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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工作的開始
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利益，在這個廣泛醫療中心的建立中被顯露無疑，並不新鮮。早在1908年，遠東的需求就已極大地吸引了洛克菲勒先生的注意，以至於派出了一個由芝加哥大學Ernest D. Burton博士和Thomas C. Chamberlin博士組成的委員會，研究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教育情況。分別在每個國家考察數月後，委員會傳回報告，建議在北京建立一家教育機構，用於教授自然科學。但是在慎重考慮後，提議僅發展醫學科學分支，而不是承辦更廣泛的計劃。在採取任何實質行動前，1914年第2個委員會被委派出來，這一次僅針對中國，考察中國醫療工作的需要和機會。該委員會由芝加哥大學Harry Pratt Judson校長領導。其餘成員包括哈佛大學醫學院的Francis W. Peabody博士和漢口總領事Roger S. Greene先生，後者被任命為中國醫學委員會的常駐董事。他們的報告贊同開展醫療工作的建議，並且提出幫助建立學校和醫院的方案。
此後，中國醫學委員會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分支在中國成立。1915年夏季，第3個委員會被派出，成員包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William H. Welch博士、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Simon Flexner博士、通教育委員會祕書長Wallace Buttrick博士以及洛克菲勒研究所的Frederick L. Gates博士。該委員會建議建立2所醫學院，並且詳細研究北京和上海提供的機會。其結果是，作出了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進行合作的決定，據此，中國醫學委員會應接管土地，並在其最初成本的基礎上進行建設，提供維護和新的建築成本。
中國醫學委員會的活動
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國醫學委員會旨在與其他機構合作，逐步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體系。在其他國家，醫藥預防是基金會首先從事的主要工作，因為公共衛生體系的培育能夠在國家和個人福祉方向顯現出遠遠大於結果的前景，任何給定金額的開支，都超過治療病患上等同的努力和金錢支出。但是在中國，若干因素導致洛克菲勒基金會推遲啟動直接的衛生和預防醫學活動。
首先，公共健康的系統保護屬於政府的職能範圍，而對於這類活動，私人機構有時可以提供有價值的援助，並且當隸屬一些政府單位的周密計劃時，如省級或直轄市，他們的努力通常最有效。在當時席捲中國的動盪政治環境下，政權更替頻繁，執政當局需要隨時應對更加緊迫的問題，大規模發展早期公共衛生的前景並不令人鼓舞。第二個難題是事實上，醫藥科學在廣大群眾中尚未獲得充足的信任，無法獲得進行有效工作所需的配合。此外很顯然，儘管很多西方已知的預防醫學可以立即應用在中國，但是需要應對的條件，無論是在生物、社會或經濟方面，都完全不同於西方社會，因此在做出公共衛生方面的重大努力前，對當地條件進行一段時期的仔細研究非常重要，以適當調整所採取的措施。最後，必須承認公共衛生專案的開展和醫院的執行都不能缺少訓練有素的人員，而當時中國已有的醫生數量完全不足以承擔開展任何有規模的工作。
歷史和說明
因此，提出醫學教育屬於需要首先關注的問題。有鑑於此，就很自然地考慮開展以下活動：
1. 通過強化院校的科學課程的預先醫學教育。
2. 醫學教育
a. 本科生課程。
b. T通過長期的研究生課程和適當指導下的實際工作，培養研究員、教師和臨床專家。
c. 通過短期畢業課程培訓國內外的私人醫生和傳教士醫生。
3. 醫學研究，尤其側重於遠東的問題。
4. 完善醫院，使之成為臨床醫師和護士的培訓中心、示範基地、執業醫師必經的進修機構和大眾教育場所。
5. 在中國民眾中普及現代醫藥和公共衛生知識。
6. 通過促進服務的意識和理念，培養職業道德。
中國醫學委員會最重要的貢獻是重組北京協和醫學院，包括召集大量教師、護士和行政人員，部分招募於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機構，部分來自具有相當豐富中國醫療傳教士工作經驗的人員，以及來自數量日益增長的受過良好培訓的中國人。在1921年，工作人員包括15名預先醫學教師、57名醫學院教師、31名護士以及48名行政和技術人員。其中，123名外籍人士，23名歸國人員。新的醫學院教學樓，能夠容納25個教室，後調整至50個，一家擁有50張床位的醫院，剛剛完成建設並交付使用。
已經建立學期3年的預先醫學院，招收熟練掌握英語的高中生，
為未來成為醫學生，在物理、化學、生物、英語和語文做好充分的準備。在此期間，還要求學生選學法語或德語。在學年1920-21年開始時，學生註冊為第1學年27名，第二學年23名，第三學年9名。當時維持預科學校似乎是一種必然，因為儘管一些中國學院在一個或兩個科學上已提供良好的課程，但是一些好的機構在這些學科方面還是非常薄弱，並且彼等提交的用於醫學院入學的學生，尚沒有在所有三個學科都獲得過適當的準備。與此同時，嘗試幫助其他院校，使其在物理、化學和生物學方面提供更好的教學。為此目的，直接捐資聖約翰大學、福建協和大學、廣州基督教學院、雅禮協會，用於修建教學樓和培訓人員，同時有小部分給予山東基督教大學醫學院的捐贈被用於預先醫學課程。
北京協和醫學院在1919年啟動籌備醫學院， 上一年有13位學生就讀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課程。高年級在1921年秋開始臨床實習。通過與本科生班級同步，大量的中國和外國醫生接受了培訓，一些被錄取至普通本科課程，一些參加畢業生的特殊課程，更多是進入臨床，承擔各科室的實際工作。在過去十二個月中，先後招收了72位這樣的人員，其中一些被聘用為實習醫師、住院醫師和助理醫師。這些職位的津貼都顯著低於外界，即便在核心機構，明確強調服務的教育意義，與此同時，避免年輕畢業生適應薪金高於其他地方的危險。對於沒有在醫學院正式任職的畢業生，中國醫學委員會提供有限數量的獎學金，足以支付學費和生活費，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差旅費。
在一些情況下，對於對本畢業生專業訓練的價值，收到令人鼓舞的報告，現在，大學進入了新的季度，大部分員工正在工作，可能提供更好地服務，如同其活動的其他分支。針對醫生的特殊畢業課程主要在農曆新年和暑假期間進行開辦。
醫學院工作的一個重要分支是護士專修學校，希望向中國年輕女性提供與美國最好醫院相當的護理教育。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熟練掌握英語，是入讀四年制課程的必要條件。第一學年被用於課堂和實驗室學習，包括在預先醫學院的課程。在剩餘的學年中，進行與理論指導相結合的病房實習。目的是讓畢業的護士能夠承擔教學責任和其他醫院工作的崗位，達到國外護士培訓的水平。許多機構已經無法保障外國護士的安全，即使當他們的支援獲得保證時，該事實顯示對中國人進行同等培訓的迫切需要，她們寬廣教育背景將使她們獲得尊重，即如果醫院想要發揮正常的功能，護理部的存在必不可少。研究生也可以被招收至護士專修學校，其中一些熟練掌握英語研究生可以獲得出國留學的獎學金，如果其在北京專修學校的工作質量證明值得獲得資助。近期已安排與北京大學女子學院的聯合課程，第一學年在大學學習，後續學年部分在學院醫院實習，最後授予北京大學的學士學位。
創立營養學系，對所有重要的中國食物開展化學研究，以妥善選擇醫院飲食。向護理專業的學生進行營養學方面的指導，並向希望從事該學科研究的其他學生提供輔修課程。
儘管將其主要精力和資源投給北京協和醫學院，
但是委員會也關注其他機構的發展。具體地說, 分別向湘雅醫學院和山東基督教大學醫學院提供資助。與北京協和醫學院一樣，湘雅醫學院也採用英語教學，而山東基督教大學醫學院用漢語進行授課。小部分資助被給予聖約翰大學賓夕法尼亞醫學院，以及北京的公立學校-國立醫學院。相比以前，湘雅醫學院和山東基督教大學醫學院也已能夠從中國醫學委員會以外來源獲得更多支援，儘管他們還有許多迫切的需求，但是他們如此好地利用所獲得資金和不斷努力達到更高標準，使得他們應當毫無疑問地期待未來發揮更大作用。休假期間，這些學院的教師在美國一些最好的醫學院擔任初級教學職位，從而獲得很多有益的經驗，同時幫助他們的機構贏得各界的廣泛認同。在許多情況下，中國醫學委員會向醫學院教師提供獎學金，而不是其他北京院校，是為了使他們在休假期間能夠進行各自部門的系統研究。
因此，中國醫學界在沒有任何科學交流共同語言媒介的嚴重缺陷下艱難前行。目前還沒有公認的中文醫學術語；現有在國內外接受過培訓的人員，受到不同外籍教師的影響，自然固守所使用的教授語言，而沒有其他令人滿意的表達手段。在中國醫學傳教士協會的敦促下，成立了聯合名詞審定委員會，並在醫學和預先醫學的官方術語的編制方面取得巨大進展。現在，政府機構已主持這方面的工作，新術語的釋出需在教育部的批准下進行。中國醫學委員會通過資助中國醫學傳教士協會和中國全國醫學會，協助出版企業和生產中文醫學文獻的工作。
尚未考慮建立完全致力於研究的特殊機構，但是預計醫學院校的教師將及時能夠對醫藥科學做出重要的原創性貢獻，因為這一直是北京協和醫學院在這些工作方面給予教師一些機會的意圖。中國醫學傳教士協會也擁有供北京教師合作的研究委員會。通過該機構，可能經協調廣大獨立工作者的努力，確保獲得一些有價值的結果。
許多注意力都投入到在中國建立醫院標準中，因為除非存在年輕醫生能夠在適宜環境下從事其職業的機會，否則醫學教育的大部分工作都將被浪費了。相似的浪費經常可見，很多在其他學科接受過高技術培訓的中國人在回到故土後，發現在其專業方面找不到適合的就業，也沒有具有長期實踐經驗的資深同事給予所需的指導。傳教士協會在中國醫療工作中的領先地位已被確認，已嘗試通過加強他們醫生和護士的人手與其合作，從而保持醫療進步的最重要力量。顯然不可能有效地與中國超過300家的醫療教會中心都進行有效地合作，因此一般政策是資助位於主要醫學院校周邊的醫院，使其與院校建立親密的非正式聯絡。同時也優先考慮位於重要城市，具有穩定本地支援的機構，以及那些已在人員、裝置或建築物方面擁有良好核心的機構，因為感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醫學委員會可以通過相對小的捐助，產生最大的效果。援助已由捐款的形式轉為支援增加人員，提供一般的維護費用和改善建築物和裝置。最近，捐款已經沒有超過建議的增加和改善所需總資金的一半，剩餘部分由教會機構提供。
截至1921年6月30日，已向30家教會醫院和1家純中國機構進行過這種型別的資助。很可能嚴格教育機構的更為迫切要求，將使其此後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將大量資金用於這個分支工作。無論如何，這些醫院的未來發展必須主要依賴於它們爭取所服務社群支援的能力。
不但這些醫院獲得的教會捐助增加，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所取得的進步已使爭取中國人增加支援成為可能。中國醫學委員會也向大量在教會醫院工作的醫生提供資助，用於休假期間的研究生學習。傳教士醫生在拯救病患方面的偉大工作已深入人心，不需要再進行過多的評論。儘管普通的教會醫院存在很多嚴重的缺陷，但是它擁有一份偉大的實力，通常本土相似規模機構無法具備，即1名，有時2至3名經驗豐富的醫生將全部時間完全貢獻給醫院，員工通常居住在醫院附近，使患者可以隨時獲得至少1名住院醫師的診治。教會醫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人們對西醫的廣泛信任，使醫師在疫病流行期間能夠更有效地開展預防工作。在尚未建立醫院的地區，人們廣泛的不信任使得針對鼠疫和其他傳染病開展有效預防運動極端困境，並且往往不可能實施。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向教會醫生尋求幫助不斷變得越來越普遍，而且經常就當地政府機構的衛生問題向他們諮詢建議。
到目前為止，中國醫學委員會在公共衛生問題的大眾教育方面尚未進行過單獨的努力。大部分的工作已由個體醫師以及聯合其他團體的中國醫學傳教士協會完成，但是在未來，醫學院校無疑能夠提供實質性的協助。
雖然現在中國醫學委員會已成立近7年，但是它仍然是在這個國家開展工作的眾多最年輕的外國組織之一。
正如中國醫學委員會所做的那樣，進入了一個充分準備的地區，享受與如此多分享共同利益的朋友的友好合作，它希望通過其不斷增長的經驗，能夠及時為偉大中國人民的進步作出有益貢獻。
醫學傳教士在北京的工作開始於1861年倫敦傳教士協會William Lockhart的到來。在此之前，Lockhart已先後在澳門、上海和舟山工作過。他在北京的英國公使館附近開了一家小藥房和門診。3年後，他的繼任者是Dudgeon醫生，Dudgeon醫生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將西醫引入中國的積極運動。此後，工作緩慢進展，直到義和團運動時，所有建築和工廠均被摧毀。
在義和團運動後，更廣泛基礎上進行建設和教育工作的需要將中國所有的朋友召喚回來，首個嘗試是在北京建立一所具有現代水平的醫學院校。在1906年，對於倫敦傳教士協會所進行的聯合學校籌備工作，兩家其他團體加入了進來，並且此後不久，又新增三家其他社團，因此，相關的特派團在數量上達到6家：倫敦傳教士協會、美國公理會差會（美部會）、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差會、福音傳播協會、以及倫敦教會醫學會。首個班級在1911年畢業，距Lockhart醫生在北京開始醫療宣教工作僅50年。
協和醫學院是首個通過聯合英國和美國的醫療人員，以及代表不同教派的傳教士協會而在中國建立的醫學院。其組織者是倫敦傳教士協會的Thomas Cochrane博士，他有幸獲得西太后以及多位中國高階官員的贊助和財政支援。他還得到來自各界人士的寶貴援助，如後來的Robert Hart先生、Ernest Satow先生和Douglas Gray博士。Cochrane博士，來自倫敦，是參加北京協和醫學院新建築捐贈儀式的嘉賓，1921年9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短暫停留。
該學院幾乎完全被中國政府認可。教育委員會向所有畢業生頒授特殊的畢業證書，並且一些年來，某些政府部門作出支援該機構的年度撥款。一群非常能幹的學者被固定為教學人員。其中包括後來的H. V. Wenliam博士，一個具有超凡魅力和才華的人，懷揣著幫助建立一所現代醫學院校的人生目標來到中國；英國的J. G. Gibb博士和J. M. Stenhouse博士，以及美國的Francis J. Hall博士；他們對中國醫學教育事業都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重組前的教學採用中文。一些畢業生和學生通過緊急時刻中的公共服務脫穎而出。2位高年級學生在1910大瘟疫流行中為他們的國家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辛亥革命期間，超過32位學生參加了紅十字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