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者通吃的社會
本文來自於公眾號： 礪石商業評論(ID：libusiness)，作者：劉國華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這是《聖經》中的“馬太福音”第25章中的兩句話。話中描述的現象，正是1973年美國科學史研究者默頓提出的“馬太效應”，強者恆強，弱者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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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馬克·傑弗遜(M.Jefferson)發表了一篇文章，因為文章的重要性，50年之後美國一家地理學雜誌又全文重登了該文章。傑弗遜在該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首位城市和首位度。
傑弗遜通過資料發現，在很多國家、民族中，最大城市的人口比第二大、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多得多，他稱為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人口是排名第二、第三的多少倍，被叫做首位度。他分析了51個國家，其中有18個國家最大的城市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3倍以上，其中28個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的2倍以上。
在這些城市中，還有幾個特別誇張。比如，英國的首位城市倫敦是第二位城市利物浦人口的7倍，丹麥的首位城市哥本哈根竟是第二位城市奧爾胡斯的12倍。
上海交通大學陸銘教授指出，由於政府行政力量對於經濟資源配置的干預，導致了“經濟發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區之間分工水平的下降”，很難實現區域經濟“從集聚中走向平衡”。
人口過度向首位城市集中同時，無疑也伴隨著財富、人才的集中。
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釋出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全球前1%的富豪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全球總財富的一半，達到了50.8%。這與法國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書中所說的一致。
這種“首位度”現象甚至發生在電視劇中的演員片酬上。比如在廣電總局披露的一個數據中，某部電視劇中2位明星主演合計拿走了1.5億的片酬，在總製作成本中的佔比超過了60%。
財富、人才的集中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不同等與階層固化在加劇。
美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哈羅德·克博( Harold R. Kerbo)寫過一本長達800餘頁的社會學鉅著，叫做《社會分層與不平等》。這部書以全景形式展示了美國社會分層的歷史與現狀，即社會收入與財富上的不均，並由此導致基本必需品分配、健康、稅收、政治產出等諸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主要維度包括三個：一是榮譽、地位、聲望的不平等，二是經濟權力與物質報酬的不平等，三是武力、政治、行政權力的不平等。而三個不平等維度之間，又存在內在相互影響。
美國另外一名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在2015年出版過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我們的孩子》。通過追蹤訪問美國各地107位年輕人與他們的家庭，帕特南和研究團隊從家庭結構、父母教養方式、學校條件和鄰里社群四方面入手，詳細討論了美國貧富兩個階級的孩子們在成長經歷中的全方位差距。
帕特南在書中提到一個詞：弱關係。所謂弱關係，是指孩子的父母是否有朋友的朋友，能夠在孩子找工作、申請大學或生病就醫問題上隨時施以援手。他在書中指出，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他們的孩子的社交圈就很難超出親戚與鄰居的範圍。在諸多社會職業中，較之於高知家長，他們認識多一些的只有“保安”。
英國BBC系列紀錄片《五十六已知天命》，也描述了類似的現象。該紀錄片從1964年一直持續拍到2005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選擇了十多位不同階層的英國孩子跟蹤拍攝，每七年拍一次。
從紀錄片給我們看到的人生軌跡中，可以看到階層固化對人生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影響。上流社會的孩子讀私立學校，進名牌大學，成為社會名流;而底層，則一輩又一輩做著同樣卑微的生存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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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商業領域，也是一個強強聯手，沒給弱者剩下多少空間的時代。
《經濟學人》一篇文章統計了20年美國電影票房的分佈資料發現， 排名在前面1%的電影，過去大約能拿走10%的總票房收入，現在則超過25%。排在後面90%的電影，過去能拿走一半的票房，現在能拿走的，只有10%多點。
而且最成功的電影還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公司手裡。2016年美國電影票房前五名，全是迪斯尼一家的。漫威、皮克斯、盧卡斯影業，這些聲名顯赫的電影公司，現在其實都屬於迪斯尼。
在移動網際網路領域，移動應用優化公司Senor Tower發現，App Store已經被大的應用開發商壟斷，想要做一個獨立應用開發商越來越難。他們的資料顯示：2016年第一季度，App Store總下載量為138億次，前1%的約62家應用開發商獲得了70%的下載量，從營收來看，前1%佔到總營收的94%，也就是總營收143億美元中的134億美元，餘下的少得可憐的0.9億美元由6200家應用開發商“搶奪”。
Sensor Tower在2017年釋出的資料顯示，在下載量最高的5個應用中，Facebook擁有3個。在中國的App store排行榜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前10大下載應用中，騰訊佔了3個。
從流量去向來看，基本上都高度集中在微信、微博、支付寶、今日頭條、抖音以及一些剛需的軟體，如美團、滴滴等上，其他App的開啟度越來越低，越來越多非金字塔端的App得不到使用者。
對於很多中小型App開發者來說，要想生存只有三條路：一是衝App store的排名，不斷更新刷存在感;二是做垂直精品使用者，專注在某一領域;三是想辦法接入BAT生態體系，尤其是在微信端、支付寶端的接入。
以微信來說，小程式的開啟其實進一步加速了App們向微信靠近的程序。小程式的投入使用意味著現在很多App的功能，直接可以在微信上完成，相當於把眾多的App接入了微信埠。使用者不再需要在手機上單獨開啟App，而是從微信上開啟小程式。這就會逐漸形成一個以微信為中心的App生態體系，進一步加強微信的流量中心地位，成為微信的“吸星大法”，吸取使用者的同時，也在吸取軟體的開發人員。
在流量贏者通吃的情況下，中小網際網路企業盈利上漲也就變得極其艱難。相反，騰訊和阿里巴巴這兩大巨頭，卻在2017年股價都上漲了一倍以上。兩家巨無霸公司都是4000億美元左右的市值，營收還在以大約每年60%的速度增長。
麥肯錫(McKinsey)資料顯示，美國大型科技集團在其國內市場風險投資總流量中的佔比不足5%，而阿里巴巴和騰訊在中國內地風投流量中的佔比卻達到40%-50%。
贏者通吃的明星企業掌握著國民生活最重要的領域，憑藉著早期的技術積累，良好的運營管理，的確給社會創造了巨大的價值。消費者喜歡，銀行傾心，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企業橫跨的生態領域也越來越多。
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小企業的吸引力越來越弱。銀行在他們面前高高在上，人才流失嚴重。稍微做得好點的公司，最佳的歸屬也是被巨頭收購。在國內投資圈有一句戲語：只要到了C輪，就必須接受BAT的投資，否則你就玩不下去。很多網際網路公司開始還做得有聲有色，但只要到BAT開始做，這些小公司就消失了。
BAT、TMD等幾大公司幾乎覆蓋所有的賽道，創業者很難繞開這些大公司。甚至，很多創業公司一開始朝著投靠這些公司去的。從長遠來看，這對創新其實是一種傷害。
這種傷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巨頭往往出手闊綽，使得這些被投的公司估值很高，有些當然是物超所值，但是也製造了相當多的泡沫。二是一旦創業公司被巨頭所投，它的獨立性就基本喪失。而且由於估值做得很高，創業公司就把心思花在如何去繼續撐高估值。有些公司為了開拓市場，擴大使用者數，不得不玩起了燒錢的遊戲。但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資本決定不再投入，創業公司就面臨崩塌的局面。三是由於巨頭的影響力，一些類似於“中間商”類的資本，他們做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包裝公司，再賣給巨頭。就違背了創業投資做價值發現的初衷，使得這些公司的價值“中空”，金絮其外，敗絮其中。
在強者愈強的環境下，投資者在策略上也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當捕捉到頭部公司時，很多資本就會不斷地加碼。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小公司受到的關注會越來越少，生存空間被擠壓得非常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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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的“鐵飯碗”曾是人人趨之若鶩的香餑餑。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程序，民企成為最具經濟活力的形式，成為很多人的選擇。但這幾年“國進民退”已是基本事實，甚至有人還喊出了“民營經濟要開始退場”的言論。
國企重新成為很多人找工作的首選，一些靠著資源壟斷的大型國企售賣除了產品和服務，更提供了體面的社會地位。國企憑藉很多資源壟斷和政策紅利，再次站在了贏者通吃的位置。
根據2016年上市公司的財報，利潤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全部為國企，其中金融佔到了14家，前10大中金融佔到9席。
2017年7月《財富》雜誌釋出的世界500強排名顯示，中國大陸106家公司的總營收達到6.04萬億美元，摺合人民幣約39.26萬億(按當時美元兌人民幣1：6.5匯率折算)，佔2016年中國GDP(74.4萬億人民幣)的52.7%，佔到了中國GDP的一半以上。
2018年上榜《財富》500強公司，111家上榜的中國企業按利潤計算，基本上集中到了國有銀行企業。他們的平均利潤高達179億美元，遠遠高於全部入榜中國公司的平均31億美元的利潤水平。其中，10家銀行的總利潤佔了總利潤的50.7%。作為對比，美國銀行總利潤僅佔126家美國入榜公司總利潤的11.7%。
這是一個極不健康的利潤結構比例。如果這種趨勢一直髮展下去，資源越來越向大國企、金融機構集中，那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必然存在嚴重的結構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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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56789”的說法：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超過50%;對GDP、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的貢獻均超過60%;對企業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貢獻超過70%;對城鎮就業的貢獻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超過90%。
這組資料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到民營經濟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貢獻。事實上，真正健康的經濟結構應該是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體。只有讓民營經濟公平參與到經濟活動中，才會根本上保證整個經濟的活力。
但隨著國企越來越強，無數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況越來越艱難。在一定程度上，今天民營經濟已經處在走鋼絲的境地，稍微一點風吹雨打就有可能跌落下來。
造成如今民營經濟困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斷增加的稅收負擔。
根據世界銀行前兩年釋出的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稅費額/利潤)是67.5%，稅費中的社保費佔企業利潤的49%。對比一下，美國是百分之十幾，瑞典是高福利國家，也只有35%。根據中金公司的最新測算，明年社保徵收交由稅務部門進行後，民企上市公司利潤將要下滑約8%，中小公司利潤下滑約9%。
原因再如，國企資源壟斷帶來的成本傳導。原材料是製造業的起點，但大部分的資源其實都掌握在國企手裡。一些掌握上游資源的國企，這些年的利潤增長實際上是靠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帶來的。這種源頭的成本上升必然一層層會傳遞給中下游的企業。這種靠著獨特的資源紅利，吸食下游利潤，我想絕非改革的本來方向。
2015年曾是國企的艱難時刻，當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0944億元，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221.6億元。但經過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改革後，到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6651億元，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753.1億元。這一前一後的對比可以發現，國企增長很強勁，民企則在原地踏步。在這場改革中，民企實際上做了很大的犧牲。至於其中原由，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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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來說，贏者通吃是世界性的現象，但在中國還是頗有些不同。
早在1995年，康乃爾大學教授羅伯特·法蘭克就曾經和杜克大學教授菲利普·庫克合作出版過一本書，叫做《贏者通吃的社會》(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這本書的核心思想就是技術進步能加速好產品的擴散，導致市場被少數幾個大公司壟斷，本地的小工廠出局。他們考察了很多領域，從輪胎到演藝明星，都是這個局面。
隨著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的應用，贏者通吃的局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因此你會發現，網際網路行業成為贏家通吃的主要戰場。究其原因，是因為在傳統年代，由於社會組織是散落狀態的，所以很多小的區域容易形成獨立系統。在這個分散的社會系統裡，獨立的小經濟體是有很大生存機會的。
但在“連線”無處不在的時代，整個社會的資源和財富就開始打破空間的阻隔，開始往極少數人手裡集中，做“小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同樣由於網際網路解決了資訊的對稱性，以往處在灰色地帶的機會也在消失，社會由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的機會，“個體戶”被迫走進了“格子間”。
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政府的行政偏向，中小企業的日子必然難過。但是在既有的環境下，中小企業要生存，怨天尤人顯然不是出路，還是要盡力想辦法去適應，讓自己強大起來。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商業社會中，企業家是“靈魂”，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企業家和員工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夠在艱難中發出微光，能夠引領團隊走向勝利。哪怕面對死亡的時刻，都能夠從容引領團隊去迎接挑戰。
實際上，中國有很多中小企業的企業家、年輕創業團隊，他們夜以繼日的奮鬥，不斷的在思考用什麼樣的變革可以活下去。雖然他們依然會面臨困難，但企業精神在，未來定然能找到機會。
在這方面，德國企業的結構或許值得我們學習。雖然他們有影響全球的大企業，更有生命力強大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的核心發展策略，就是不和大企業爭輝。他們通過攻克小眾領域的難題，最終形成技術壁壘，成為打不死的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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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有個女網球明星叫做施特菲·格拉芙。她在整個90年代的水平一直穩定在世界頂尖高手的級別，但她的收入真正達到最高是在1993年4月份以後的12個月。水平還是這個水平，收入為什麼突然猛增呢?因為當時世界排名第一的莫妮卡·塞萊斯，因為被粉絲刺傷，被迫休假了12個月，整個舞臺都讓給了格拉芙。
給中國中小企業的機會，難道也只能等待大企業犯錯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