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設計師的自我修養_之二_曾國藩的“大悔大悟”
阿新 • • 發佈：2019-01-31
江西的困頓與“大悔大悟”
一）
湘軍的意外崛起，使昏慘慘黃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時間，朝廷褒獎，紳民歡呼，曾國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按理說，此時的曾國藩應該會呼風喚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國藩的日子仍不好過。因為體制仍然不順，餉項仍須自籌。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湘潭大勝之後僅僅九天，他在長沙給弟弟們所寫信中沮喪地說：
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又說：餘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
也就是說，湘軍籌餉上的困難一如既往。曾國藩仍然經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以致肝氣上升，時常處於焦灼憤懣之中。
問題的焦點在於曾國藩沒有實權。大清王朝各省的實權掌握在省長們也就是總督和巡撫們的手中，他們是全省官僚系統的絕對主人。下級官員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們手中，對他們惟命是從。
曾國藩與督撫們雖然同一級別，在地方官員眼裡卻被視若無物。因為出山之後，皇帝給曾國藩的只是虛銜，既沒有提拔下屬的權力，又很難左右地方官的命運。軍事離不開民事，招兵、選將，購置武器，“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卻往往不予配合。
曾國藩需要實權，這一點皇帝心裡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淺的咸豐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他以前只知曾國藩膽子大，敢於攖皇帝之逆麟。這次才知道此人本領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數萬，所向披靡。如果他打敗了太平軍後反戈朝廷，那豈不是比太平軍還難對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漢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後滿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盤是讓曾國藩遊擊野戰，殲滅太平軍有生力量。最後仍由盤踞在天京腳下的滿族將領收功。因此雖然屢獲大勝，湘軍與清王朝體制上的矛盾仍然沒有理順，曾國藩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這種艱難在江西表現得最為充分。
二）
鑑於湘軍是唯一有戰鬥力的部隊，咸豐皇帝命曾國藩出省作戰，支援困境中的江西。湘軍出省作戰實行的是“就地籌餉”，江西省官僚系統負有供餉之責。其時江西巡撫是陳啟邁。其人氣度狹隘，寸權必爭。在他眼裡，曾國藩不過是一個辦團練起家的在籍官員而已，地位等同紳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軍餉，就必須對自己惟命是從。因此他對曾國藩指手劃腳，呼來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為難。曾國藩在奏摺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羅澤南克復廣信以後，臣本欲調之折回饒州、都昌，以便與水師會攻湖口。陳啟邁則調之防景德鎮，又調之保護省城，臣均已曲從之矣。旋又調之西剿義寧，臣方覆函允從，而陳啟邁忽有調往湖口之信；臣又覆函允從，陳啟邁忽有仍調往義寧之信。
對這樣一個毫不知兵的巡撫，曾國藩實在無法敷衍，只好拒不從命。這下子惹火了陳啟邁，對曾國藩“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曾國藩沒辦法，只好自己想辦法在江西籌餉，這又侵犯了陳啟邁的財政權。在他的帶領下，江西通省官員與曾國藩針鋒相對。曾國藩要對商人抽稅，地方官員馬上也抽，強分一杯羹。曾國藩要任用一個地方上的紳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對敢於接近曾國藩的紳士打擊報復。蓋有曾國藩關防的捐輸執照，不被地方官員承認，說曾國藩“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又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說他“系自請出徵，不應支領官餉”等等，極盡汙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擠垮曾國藩之勢。曾國藩在江西數年之間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自己說他在江西“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連與曾國藩積怨很深的王錱，也不無同情地說：“滌帥遭際若是，直令人急煞”，“滌帥所處真是不易。”
曾國藩忍無可忍，拍案而起，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陳啟邁“劣跡太多，恐怕貽誤大局”，上奏參劾。陳啟邁所作所為確實讓人無法為之辯解，咸豐皇帝閱之大怒，立刻將陳啟邁革職查辦。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又重複了湖南的經驗，這次參劾不但沒有使其他江西官員束手，反而令他們變本加厲。接替陳啟邁任江西巡撫的文俊行事一如陳氏，江西官員在他的率領下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下絆子設障礙。甚至曾國藩的兵勇也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曾後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回憶這段經歷說：“江西數載，人人以為詬病。”又形容當時的苦況說：“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當然，使他“積淚漲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員的個人素質，而是咸豐皇帝對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員出山帶兵，本是激於對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卻對他如此提防，曾國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無時不想掛冠而去，但時勢之危與聖人之教又不容許，只好百計隱忍，甘受煎熬，長年寸心如焚。“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虹貫荊卿之心，而見者以為淫氛。碧化萇巨集之血。而覽者以為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原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於筆端。甚至這樣對好友劉蓉說：“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種種不平之鳴，證明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一向對曾國藩多所譏評的王闓運，在編寫《湘軍志》時，也在日記中對曾國藩深表同情：“夜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滌公言：‘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
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的難堪經歷。
三）
正在曾國藩痛苦萬分之時，他接到了父親的訃告。這個噩耗此刻倒成了擺脫困境的天賜良機。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並且不等皇帝的回覆，把軍隊拋在江西，徑直回到了湖南老家。皇帝當然不會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覆中催他立刻回到軍中。曾國藩給皇帝上了一封奏摺，一股腦地把自己壓抑已久的愁苦憤懣都說了出來，期望皇帝會體諒他的苦衷，授與他職權。
曾國藩在奏摺中將官場的潛規則說得很清楚。
他說，帶兵打仗，必須依靠地方官員的支援。“至於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何一不經由州縣之手？”但地方官員只認他們權力體系內的運轉規則，只聽能掌握他們升遷權力者的話。他名義上為部長級官員，而 “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視本管上司為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可信”，所以“或臣抽釐之處，而州縣故為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逼勒。欲聽之，則深慮事勢之窒礙；欲懲之，則恐與大吏相齟齬”。
他雖有保舉權，但由於所保人員非國家正規軍出身，“徒有保舉名，永無履任之實”。許多戰功卓著的部下，“雖保舉至二三品，而充哨長者，仍領哨長額餉。充隊目者，仍領隊目額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
他直言不諱地說:“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濟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如果皇帝不給他督撫之權，他就只能“在籍終制”，就是說不復出山。
曾國藩以為他已經把委屈和困難說得夠充分了，皇帝沒有任何理由不給他這個賣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援。沒想到逞婦人之智的咸豐皇帝卻和曾國藩較上了勁。適值此時天京內訌之後，太平軍內部分裂，勢力大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有沒有曾國藩好像也沒有大礙。於是順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實際上解除了他的兵權。
這當頭一棒差點把曾國藩打昏。他萬沒料到苦戰數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果。而他的那些宿敵，也就是長沙城中的湖南官員們聞聽此訊卻一個個喜形於色。從傳統倫理上來說，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挾皇帝都有違臣道。以前曾國藩以唯我獨忠之態，居高臨下，睥晲眾人。而這次他們可抓住了把柄，舉城跳著腳大罵曾國藩假道學，假忠義。蟄居荷葉塘的曾國藩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臥病在床。他在給郭崑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更讓曾國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難逢之良機眼睜睜地從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際正當太平軍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他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了家。他的許多部下，都因軍功飛黃騰達。比如以知府投身於他的胡林翼早當上了湖北巡撫，以千總這樣的低階軍官身份加入湘軍的楊載福也已經升為二品提督，而他卻仍然是一個在籍侍郎，職位沒有任何升遷。在他離開軍隊這段日子，湘軍攻陷九江，楊載福、李續賓皆賞穿黃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一時榮耀無比。只有他這個湘軍創始人冷冷清清呆在家裡，受人嘲罵。曾國藩雖被視為理學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極熾，失去這個永垂史冊的千載良機，他怎麼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詡硬漢的他這回有點挺不住了，舉動大異常態，整日生悶氣，“心殊憂鬱”，動不動就罵人。他數著江西的一幫文武罵，罵夠了就找幾個弟弟的茬吆喝，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發生過口角。弟弟們走了後，他又開始罵幾個弟媳婦。語言粗俗，蠻不講理，理學家的風度蕩然無存 。
被酷熱擊中的荷葉，夜半仍然如同處於火爐之中。徹夜不眠的曾國藩時而在床上輾轉反側，時而在室內外踱來踱去。幾年來的種種經歷不斷纏繞在他心頭，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說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處處感懷”，“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近日天氣炎熱，餘心緒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懷吾弟而不能見。”
在極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薦的老莊著作。幾千年前的聖人之言給了他意想不到的啟示，讓他恍然見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來的種種情形在大腦中一遍遍過電影。漸漸的，曾國藩靜下心來了。
曾國藩反思到，在官場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臉腫，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個性、脾氣、氣質、風格上的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為人處事，總是懷著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自以為居心正大，人濁我清，因此高已卑人，鋒芒畢露，說話太沖，辦事太直，當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閱舊日信稿，發現了當日武昌告急時，他請求駱秉章發兵援救的一封信。寫這封信時，他覺得字字有理有據，今天讀來，卻發現字字如錐如芒。信中稱湖南湖北“脣齒利害之間，不待智者而知也”，不僅沒有一點商量的口氣，而且還略帶嘲諷之意。為了防止駱秉章干預他募練水師，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態度，“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曾自稱）在此興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為措置” 。仍是一副捨我其誰、比誰都高明的架勢。
怪不得當日駱秉章批評他剛愎自用。駱秉章回信的原話是說他：“行事猶是獨行己見，不能擇善而從，故進言者安於緘默，引身而退。” 說他做事聽不進別人意見，所以也就沒人願意給他出主意。當時聽了這話他不以為然，今天想來，才發現確實說到了自己的痛處。他在給弟弟的信中承認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
曾國藩回憶起在湖南時朋友們對他的批評:“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疑我近於妒功嫉能，忮薄險很者之所為，遂使我憤恨無已……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
朋友們不能理解他，難道都是因為不明大義，身處局外？他自己就沒有任何責任？“行有不得，反求諸已”這句聖人之言，雖然耳熟能詳，實際上卻沒有真正做到過。
他又想起弟弟對自己的批評：“曾記咸豐七年冬，餘咎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
溫甫是三弟曾國華。親兄弟比別人說話更直接。確實，面對官場同僚，他確實常以聖賢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鐵，話語如刀。
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鄉了。設身處地，推已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當然也會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罵來對待自己。
經過反覆放電影，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點：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蠻幹、一味剛強。
曾國藩終於認識到，行事過於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之人。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為百穀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謂“大柔非柔，至剛無剛”。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虛偽、麻木、圓滑、機詐，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須手段。只有必要時合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汙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
曾國藩在這裡把家居的兩年稱為“大悔大悟”之年，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後來他回憶自己的這一變化說：“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
四）
人算不如天算。曾國藩本以為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與自己沒有關係了。不想在天京內訌之後，太平天國勢力又迴光返照，攻破了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咸豐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國藩。大喜過望的曾國藩再不提任何條件，立刻出山。曾國藩的朋友們驚訝地發現，曾國藩變了，變得他們幾乎不認識了。
首先，他變得和氣、謙虛、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來直去，不太講求虛文俗套。現在則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樣注意禮儀排場。咸豐八年正月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與人相處，不能過於拙直：“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在官場生存，必須習慣官場上虛與偽蛇的那一套：“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餘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
他在啟程前首先給各軍將領、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謙恭的語氣，乞惠“指標”。
到了長沙之後，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
原來對那些無用的官樣文章，他不理不睬，現在則每信必復。他對老朋友檢討說，以前“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因此“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諮，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現在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國藩是斑馬群中的野馬，自然引起斑馬們的群起攻擊。現在他也塗上了斑紋，以便令斑馬們誤認為自己是他們的同類。然而這番變化太過迅速，甚至引起好友們的誤解。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為憂。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寸心之沈毅憤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
然而這套儒道溶揉的老練神鬼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卻如魚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愜望”，從此他用人備餉比以前大為順利。他自己也滿意地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
二是他對皇帝，不再那麼直言不諱，而是學會了打太極拳。曾氏早年奏摺，“戇直激切，不講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點引來殺身之禍。練兵之初，曾國藩不光對同僚不假辭色，甚至對皇帝說話也句句如鋼似鐵。皇帝給他下過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實際為由直接頂了回去。比如咸豐三年十月，武漢被太平軍圍困，皇帝急命正在練兵的曾國藩去營救。曾國藩卻因兵未練熟，裝備未齊，拒不聽命，說：“未敢因諭旨嚴催，稍事拘泥。”當年十一月，太平軍又進逼安徽省會，皇帝再次令他出師，他回覆說：“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評挖苦他道：“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曾國藩接到批覆，仍然拒不聽命，與皇帝節節辯論，回答道：“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受畏葨不前之罪。”把皇帝頂得無話可說，只好讓步撫慰，說：“汝之心可質天地，非朕獨知。”
在皇帝拒絕授他督撫之權後，他所上的奏摺，更為意氣用事。皇帝說允許他在家守孝，但一旦軍情緊急，“仍當即赴軍營”。曾國藩的復奏卻稱“自問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有為之地”，不能再出。且說“自後不輕具摺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經手未完事件，擬即函致江西撫臣耆齡，請其代奏”，大有與皇帝一切兩斷，不再來往之勢。
這些奏摺，在皇帝頭腦中強化了曾國藩勇於犯上、桀驁不馴、難以駕馭的印象。這也是皇帝對他不能信任，不敢給他大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後，他奏事風格大變。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啟程上路了。所上《恭報起程日程折》，平實沉穩，無絲毫討價還價之意，頗得皇帝歡心，說“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後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願奉命，但也不再公開抗旨，而是連上數折，或託詞所部正攻打景德鎮，無法分身，或者講可以滅敵於湖南而不必入蜀，或託言江西安徽當守，多方周旋，剛柔相濟，終於擺脫了西上四川、客軍虛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於保舉，而是“同流合汙”了。
晚清軍隊，“濫舉”之風很盛。每有小勝，領兵大員都會拼命保舉自己的屬下，不管出沒出力，上沒上戰場，都會均沾好處。曾國藩領兵之初，因痛恨此風，從不濫舉。咸豐四年他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佔出征隊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佔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訊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投曾不如投胡，許多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
曾國藩原“以忠誠為天下倡”，以為僅憑忠義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閱歷既久，才發現真正的抱道之士並不如他想像得那樣多。他認識到“不妄保舉，不亂用錢”，則“人心不附”。只有誘之以“名”，籠之以“利”，才能網羅天下英才。因此復出之後，曾國藩“揣摩風會，一變前志”，大力保舉，將朝廷名器市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兩江總督後不久，他寫信給曾國荃說：
周俊大兄昨來家中，以久試不進，欲投營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營，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來往途費。如有機可假，或恰逢克復之日，則望保以從九縣丞之類，以全餘多年舊好。餘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為詬病。近日揣摩風會，一變前志，上次有孫、韓、王之託，此次又有周君之託。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給從未上戰場的周氏送上一頂九品烏紗。這表明，在官場混跡多年的曾國藩已不再是憤世嫉俗的憤怒青年，而已成為善於“揣摩風會”的油滑官僚。他已把當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現象，並身體力行了。到後來，他不但自己勇於保舉，甚至鼓勵部下不要有太多顧慮而放手保舉：“鄙人前銜奏補實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氣，不可畏幹部詰而預自縮手也。”
在十多年的帶兵生涯裡，曾國藩湘軍各營保舉的武職共達十幾萬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數萬人。而文職官員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一級的大員，五十人成為三品以上的大員，至於道、府、州、縣的官員更數不勝數了。
四是治軍不再一味從嚴，而是寬嚴相濟。
領兵之初，曾國藩對軍中用錢看得很緊，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嚴格禁止部下獲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後，則開始對部下寬之以“名利”，在金錢上手筆鬆了很多。
他寫信教導其弟曾國荃如何駕馭太平軍降將李世忠時說：
此輩暴戾險詐，最難習馴馭……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
他以前對戰爭的搶劫查得很嚴，而再出山後，對於搶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問”，採取寬容態度。湘軍攻下南京後，城中財物搶劫一空，竟無一銀交與朝廷。曾國荃主張“按民勒繳”，曾國藩不同意，認為這樣會“徒損政體而失士心”，主張各得所獲，“以憐其貧而獎其功” 。
“與世俗文法戰者十之五六”
一）
經過數十年曆練，到了晚年，曾國藩已經稱得上“老奸巨猾”了。他的謀士趙烈文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咸豐九年，有一個神祕人物帶著數名隨從出現在桐城，他自稱是來自北京訪察各地軍務的大員，行動故作詭祕，說話神神叨叨，有大員被他的氣場俘虜，對他施以君臣之禮，他也公然接受不辭。人們紛紛以為是親王貴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訪者，驚疑不已。
他以黃紙為詔，命一知縣送達曾國藩大營。曾國藩覽其“詔”，文中有時自稱“予”，有時自稱“朕”，“文理荒紕，字多訛誤”。但字裡行間，似乎又頗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內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國藩一定會迅速逮捕其人，送達京師治罪。但此時的曾國藩已經洞徹“不生不滅”法的妙處，不想因此“興起大獄”，將此信放在一邊，“置之不問亦不究”。此人見訛詐曾國藩不成，轉而“傳詔”於湖廣總督官文，官文執其人審問，“不得實，亦未深究”，此人“後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國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樣，熟練運用官場之“展”字訣，將許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為糧餉問題，地方財政上出現許多虧空，曾國藩拈用“展”字，來一個“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後年，最後不了了之。有時他還以此訣授之屬下，比如他在致萬啟琛的一封信中說：“累年相承舊債，列入虧空項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場中之祕訣也。”
當然，最能表現曾國藩的“老奸巨猾”的，當屬李秀成案的處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後，曾國藩首先對他進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資料情報。他幾次面訊李秀成，雖稱“訊”，卻態度謙和，言語體貼。和李秀成交談過程中，他也表現出一派真實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態，對李的才華表示讚賞，對他“誤入歧途”則深表惋惜。李秀成為曾國藩的魅力所傾倒，在自述中說曾國藩“有仁愛”、“有德化之心”，對他“恩情厚義”。從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話語來判斷，曾國藩當對李秀成有過暗示，比如許諾將為他向朝廷乞恩。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時意志動搖，從而寫下了數萬言的自述書。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之後，曾國藩卻迫不及待地違反朝廷獻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殺了李秀成。因為一旦將李獻俘到京城，湘軍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機密也許就會曝光。當然，提殺李秀成的過程仍然進行得周到而富於人情味兒。曾國藩特意派自己的高階幕僚李鴻裔面見李秀成，向他通報“國法難逭，不能開脫”，告訴他將於當天將他處死。這一行動既表達了對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諱”、“開誠佈公”的作風。曾國藩也並未按自己彙報中所說的那樣將李千刀萬剮，而是斬首了事。事後將李氏之頭傳首諸軍，屍體仍賞給棺材一口，進行葬殮。李秀成臨死前對曾國藩仍然毫無怨意，說：“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
曾國藩生平以“誠”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錄李秀成自述時，他卻多處作偽。經羅爾綱等人考證，曾國藩在李秀成原稿上進行了以下幾處關鍵修改：
一是關於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跡本稱“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說明洪秀全病死。曾國藩為了誇大曾國荃的戰功，將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證明洪氏直接死於曾國荃的軍事壓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經過。李秀成是在隻身一人逃難過程中，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如果照此彙報，則李秀成之被俘，與湘軍本無關係。曾國藩卻在原稿上，用硃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
三是李秀成衝出天京的時間。李秀成的原話是：“初更之後，舍死領頭衝鋒，由九帥放倒城牆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時至二十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衝出，曾國荃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他的責任。
四是刪改天朝十誤之第十誤。《李秀成自述》中總結了太平天國政治的十大失誤，第十誤原稿為“誤立政無章”。曾國藩將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誇大了曾國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釋為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回保衛天京。
二）
吳方在《傳送思想的能量與侷限——由曾國藩看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以‘王霸雜術’持身、用人、施政、御軍，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捨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隻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這麼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除了極少數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舊利益之處外，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 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以至李鴻章在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說：“吾師蒞津後，章疏皆系老實話，每為人所挾持，此鴻章所不敢出者。”
曾國藩雖然掌握了官場生存的祕密，有時也使用權詐手段。但內心操守卻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場，也並不特別得心應手。他在給諸弟的家信中說：“餘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以是餘心緒憂悒。”
最能表現曾國藩晚年風骨的是這樣一件事。
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譞託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醇親王乃是恭親王奕訢之親弟，同治帝之親叔，慈禧的親妹夫，與慈禧關係極為親密。長期以來，他一直欲與奕訢一爭高下，所以主動拉攏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一般人對這樣的核心親貴，主動奉迎唯恐不及，曾國藩卻沒有給他覆信，僅在給朱學勤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慎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說，醇親王對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動。但是我一向少與人通訊，也不便因為醇親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顯然。
奕譞不甘罷休，同治九年春又託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希望曾國藩應和。曾國藩仍然沒有回信，而是在給黃倬的信中解釋說：
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為心感。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既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承。理宜奉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尚望先為代達鄙意，至荷，至荷。
又一次給了奕譞一個不折不扣的難堪。
除了對奕譞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國藩如此風骨稜然，主要是從“避內外交通之嫌”這個中國政治大原則出發。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因為這是擾亂專制政治秩序的舉動。曾國藩基於王朝根本利益，維護了這個政治原則，卻深深得罪了醇親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後，他及他的派系對曾國藩之攻擊不遺餘力。
曾國藩早年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單線思維、唯我獨革、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中年以後，曾國藩終於在與世界的戰鬥中變得圓融了。然而這種圓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來的，是從質樸方剛中升發來的。這是曾國藩和別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他的圓融是質樸剛正為基礎的，和世俗的油滑機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語。歷經千折百磨之後，曾國藩的初心並無任何變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不再認為通過雷霆手段，能迅速達到目的。然而他還是相信通過浸潤之功，日將月就，還是會實現這個理想。他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說，整個社會風氣，可以由一兩個有權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帶動天下人皆向義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計劃是從自己做起，浸潤周圍，培養出一批正人君子，佔據要津，通過這些人逐漸影響整個社會風氣，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上說:“默察天下大局，萬難挽回,待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因此曾國藩在做官的同時，還花了大量時間精力用來育人，對自己的屬下親信進行道德學問方面的培養，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國歷史上無人可比。
三）
曾國藩晚年的祕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慘烈代價。
許多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在與世界的一次次衝突中斬關奪隘，終於伸縮如意，本領大長。
曾國藩回顧平生幾次大塹，認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說：
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
總結生平，曾國藩多次說挫折是他長進的動力，因此鼓勵他弟弟在挫折之際咬緊牙關，不屈不撓，化被動為主動，以擴充套件心胸、增長本領：
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辱之時。務須咬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餒也。
當此百端拂逆之時，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梁啟超說：“曾文正者，……在當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遇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