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內部有階層高低的劃分。既有普通職員，也有高級經理。這個現象絕對不能從什麽“以上壓下”的角度來理解。恰恰相反。我們能夠把高層經理，理解為普通職員出於自利而聘請的!
　　歷史上有過兩大經營模式：一是經營決策只由一小群人決定，而這一小群人的全部收入有特別的規定；二是經營決策一概由企業每一個成員公平投票決定，而企業的收益也在每一個成員中公平分配。前者一般稱為“公司”，而後者則被看作“俱樂部”。

　　“公司模式”歷久不衰。

若不是普通員工也得益。單靠高層壓榨低層，這樣的企業模式不可能生生不息。至於“俱樂部模式”。由於它在道德上有吸引力，也屢屢被渴望公平的熱心人士追捧，在這裏那裏試行過。
　　非常有名的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萬尼克(J.Vanek)教授，他在1970年出版了《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通論》。

萬尼克教授覺得，假設社會上全部企業都採取這樣的“工人管理”的俱樂部模式，那麽這個社會就既能保留自由競爭的長處，也能極大地接近全然就業的理想狀態。
　　萬尼克教授的理論，一度風靡南斯拉夫等國家。

當時的風頭不再說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樣的模式已經式微。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當時批評，說這樣的管理模式的全部權模式不清晰，在立即畫條紋變不了真斑馬。
　　俱樂部模式的真正困難，恰恰就在於企業內有平等的決策權。一人大約有一票，這樣人人都在企業內部激烈競爭，通過內耗來追求平均利潤最大化，結果是等到平均利潤最大化時。企業的價值達到了最小化，而企業內職工的收人降到社會平均水準。當整個社會的全部企業都採取這樣的俱樂部模式時，全社會的資源價值就一降再降。不堪設想。

　　企業究竟採用“公司模式”。還是“俱樂部模式”，對公司的市場價值是舉足輕重的。

註意，這裏是強調，企業的市場價值不僅由企業的有形資源構成，還非常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無形的管理模式。也正由於這個緣故，企業的市值不可能只依照實物或歷史投人的價值來估算。

　　不僅如此，財務會計本身也不可能全然準確。多年前，我在香港旁聽一個由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和新聞媒體共同舉辦的研討會。主題是政府的財政預算報告。當與會的一位高官信誓旦旦地保證，那份預算報告沒有做假賬時，一位經濟學家反駁說“沒有賬不是做出來的”。

　　這位經濟學家不是有益擡杠。他是說，即使沒有刻意歪曲。不論什麽賬目也仍然包括非常大的酌情成分：有些開支須要逐年攤分；有些盈利得放到下個季度才一體現；凡此種種，財務會計到最後都有藝術的層面。
　　這個灰色地帶揮之不去。問題是，遇到想經營百年老店的老板，當然，不會有益利用它來自欺欺人；但遇到別實用心的經理，就非常難事前阻止、也非常難事後證實他們以前上下其手。要記住的歷史教訓是: 對財務報告的真誤，永遠要依據公司治理背景來衡量和估算。

　　有了這些鋪陳，我們能夠對國內試行的MBO模式有更深入的把握。

所謂MBO，就是經營班子買斷公司的全部權。

通常。銀行看中了企業的經營班子後，以貸款的形式向這個經營班子下註。賭這個經營班子能把企業扭虧為盈。一旦成功，這個班子在歸還銀行貸款之余，逐步收購企業的股權，使得企業產權逐步明晰。
　　這個方法糅合了幾個重要的考慮：一是突出了貸款人對經營模式的考察，體現了經營班子對企業未來價值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是經營班子是在競爭而不是內耗中形成的，他們在競爭中取勝的同一時候也給社會帶來了效益。 三是充分調動和運用了銀行和國企管理官員對企業和行業的詳細知識，極大地避免了大規模和一刀切的產權改革所難免的失誤。
　　 必須承認。MBO不是產權改革的唯一模式，也不是產權改革的無暇模式。但沒有什麽改革模式是唯一的，也沒有什麽模式是無暇的。

改革必須進行下去。而在這場關於國企改革的廣泛爭論中，不透過這兩篇文章所介紹的企業治理知識看。是無法理解MBO模式具有的現實長處的。

企業經理的作用(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