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消費——從入門到放棄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喜歡被資訊包裹的人。對我來說，「網上衝浪」不是一種比喻，而更像是真實的感受。資訊的浸泡能讓我感到和游泳一般的滿足和愉快。
我也一直對自己掌握了不少獲取資訊的門路感到自豪。或許是因為長期上網鍛鍊的直覺，即使面對不熟悉的話題，我也經常能輾轉找到有用的資訊。如果被問到資訊檢索和管理的工具，我可以如數家珍地列出一大把，並且點評一番它們各自的長短優劣。
在之前的幾年中，「發現資訊」構成了我數字生活的主題。一些契機讓我將主要目光轉移到英文內容上，進而發現了大量有趣、高質量的資訊來源；播客成為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讓我得以在更多場景下接受資訊的輸入。我還花了很多精力鑽研工具和方法，試圖給自己的資訊消費規劃出最優的「食譜」。儘管知道還有改善的空間，但我仍然覺得自己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這種自我認同在過去的一年遇到了挑戰。隨著每天在各種資訊源上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我卻沒有感到自己的收穫成比例地增長。相反，獲取資訊很多時候成為了一種例行公事，驅使我閱讀的似乎是某種不得不完成的義務，而不是最開始純粹的好奇心。實習、升學等帶有諸多變數的事項，更讓我意識到之前所習慣的那套獲取資訊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寬鬆的學校生活賦予的「特權」，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那些看似嚴密的規劃和流程，在生活的變化面前反而會變成一種束縛。哪怕時間精力允許，我也忽略了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每天「勤勉」地閱讀、收聽、觀看這麼多資訊，究竟是為了什麼？消費這些內容讓我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好了嗎？還是像那些精加工但沒有營養的食物一樣，只是滿足了感官一時的樂趣？
於是，我在去年決定暫時停下來，對之前積攢的資訊源和工具方法做一番反思。在實現了資訊消費的入門後，「放棄」成為了我 2018 年數字生活的主題。
碎片資訊——以定時實現定量
碎片資訊給現代人帶來的問題已經被翻來覆去地討論很久了，但它卻是以一種比較反諷的方式對我產生影響的。或許是因為看多了相關的批判，我過去在管理碎片資訊時頗有些矯枉過正，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減少碎片的工具和方法，包括在 RSS 中設定複雜的遮蔽規則，用分組和列表管理在微博/推特上關注的賬號，等等。儘管具體做法各不相同，但其思路都是基於過濾和分類。
事實證明，這些方法的收益與投入是不成比例的。碎片資訊之所以為「碎片」，就是因為它們在性質上是反過濾、反歸類的。無論我的過濾、分組規則制定得多麼嚴密、對現有內容多麼有效，都無法保證能適用於之後新加入的內容。而我花在糾結正則表示式寫法和 RSS 分組上的精力，反而可能超過了它們為我節省的時間。
因此，我去年「放棄」的物件並不是碎片資訊本身，而是之前那套根據內容來過濾和分類的複雜做法。取而代之的，是 靠定時來實現定量 。我發現，儘管碎片資訊的產生從微觀層面看是沒有規律的，但如果將其放在稍長一些的時間尺度觀察，其數量就是有跡可循的。這就好像雖然不能預報一個區域何時降雨，也能根據其氣候特徵預測月間降水量一樣。
例如，我微博和 Twitter 上關注的賬號都在 100 個左右，這些賬號什麼時候會發微博/推文，是我無法預測的。但如果先設定一個目標——例如每次閱讀不超過 100 條微博/推文——然後反推，就能發現積累這個數量的未讀訊息一般需要六個小時左右。類似地，我覺得每次處理三四十條 RSS 是負擔較小的，而 NewsBlur 的統計資料告訴我積累這個數目的時間一般也在六個小時。
據此，我現在獲取碎片資訊的做法是：
- 對於 RSS、微博、Twitter、朋友圈這幾種碎片資訊源，每天固定花四次（早上七點、中午十二點、晚上六點和夜裡十一點）集中檢視，每次看十分鐘左右。
- 檢視過程中只看帖文字身（或者 RSS 訊息的概要），感興趣的外部連結不直接開啟，而是儲存下來（多數是 Safari 閱讀列表，少量想精讀的存入 Instapaper）之後再處理。這是為了避免資訊源在四處翻看的時間中再次更新，導致時間消耗像滾雪球一樣積累。
- 注意觀察刷出訊息的數量是否穩定。如果連續幾天刷出的訊息都明顯多於以往，就表明最近可能關注了一些發訊息過於頻繁的賬號，需要清理以使碎片資訊的數量回到合理範圍。
從技術含量上看，這種方法絕對可以用「原始」來形容，既不涉及軟體技巧，也不需要寫程式碼，唯一依賴的就是腦子裡的時間概念。但經過去年的長期實驗，我卻發現它對我比以往技術導向的方法更起作用。除了控制碎片資訊的數量，這種方法最大的價值是把碎片資訊變成了 可以預測 的東西。而這種可預測性帶來的內心的平靜，是對抗 「錯過焦慮」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的有效解藥。
新聞——向讀報時代退化
我看新聞的途徑在過去幾年改變過多次，每次都像是從一個平臺「逃亡」到另一個平臺的過程。早先，我用過一段時間的國內新聞客戶端（例如網易新聞），但這些平臺後來的狀況大概也不需要我多說什麼了。英語水平提高一些以後，我逐漸切換到了英文的新聞聚合軟體，包括 Flipboard 和 Google News 等。這些軟體不存在內容規制和社群維護的問題，但也很難讓我完全滿意。究其原因，它們所標榜的演算法推薦機制在我看來還遠稱不上智慧。無論我怎麼努力地從正反兩個方向「調教」內容推薦系統，指出我想看什麼、不想看什麼，它們還是會不遺餘力地給我推薦無聊和低劣的文章。另外，那種沒有盡頭的瀑布流設計也讓我感到不適。
於是，我回歸到了一種非常老派的做法——看報紙。當然，我不會真的去訂一份報紙看，而是採用了一種數字化的等價方式：我在瀏覽器書籤裡儲存了《紐約時報》的 「今日報紙」（Today’s Paper） 頁面，每天早上定時開啟瀏覽。這個頁面相當於紙板報紙的線上目錄，同樣也會按版面分類，我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只看其中的頭版、國際和商業等幾個板塊。
這樣，我就將讀新聞的範圍從網際網路上中外媒體的所有報道，縮小到了一家媒體的少部分報道，負擔減輕了好幾個數量級。與我對付碎片資訊的方法類似，這最直接的好處也是讓新聞閱讀變得 有規律、可量化 了。儘管不能預知每天會看到什麼新聞，但我卻很清楚它們的 構成 ：一到兩篇長報道、四五篇中等長度報道、若干一掃而過的短訊，以及時效性較弱、可以留待有空時閱讀的評論或特稿等；整個讀報過程在半小時上下。同時，材料的質量也得到了保障。《紐約時報》網站每天刊載的資訊數以百計，其資訊價值不可能是均等的。其中見諸紙版報章的那部分，會經過更嚴謹的採寫和編校流程，因此出高質量文章的概率更大。換言之，讀紙版文章相當於是借編輯之眼對資訊做了一次人工篩選，其平均水準當然優於以流量和話題性為導向的演算法推薦。
或許有人會指出這樣的讀報方法並不科學。只讀一家媒體的新聞，不怕讓自己的認識和觀點被它侷限嗎？何況是《紐約時報》這樣經常惹出「爭議」的媒體？
我並不是沒有過這樣的擔心，但最終還是認為這種做法的收益超過潛在的風險。由於網際網路消解了資訊壁壘，媒體不再具有以往那種資訊「守門人」的特權，無法阻止讀者通過其他渠道獲取資訊。於是，如今的新聞行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標準品化」（commoditized）了。只要不看 Breitbart 、《環球時報》這種性質的媒體，就會發現主流新聞機構對新聞的敘述並無本質區別，也缺少動機靠歪曲事實來製造話題。因此，選擇的關鍵就在於誰篩選新聞的視野更開闊、描述事件的思路更清晰；在這些方面，老牌、國際性新聞機構具有網際網路媒體短期難以趕超的優勢。而既然選擇《紐約時報》是看中其新聞視野，它在具體事件上的立場對我反倒不那麼重要了；即使存在偏頗，我也很容易通過 閱讀其他媒體的論述來形成更完整的認識 。
除了限縮新聞閱讀的範圍，我還探索出一些技巧來進一步提高「讀報」的效率：
- 因為有早上運動的習慣，我通常會把 iPad 放在器械的架子上，開啟新聞頁面並啟動 Safari 的閱讀模式。然後，從標題欄雙指下滑 啟動讀屏器 （需要提前在設定中開啟這個功能），就可以邊運動邊聽文章了。得益於蘋果對輔助功能一貫的重視，iOS 的英文合成語音效果驚人地好，即使有個別句子聽不清，視線也可以根據螢幕上跳動的高亮游標快速定位到文字。
- 閱讀報道時，很多時候沒有必要逐字看完。新聞寫作存在很多「套路」——例如廣為人知的「倒金字塔」結構——可以反過來被當作快速定位關鍵資訊的座標。因此，即使是一篇長達幾十段的長篇大論，只要完整讀完前幾個段落、然後掃視之後段落的首尾句，即可基本瞭解資訊全貌。對於追蹤報道，其中後部分往往是在介紹事件概況和回顧進展，因此如果之前就有所關注，這些段落可以直接跳過。
長文章——從寬進嚴出到寬進寬出
長文章 （long-form）是一種很奇怪的內容形態；它的奇怪之處首先在於何以能自成一類。畢竟，單獨分出「兩千詞以上的文章」就好像單獨分出「名字有四個字的人」一樣，並不能給人任何關於內容和質量的有效提示。資訊碎片化的大環境，似乎也不會給這種需要耐心和時間的東西留下多少生存的空間；雜誌作為長文章的傳統載體早已只能苦苦支撐了。
但近幾年，長文章卻似乎實現了在數字時代的「逆勢上揚」。很多媒體都為長文章單獨開闢了版塊，作為一項重點發展的業務；以非虛構寫作為主要內容的小眾（niche）、獨立數字雜誌大量湧現。國外，篩選推薦長文為主題的 Longreads 、 Longform 等網站辦得有聲有色；國內，微信上傳播最廣的，也經常是那些長到讓拇指痠痛的「深度」文章。
我一度非常著迷於讀這種「長文章」。一篇長文章就像在單調的日常生活中推開的視窗，讓人看到新奇的角落、或者不同視角的世界；而最初讓人生畏的長度，在適應之後反而加強了「征服」的成就感。有一段時間，我的一大樂趣就是發現新的文章來源，並樂此不疲地閱讀不同主題的長文章（冠之以「鍛鍊英語閱讀」的旗號）。
但我很快發現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習慣。常見的英文長文詞數一般在三千到一萬詞左右，閱讀時間在十幾分鍾到一個小時不等；實際中因為生詞障礙，需要的時間往往更長。中文文章沒有生詞問題，但接連讀幾篇下來，積累的時間也很可觀。而與那些棄之不可惜的碎片資訊不同，長文章天然具有一種黏性，字數的衝擊帶來的分量感，讓人一旦端在手上就很難決心拋棄。結果，我的稍後讀列表中充滿了讀不完卻捨不得刪掉的文章，而新的內容又源源不斷地湧入，造成了很大的時間和心理負擔。我試著通過引入新工具來管理過多的待讀內容，但成效有限。
最終促使我理性對待長文章的，並不是工具的改進，而是認識的變化。首先是意識到 「長」並不等於「好」 。閱讀了大量所謂的「深度」文章之後，我發現其中很多之所以能洋洋灑灑萬餘字，並不是真的因為有多少深度，而是過度鋪墊、堆砌辭藻和話題遊離的結果。長文章的選題往往集中於人物專訪、社會新聞等有限幾類主題上，這不是巧合，而是因為它們有很強的彈性，使文章的長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者想夾進多少旁枝和細節。
以對蘋果設計負責人 Jony Ive 的報道為例。這是一位媒體排著隊想採訪的人物，網上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冒出一篇新的「深度專訪」，連 鐘錶雜誌 都想來分一杯羹。最初，我對這些訪談每篇必讀，但不久就發現了不對勁：記者們彷彿形成了某種默契，在記述任何訪談的實質內容前，一定要先描繪一番 Ive 的衣著、談吐以至步態，其窺探之細緻讓娛樂小報都歎為觀止；行文過程中，一定要欲說還休地渲染出一種高貴感，並且假裝不經意地消費一番 Ive 的英國爵士身份。最為極端的例子大概是去年 《金融時報》的版本 ，甚至寫到了午餐時扇貝的顏色如何「呼應了秋風中起舞的枯葉」。從此以後，我對於蘋果高管的訪談長文幾乎都敬而遠之了。
長文章在閱讀體系中的定位也很尷尬。對於以瞭解資訊為目的的閱讀，看短篇新聞和統計數字就夠了，而且更加準確高效。而如果想真正看到對一個問題充實嚴謹的論述，長文章又顯得太短太隨意，往往流於片面和主觀，倒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去看書。由此審視，一篇理想的長文章應當能照鑑現實，但又不追逐熱點、譁眾取寵；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但又不為賦新詞而無病呻吟；能引發思考，但又不止於囫圇吞棗、似是而非的結論。換句話說，好的長文章應該讓人看完後有繼續探索的興趣，而不是拍拍肚皮、打個飽嗝，就轉身去讀下一篇文章、尋找新的刺激了。顯然，能滿足這樣標準的文章是少之又少的。
想清楚了這些問題以後，我面對長文章的心態就平和多了。相比於過去的「寬進嚴出」，我現在的做法可以說是「寬進寬出」。一方面，我不去刻意限制自己讀長文章的數量，但也不再像追劇一樣關注各種雜誌和網站的更新。除了訂閱一份最合口味的《紐約客》作為必讀（這是我目前發現最符合上述理想標準的文章來源），其他長文的閱讀一切「隨緣」。另一方面，對於待讀列表中積攢的文章，我給自己設定了每週日清理一次的慣例。這項清理是徹底、強制、沒有例外的。事實證明，這種看似武斷的做法並不會讓我錯過什麼重要內容，反倒能過濾掉那些沒有長期價值的臨時熱點。
例如，去年有兩篇傳播很廣的長文章：對蘋果等廠商被植入中國的惡意元件的爆料（ 《彭博商業週刊》 ）和對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候選人 Kavanaugh 早年不端行為的指控（ 《紐約客》 ）。這兩篇文章剛刊出時，我都沒有在第一時間讀完，反而因為過了自我設定的一週「保鮮期」把它們從閱讀列表中刪掉了。但這種「放棄」最終沒有給我帶來什麼損失，因為前者沒過多久就被指出在事實核查中存在嚴重缺陷，受到廣泛批評，當初沒看反而顯得明智了；後者則繼續發酵，佔據各大媒體頭版長達幾周，我不久就從其他渠道獲知了完全相同的資訊。
播客——對「溼貨」的重新理解
我是從 2016 年開始大量聽播客的，最初的動機很單純：我當時剛開始定期跑步，需要一些輔助手段來分散跑步的痛苦，聽播客則是室外運動時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兩三年下來，運動已經成為我生活中自然的部分，而聽播客也從一種功能性的選擇升級為我獲取資訊的重要途徑。每次看到跑步里程和收聽時間的統計數字，我都很難判斷是誰拉動了誰。
我的經歷或許能從某種程度上解釋播客近年來流行的原因：它可以融入任何身體忙碌而頭腦相對空閒的場景（運動、通勤、家務等）；有一定資訊量，但又包含足夠的「水分」，讓人可以沒有負擔、以消遣的心態去消費。
但即使播客給我帶來了很多愉悅和助益，它也在去年成為了我審查和反思的物件。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我收聽的節目主題過於單一，訂閱列表中幾乎清一色都是科技類（或「泛科技類」）的節目。究其原因，除了興趣使然，還與早先語言能力的限制有關。剛開始聽播客時，我的英語聽力還停留在高考水平，很難跟得上那些對陌生領域的討論，話題熟悉、用詞簡單的科技類節目便成了自然的選擇。但隨著聽力提高，繼續躲在科技播客的「舒適區」裡似乎就失去了正當的理由。
隨著收聽經驗的積累，我對於節目質量和多樣性的要求也變得更高了。我不再願意輕易將耳朵拱手讓給漫無目的的閒聊，或者接受雷同資訊的反覆灌輸；而這兩個問題正是製作門檻低、數量繁多的科技類播客中常見的。以 Relay FM 旗下的幾檔節目為例，儘管關注角度略有區別，但它們基本都以蘋果新聞為主要話題；由於主播很多都全職從事蘋果評論，其視野和觀點很難不高度重合。特別是每到蘋果釋出會前後，這些節目幾乎就互相成為了對方的復讀機，眾口一致地預測新品、複述產品引數、描述使用體驗。按我以往的方法逐一收聽，不僅獲取不到多少有價值的資訊，滿耳迴盪的都只是那幾句單調的評論。
意識到這個問題以後，我就很少再追著聽這些話題相近的節目了，只留下一檔最為硬核、觀點最獨特鮮明的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完整收聽，其他節目則只聽個別話題有趣的單集或者章節（例如 《Upgrade》 每期對美國流媒體行業的追蹤討論）。這樣，我省下了不少時間，可以用來探索之前因為害怕聽不懂而不敢涉足的節目，豐富了收聽體驗。
此外，我在去年還開始試著更謹慎地對待播客節目中的觀點輸出。播客的收聽場景往往是那些一心二用的時候，因此容易給人留下一種「消遣內容」的印象。但就對聽眾思維的影響力而言，播客的力量並不遜於其他更為嚴肅的內容，而往往更有甚之。原因在於，播客是一種與受眾關係極為 「親密」 的內容形態：每天花幾十分鐘把自己的耳朵（和腦力）讓給一個聲音、一種意見，這是我們在其他場合連向家人都不願輕易賦予的「特權」。日積月累，很容易受到節目觀點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在收聽時保持一定的獨立判斷是很有必要的。
我曾經收聽過幾周由《紐約時報》製作的高人氣新聞類播客 《The Daily》 ，但並沒有堅持多久。取關的原因說來奇怪，正是這檔節目成功的祕訣——它的新聞敘事太吸引人了，以至於讓我感到不安。與傳統新聞節目不同，《The Daily》從不向聽眾填鴨一套由記者整理好的事實和觀點，而是將事件發展中的片段和素材、包括幕後的撰稿經歷原樣呈上。配合上精巧的剪裁、配樂和主播 Mike Babarro 抓耳的敘述，《The Daily》相當於引導著聽眾以記者的視角經歷了一遍事件，從而產生強烈的代入感。
可是，這種編排方式真的能讓人更全面客觀地瞭解事實嗎？答案在我看來是否定的。收聽《The Daily》時，聽眾的思路並不是完全自由的。相反，他們只是根據一組經過篩選和剪裁的素材，在節目的引導下「發現」事實——就好像中學語文課上寫的那種命題作文一樣，立意和結論從一開始就確定了。但因為這種結論至少在表面上是自發形成的，聽眾並不容易對此產生懷疑；即使聽到包含偏見和邏輯弱點的內容，也很可能因為音訊轉瞬即逝的特點而將其放過，而不像讀報紙時那樣可以反覆琢磨、仔細追究。這正是我收聽《The Daily》時那種不適感的來源——結論形成得太過順理成章，但卻始終隱約像在被人牽著鼻子走。儘管不想走向陰謀論、也不懷疑《The Daily》的優秀，但這並不是我想從新聞和播客中獲得的。因此，我最終還是沒有接著聽下去。
最後，我對播客節目要求的提高，並不意味著想要從播客中追求「乾貨」。我仍然相信，播客本質上是一種很「溼」的格式，一定比例（甚至很大比例）的水分是它生命力和趣味的來源，強求乾貨是不必要也不現實的。發生變化的只是我對這種「溼貨」屬性的理解。過去，我覺得「溼」就是不介意主播隨意發散，相信閒聊可以產生有價值的討論；而現在，我認為「溼」中也應該包含能動的成分，即聽眾可以通過合理、靈活的收聽安排，達到廣為涉獵、博採眾長的目的。
視訊——什麼值得同時讓出眼睛和耳朵
在討論看視訊的問題之前，我首先得承認自己是個非常差勁的觀眾。我看視訊的感覺很多時候就像乳糖不耐受人群喝牛奶一樣：從視訊中獲得的資訊，我經常看完即忘；影院銀幕上再煽情逼真的畫面，都會激發我潛意識的負隅頑抗（「這是演出來的！」），觀影的樂趣就此打消大半。
但消化不良並不意味著我就不看視訊，相反，我在 YouTube 上花費的時間不在少數。由於很難從劇情類視訊中獲得太多樂趣，我看的主要是技術、科普、時事新聞等主題的視訊。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在於同樣的資訊既可以用文字表達，也可以用視訊表達。實際上，很多媒體在 YouTube 上釋出的視訊都在其網站上有配套的文字版。一個自然的問題是：兩者之間應該如何選擇呢？
過去，我沒有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結果往往發現自己落入一種最不理想的情況，即花了雙倍的精力同時看了文字和視訊形式的資訊，但卻沒有獲得成比例的收穫。去年意識到這個問題後，我希望能做出一些改進。但我也不準備因噎廢食地完全不看視訊，而是在看視訊和讀文字這兩種獲取資訊的方式之間找到一種合適的分工。
在我看來，視訊相對於文字的最大優勢在於傳遞資訊的「頻寬」。這是由它佔用的大量注意力資源帶來的。與只佔用視覺或聽覺兩者之一的文字、播客不同，視訊 同時 佔據了觀眾的眼睛和耳朵。在理想情況下，按照投入產出成比例的理性要求，我們可以期待從視訊中獲取資訊的數量更多、效率更高。
但現實似乎並非如此。一方面，我們作為觀眾往往顯得過分寬容，很少把視訊看作一種獲取資訊的高效途徑，相反只是為了「省腦子」而選擇看視訊。另一方面，視訊的製作者也很少能真正理解和發揮視訊格式的頻寬優勢。以目前熱門的視訊題材——數碼產品開箱評測為例，很多所謂的「評測」視訊，主要內容就是換幾個不同角度展示外觀、字幕打出產品引數，然後配上幾句不疼不癢的旁白作為評論；這樣的內容相對於文字評測毫無優勢可言。又如，現在很多媒體喜歡把新聞資訊做成「短視訊」——說白了就是自動翻頁的幻燈片，其製作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嚴謹性和深度與文字報道也不可同日而語。
即使內容的製作者為了擴大傳播而偏愛視訊無可厚非，作為能用腳投票的觀眾，我們的要求顯然可以更高一點。還是以數碼評測為例，很多時候，這類內容反倒更適合用靜態的文字和圖表來呈現；這不僅便於作者更精確地呈現技術細節，也便於讀者通過細讀和對比發現論述中的問題，批判接受結論。如果一定要做成視訊，那也不應該滿足於做動態版的圖文，而應該把重點放在那些只有視訊才能呈現的東西上。
這方面，很少有人做得比《華爾街日報》科技版記者 Joanna Stern 更好。以當前很多科技媒體的套路評判， Stern 的視訊 大概都不配稱作「評測」，既沒有從工程角度講解加工工藝，也沒有擺出資料和圖表比較晶片效能，字幕中打出的產品引數已經是其中「技術性」最強的部分了。但 Stern 把時間花在了更有創意的方面上——評測 Apple Watch 時，她把攝像機戴在了頭上，以第一人稱視角記錄下了自己佩戴智慧手錶從起床、運動、通勤、工作、到休息的一天；在評測 iPhone XS Max 時，她找來了 NBA 球星穆雷桑，以後者的大手戲劇性地演示了這款產品最突出的特徵——巨屏；在評測新版 MacBook Air 時，她把視訊場景搬到了熱氣球上，不僅呼應了產品的名稱，還巧妙地通過「一趟熱氣球旅行中的耗電量」來演示這臺電腦的電池續航。
我去年正是通過這樣的標準來對視訊進行篩選的。如果一則視訊在我看來只是「配了音的圖文」，我一般就不會選擇把它看完，而是找來對應的文字內容，通過掃讀更省時高效地獲取相同資訊。跟前面提到的其他方法類似，這種「放棄」並沒有讓我與視訊隔絕，而是幫我省下了時間，去看那些更值得我同時交出眼睛和耳朵的視訊。
結語
全面地改變獲取資訊的方式，原本並不在我的計劃之中。上面提到的變化儘管集中發生在去年，卻不是有規劃地完成的，而是非常隨機、零散的過程。然而，站在一年末尾回顧時，我卻發現這些「放棄」反映出了一個共同的主題：我在試圖改變先前基於 「資訊有限」 環境的思維模式和相應的行為模式，轉而用一種 「資訊無限」 的思維來篩選和處理資訊。
在過去，儘管知道網上的資訊是無窮無盡的，並且非常享受和有意識地發掘這種無限性，但我的思維模式並沒有同步轉換。在潛意識裡，我仍然假定： 但凡遇到的資訊都是有價值的，放棄就是一種損失。 在行為上，這就體現為對待資訊時的「寬進嚴出」，一方面執著於消費更多內容，另一方面又不捨得放棄冗餘的資訊。
這些假定在去年被我自己推翻了。首先，我很難 預先 判斷數字內容的價值。在前數字時代，內容的物理載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示內容的價值。原因很簡單，物理介質的生產和傳播是需要成本的，花費昂貴的資源來傳播低質資訊並不經濟。於是，摸一摸封面的硬度就知道是嚴肅文學還是低俗小說，比一比開版的尺寸就知道是正經媒體還是花邊小報。而在數字時代，內容的外觀和質量之間的關係由於邊際成本的歸零而被切斷、甚至倒置了。拜高度成熟的 CMS 軟體 所賜，點幾次滑鼠就能把一篇內容空洞的文章打扮得精美異常；而因為對眼球和廣告的追求，媒體恰恰更有動機去包裝和營銷那些譁眾取寵的內容。因此，試圖依靠表見的「價值」來取捨資訊，只會拉低我攝入資訊的平均質量。不僅如此，在資訊無限的環境下，執著於個別一兩條資訊的「價值」是沒有意義的。考慮到網上低質量資訊的比例，「放棄」有很大的機率是一種收益，靜置和沉澱則能有效過濾那些看似大事關天、實則一閃而過的短暫熱點。
「資訊無限」的思維模式還意味著我 獲取資訊的目的 發生了變化。在過去，我覺得消費內容的目的就是有所「收穫」，因此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如何整理、歸檔收集到的資訊。事實證明，這很多時候不過是一種虛幻的自我滿足而已：網上的零散資訊並不足以形成完整、深入的知識；再怎麼努力地囤積內容，相比於資訊的總量都是滄海一粟。而在現在的我看來，獲取資訊的最主要目的就是 獲取的過程本身 。重要的不是記住了多少結論，而是瞭解到各種事件、觀點、議題、學科的存在，成為日後引用和研究的潛在素材。重要的也不是挖出了多少「真相」，而是在對比不同敘述和觀點的過程中總結規律、鍛鍊眼力。換句話說，面對資訊流的沖刷，我不再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座 「水庫」 ，努力（且無效）地試圖擷取和容納更多內容，而是試圖成為一條 「河道」 ，追求更大的資訊流量。
形成了這樣的思維框架以後，之前困擾我的一些問題也就變得容易回答了。比如，以前我對於那些「X 分鐘讀完 XXX」的壓縮內容採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態度。但現在我會認為它們至少是有一種存在價值的——獲取 談資 。只要不讓自己落入那種它們可以替代真正閱讀的欺騙或自我欺騙，目的明確地使用這種內容，同樣可以是理性的選擇。又如，我過去曾經糾結於如何在中文和英文內容、「內網」和「外網」內容之間合理分配時間，但現在則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資訊的語言和可訪問性都不能代表質量。任何語言的內容都是精品和垃圾並存，而內網外網的劃分則從一開始就是人為強加的標籤，根本不應該列入考慮範圍。
2018 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期播客是在偶然中遇見的。這是一檔叫做 《Everything is Alive》 的節目，在 2018 年頗有人氣，其主題很像是受日本文化中的 「泛靈論」 啟發——主播 Ian Chillag 每期會「訪談」一種日常生活中的物件：一罐可樂、一根燈柱、或是一隻枕頭。這天是 12 月 29 號，我正站在聖何塞機場的候機樓裡，身邊擠滿了行色匆匆的度假遊客。聽完了訂閱的播放列表後，我隨手點開了 這期節目 。
這一回，被「請進」錄音室的是一粒名叫 Chioke 的沙子。一陣插科打諢過後，Ian 在臨近尾聲時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沙子會焦慮嗎？
彷彿被哲學家附體一般，Choike 徐徐答道：
我想說，如果你像我這樣用地理年代來計算時間，就很難感到焦慮了。我剛才說了，我曾經是一塊巨石，現在成了沙子。這中間是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這種長時間的自省能給人以空間，去思考如何排解焦慮、要不要焦慮、該擔心什麼、該害怕什麼、對什麼可以得過且過。我想，如果你成了一粒沙子、特別是像我這麼小的沙子，你也就容不下什麼焦慮了；你也就接受了風化才是唯一的法則。
Ian 接話說，自己作為人類有一種瑣碎而真實的焦慮：每次點完菜，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點錯了東西」，是不是選擇了「並非最好的體驗」？聽到這話，Chioke 顯得十分吃驚：
我確認一下我沒理解錯——人類努力想要與眾不同，但同時又對選擇感到恐懼（human beings strive for individuality, but are also intimidated by options）？
說真的，你難道不是永遠都在錯過一些更好的東西嗎？[…] 你盡愁著三明治裡夾 BLT（培根、生菜、番茄）會不會比烤乳酪好吃，可你並不是在烤乳酪和 BLT 之間做選擇。你是在烤乳酪和全人類除了烤乳酪還可以體驗的東西之間做選擇。
節目最後結束於 Choike 對 Ian 的質問：
[…] 你現在在跟我說話，這就是一個選擇。可這就是你此時此刻能做出的最好選擇嗎？——你還可以去做其他任何事，去跟其他任何人在一起啊。
乍聽起來，這段話通篇都在說「選擇」，但在我看來，它真正的主題卻是 「放棄」 。正因為任何時刻都只能做一個選擇，放棄就不是一種例外，而是時刻面對的常態；正因為選擇是無窮無盡的，放棄的時候就應該更加果斷，把更多的時間留給應對選擇結果；正因為選擇的好壞是難以定論的，就沒有必要對放棄的感到惋惜，而是發揮手上選擇的最大價值。
放在以前，我也許同樣會用 Choike 的問題來問我自己：聽這期節目是我「此時此刻能做出的最好選擇」嗎？似乎不是。在塞著耳機的這半個小時內，我本來可以修一修上午在灣區拍的照片，也可以打電話給家人彙報一下行程，還可以掏出 Kobo 看完剩下的幾章《奧德賽》；但我都沒有，而是選擇了聽一段編出來的、主旨並不新穎的雞湯。
但我已經不再這麼想問題了。相反，當時身處機場的我驚訝和感謝於這期節目的應景。按照人類學家的理論，機場是一種 「非地」 （non-place），人的身份在這裡被磨平和壓縮了——成了一粒沙子。其實，哪怕走出機場，面對無限的資訊和選擇，渺小的程度也只會有增無減。但就像 Choike 說的那樣，渺小有時反而是一種好事，可以讓焦慮無處容身。正如穿行在機場一樣，浸泡在資訊世界的我們也只有路過的權利。可是，「非地」並不因為只能路過而沒有意義。
「路過」 本身 就是一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