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紀念冊
熱點的意義是什麼？大概就藏在熱點過氣後殘存在人們腦海中的記憶裡。
因為按照大腦記憶規律，依賴注意力所獲取的資訊（比如熱點包含的情緒、畫面和音訊）更多隻能停留在短期的瞬時記憶中，只有對事物進行大量反覆記憶、或者在抽象理解後刺激大腦更多的功能分割槽，才能以長期記憶的方式進行儲存。
換句話說，那些被我們經歷過的熱點，終究會成為我們性格中的一部分，在潛移默化中被呼叫和讀取，影響著我們未來的行為決策。
比如在這個9月，我們的紀念冊裡就留下了三個關鍵詞： 少年、中年、此去經年 。
少年：你該長成什麼樣？
2018年9月1日晚8點，《開學第一課》在央視一套的開播隨即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人們發現節目直播過程中穿插的廣告時長多達15分鐘，與此同時廣告內容也多以補課、線上家教等產品為主，不但不太符合“公益類欄目”的自身定位，還與人們一直以來呼籲的“給學生減負”相違背。
只是多年以後，當人們再回憶這次事件所引發的輿論，“廣告”可能根本算不上什麼黑點：
人們發現節目組邀請的4名現場表演嘉賓，從行為舉止和妝容上來看，氣質似乎過分“陰柔”，進而產生了新的輿論話題： 如果我們的少年成天就看這樣的偶像，那麼“少年娘而中國娘” 。
從輿論走向來看，3天之後的“魔道祖師”事件幾乎是這輪爭議的接力。當人們發現耽美（同性純愛）題材小說不但在青少年群體中擁有廣泛的受眾，甚至影響力深刻到粉絲們願意為其做出人肉、跟蹤、網路暴力等過激行為，輿論中呼籲“不要教壞孩子們”的打擊範圍再次被擴大。
當然這一列爭議也有好的一面：我們的輿論環境已經習慣於對負面進行自發的反思，比如為什麼飯圈會形成這樣的文化氛圍、比如我們應不應該尊重性別的流動性，比如我們是不是因為社交網路變得過於敏感。
但遺憾地是，為了跟進熱點傳播半衰期的反思往往是草率的，即使披上了理論的外衣也不例外。因為這些反思的話題得以成立，歸根結底需要將邏輯建立在“這些文化現象/文藝作品”與“整個少年群體變壞”互為因果的事實上—— 那麼倘若這個前提就是不成立的呢？
38年前的1980年，作為鄧小平訪美后敲定的文化交流專案之一，中央電視臺譯製部曾經引進了一部名為《加里森敢死隊》的美劇。劇中一群來自監獄的囚犯們，在美軍軍官的改造下成為了能夠深入德軍敵後、從事破壞工作的敢死隊，並且各個身懷絕技、有勇有謀——這種在當時絕對新奇的暴力美學設定，讓該劇一經播出就在觀眾層面獲得了非常熱烈的反響。
不過這部劇只播放到了第16集就旋即“腰斬”。至於具體原因，中央電視臺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給出解釋，但人們相信大概率是因為“劇情教壞了孩子”：
不少媒體報道稱，當時的青年群體正在形成一股模仿劇中情節的風潮，有的苦練飛刀、有的抽菸喝酒、還有的模仿劇中的盜竊手法連環作案，還在案發現場留下“加里森敢死隊”的字樣“致敬”，一時間引發了大量影響社會治安的違法犯罪事件。
但人們沒有聯絡到的媒體報道是，在下鄉青年返鄉等因素的影響下，當時城市待業人口的積累已經達到一個臨界值。以北京為例，在媒體統計當中共有待業青年40萬，占城市總人口8.6%。
說到底，所有商業化的文藝作品必然會以市場為考量，對內容中可能出現的亮點與衝突進行放大，這也就決定了文藝作品（無論是電影電視音樂、還是在商業化包裝下誕生的個人IP）所呈現出來的內容是過激的、與現實拉開足夠距離的——用被包裝的現實去定義現實、批評現實，這樣的出發點本身就很魔幻，更別說延伸到基於過激事實出發的思考。
這或許就是今年9月這波“少年焦慮”最富有“偽命題”色彩的地方： 我們把“誘因”看作了“主因”，或者說取代“主因”成為獨立驅動事件發展的唯一因素，然後以過分焦慮的姿態放過了真正需要焦慮的地方 。
只可惜爭論來爭論去，除了錯位思考激發了全民逆反之外一地雞毛。少年到底應該長成什麼樣，這個重要的問題似乎也被浪費在熱點半衰期裡，最後不了了之了。
中年：你去往什麼方向？
當年韓寒因為《乘風破浪歌》被輿論一通狂批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八個字的經典點評，叫“ 成名太早、死得太晚 ”。
具體解釋，“成名太早”讓韓寒篤信並願意充分適應那套讓他成功的社會規則，“死得太晚”讓韓寒充分適應的那套社會規則開始在環境的變化下開始失效——當這種失效到達一個臨界點後，在舊社會規則中的那些成功因素，很容易反向轉化為新社會因素中阻礙成功的桎梏。
於是開頭那些過分強調“女生應該XXXX”、“不能XXXX”的歌詞，即使本意是“一個小男人酒後的胡話”，用來襯托“酒醒之後決定為這個家庭的幸福而努力”的決心，在新的社會規則解讀下並沒有任何解釋機會：
人到中年，最容易好心往往只能“自以為”，然後真就做了壞事。
這個規則幾乎是無人倖免的，哪怕是馬雲。雖然以杭州市民代表的身份，出現在了9月2日雅加達亞運會閉幕式的最後八分鐘表演裡，出色地完成了這份充滿國家榮譽感的任務，但馬雲的亞運會之旅仍然聽得到批評的聲音：有媒體記者認為，即使是贊助商，作為一名男性也是萬萬不能進入女足更衣室的——哪怕初衷只是為了鼓舞和獎勵。
一天之後“規則落地”的主角換成了傳聞中的劉強東。
在明尼蘇達，劉強東的本意是參加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的課程，並在培訓結束後會見了一些希望尋找投資的創業大學生：按照當年著名的“名利場”理論，錢、性和各式各樣的資源在進入這樣的語境後其實會成為擺在明面上交易的籌碼，組成階層流動的穩定通道——至於一個看起來急需上升的女大學生，會多事地打破這個已經被人們無數次驗證有效的遊戲規則？經驗會告訴你“連個預警的必要都沒有”。
馬雲和劉強東證明了“中年失效規則”的必然，咪蒙則證明了“中年失效規則”的單位時間正在縮短。在雅加達閉幕式的同一天，咪蒙確認了此前網上流傳的“離婚”訊息，並在個人微博上寫到：他不愛你，節哀順變。
離婚肯定不算一件絕對意義上的壞事。尤其按照咪蒙一直以來的自媒體定位，“離婚”反倒是個非常好的傳播素材：
法理意義上的獨立、情理意義上的斷舍離，如果能再為“離婚”找到一個脫離物質或者人際關係之外的理由，無異於用實踐昇華理論。
但很顯然沒等咪蒙迴應，就已經有無數網友用咪蒙的方式幫她完成了“迴應”。有調侃、有嘲諷、有解讀，還有很誅心的離婚動機論推測，直接的後果是等到真正來自咪蒙的“離婚迴應”推送之後，一篇原本可以劃里程碑的爆款，基本上只剩下了“迴應質疑”的危機公關作用——而此時距離《致low逼》的推送時間還不過3年。
這樣的節奏讓人容易想到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描述的一個觀點，即生物本身就是演算法的結果，比如什麼樣的身體構造更適合地形變化、保留什麼的器官更有利於生存、做出怎樣的判斷更有容易提供生活質量。
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力/科技水平的提高本質上是演算法的進步，生產力/科技水平水平進步地越快意味著演算法進步的越快，意味著時下所呈現的社會分工將更快速被替代，意味著人類個體的評判座標系會更快速變化。
這或許就是今年9月這波“中年危機”最令人感到恐懼的地方：
從《致lowB》身上爭取到3年時間的咪蒙、到《北京遇上西雅圖》身上爭取5年時間的吳秀波、到通過擊敗uber爭取2年通行時間的程維和滴滴、到如同PUA教程般租下思南公館卻最終只抱得美人歸1年多的袁巴元，人們批判著在固有規則或人設下的故步自封讓被淘汰成為必然，卻眼睜睜地看著故步自封的數字也變得越來越奢侈。
未來我們哪怕原地踏步似乎也要拼盡全力，當象徵著瓶頸期的中年界線越來越早，你將會去往什麼方向？
此去經年：遺忘悲傷和美好
最後再來說說9月那些充滿遺憾的熱點，比如我們接連告別了常寶華、朱旭、單田芳、師勝傑、臧天朔、布仁巴雅爾等一系列文藝界翹楚，同時還遇上了堪稱“世紀颱風”的天災“山竹”。
這些事件的密集發生，很容易讓社交網路的公共情緒陷入持續低迷，但好在社交網路最擅長的就是遺忘，又讓這些讓人悲傷的事情由變得足夠美好。
想想看，如果社交網路的記憶力足夠出色，人們應當記得今年3月的時候姜昆去探望過一次師勝傑先生。當時師勝傑先生雖然笑容滿面，但體型嚴重的瘦削和滿頭白髮無一例外地說明先生健康狀況很不理想，足以讓姜昆“半年來就怕接到有關師勝傑訊息的電話”。
問題也隨之而來，人們在“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是否還能對師勝傑先生的離去感到驚愕？是否還有機會在大眾輿論中重提月初逝去的另一位相聲名家常寶華？是否還能在足夠的情感衝擊下，聯想到上個月大鬧《相聲有新人》的“公式相聲”、聯想到李寅飛郭德綱師徒重聚的表白，再用這些情緒重新推動相聲回到舞臺中央？
同樣的疑問也可以套用於朱旭的話劇社團、單田芳的評書和臧天朔的第一代搖滾人。總之這些已經過分突兀於現代傳播語境的文藝形式，想要在正常的記憶曲線裡逆勢突圍，重新定向人們的注意力，反正我是沒有信心的。
於是老先生們能在這個資訊廉價的時代裡成為“巨人的肩膀”，也只有靠這種遺忘帶來的意外感了。過程讓人不甘，結果已經足夠美好。
山竹的“遺忘優勢”就更加明顯了。科普知識的難懂晦澀，和謠言帶來過的那些慘痛教訓，讓2018年的中國網民們在再次遇到“大災”時，自發地將參與行為統一收歸到為段子。
當然這樣的行為遷移是有道德瑕疵的，畢竟災難實打實地發生、實打實地給災區人民帶來財產和生命健康方面的損害，用一句很俗的話來說：沒有人贊成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但我們也需要承認的事實是，社交網路熱點的大部分參與者沒有接受過專業媒體的訓練，更難以付出複雜邏輯推導所需要消耗的思考成本——這讓段子成為了最方便記憶的資訊載體，也最大程度地規避了“不合格參與者添亂”的風險。
於是哪怕我們什麼有效的抗災知識也沒有記住，也最終能夠留下“樂觀地面對困難的來臨”的真實體驗，不幸在“遺忘”中多少能找到一些美好。
只是能夠帶來美好的“遺忘”都是現象，被工具化利用的“遺忘”所追求的訴求幾乎截然相反，比如在被騰訊投資部闢謠後幾乎迅速在輿論層面消失的子彈簡訊，比如上市破發後創始人夫婦悄然移民新加坡的海底撈，比如自罰三杯式夜間停運一週的滴滴，他們在9月的沉默似乎反而成為了啟用話題發酵的策略，讓大眾輿論在不加引導的情況下充分填充了未來的所有分支。
在職業足球戰術裡，佔據壓倒性控球優勢的球隊在無力破解對方密集防守的時候，常常會故意表現出“傳球瑕疵”或者“控球失誤”，讓對手意識到“可能獲得球權可能性”後進行主動上搶，從而讓對方本來緊縮的陣容來“虛構的機會”下暴露出空隙。
世界盃年過後，誰還不會點誘敵深入呢？
遺忘之後都是最值得我們記住的，2018年9月就這樣被我們裝進了紀念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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