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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在吳曉波《預見2019——國運70》2018年年終演講上的精華

【以下內容為本人按演講視訊聽寫而得,並作排版與潤飾,僅供分享閱讀,不作任何其它用途,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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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讓我產生一種新的,令我不安的感覺,是一種自以為是的,一種新的封閉的到來。這種封閉不僅是來自於一種對外開放的態度,一種跟世界的關係,也來自一種內心。在過去十年裡面,回顧2008年到現在,中國當然有巨大的變化,我們看到很多很多奇蹟的誕生,但是我同時也非常明確地感覺到,(在)我們的內心世界裡,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並沒有隨著中國的影響力的迅速的崛起,並沒有隨著中國的投資進入更廣闊的世界,而豐富起來啊

今天這個直播,是愛奇藝在過去幾年間產生的巨大的平臺。但是這樣一個代表新技術的平臺上,我們最常看到的,是那些沒頭沒腦的娛樂節目,是那些沒心沒肺的宮鬥節目。巨大的新技術帶來什麼?沒有帶來我們對外部世界更廣闊的理解,整個社會好像又縮回了一個更偏狹的精神世界觀

我們對批評的態度——我們是一個十四億人的國家,我們對所有對自己國家輕微的質疑會表現出如此地暴跳如雷——但一個真正自信的國家,一個對自己充滿激情的國家,一定是對所有的批評充滿寬容,(而且)他們有能力迎接所有的寬容(此處應為“批評”或“質疑”)。包括當我看到你們這麼多人來聽這樣一個講座、這樣一個論壇,我們對知識的態度——我們所有人在談知識在改變我們的命運——但我們的知識在這個時代卻變得前所未有得偏狹。知識是獨立的,知識是具有抗爭性的,知識是具有超越你自身的實用主義的,但此刻我們對知識的理解是什麼呢:

在過去十年裡面、幾年中,我覺得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包裝在科技的外表、商業的外表、經濟學的外表之下的庸俗的知識,它其實是一種新型的雞湯的方式

,而這些知識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後果呢?其實我們的認知,我們的情感沒有得到真正地拓展,他們反而變得高度得情緒化、不可控化,而且它們(正)變成一種新的“陳詞濫調”

其實在過去幾年裡,我一直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你們捫心自問,你們每個普通人之間,你們還有多大程度上具備一種真正對話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你們具備一種彼此理解對方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你們有想了解陌生人的慾望的能力——如果這些能力都不存在的話,我們所有的交流就會變得非常得單向度、非常得容易暴躁、非常得容易選擇標籤、非常的容易偏極化,這是不是我們現在時代的一個重要的特徵

同時,我在過去幾年旅行過程之中,我當然看到中國人在湧向世界,那些表面上的混亂、枯燥、或者說那種喧鬧,不用解釋了,在這背後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在中國崛起是如此重要的時候,我們跟整個世界溝通的語言,(卻)只有消費的語言,這種單一的語言讓我觸目驚心

。我們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歷史、宗教、藝術、文學都表現出一種巨大的漠視,當我們在談論到自己的金錢湧到世界各地的時候,我們是否看到哈薩克的音樂進入我們的生活邊上?非洲的他們的困苦的生活的境界進入到我們中國?歐洲的他們曾經的在二十世紀的增長進入到我們心態?這一切都沒有,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拿破崙那句話,“當中國醒過來,她將震驚世界”。但你們記住,當法國人前往埃及的時候,跟隨著拿破崙的軍隊的,有語言學家、有考古學家、有思想家、人類學家,所有這些學科(的專家們),他們在理解埃及在發生什麼。而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之中,當我們在談論中國的驕傲的時候,我們有多少的語言學家、多少的歷史學家、多少的新聞記者(在)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世界?(在)把這些陌生的知識帶入到我們周圍?而當這些陌生的知識、陌生的情感無法進入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會陷入一個單一的困境——這種單一的困境在短期來看,它似乎是一個經濟增長的巨大的助推器。在過去四十年裡面,我們中國人其實不關心任何事情,我們只關心生產與消費,我們製造了這麼一個奇蹟。但在未來,只有依靠新的知識積累,新的情感力量,才可能產生新的可能性

……那些著名的創業者,……他們年輕的時候可不像我們現在安安靜靜坐在座位前,他們是熱情的,他們是盲目的,他們是帶著巨大的渴望的。……這種勇敢、大膽是如何存在著?過去一年我看到其實有一種新的思想規範的形成:我看到年輕一代不敢挑戰權威了其實,他們循規蹈矩,我看到每個人都擔心在成功學的道路上被拋棄掉,當你對成功越緊張的時候,你越可能被成功拋棄掉。所有的新的可能性,就像對面的澳門、就像旁邊的深圳、就像之前的溫州一樣,都是在一片荒亂之中,在一個沒有藍圖的——就像我(幾乎)沒有(用到)PPT一樣——這樣一個發生的過程(之中誕生)。而在這過程之中,我們要清晰地審視自我,審視自我在歷史中的位置,審視我們許多驕傲、成就它(們)是片面的,同時我們要對所生活的時代保持一個高度的批判性

再給大家看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政治思想家(的一段話)……當我們很多人在歌頌日本戰後經濟奇蹟或者戰後日本的各種美好的事物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個社會最後的巨大的危機。他覺得日本人高度得盲從,日本人缺乏自己的獨立精神,日本人躲在某種既定的規則之下安全地生活。他的一生都想成為一個更自由的日本人,創造一個更獨立的日本。在他1996年去世之前,他仍然對自己的生活、對時代充滿了抱怨。在他去世前不久發生了一個奧姆真理教的事件,所以在他的最後一次演講中他提到:

在我這麼久的旅行過程之中,其實我經常會有相似的但並不確切的感受,這種感受就是:我們中國人太久地沉浸在某種自以為是的行為思想規範之中,我們對外部世界所知仍然是少,我們看似眼前取得的某種成功——當然它是令人驕傲的——但是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它既是一個漫長的歷史變化的產物,其中又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而我們每代人——我這一代人,你們下一代人——我們都應該非常勇敢地看到這個時代,(看)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我們給它提出新的可能性,我們應該給自己一張“盲目的”新的藍圖,去探索一種更豐富的可能性和未來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