每個人的臉上，我的內心也散發出更多活力。
在這種氛圍的感染下，學校裡的同學們也變得活躍起來，積極思考，隨之出現了一批一批的小團體。
中文系就辦了文學刊物《希望》，畢竟我們不能停留在傷痕當中，接下來最重要的是追求希望，我們希望什麼，想要去哪兒，想看見什麼，想和什麼人交往，我們的未來到底在哪裡？這一切都凝聚在希望裡。
《希望》在校園裡流傳很廣，很大地激勵了我，一些很出色的同學，他們當時的表現至今都深刻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希望》的確讓我們感覺到要從傷痕和解凍中走出來，讓我們覺得今天應該是有希望的今天。當時我所在的經濟系也印刻了一本小雜誌，叫做《經濟初學》。
更重要的是，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等很多大學的經濟系都開始通過這種傳統油印的刊物交流起關於經濟發展的想法。
大學的日子很快在檢討過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結束了。那是 1982年，知識青年回城讓城市的就業壓力非常大。著眼於這個問題，我開始用從經濟學中學到的點滴，用非傳統的方法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這個研究也是我當時的畢業論文。
畢業後，我的同學們相繼被安排在政府裡的經濟、黨政等各種部門。我考上了中央黨校的研究生。那時中央黨校是非常神聖的理論殿堂，於是我在心裡給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作為黨的理論工作者，要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
這件事讓我很興奮，因為曾經只是在中學和大學期間研讀過馬克思主義，但從來沒有想過把研究它作為終身的職業。直到進入黨校，真正做的時候才意識到這將是我畢生的工作，而且我還要用它換取一份工資來養活自己。
在那裡，我一方面享受著舊體制給予的獨特照顧。我記得當時在黨校常去的一家叫二十四號的商店裡，我們每個人會有一個小本，可以便宜地買到特供商品，而且出門還有車，食堂裡有很好的伙食。
另外一方面，我日復一日地研究著馬克思主義，尋找著它與現實相吻合的地方和存在差距的地方。
在這段讓我感覺穩定的學習和工作的日子裡，突然間改革又出現了一種強勁的聲音。
農村改革的呼聲過去以後，1984年後開始談城市改革，1987年又開始談政治體制改革，我一如既往地充滿了興奮，不安於簡單地在書齋裡看書、研究和思考，更希望與現實中的變化有所聯絡，所以一畢業就主動要求帶職下放，去武漢最底層的生活當中去體驗。
於是我去到武漢搪瓷工廠做黨辦的副主任，之後又去了武漢市經委，在綜合處任副處長。
從工廠到經委，我每天都體會著工廠的細微變化，同時每天堅持觀察、記錄每個細節。比如在工廠裡到底是書記說了算還是廠長說了算。工廠書記是一個風風火火的老幹部，她看我讀書看報，每次討論事情時總是跟我說：「不讀書，不看報，照樣作報告。」
我發現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報告只要念幾個經典的教條，就可以永遠當好這個書記。我當時不以為然。可是她太會講了，每次讓我講三四條記下後她就可以做報告。
但是我當時依然認為生產痰盂、搪瓷盆這些產品不是講出來的，是做出來的。而廠長就是這樣一個技術幹部，大學畢業以後來到這裡。我還記得他總跟我講，「事兒（產品）要做實做透，要學會算賬。」
在這種糾結當中，我內心產生了一種微妙的變化，開始研究改革當中可能會遇到的一些現實問題。
很湊巧，當時又有一批青年理論研究者出現，有武漢的「青年論壇」，也有北京的中青年改革研究、體改所、發改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我自然很積極地去跟這些先進分子聯絡，參加他們的活動，一如現在創業者的激情。
《走向未來》叢書之一：《增長的極限》
在這種激情澎湃的思考中，我如飢似渴地看著金觀濤編寫的《走向未來》叢書，原來世界這麼大，原來羅馬俱樂部在研究未來，還有「增長的極限」等等這樣的新詞。
我一下子頓悟，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這麼大的一個思考背景。我很受感染，開始積極地給雜誌投稿，同時在中青年論壇等論壇表達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個時期，也有各種經濟改革的會議。比如莫干山會議上出現了「價格雙軌制」的意見，這對經濟改革有很大的影響。之後又有天津會議，京豐賓館會議等等。
在那次的京豐賓館會議，我也不滿足於只是一個旁聽者，最後成為了組委會的副主任，這之後還成為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宣傳部長。
就這樣，我從學習研究，參與到改革研究的活動中。後來又開始參與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和遲福林、李永春幾個同學一起編撰一整套政治體制改革的叢書。
1984年莫干山會議合影
那時候我的一位領導對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要求：理論對策化，對策政策化；同時完成學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轉化。
我一下明白原來這就是我未來的人生。照這一要求我不能僅僅是一個書生，也不僅僅是理論的後備人員，而應該真正參與到社會的改革當中。從此我逐漸走到了寬廣的社會當中。
在1989年之前的那段激情歲月，我就這樣被改革推動著，改革的潮流也把我從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改革成了一個在現實中不斷探討答案、推動現實改變並身體力行的年輕人。
被改革以後，我變得更有激情，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路也更加寬廣。但萬萬沒想到的是麻煩也更多了，終於有那麼一天，我被改到離開往前疾駛的列車，被甩到一個空闊的荒地上，墜落到一個新的海洋裡，這個海洋就是市場經濟。
我要做的事情也更直接，創辦企業，為自己謀生，並且努力不被淹死；我們還要在新的海洋裡造一條船，然後繼續與陸地上的改革一起被改革、被推動、被前進、被追求希望。
2、下海與上岸
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個事件，中國前進的列車突然急停、轉彎、改道。原來在車上的人，隨著這次「顛簸」，被從疾駛的列車上踢下來。於是我陷入恍惚、迷茫，停在原地四處張望。
可是要生存，要等待下一個時機，我沒有選擇地去了一家民營企業討飯吃。過了幾個月，心神落定之後，我又琢磨起自己的發展和前程，想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在這期間，原來在體制內研究改革的夥伴先後出來，要麼跟我一樣在民營企業打工，要麼自己做個小買賣勉強維持生計，也有幾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營企業。
在來之前，他們也嘗試過好幾個事情。最後，我們決定共同辦一家萬通事務代理所，幫別人解決事情，有點像王朔小說《頑主》中的「三T公司」。
這也是萬通的由來，就是什麼事兒都能辦。後來，我和王功權、王啟富、劉軍一起商量，寫了章程，拿去註冊。遺憾的是，代理事務所沒有註冊下來。
再後來，在磕磕碰碰中，我們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繼續做下去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脫離原來的公司自己做。
於是在1991年，我和劉軍、王功權、王啟富、易小迪、潘石屹，六個人先後聚到一起，創辦了我們自己的公司：海南農業高技術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簡稱「農高投」，這時，我們的平均年齡不到26歲，就想有一個像桃園三結義一樣的儀式，讓大家心裡都有一個把事業做好的信念。
有人提議說寫個承諾，還有人提了一個土招數，說喝酒或者殺雞喝雞血，盟誓表明決心。後來我覺得喝酒有點老套，畢竟不是在古代，我們也不是沒有文化的土匪草莽，最後沒有采納這個方法。大家就在心裡發了一個誓，把公司作為我們信念的載體，而且必須一直在一起。我們生意就這樣開始了。
做生意初期，我們沒有自己的資本金，一切都靠借款。我們發動所有人出去借錢，從3萬、5萬、7萬、10萬、15萬、20萬、一直借到500萬、1800萬，直到做完第一個專案才開始賺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慢慢了解到，辦一個公司，人、錢、專案是怎麼組合到一起的。
公司成立一週年的時候，我們再一次發誓，要像起初聚在一起一樣，一定要把這份事業做好。於是我們把公司的創立日，每年9月13日確定為「反省日」。從那時候到現在將近30年的時間，我們每年都在反省。
第一個「反省日」是1992年的9月13日，我們六個人和所有的員工一起開了兩天會，討論了當時可能遇到的所有問題，並記錄了下來。
後來由我和功權執筆，寫成了一篇文章《披荊斬棘，共赴未來》，通過反省，我們更加明確了在一起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也讓我們能夠理性地處理商業活動。
我們還把自己的企業文化、使命、價值觀濃縮成一句話：「以天下為己任，以企業為本位，創造財富，完善自我」，後來又濃縮成四個字：「守正出奇」。
儘管我們在主觀上很努力地發展萬通公司的事業，但仍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比如我們不清楚六個人的關係到底是一種江湖關係還是一種怎樣的金錢關係。
迷茫的時候，我們經常拿歷史故事互相說服，再建立我們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國、水滸、太平天國，電影《上海灘》的故事等等。這種方式的確有效，但很辛苦。
1993年，我的好朋友楊小凱從澳洲回來。那時，他在大陸是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他非常誠懇地問我，「聽說你們在做公司，我很好奇，你們是怎麼做的？」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講了講。
他說：「這很奇怪，中國都沒有《公司法》，怎麼做公司呢？你的公司雖然叫公司，但你們幾個人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呢，當時怎麼籤的合同呢？」我說：「我不懂。」
他說：「澳洲有《公司法》，公司裡面會有章程說明股東、董事會、經理的權利和義務如何分配，如何審計，也有規則說明如何僱人，如何申請破產等等。做公司都是有一套章法的，你們什麼都沒有，公司怎麼辦呢？」
我說：「我是真的不知道，現在確實也沒有。」在1993年以前創業的時候，我們真的是在小凱說的這種環境下開始的，就像水滸一樣，以很江湖的方式進入。
在小凱走後不久，國家體改委先是頒佈了《有限責任公司試行條例》，接著又有了《股份有限公司試行條例》，再之後才真正有了《公司法》。
小凱說過「有了《公司法》之後，一切就知道怎麼弄了」，於是我如飢似渴地研究了《公司法》，逐漸把我們的江湖組織向公司靠攏。
簡單地說，就是把朋友、哥們變成股東關係，大哥變成董事長，內部的成員不是江湖上的馬仔，而是員工。我也弄清了董事會應該如何表決，如何寫決議。
到了1996和1997年，我對《公司法》已經很熟悉了，我發現《公司法》中規定的董事會，居然有這麼複雜的一套遊戲規則。
除了董事會成員的構成，還有關於收購、反收購的技巧，以及在每個階段董事會和總經理的許可權劃分。從那時到現在，我一直是專業的董事長，沒做過一天總經理。如果要選一個在職時間最長的董事長，我肯定算一個。
現在回過頭來看，從有了《公司法》到現在，我們國家已經頒佈的有關市場經濟、圍繞著公司交易、市場要素和遊戲規則的重要法規已經超過250項。
在這250多項中，除了公司法，最重要的法律還有《銀行法》、《擔保法》、《票據法》、《物權法》、《商業銀行法》、《民法通則》等等，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
如果把市場經濟比作奧運會的賽場，要想達到奧運會的比賽要求，就必須得設定一套賽場的管理規則。有了這套規則，我們才能從草莽的業餘選手逐漸變成職業選手，這個職業選手就叫企業家。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二十五年，我和同時代的民營企業家，都經歷了從業餘變成職業的過程。
1999年亞信在美國上市，在它融資上市的過程中，我們作為天使投資人，進一步意識到，資本、技術和創業者之間可以建立一種良好的治理關係。
通過這樣的治理關係，可以讓擁有技術的人員和企業在資本市場獲得一個定價，拿到定價以後還可以上市變現，這使得他們有更大的動力去進取。
直到2000年後，中國的《公司法》才把天使投資和VC等與資本市場有關的規定考慮進去。
有這樣的遊戲規則，投資人、經理人、股東、團隊之間就有了更好的治理結構，資本市場上的制度設計更加完善，監管部門、分析師、交易所之間形成一整套良好的資本市場制度，資本市場的制度反過來通過篩選、淘汰、激勵、監督，促使公司的治理更加透明、規範、誠信。
這讓監管和效率保持了適度的平衡，也讓資本、技術和管理者之間的權力得到很好的平衡和協調。
隨後進入到現代公司治理階段，我們這些職業運動員（企業家），不僅可以在國內賽場上比賽，而且可以成為全球競技場中的選手。正因為有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我們才看到在亞信上市之後，一批網際網路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並且在全球市場上博弈和競爭。
比如現在的BAT和一大批新型創業公司，從而有了讓人震驚又不得不欽佩的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以及在高速成長以後帶來的企業競爭力。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一句話叫「下海」，就是從機關、學校、部隊等體制內系統轉到體制外做生意。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我們這些下海的人恐怕就會淹沒在大海里，成為傳統的草莽英雄，在江湖中打打殺殺之後，歸於塵土，煙消雲散。
好在有了法律體系的建立，賽場規則和賽道的建立，還有商學院教練員和政府及監管部門的指導，在這樣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制度體系、執行機制體系下，我們能夠更明確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企業和市場的關係，企業家和政府的關係。
界定好這些關係，企業和市場才能有效運轉。說到底，我們在努力處理好這些關係，尤其是企業和企業家的關係、企業和市場的關係、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企業家和政府的關係。處理好這一切的關係，都可以說是市場的自我完善。
這二十五年，我們所經歷的，其實是把我們和公有經濟的關係，從一個糾結的關係變成了順暢的關係。在《公司法》頒佈前的那段時間，應該說是最糾結的一段關係，民營企業和公有經濟的關係非常對立。
很多人認為私有經濟的出現，一定會導致公有經濟瓦解，從而導致基本制度的傾覆。雖然現在還有人這樣認為，但大多數人逐漸被民營經濟發展的事實教育和影響，普遍認為是共生共榮、共同發展的關係。
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這種關係才被正式確立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混合經濟是未來發展的主要經濟形式，民營經濟的從業者也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這樣的政策宣示和制度上的主張，表明了民營企業和公有企業不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而是一種交叉關係，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
十八大以來，中央二十五號檔案進一步明確，在保護產權的基本法律制度方面，更加強調民營企業和國營企業不僅是交叉的關係，更應該要看到它們之間的平行關係：在國家安全領域，國有經濟為主；在民生經濟和科技創新領域，民營企業為主。
經過這三十多年的努力，民營經濟和公有經濟的關係終於被釐定清楚，由初期的對立、替代關係，經歷了交叉關係，現在終於被確立成平行關係，也就是大家在各自領域發揮各自優勢。
今年兩會上，統戰部的負責人對民營經濟有一個明確的肯定，這個肯定是「四五六七八九」：民營經濟用40%的資源，創造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80%的就業崗位以及90%的新增就業崗位。
這樣一種準確的描述表明了經過改革，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別好的發展時機，而一旦建立起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和賽場規則，就會有一大批職業選手（企業家）快速成長。
我相信，一大批企業家群體的出現，加上前面講到的制度體系的完善，一定能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這一點我認為在改革上非常成功，而且這也是未來取得持續成功的重要基礎。
3、自利與公益
隨著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越來越多職業企業家的出現，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這些都為財富創造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不難想象，民間財富獲得巨大增長後，社會上對於錢，對於利益，對於生活的改善，以及所有能用錢說明自己富裕的事情，都會成為焦點，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矛盾和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和衝突既體現在價值觀上，也存在於人際關係中，傳統的社會倫理、組織關係與新的市場出現衝突，體制內的人和體制外的人關係緊張，體制內的遊戲秩序和體制外的遊戲秩序也有衝突。
這些由市場經濟引發出來的變革和產生的矛盾，讓我和我的夥伴以及周圍的很多企業家朋友在執行企業當中，深切感受到很多事情不能不迴應，同時也必須自覺地去做。
這時候，王兵提供了一個好的機緣。
2004年初的一天，王兵來找我，他說，「國家已經公佈了《基金會管理條例》，我們是不是能夠一起來做？比如每個人拿一百萬，共同發起一個基金會。」這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最好的一家基金會——愛佑華夏基金會的緣起。
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王兵的倡導和帶領下，共同投入到最初的公益慈善事業當中。
愛佑初期，我們不懂得怎麼去做，只是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必須要去做。這個重要不光是對別人、對社會，對我們自己其實也重要。它會改變我們對生意經營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也讓我們把自己擺在利益相關者當中的正確位置上。
2012.01-2013.12，馮侖擔任阿拉善SEE第四任會長
這之後不久，在劉曉光的倡導下，我們和近百位企業家又一起發起了中國最大的民間環保機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以下簡稱阿拉善）。
第一次創辦一個生態協會，這對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我們很想知道如何去管理和執行一個環保組織。於是由阿拉善組織，我，還有一些企業家，認認真真地到美國、英國等地考察，學習公益基金的設立、運營、募款的規則。
這一趟訪問持續了兩個禮拜，我們紮紮實實地訪問了美國最知名的慈善機構，才知道資助型的基金會、永久性的基金會和自己執行的基金會有很多分別，也學習瞭如何管理基金會的龐大資產，如何用職業公益人士，做到每個公益專案的定量化考核等等。
這次的訪問經歷讓我們這些職業運動員（企業家）不僅在賺錢上變得職業，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把企業的利益和社會發展的長期利益以及周圍相關者的利益協調起來。
我們越來越理解什麼才是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凡是優秀的企業，都會對這份事業極其重視，並且會投入很多力量。
後來李連杰創辦了壹基金，在他的倡導下，我和馬雲、馬化騰、柳傳志等企業家先後加入，逐步把這個最初的救災組織從一個私募的民間組織改制成國內第一家民間發起的公募基金會。
「5.12大地震」後，為了解決救災的問題，我們又到日本學習如何抗震救災。我們慢慢了解到，而且逐漸明確，在經濟快速成長當中的優秀企業和企業家，必須要使自己的利益和整個國家經濟成長的大趨勢以及民族利益保持一致，同時要照顧到周圍的利益相關者。
因為利益相關者離你很近，他或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或是就在社群，或者是你的客戶、供應鏈和社會的某一特定族群。
這期間有一件事，對國內民營企業有相當大的震動。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在美國積極倡導企業家生前把大部分財產捐出來，用來改變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好的地方，從而推動全球人類文明的進步。
他們的倡導在美國做得很順利，也有很多人響應，其中不乏知名企業家。他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發展國家，經濟成長很快，財富階層也快速成長，應該積極鼓動中國的企業家做出捐款的承諾。
於是，兩位老人家興沖沖地跑到中國勸誘民營企業家做慈善公益，這種勸誘在媒體上形成了巨大的關注點，並引發了社會輿論的熱議。
這樣一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被放到一個很囧的位置。不迴應呢？好像道德就不夠高尚。迴應呢？其實民營企業家才剛剛聞到一點錢的味道，剛剛吃到一點肉，馬上又讓大家都捐出去，大家還是不太理解。
最尷尬的是那些收到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發出的參加慈善晚宴邀請的企業家，去或不去都是問題，彼此之間還謹慎地打探。
蓋茨基金會在北京北邊的莊園裡舉辦了一個簡單的晚宴，主要由蓋茨和巴菲特分享做慈善的感受和體驗。晚宴上，我碰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中國企業家，大家做了很多討論，也會跟蓋茨和巴菲特請教，更重要的是一起聆聽他們的分享。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
蓋茨和巴菲特的分享有幾點給我印象很深刻。第一點，做公益不一定要苦哈哈，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狀態。
比爾·蓋茨說：「我也沒有為了做慈善，不坐飛機，不住自己的大房子，每天在狹窄的地方工作。其實這兩件事並不衝突。」
巴菲特也是這樣的觀點。當時很多企業家都很關注這個事情，因為媒體和輿論的聲音很強硬，甚至有人說，既然你做公益，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時間飛來飛去。
在談到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做公益的時候，參加晚宴的企業家覺得中國的企業才剛剛開始十幾年，如果不集中精力做企業而是做慈善，似乎就有些找不到方向。
這時候，巴菲特提了一個讓人容易理解的觀點：「做公益什麼時候都可以，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在什麼時候開始。我都80歲了，才決定把我大部分錢拿來做公益。」
聽到巴菲特這樣說，大家終於緩了一口氣，似乎得到了權威的背書，只要你決定做，20歲、40歲、50歲、60歲都可以。
第二點，我體會到公益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巴菲特說他之所以把錢給了比爾·蓋茨，是因為蓋茨最會賺錢。賺錢是企業家的一種能力，這很重要。有了這些錢，他能賺到更多的錢，就可以捐更多。公益資源的使用也非常講效率，資金的使用更要講槓桿。
這讓我感慨，做公益不光要做一個好事情，好事情還要講方法；不光要選一個正確的專業機構，而且要用專業人才和專業能力，才能把事情做得完美。
這次晚宴，對中國的民營經濟和中國的道德、倫理，對在市場經濟下如何激發民營企業、財富創造者、財富擁有者解決社會當中的公共問題，解決利益者相關者提出的問題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推動作用。
從那以後，只要企業發展到相對穩定的階段，一大批企業家都會積極做公益，而且不僅僅是捐一點錢，更多的是捐10億，甚至是上百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捐款都落在了基金會等專業機構當中。
從愛佑華夏到現在，幾乎每天有兩個基金會創立，到目前為止有全國已有7000多家公益組織，而且多半都由民間人士創辦，原來的公有機構和國有機構在慈善體系中反而不是主流。
我很受鼓舞，一口氣參加了十二三個公益組織的創立和執行。除了愛佑華夏、壹基金和阿拉善，我和一些朋友先後創辦了故宮文化基金會、萬通公益基金會、紅樹林基金會等等。
這些基金會的創立，讓我在企業經營的過程當中能夠正確地看待企業家和社會的關係，在掙錢的同時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財務資源，合理地安排生活。
作為職業選手，在公益事業的過程中，我們的視野變得更寬闊更全面，立足點和出發點更貼近於社會發展的未來導向以及中國全面改革和社會發展的軌道。
現在，每年民營企業貢獻給社會的慈善基金已經超過1000億人民幣，被公益機構僱傭的人數超過了千萬人。這是值得驕傲的一個進步，也是1978年改革以前所想不到的。
過去人們是通過單位、組織得到照顧，現在單位和組織的邊界被開啟，人與人之間的流動增加，不僅有社會整體福利的照顧，又出現了這七八千個慈善基金運營1000億的資金和1000萬人的互相照顧，從而有效解決社會進步當中暫時出現的困難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比如愛佑華夏這一個基金會一年能夠解決20000例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兒童。當這個工作持續進行下去，它一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心臟病基金會，由此必然會激發和促使政府出面將先天性心臟病納入整個政府管理的範圍，由政府全面出資解決。
就像《我不是藥神》引發的全民熱議，讓總理做出了批示。這些事情讓我們看到，一個民間力量關注解決貧困疾病，最終導致政府出手，全面擔負起責任，將使貧困的先天性患兒再無生命之憂，也讓家庭增添了歡樂。
這樣的故事，在1000萬人、7000個公益組織當中每天都在發酵，這就是改革。是中國的文明在不斷進步的路上最值得關注和稱道的地方。
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來民營經濟藉由公益組織和公益實踐的活動和努力，很好地解決了社會關係的問題。在改革發展的過程當中，總會有些人提出這樣那樣的質疑，認為掙錢會造成對原有社會關係的破壞、人際關係的對立，會瓦解過去溫情脈脈的鄰里、同學、朋友關係。
總之，市場經濟就像《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商品經濟所到之處，無不摧枯拉朽，它是舊社會的一曲輓歌，又是新社會報曉的敲鐘人。」
市場經濟的確是這樣。很多人認為只要大家在市場經濟中賺錢，人際關係一定會緊張，甚至會引發衝突，導致社會關係瓦解，但是這7000 多個公益組織，這1000多億人民幣，這1000千萬人所做的工作，逐步讓大家改變了這個看法，也彌合了社會當中的一些創傷，使社會多了溫暖，人與人之間多了一份理解，也使環保等社會公共問題得到重視。
以阿拉善為例，它是全國最大的民間環保機構，有1000位企業家為這個環保機構工作。他們關注的環保議題除了阿拉善的治沙，還有深圳的紅樹林、湖北武漢的江豚、陝西的秦嶺、重慶的長江，以及三江源、淮河、滇池的保護。
在環保的過程中既有自然教育，也涉及專案的具體治理，通過這些大面積的環保推動，使得民間對社會的環保意識和行動有了巨大的提高。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極其讓人興奮的改革過程，也是改革的一個成果。
還有一個方面也很重要。在我們的經濟快速成長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它將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加深，甚至會使社會瓦解。
起初確實有一些人在擔憂這個問題，但是經過公益事業的發展、民營企業的努力，企業家以身作則的表率，主動關注到扶貧工作，無論是馬雲的鄉村教師計劃，還是城市對於殘障人士和在疾病救治方面的工作，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收入差距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新的距離，先富帶後富，很好地解決了共同發展的問題。
當然，收入差距擴大以後，光靠公益是不夠的，還要特別注重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建立一套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均等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套公平的競爭機制和人們可以從底層垂直上升的通道，就不是像我們所擔憂的那樣，形成典型的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星一代、星二代、星三代。
人們缺少公平競爭帶來的垂直晉升的機會和通道，久而久之，就會形成階層固化，社會就一定會出現對立，從而導致社會的崩潰。所以我們才要打破階層固化的一切可能性，建立一條通暢的公平上升渠道。只有建立這樣一套制度，收入差距的擴大才不至於引起社會的對立和衝突。
第二件事情，是需要一套財富分配的經濟政策制度。尤其是在制度制定的過程中，讓所有人都能參與，那麼即便收入差距大，也不會絕對導致對立的發生。
比如說你睡覺的時候，突然形成一套制度，你看著別人把大蛋糕拿走，留給你的是稀飯，那你肯定會想到造反。如果說，我們睜著眼睛開會，大家共同討論出一個對社會發展的經濟制度和利益分配的規則，只是自己工作不努力，失去了上升的機會，收入比別人少，但是你還是會接受。
收入差距擴大，不一定會導致社會的對立和崩潰，如果做好這三件事：第一創造機會均等的上升通道，第二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到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第三建立一套良好的公益慈善的社會機制和社會財產再分配的一套遊戲規則。
有了這三條，收入差距大並不可怕，相反可能還會激發大家對財富創造的動力，提升國家經濟和整個民族的競爭力。
這就是我在企業經營和從事公益事業當中的切實感受。如果說改革開放四十年有一個烙印，這件事已經深刻地烙在我的身上，我也將為它繼續前行下去，直到永遠。
4、進退兩難時的新解釋與新選擇
隨著改革進入到第四個十年，一方面因為經濟成長帶來的信心和美好前景給了我們巨大的激勵；另一方面，由於市場經濟的快速增長，客觀上也帶來一些矛盾和問題。我把其中的四大矛盾和問題理解為深水區和攻堅克難的重點。
第一個問題是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對這種差距的擴大能容忍到什麼程度，應該如何解決，政府要把它控制在一個怎樣的合理範圍內？誰都清楚，如果不及時處理這些問題，必然會引發社會的矛盾和衝突。
第二個問題是快速成長的經濟和以GDP導向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程序帶來的環境汙染，使得生態脆弱的地方和整個居住環境遭到破壞。這個巨大的損失，也是時常被批評的重點。
第三個問題是由於政府權力過於集中，政府權力在配置資源的當中起到強有力或者說絕對的作用。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以政府強勢主導為特徵，權力尋租往往導致貪腐和社會營商環境的扭曲，一些腐敗現象成為社會批評的另一個重點。
第四個問題是在整個深入改革和經濟成長過程中，過去的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教條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錯位，甚至被現實肢解、被破碎化和庸俗化。於是，意識形態、國民精神和倫理方面出現了混亂、空虛、甚至是缺位的問題。
出現了這四個問題。社會、政府會怎麼辦呢？而我自己又能怎麼辦呢？又怎麼能夠在未來的日子裡做好自己的事，不添亂呢？想歸想，但每天天一亮，眼睛一睜，又得去幹活。我能做的事還是在公司上班，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生活在繼續。早上從開會開始，然後討論公司內部的業務、管理、戰略，以及處理其他一些相關的事情。
吃了午飯，又匆匆去機場，趕到下一個出差的地方。在出差的地方，照例仍然是見一些需要見的合作方、政府方面的人士，還有公司的員工，大家來討論一些事。
當然，還要吃飯、睡覺。就這樣，一天過去了。接下來的一天，可能是再飛去另外一個城市。除了公司的事情，還去參加房地產行業的一些論壇和公益方面的活動。
你看，生活就是這樣的，我們面對的改革，面對國家、社會的這麼多事，大體上也是要人心安。
這就是當下的我，一個被改革了四十年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