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的扶貧基因與產業本分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阿比吉特·班納吉在《貧窮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什麼才是幫助窮人的有效方式嗎？
在他看來，啟動外來援助，形成本地產業，能啟動一種良性迴圈，即輔助貧窮地區在關鍵領域投資，從而提高其生產力，由此而產生的更高收入會帶來更多投資，收益將呈螺旋狀上升。但是，窮人通常缺少資訊來源，相信那些錯誤的事情。
因此，貧窮很大原因在於資訊不足。電商新模式卻可以起到關鍵作用，它讓資訊、資料以及供需得到更精準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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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扶貧與供需矛盾
扶貧不僅僅要建立產業，更需要解決資訊和供需問題。
由於貧困地區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農村，在當地往往並沒有完整的工業產業鏈。因此扶貧專案很多都集中在農業生產上。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經濟作物，如水果、特色農產品、肉禽類，這些產品在國內基本都屬於產能過剩。
產業扶貧以後，增加了產量，增加了供給，但是市場沒有進一步的擴大。因此會造成大量的農產品銷售不出去，甚至連生產成本都收不回來。這不僅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更是讓產業扶貧的效果大打折扣。
很多貧困地區產業扶貧之後隨之而來的滯銷現象就是典型案例。雖然志願者耗盡大量盡力去匹配供需，但終究無濟於事。
11月20日，拼多多（NASDAQ：PDD）釋出的2018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12個月期間，平臺GMV達3448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386%。
這份財報當然很好看，其中另一個關鍵資料則是和扶貧有很大關係。扶貧不僅僅在於把農村的產品“銷出去”，還在於把城市的商品“運進來”。
在“銷出去”這個層面看，拼多多已發動5萬名新農人，在全國農產區建立分揀、包裝、物流的分散式中心。過去3年共計銷售109億斤農貨，交易總額達510億元。拼多多覆蓋的農產區尤其是貧困農產區，已基本實現農戶“有產就有銷，多勞能多得”。
從“運進來”這個維度看，自從第二季度以來，國美電器、噹噹、小米等500餘家國內外知名品牌入駐拼多多品牌館。再加上拼多多的精準補貼策略，在農產區，消費者可以得到更廉價的商品。
中國零售格局用消費升級和消費分級這兩個詞來概括再合適不過了，加上中國幅員遼闊，城市層次多樣，不同家庭有不同訴求。拼多多就像是一個管道，打通了不同市場、產區的“結界”。
扶貧，本質上是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農貨進城，品牌下鄉，圍繞供、需、流通展開資源與需求的匹配，從而激發了從一線到四五六線再到鄉村市場的潛力。它讓二元市場重新粘合在一起，融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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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基因的業務模式
打通城鄉結界，粘合二元市場，把扶貧和業務結合在一起是所有網際網路公司都在思考的問題。
此前有一家網際網路小巨頭公司扶貧業務負責人吐槽，自家公司業務和扶貧毫無關聯，與其去找業務和扶貧的結合點，“還不如直接給錢”。
這種思維邏輯當然是“懶政思想”，但其實也點出了一個難點：扶貧能不能和公司業務模式天然融合？
農村市場是一片泥淖，你不做我不做就沒人做，最終失去市場的終究還是企業自己。但是開發農村市場卻等於在挖掘中國網際網路的價值窪地。
黃崢11月8日參加烏鎮世界網際網路大會時曾表示：
過去三年，拼多多平臺已累計幫扶139,600戶建檔立卡扶貧家庭，產生超過21億筆扶貧助農訂單，累計銷售109億斤農產品，相關交易總額達510億元。
拼多多之所以能夠有接近京東的市值，很大因素就在於，打通城鄉二元市場的價值被市場和資本看好，這並不亞於京東這種把主要目光投放在一二線城市的電商。
阿里和京東常常用“沉下去”這樣的詞彙表達對農村市場的重視。“沉下去”這個詞一方面表達了農村市場的難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它們把一二線城市作為根基的思維模式。
事實上，對拼多多而言，扶貧助農是一種根植業務模式的本分，它更自然、更簡單。在扶貧過程中也並不需要那麼“刻意”。
1、資訊流：資訊流的本質是資訊找人，放在商品交易中就是“貨找人”。過去農戶生產的東西都要人找貨，但今天的貨找人可以提高連線效率，降低獲客成本。
2、社交流：通過拼團的模式，通過微信9億使用者移動社交的關係鏈傳播引爆規模，過去線性的傳播到了社交工具中得到的往往是裂變式傳播，進一步降低了品牌成本。
3、大資料：大資料讓供需關係更精確，整個過程可以實現庫存同步、訂單同步、發貨同步、對賬同步，以此縮短品牌方的銷售及回款週期。甚至預先根據資料預測銷售規模，展開排產，降低庫存和帶來的浪費與成本，降低庫存。
拼多多的拼團模式不僅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需求，也能模擬預測消費者未來的需求，並將預測傳遞給上游生產商。通過對生產商資料賦能，他們將會有更充足的時間來計劃生產，開發出更符合目標客群的特定產品。
減少中間環節，農戶可以保留更多利潤，使用者也可以得到更物美價廉的商品。藉助新式電商的爆發力，降低商品零售交易成本，效率、規模、成本都能在這種社交和拼團穿透作用下得到優化。
一組資料顯示，拼多多一二線城市的佔比接近50%，和淘寶、京東的使用者重合度已經超過1億，“低線專供”、“微信專屬”等標籤一點點被撕掉。
這組資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城鄉二元市場之間的障礙正在被它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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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修橋造路”
打通城鄉“結界”，其實也是在為自己“修橋造路”。
早年間，阿里和京東一直在說要深耕農村電商，兩者不斷把小店、合夥人、物流、金融這些概念兜售給貧困地區。拼多多則是拼單、社交，用貨找人、社交裂變的方式，適應人的本能，扶助貧困地區讓城鄉二元市場得以融合。
企業用技術、商業配合公共機構共同從根源上解決一些社會問題，不僅自己可以獲取市場，社會問題也能夠得以解決。
中國城鄉市場的二元結構，農村市場對城市商品的需求，農村市場農產品以及城市工業品的滯銷，在這樣一個接近於C2M（Customer-to- Manufactory）模式的商業邏輯中一點一點被打通，扶貧得以良性迴圈。
尹生去年5月在《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騰訊和中國網際網路？》一文中曾經如此界定企業和社會責任的關係：
當這些公司從一個獨立的商業實體發展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後，從產業競爭向生態競爭的進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為它們的利益越發與整個生態（也包括社會和經濟等）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關，這要求它們必須從生態的整體利益。
也就是說，企業本身的發展高度，是和履行社會責任的深淺結合在一起的。
因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面臨壁壘，這些壁壘無不和麵前的社會問題相關，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本質上是在為自己修橋造路，打通商業障礙。
這種業務邏輯用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學者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那句話來說就是：
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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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幾度，微訊號：852405518，公眾號“深幾度”，歡迎署名轉載。
作者系獨立撰稿人。鈦媒體、品途網2016年度十大作者，騰訊科技2015年度最具影響力自媒體。關注人工智慧、移動互聯、數碼家電的產業融合，文章在介面、今日頭條、搜狐、騰訊、新浪、網易等30餘平臺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