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與重構：後資訊化時代的中國社會嬗變
幾周之前，一部電影宣傳片《啥是佩奇》霸屏了朋友圈。
留守老人李玉寶，要給他的孫子準備春節禮物，但城裡三歲孩子習以為常的一個動畫角色，大山裡的爺爺卻要問遍全村，才勉強搞明白，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一部8分鐘的短片，為什麼能引發無數人的共鳴？
因為它真實反應了，當今每一個家庭都在面臨的現實矛盾。
表面上來看，鄉村老人的追問背後，代表了經濟飛速發展背後，中國城鄉文化的斷層。
根據《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報告》，在1982年，中國的流動人口僅有657萬人，而到2018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2.47億人。
其中，1980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佔比達到64.7%。
這意味著，即使不考慮外地落戶等情況，中國也有約1/6的人口--尤其是年輕一代，長期與家人天各一方。
生活環境的差異，讓他們有了截然不同的社會認知和文化理解。而春節的人口迴流，帶來了這種矛盾最普遍的碰撞與交匯。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資訊通訊為我們帶來的社會結構劇變。
幾周之前，我參加騰訊的"科技向善"論壇，有幸現場聆聽了北大邱澤奇教授的演講，深有感觸。
邱教授說，我們已經從家庭社會，進入到技術化社會。
這句話怎麼理解呢？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是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血緣、家庭與宗族，自下而上構建起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
一個人用腳步能夠走一個來回的距離，就是集市的半徑；能實施有效管理與維持統治成本的範圍，就是帝國疆域的極限。
從國家、宗族到家庭，生活關係越是緊密，資訊和知識共享程度越高，價值觀越一致，即便有衝突，也會在持續的互動過程中，逐漸融合趨同。
而現在，技術--尤其是資訊科技，徹底打破了家庭、地域、年齡、性別，乃至社會階層等侷限。
一家人坐在一起，卻各自捧著手機，關注著不同的問題，與不同的好友交流。老人們談養生，成年人討論經濟社會，孩子們關注明星。
雖然在血緣上他們是父子、母女、夫妻……但是他們的思想，已經彼此隔離，相互看不上對方的話題觀念，甚至在世界觀和價值觀上，彼此疏遠甚至是對立。
他們更認同的，是另一群可能遠在地球另一側，卻與他有共同話題和共同觀點的陌生人。
甚至連同一個人處身的不同社群，也變成了不同的"平行空間"：
而這，也將驅動我們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
正如張小龍所說，我們接納的大多數新資訊，都並不是自己主動獲取的，而是由周邊人推薦而獲得的。
而在移動網際網路上，無論如何犀利、如何小眾甚至是如何叛逆的觀點，都能找到應和，反而會因為彼此的認同和讚許獲得成就感。
"每一個人的心，都在自己的手機裡。一屏一世界，一個人的社會，已經取代了家庭的社會。"邱澤奇說。
網路成為生活必須品
這個轉變的達成，歸根到底在於，中國領先全世界的通訊網路建設，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用手機連線世界。
多年來，中國運營商一直揹負著壟斷罵名。
但在事實上，正是依賴於運營商的大建設，中國才迅速地完成了向資訊化社會的全面轉型。
在1980年，中國只有664萬門交換機和418萬部電話，而且作為事關安全的資訊命脈，它仍只能作為國家的戰略儲備，無法進入普通人的生活；直到1989年時，全國手機總量也只有1萬部。
當時，甚至連外交部的司長，因為外事活動需要，在家中安裝電話，都必須由外交部發公函，到郵電部請求協助。
1989年，統計部門曾預測，中國的手機保有量將在2000年達到80萬部，結果到2000年，這個數字已達到8700萬部，比預測高了100多倍。
2001年，中國移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網路大會戰，將網路從城市擴充套件到高速公路、景點、農村等區域，實現全國範圍的廣覆蓋。
自此，從"神州行"到 "全球通"，行動通訊普及的大潮席捲中國。
2004年1月16日，資訊產業部下發了《關於在部分省區開展村通工程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95%以上偏遠山區必須有電信訊號。
自此，無數運營商員工通訊人扛著裝置，提著工具，人扶肩扛地把鐵塔架滿了中國無數鄉鎮，從喜馬拉雅山頂，到南海島礁，都實現了通訊訊號的覆蓋。
這個過程的艱辛，遠非外界所能想像。
在很多偏僻村落，基站的建設需要投入數十人力，上百萬成本，甚至通過VSAT衛星保障訊號，而當地產生的營業收入，卻往往連每個月的電費和維護費都不夠。
但也正是這樣一張網路，打通了中國的資訊動脈，將中國的城鎮與鄉村連線在一起，讓我們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無論天涯海角，都隨意交流。
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國運營商的移動使用者總數達到15.43億，甚至已超過中國人口總數；電信業務總量已達到65556億元；行動通訊基站也超過600萬個，網路規模居全球首位。
目前，全球有500萬4G基站，其中，中國的基站數量超過300萬，佔64%；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其他190個國家，一共只佔36%。
在2018年12月，中國移動使用者移動流量消費已達6.25 GB/人/月，是上年同期的2.3倍。
而預計到2020年，中國行政村通寬頻的比例將超過98%，且農村家庭的寬頻將達到12Mbps以上。
《啥是佩奇》裡那樣，鄉村小賣部裡賣著中國移動手機，村委會教村民設定VoLTE視訊彩鈴，農民一邊放羊一邊刷抖音……
導演張大鵬說，這部片子並不是中國移動的植入廣告。但在我看來，這部片子，其實已經是一箇中國通訊行業最好的廣告。
因為，它真切地告訴我們，現在已經不再是倒爺腰挎BP機，手拎大哥大的時代，不是中關村、金融街和CBD的白領上網衝浪的時代。
手機、網路、資訊不再是某一個階層的象徵，而且徹底沉到農村，成為像水、電、氣一樣，每一箇中國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要素。
網際網路社會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的生態系統
如果說，過去20年的"通通村"大建設，為中國奠定了資訊普遍服務的基礎。
那麼，過去10年的移動網際網路大發展，則是真正深入到無數生活和行業場景，驅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質變。
2009年8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內測版，成為中國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務的入口網站。
這個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啟幕的標誌事件，到現在還未滿10年，但整個移動網際網路已經日新月異，在一浪又一浪的井噴中，成長為中國新經濟的引擎，
微信、陌陌、知乎、抖音、直播、吃雞、王者榮耀……
炒股、導航、打車、報稅、聽音樂、看新聞、打遊戲……
如今，我們用京東淘寶購物、用美團餓了麼訂餐、用滴滴摩拜OFO出行、用微信支付寶付錢……越來越多的資訊、產品和服務，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獲得。
而依託5G、大資料、雲端計算、人工智慧、工業4.0、物聯網等技術，網際網路更已開始深入線下，與傳統行業融合發展，拉動社會經濟加速增長。
用邱澤奇教授的話來說，就是"網際網路社會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的生態系統。"
後資訊時代
一直以來，資訊科技的發展，都是以十年為一個發展週期。
過去的3個十年，從通訊、網際網路到移動網際網路，已經帶給我們太多變化。
而即將成為"5G元年"的2019，也將成為我們面向下一個十年的發展起點。
這一個十年的核心命題，是萬物互聯。
所有的裝置都將連網，以更低的時延、更高的頻寬、更海量的連線、更敏捷的感知、更智慧的處理，更徹底地改變每一個人的生活。
這將是一個充滿無限想象空間的"後資訊時代"。
在這個過程中，網路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界限將越來越小，創造出更多的紅利，同時也帶來更多的規則衝突與規則缺失。
對於政府和企業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基於新的網際網路社會生態，通過新的信任機制，構建和完善面向數字社會時代的發展新規則和新機制。
比如，與此同時，我們每一次手指划動，每一步腳步進退，都在我們的經意或不經意間，通過手機、通過智慧裝置、甚至通過各種感測器，都會以數字形式，在網際網路公司的資料庫中，留下一個抹不去的行動痕跡。
如何在提高效率、提升便利性的同時，保護每一個人的隱私和資料安全，這將是一個最為艱鉅的挑戰。
而對我們個人來說，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去重新整理我們的觀念和認知，更快更好地應對和適應新時代的浪潮。
1990年，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中提出，不同人群對資訊、技術擁有程度、應用程度和創新能力差異，將帶來更大的社會分化，並將其命名為"數字鴻溝"。
如今，資訊普遍服務的鴻溝已經越來越小。通過網際網路，每個人都能輕易獲得海量的資訊和服務。但到底獲取哪些資訊和服務，如何利用這些資訊和服務，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卻更加巨大。
這些，都是我們即將迎來的新機遇和新挑戰。
文/王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