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越來越孤獨，科學家打算用藥物解決問題
編者按：每人都會有孤獨感，喧囂中的人，內心可能是孤獨的。孤獨可以是生活的點綴，但過度的孤獨對人的身體和大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絡變得更加脆弱，熱鬧而孤獨的人變得越來越多。慶幸的是，科學家正在尋找可以緩解孤獨對大腦影響的藥物。本文譯自Medium原標題為" A Pill for Loneliness"的文章。
孤獨是人類狀態的一部分，就像飢餓或口渴一樣，它是人類需要“聯絡”這種基本資源的訊號。數百萬年的進化把我們塑造成了需要社會聯絡的生物, 就像我們需要食物和水一樣。
然而我們發現自己越來越被孤立了，孤獨不再是能夠使我們逃出現代生活所創造的孤島的強大驅動力了。就像我們對高熱量食物永不滿足一樣, 曾經的適應性工具已經變得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用前衛生局局長的話來說，以至於正在造成一種“流行病”。
很難將我們的集體孤獨感與前幾代人相比，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對此進行持續的觀測，但是最近的評估表示，22%至75%的美國成年人一直感到孤獨。一些文化範圍內的結構變化可能是主要原因：跟以前相比，更多美國人獨自生活；結婚或有孩子的人變少了；我們的家庭規模平均上縮小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變化代表了一度只有結婚和組建核心家庭是可接受的選擇。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在自己身上花費的時間更多了。研究社會性疼痛的神經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於2018年3月去世，他在《孤獨》一書中寫道: “西方社會已經將人類的合群性從必然降低到偶然的程度”。
麻煩的是長期的孤獨不僅僅是讓你心裡感到可怕——對你的身體來說也很可怕。孤獨增加了我們患上心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認知能力減退和轉移性癌症等一系列疾病的風險，同時它也會削弱免疫系統，使我們更容易受到感染。芝加哥大學普利茲克醫學院大腦動力學實驗室主任，斯蒂芬妮·卡喬波（Stephanie Cacioppo）說，如果置之不理，環境造成的孤獨甚至會轉變成一種固定狀態，改變大腦的結構和運作。她也是一年前去世的約翰·卡喬波的妻子和研究合作伙伴。
作為一個科學家，斯蒂芬妮·卡喬波經常把她的生活視作一場實驗。當約翰去世後，他們共同研究的實際內容與她自身有了緊密的聯絡。“我的丈夫是我一生的摯愛”，她說。
“對於我所研究的科學，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證據，我每天都在應用。”
人們有時會把社會損失和肉體的痛苦相比較，但是斯蒂芬妮發現這種類比是不準確的。約翰去世後，她在接近零下的氣溫中長跑，直到肌肉和肺都開始抗議。“我可以掌控這種痛苦，因為我知道這總會結束的”，她說，“跑步帶來的肉體痛苦遠低於失去我一生所愛那種深刻的、發自內心的感情上的痛苦。”
斯蒂芬妮說她現在依賴很多他們夫妻共同驗證過的社交健康練習，例如努力表達自己的謝意，不求回報地為別人做一些事，嘗試與陌生人交談以及和別人分享好訊息。她說：“對於我所研究的科學，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證據，我每天都在應用。”
她也在工作和繼續丈夫的事業中得到了安慰，斯蒂芬妮說：“如果你有一個價值觀和人生目標，就會感到不那麼孤獨”。如今，這意味著將她和她已故丈夫已經開始的一項研究繼續進行下去：治癒孤獨的藥。
這沒有聽起來那麼科幻。一些臨床試驗——由斯蒂芬妮和其他人領導的——已經在進行中，針對長期孤獨如何改變大腦和它對神經系統的破壞。如果有藥物用於治療其他社會性疼痛，比如抑鬱和焦慮，為什麼不能有治療孤獨的藥物呢？
像抑鬱和焦慮一樣，孤獨也是人類經歷中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但不同的是，孤獨沒有公認的臨床表現形式；目前還沒有針對長期孤獨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艾倫·亨德里克森（Ellen Hendriksen）是一位專門研究焦慮的臨床心理學家，她認為未來的情況將不再是這樣。目前，社交焦慮只有在造成了足夠的痛苦或損傷以至於妨礙個人生活時才被認為是一種疾病。她能夠預測到對於孤獨症會有同樣的情況，“或許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社交孤獨綜合徵”，亨德里克森建議，而且她認為自己的很多病人都符合這個標準。一些人對她說過，一週中與他們長時間交流的人只有她。
根據斯蒂芬妮的說法，孤獨是生物訊號的結果，這種生物訊號促使我們帶著“感知到社交危險無處不在的失調心態”與他人交流。她主要研究的是一種很有前景的干預措施：一種叫做孕烯醇酮的神經類固醇，已經被證明可以改善壓力相關疾病和麵對社會威脅時大腦產生的高度警覺。卡喬波的目標不是讓人們完全不感到孤獨，而是干涉孤獨影響人類大腦和身體的方式。
當老鼠被社會孤立時，它們體內的孕烯醇酮含量下降，孤獨的人體內也會發生這種變化。2013年對31名健康人員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另一個研究小組發現,給人們口服一種名為別孕烷酮醇的化合物——來源於孕烯醇酮——對參與者的杏仁核和腦島有鎮靜作用,而杏仁核和腦島都是大腦中負責威脅檢測,情緒回憶和不愉快的反應預期的區域。
卡喬波夫婦開始專門研究孕烯醇酮和別孕烷醇酮，先前的臨床前試驗證明，這些化合物可以中和一些孤獨引起的生理變化，並且人們耐受良好。一些抗抑鬱藥也有類似的效果，但是會產生如睏倦、噁心和失眠等副作用。
“如果我們能夠抑制孤獨個體頭腦中的警報系統，就可以讓他們與別人重新建立聯絡，而不是遠離他人”，斯蒂芬妮說。
這是她最近大部分研究的基礎，研究人員給孤獨但健康的個體口服400毫克孕烯醇酮。試驗從2017年5月持續到2019年6月；斯蒂芬妮和她的團隊現在正分析資料。她對試驗結果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她認為與服用安慰劑相比，服用孕烯醇酮的人會明顯地降低孤獨的感受。“我對試驗的結果很有興趣”，她說。
就像口渴是脫水的訊號一樣，孤獨表明你已經在遭受缺乏聯絡的痛苦。
2016年卡喬波夫婦合著的、有關藥物治療的另一篇評論探討了利用荷爾蒙催產素來對抗長期孤獨的可能性。文中寫道，與母乳餵養、分娩和身體接觸有關的催產素分泌，已經證明有“促進親社會行為、親和和信任”的作用。
同時，經常與卡喬波夫婦合作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醫學、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教授史蒂夫·科爾（Steve Cole），正在研究如何減輕孤獨使身體易於感染一系列疾病的風險。β-受體阻滯藥是19世紀60年代發現的一種心臟病藥物，能抑制身體對腎上腺素的反應，或許也能“將社會威脅和不安的心理感受與外在的生理後果有效地分離開”，科爾說，“雖然我們不能用腦靶向藥物治癒孤獨，但也許它們能讓孤獨的人避免不良的健康影響。”
科爾希望能證實藥物對減緩身體壓力的效果。目前他正在研究β-受體阻滯藥對癌症患者的影響，因為壓力已經被證明會加劇癌症的擴散。如果有效，我們有理由相信β-受體阻滯藥也可以緩和孤獨對身體的不良影響。
鑑於現代生活的所有方式都是為了使我們不感到拘束，怎麼才能確定誰需要藥物干預、誰僅僅是遵守一成不變的社會常規？
斯蒂芬妮·卡喬波告訴我們，就像口渴是脫水的訊號一樣，孤獨表明你已經在遭受缺乏聯絡的痛苦。我們中的許多人設法擺脫了對孤獨的恐懼，但她認為我們仍然可以受益於藥物干預，防止陷入社會孤立。
絕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都經歷過孤獨。我問她：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都可以從這種治療中獲益？
“正是如此”，她回答道。
如果那讓你感到不適，說明你並不孤獨。楊百翰大學曾研究過社會孤立的心理學家朱麗安·霍爾特-倫斯塔德說：“我認為應該謹慎地把這看作一種失調，而不是將其視作我們都需要的東西：社會聯絡。” 對很多人來說，或許將社會聯絡視作我們身體和心理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會更有幫助，因為這些可以通過調整生活方式來提高。
最近在從布魯克林到曼哈頓的地鐵上我在思考是什麼讓我們感到孤獨。當列車在曼哈頓大橋上飛速行駛時，地鐵車廂裡一片寂靜，只有一首流行歌曲低沉的節拍。前排一位女士在讀書，一些乘客在打盹，我們其餘的人則緊盯著自己的電子裝置：低著頭、戴著耳機、手指滾動著。列車轟隆隆地在橋中間停下：插進了我們的數碼景觀中，沒人抬頭看。一度是沉思、無聊、閒談、對峙甚至打情罵俏的時間，已經被手機螢幕取代了。
除了填補日常的閒暇，我們的手機也充當了“當我們在社交上感到焦慮和不適時的依靠”，茱莉亞·班布里奇說，她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在2016年推出了專門探討這種情況的播客《孤獨時刻》。世界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我們的手機提供了一個方便的緩衝區，防止人類自發互動的可能性。等待上課或在酒吧等朋友的時候，相比冒著尷尬的風險跟旁邊的人搭訕，低頭看著手機螢幕簡單多了。
分開來看這些片刻都是無傷大雅的，但班布里奇擔心這些時間總和所佔的比重。“有時生活是很艱難的”，她說，“我們有被拒絕的可能，但以這種方式參與其中是人類發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科技已經消除了與他人交往的必要性和不便：我們可以在家工作，在網上訂購商品，在床上下載電影。霍爾特-倫斯塔德說，與此同時，參加社會團體的美國人的比例下降了——不管是社交俱樂部、體育團隊、社群活動中心、志願組織還是宗教團體。
現代生活有數不勝數的方式將我們與其他人隔離。由於交往的屏障如此明顯，尋求藥物方法解決貌似並不值得。“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被藥物麻醉、舒適麻木的社會”，班布里奇說。在她的生活中，她不認為孤獨是一個需要修整的問題，而是一種複雜矛盾的狀態，在支離破碎的世界裡，這種狀態加深了作為一種社會動物的體驗。
至少目前為止，仍然有非藥物方法可以採取。如果你受到社會孤立的痛苦但是有系統支援，可以告訴你最親近的人你需要什麼。去年春天是班布里奇非常孤獨的一段時間，她剛從朋友眾多的紐約搬到幾乎一個人也不認識的亞特蘭大。於是她向媽媽尋求幫助，請求很簡單：每天早上給她傳送一條簡訊，可以是新鮮事、問題或者隨意的想法。這個行為本身比簡訊的內容更重要。她說：“這真的對我有幫助。”直到現在，她媽媽仍然每天早上給她發簡訊。
積極地尋找生活的意義，不管是參加志願組織、運動還是宗教團體，都會有所幫助。至少在一開始，這不是和別人見面的問題，更多的是應該找到一個目標，並且參與到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中，科爾說。“以自我為中心會導致消極的情緒狀態，”而且有力的證據表明“神經生物學中，幫助他人是大腦能做的回報最高的事之一。”
斯蒂芬妮·卡喬波之所以持續推進她和約翰的研究如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她最近聽到了一句令她難以忘懷的話：“莫扎特沒有死去，他只是變成了音樂。”她說：“我相信我的丈夫也沒有死去，只是變成了理論。而我正在實踐他的理論。”
編譯組出品。譯者：Jane，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