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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淺析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哲理意蘊

作者:劉幸

青年文學家2016年30期

 

武俠小說在中國文學中一直佔據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無論是梁羽生,還是金庸,都是當代武俠小說創作的大師。他們的武俠小說,以現代小說的寫作技巧為綱,在傳統的寫作手法的基礎上追求創新,因此使武俠小說在現代小說創作中獨樹一幟,為現代武俠小說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金庸是武俠小說的大家之一,他的每一個武俠故事都蘊含著豐富的人生意蘊,金庸的武俠世界實質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世界,身處這個武俠世界裡的英雄人物就是一個個人生的縮影,金庸借武俠小說的形式寫出了武林中的俠客和現實社會中的人生。評論家陳世驤在給金庸的書函中曾說到“蓋讀武俠小說者亦易養成一種泛泛的習慣,可說讀流了,如聽京戲者之聽流了,此習慣一成,所求者狹而有限,則所得者亦狹而有限,此為讀一般的書聽一般的戲則可,但金庸小說非一般者也”。[1]金庸自己也曾經在《笑傲江湖·後記》中談到:“我寫武俠,是想寫人生”“只有刻畫人生,才有長期的價值,”[2]他的作品給我們描繪了一幕幕的社會戲劇和人生演義,充滿了對人生的思考。

 

中國武俠小說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唐傳奇,唐傳奇屬於市井文學,這一文學形式深深紮根於市井之間,因此,武俠小說這種文學形式也是來源於社會。雖然小說中充滿著許多誇張的藝術描寫,但是由於它來自市井,始終無法擺脫市井。可以說,武俠小說的“根”即是社會,而它的“枝葉”則是社會中的人。中國的舊武俠小說屬於面向市井的商業文學,作者筆下所描寫的事物是表達市民的思想的,在舊社會裡,英雄作為拯救者的象徵正迎合了舊時期市民階層對自由、正義和超凡能力的渴望,舊武俠小說既讓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市民們獲得了一種補償性的滿足,同時也是他們平淡生活中的一種娛樂與消遣。

 

與舊武俠小說不同,金庸的武俠小說中都會設定一個核心的英雄人物,並將他置身於武林之中,將苦與樂都融入這一英雄人物的身上,演繹人性的悲歡與偉大,凸顯人類的生存狀況。所以金庸說:“武俠小說並不是純粹的娛樂性的無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書寫人生悲歡,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3]與此同時,金庸也曾表達過他寫武俠小說的真正目的:“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學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4]濃厚的歷史感和深刻的人生體驗形成了金庸武俠小說的深度,他的武俠小說,在解說著歷史更詮釋著人生。

 

金庸的武俠小說歷史內涵豐富,也可看做是歷史小說,他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有明確的歷史背景,而金庸筆下的英雄人物都是處身於歷史動盪時期,其中又多以民族之間的衝突為主導,在衝突中展現出英雄人物的獨特風采。例如,在金庸的作品中,《射鵰英雄傳》寫的是漢族與蒙古族的爭鬥,《天龍八部》講的是漢人與契丹族的對抗,《鹿鼎記》的故事是發生在反清復明的背景下,因此可以看出,金庸的武俠實際就是當時動亂不安的社會的真實寫照。在這一部部的亂世英雄傳中,金庸把他對歷史的反思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他的筆下,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實際上就是一部失敗的歷史,永遠充滿著永無休止的反叛,永不停息的戰爭,而這其間又間雜了人民對於和平盛世的呼喚,盼望安定生活的理想。

 

在金庸的作品中,有對歷史的反思,例如在《碧血劍》,這部書中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人物,並以歷史事件為背景構造小說的框架。小說一開頭就顯示出明確的歷史風貌:“大明成祖皇帝永樂六年八月乙未,西南海外浡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來朝,進貢龍腦、鶴頂、玳瑁、犀角、金銀寶器等諸般物事。成祖皇帝大悅,嘉勞良久,賜宴奉天門。”[5]這段描寫的就是歷史真實。書中也寫到了皇太極之死、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等重大的歷史事件等。同時,金庸的小說在濃厚的歷史色彩中關懷人類的命運。“每一英雄都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體驗了生存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揹負起民族精神。”[6]可見,金庸武俠中人物的命運與歷史是分不開的,在這裡,英雄的行俠仗義,衛國禦侮是對歷史困境的反抗和對自身的超越。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也有對所謂的正統權威的批判。例如在《鹿鼎記》,金庸為我們展示了散發著威嚴與肅穆的氣息的皇宮,巍峨的宮殿和高高的城牆標榜著天子的聖明與不容侵犯,臣子的忠誠,統治的合法,這些都讓人們屈服於封建統治之下,對封建制度不敢有所質疑,而金庸卻展現了封建社會威嚴外表下的荒唐與無理的本質,抨擊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在這部作品中,主人公韋小寶是一個有母無父的一個形象,從小就隨母親在麗春院中長大,惡劣低俗的生存環境讓他練就了一身特殊的生存本領,能逆來順受,見風使舵,雖然這只是一些混生計的小計謀,但是這些小計謀卻使他在皇宮中如魚得水:與皇帝摔跤,智擒鰲拜,制服假太后等,他也因此在皇帝面前寵幸有加。韋小寶用這樣一些小計謀贏得了皇帝的信任。有學識的人並沒有大的作為,而一些不學無術的小丑卻成為了皇帝身邊的大紅人。由此可以看出,金庸藉此有力的抨擊了封建制度。

 

除此之外,金庸在他的作品中還極大地嘲諷了當時的傳統儒家文化,即封建統治者維持其統治的正統儒家經義。如在《鹿鼎記》中,韋小寶的文化知識算是“斗大的字不識一個”,他的知識都是從妓院裡說書、戲曲中得來的,而與他同時代的顧炎武等卻都是大學者,飽讀詩書,但是這些人卻都並沒有什麼作為,甚至還不如一個近乎於“文盲”的韋小寶。顧炎武身陷囹圄,是韋小寶搭救的;韋小寶還可以策劃宮廷政變,他用的就是《水滸傳》中的方法。所有的這些,讓那些在知識淵博卻毫無建樹的學者們佩服,最後都回到韋小寶的身邊,對韋小寶佩服至極而且力勸韋小寶做皇帝,傳統的儒家大家卻最終臣服於韋小寶這樣不學無術的小人物,可以看出是對當時正統儒家文化的一種諷刺。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都有一個核心的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都有著鮮明的性格特徵。當他們置身於復仇的漩渦和江湖爭利之中時,他們都表現出了令人欽佩的氣概,他們自我意識的覺醒精神使人震撼。如在《笑傲江湖》中,主人公令狐沖是一個自由自在的浪子形象,他對從小收養他的師父嶽不群唯命是從,但是當他親眼目睹正派人物劉正風和魔教豪俠曲洋因為違反了江湖道義而變得勢不兩立最終慘遭殺害時,生性具有俠義心腸的他不禁對所謂的江湖正統產生了懷疑,從而走上了背叛正統的道路。在金庸的小說中的江湖道義實際上就是封建道統,江湖中師父的權威表現出了強烈的封建“父為子綱”的父權色彩,而令狐沖在選擇正義還是選擇江湖道統時,他表現出了對封建道統的反叛。除此之外,在那個視功利如生命的江湖中,令狐沖對待權力也有著他自己的看法,當任我行讓他接任日月神教教主時,他說: “晚輩只要一聽到甚麼‘聖教主甚麼‘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全身便起雞皮疙瘩。晚輩喝酒三十碗不醉,多聽得幾句‘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忍不住頭暈眼花,當場便會醉倒。”[7]而黑木崖的放聲一笑更是表達了他對普天下獨裁者的極端蔑視。還有《天龍八部》裡的大俠蕭峰超越了狹隘的民族立場,一心只為平民百姓著想,以死換取契丹皇帝不在侵擾疆土的承諾,這些都是英雄的自我覺醒,也是金庸在現實社會中的思考。

 

在金庸的小說裡,武俠故事的最後都是以英雄戰勝邪惡之後歸隱山林而告終。如楊過與小龍女隱居古墓;張無忌與趙敏浪跡天涯;令狐沖與任盈盈隱於山林琴簫相和等,這些結局都耐人尋味。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退隱,既是對醜惡現實的抗議,也帶有一種“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無奈。“在這樣一種歸隱方式中,生與死的意義漸漸體現在個人的性情上,而不是民族、國家的興亡之上,男女主人公成為試圖超越歷史、民族、國家的旁觀者和局外人,他們最終選擇的是個人的自由。”[8]

 

例如在《連城訣》中,主人公狄雲最親的人是自己的師父和師妹,與他們的相處成了他全部的人生經驗,而且師父和師妹也是他的情感寄託。然而師父為了寶藏把他和師妹都欺騙了,而後師妹又離他而去投入了他仇人的懷抱。乃至後來在獄中,小說中唯一的真正俠士,機智過人的丁典也把他當成惡徒與淫賊,不相信他受了天大的冤屈。這些都會引出一些疑問,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江湖俠義?世間是否存在忠誠?金庸其實是回答了這些問題的,狄雲的故事後面,蘊藏的是對人性貪婪的揭示:幾乎所有的江湖人物眼睛盯著的都是寶藏,小說中如此多的隱祕與曲折,如此多的險惡都是因為人性的貪婪,狄雲對這樣的人性這樣的江湖只能是哀傷絕望,萬念俱灰,只能是“拔劍四顧心茫然”,所以他選擇了隱於荒無人煙的山谷中。而這些從根本上看都蘊含著金庸對人生對社會的感悟。

 

以金庸為代表的中國武俠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追求的是一種無拘無束,行走於江湖的境界。這屬於一種在現實條件下的浪漫主義,在一定層次上繼承了遠古神話的風格。從金庸小說中看出,字裡行間都滲透著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劉建東就曾高度評價金庸的作品:“作者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9]在金庸封筆的近三十年來,他的武林霸主的地位從來未被撼動過,究其原因就在於他的小說不僅僅單純為娛樂而作,而是一種對歷史的思考,對人生的感悟,正是因為這才使他的武俠小說經久不息,無人可以超越。

 

註釋:

 

[1]金庸:《天龍八部·附錄》,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

 

[2]金庸:《笑傲江湖·後記》,廣州:廣州出版社,2013年版.

 

[3]金庸:《天龍八部·後記》,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

 

[4]林以亮、王敬曦、陸離:《金庸訪問記》.

 

[5]金庸:《碧血劍》,廣州:廣州出版社,2013年版.

 

[6]餘世靜:《淺談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四諦思想》,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

 

[7]金庸:《笑傲江湖》,廣州:廣州出版社,2013年版.

 

[8]宋偉傑.:《從娛樂行動到烏托邦衝動——金庸小說再解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劉建東:《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連雲港化工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

 

參考文獻:

 

[1]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金庸:《笑傲江湖》,北京:三聯書店.

 

[3]金庸:《天龍八部》,北京:三聯書店.

 

[4]陳默:《文化金庸》,北京:東方出版社.

 

[5]金庸:《雪山飛狐》,廣州:廣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