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大學可以如何改變一個城市
1838年，一所叫布朗學塾（Brown School）的學校在北加利福尼亞州成立。
在19世紀90年代，布朗學塾幾經風雨早已更名為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大商賈華盛頓·杜克（Washington Duke）先後為這所學校累計捐款近40萬美元，而讓華盛頓的印記更深刻鐫刻在聖三一學院歷史中的還有他確立的學校向女性開放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
在1924年，華盛頓之子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利用4000萬信託建立了杜克捐贈基金，在學校校長的堅持下，詹姆斯最終接受了將學校更名為杜克大學以紀念其父親的建議。在接下來的3年裡，整個校園進行了重建，同時還開辦了神學院和研究生院，杜克大學由是正式成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杜克大學已經成為現在美國最聲名卓著的高等學府之一，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 & World Report）》釋出的2019年美國最佳大學排名中，杜克大學名列全美第8。
更名杜克大學90年後，在中國的崑山市，這所學校與當地政府以及武漢大學合辦的大學成立了，名曰崑山杜克大學。無論外面世界如何喧囂，這所學校已經默默地將自己楔入了這座縣級市未來的發展軌道里，而這條軌跡也探索了國家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方向，同樣不言而喻的是，這所學校、這座城市的發展和大洋彼岸的美利堅息息相關。
崑山杜克大學迎來第一批來自全球的本科生
應運而生的大學
崑山，西鄰陽澄湖，左近長江出海口，以中國區域行政級別劃分，它只是蘇州下轄的一個縣級市，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像崑山這樣的縣級市約有370個。以距離論，崑山距離蘇州大約只有30公里，距離無錫約摸有70公里，而距離浦東則堪堪超過100公里而已。以歷史沿革而論，直到1989年，國務院才批准其撤縣建市，而直到2011年，崑山才被列入江蘇省省直管縣市試點。
普通的縣城總是相似的，而不一般的縣城則有著各自的不一般。
崑山不一般的地方在於，自2004年以來，它就一直牢牢佔據著中國百強縣第一的位置。在2017年，它的生產總值達到了3520.35億元人民幣，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同年寧夏全省的生產總值。
但在很多年前，情況還不是這樣。
在改革開放之前，崑山是蘇州市下轄六縣中的“小六子”，直到80年代中期自主創辦工業開發區以招徠“軍轉民”的軍工企業和從上海遷出的工業企業，崑山快速崛起。
崑山離上海近，進出口都方便。早期的臺商曾經如此評價崑山的優勢條件，與此同時，比上海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誠懇的招商引資態度幫助崑山成功吸引了大量臺商投資建廠。
隨著從農業向工業轉型、內銷經濟模式轉向出口導向型經濟以及金融危機之後的企業資源從分散從集聚形式的轉變，自80年代到21世紀初，經濟發展狂飆突進的崑山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逐步實現了其富足持續發展的基礎。
在2008年時，崑山人均 GDP 達到了120882元，根據霍利斯∙錢納裡（H.B.Chenexy）的工業化階段來劃分的話，則這座縣城此時便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實現後的發達經濟階段。
但是，與蓬勃增長的經濟總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下的質量。
2006年崑山全部 IT 產業研發支出為25.05億元人民幣，在 IT 企業銷售收入中的比重僅有1.71%，全年筆記本電腦產量超過2500萬臺，然而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機器數量則是少之又少。
研發能力和投入匱乏的源頭自然是人才的不足，到2008年時，崑山人才數量超過16萬，其中大專和本科學歷人員在其中的比重分別為52.08%和45%，而研究生以上學歷人員的比例僅僅只有1.2%。
崑山終於意識到，一個沒有科研基礎設施和氛圍的小縣城終究是是無法吸引到足夠的科研人才的，遑論技術研究和企業、市場應用之間的相互轉化。
這座縣城此時已經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產業結構由低到高的升級階段，然而，科研實力和資源成了它最大的掣肘。
在這種背景下，崑山杜克大學應運而生。
大學帶來的連鎖反應
“我們不能急功近利地去辦一個大學，辦很短的幾年，就期望它能夠帶給我們多少多少。”副市長李暉在去年年底才走馬上任，她告訴我崑山對合辦大學的期許。
發展崛起至今不過30多年的崑山在教育基礎設施方面顯然無法和相鄰的上海相提並論，更不用說在外人的第一印象裡，儘管是百強縣之首，但它也終究只是一個縣城而已。早先，崑山便已經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短板，於是邀請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中科院及浙江大學等院校在當地合作開辦創新研究院，利用高校資源結合崑山本地的產業資源來更好地實現產學研的轉化。
現任清華大學校長邱勇在9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 OLED 專案組併成立了中國大陸最早擁有 OLED 產品生產能力的維信諾公司，2008年在崑山建成了大陸第一條 OLED 大規模生產線，到2017年時，維信諾以38.9%的佔有率成為大陸出貨面積最多的面板廠商。
這是崑山將學校資源、技術研究和企業生產結合得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談起邱勇校長和維信諾，李暉副市長讚許道。事實證明，佔盡天時地利的崑山一旦獲得一流的人才將會爆發出較之單純招商引資更為劇烈的能量。
在尋求第四次經濟和產業轉型機會的關鍵時刻，崑山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能在當地擁有一所自己的一流大學，吸引和培養更多的一流人才，才能將產學研環節真正閉合起來，而這正是崑山新轉型的關鍵。
“現在的大學，不再是脫離社群或脫離社會的學術孤島，大學越來越希望對所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影響，我們的教授們非常積極地參與本地和國際研究專案。從當地經濟需求和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貢獻能解決具體問題，而且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崑山杜克大學現任常務副校長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曾經獲得了中國政府友誼獎，他深知，唯有立足本地，這所合辦大學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
數年前，他曾經擔任大連市長夏德仁的科技顧問，當時，英特爾公司計劃在中國投資創辦半導體廠，這個被英特爾稱作“海神計劃”祕密計劃尋訪了若干中國城市，最終，大連在挑剔的英特爾公司投資評估中拿到了最高的分數。
西蒙副校長回憶道，大連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不小的優勢，但是至關重要的一點便是大連理工大學坐落其中，而這所大學培養的人才和擁有的研究資源恰恰最符合英特爾亟需的半導體研發生產需求。
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在今天，這一判斷不僅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貶損，反而越發顯示出其高瞻遠矚。
一座一流大學足以改變一座城市。
崑山杜克大學還是一所年輕的大學，甚至直到2018年才開始正式招收第一批本科生，但李暉副市長已經對這所大學的未來充滿期待，藉助杜克大學的平臺和資源，作為一個縣級市，崑山吸引到了更多的一流人才，而這又能更好地幫助當地的企業進行技術升級，依靠研究資源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集聚效應，崑山又能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來撬動當地個產業升級轉型的槓桿。
“原來我們覺得談一下很簡單的，你做什麼，你投資多少，你要多少地，你能產生多少的工業產值貢獻多少稅收。現在我們更多看的是團隊，首先看你在行業裡面處於什麼地位，再看你是有什麼專家團隊來支撐你。”李暉副市長驚喜地發現，崑山杜克大學的建立甚至已經改變了他們招商引資的思路，之前對這所學校的憧憬逐漸在現實中實現。
注意到這些變化的不止是崑山市而已。
崑山杜克大學校區
“崑山杜克大學的課程設定是跨學科的，科研團隊也不是以傳統的院系為基礎來搭建。大資料和智慧的未來不是純技術流，而是要將人工智慧技術落地，應用到各個傳統行業。”崑山杜克大學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院以及資料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昕總結道。
李昕教授不僅僅是 IEEE 會士，他本身就是一位創業者，早在2005年就與人合夥創辦了 Xigmix 公司，將其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應用。兼具業界和學界經驗的李昕教授對產學研的關係有著更加深入的瞭解，他告訴我，從學校到公司再到市場之間的險阻遠超人們的想象。
未來傳統制造業升級轉型的方向就集中在人工智慧領域，工業自動化和研究應用將會迎來爆發式地增長，富士康集團一直與李昕教授合作進行製造業大資料分析。比起跨區跨洋合作，一所本地的一流大學和相關專業的一流團隊及研究資源無疑更能滿足企業的意願。
“我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春江水暖鴨先知，鴨是最知道這個水暖的，所以我想企業對市場是最敏感的。”李暉副市長則這樣告訴我。
在人工智慧和製造業領域，包括 Google、Facebook 以及國內 BAT 這樣的公司雖然在人工智慧演算法研究上游刃有餘，但是，他們卻並沒有製造業經驗，於是，技術往往難以落地，而恰恰是像富士康這樣的傳統制造企業的優勢，雖然在人工智慧的前瞻性研究上並不出類拔萃，但是在實際應用上，這些廠商卻往往獨領風騷。
在市場還不明晰、商業化前景尚未明朗的局面下，網際網路公司的投入相當謹慎，離市場和應用越發遙遠，而傳統制造企業也不願輕易把自己的資料拱手相讓，於是，在人工智慧和製造業結合的領域，網際網路公司和傳統企業之間漸漸升起一道柔軟的鐵幕，雙方對彼此都有需求，然而，這種意願越是強烈迫切，其間的阻力和矛盾反而就越大。
大學的資源和立場使得它發揮出一種超乎尋常的作用，扮演起兩種企業間的粘合劑和緩衝器的角色。一方面，它能夠和網際網路公司合作互補進行前瞻研究，而另一方面，處在一個工業集聚效應明顯的區域，大學的研究往往更加貼近當地企業的應用需求，在長期研究和以市場商業化為目的的應用研究之間，大學無疑更加靈活，而崑山杜克大學的跨學科優勢讓它在崑山當地產學研互動中的威力更加突出。
如果以崑山周邊的水文條件作譬喻的話，此前，它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聚焦於自身、以自身為單一生態系統中心的陽澄湖模式，那時的崑山是一座依靠招商引資在經濟總量上睥睨四方的百強縣。
而現在，隨著全球化的擴散和崑山杜克大學的建成，它正逐漸嬗變為吸收涵養周邊資源同時將自己納入一個複雜變動的經濟和產業體系中的長江模式，只有從源頭和根本上保持自我創新和吐納，大江大河才不會斷流，才能奔流到海不復還。
相比靜態的湖泊，動態的江河洶湧澎湃，其間不免有落差間或乾涸，但太多的歷史經驗已經不言自明，任何固步自封的系統都必然陷入崩塌，而只有開放活躍保持包容和吸收的系統才會有著恆久的生命力。
崑山杜克大學便是崑山和新的江河發展模式的活力的最重要的來源。
碰撞與融合
“崑山杜克大學是獨一無二的創舉。這是一所國際大學，它不僅僅是一箇中美機構，而是希望成為一個全球性高校。這是崑山杜克大學非常重要的優勢。我認為，這也是一個重新思考課程設定、學術專案以及研究專案的巨大機會，不必像其他高校一樣顧慮傳統，僅能在既定的框架內行事。”杜克大學第10任校長文森特·普萊斯（Vincent Price）說。
杜克大學教授格里高利（Gregory C. Gray）教授對豬和豬的遺傳組成非常感興趣，曾經幫助中國同行們在2014年組織了第一屆同一健康（One Health）國際研討會。這名國際知名的流傳病研究專家來自北卡羅萊那州，這是美國著名的養豬大州，而中國同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豬肉市場之一，於是，格里高利教授也順理成章地來到了崑山杜克大學進行研究。
這樣的情況並非個例。
李彬彬團隊通過 GPS 項圈定位追蹤野生大熊貓棲息地變化情況
李彬彬教授早在杜克大學讀博士期間，就嘗試利用技術手段通過足跡識別來追蹤大熊貓個體，大資料和人工智慧在這些年突飛猛進的發展和應用，為她的野外大熊貓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她告訴鈦媒體，研究團隊在野外已經鋪設了很多紅外相機並拍攝了大量照片，但是對這些影象資料的識別和處理在過去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大部分依然需要人工識別，而影象識別技術的成熟將極大地解放人工投入。對於有大量資料積累的物種，影象識別更穩定，也將會在精度和準度上超過過往人工作業的結果。
顯然，生態保護早已經不再是一門單純的學科。
李彬彬教授認為，相比國內的大學，崑山杜克大學在科研上的一大特色便在於打破了傳統的學院科系堡壘，於是，有著不同學術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們可以共事研究同一議題。李彬彬教授自己專長於保護生物學，而那些研究經濟學與政策分析的研究者們也可以為生態保護裡更加現實的問題提供答案。
“許多野外的專案需要不同的技能，有人擅長野外資料收集，有人擅長做統計模型來統計和分析，還有些人可能對經濟更感興趣，那麼就可以做社群的工作。這個行業非常綜合，只要你想做，那麼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技能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李彬彬教授這樣總結，從去年7月開始，她開始在崑山杜克大學擔任環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杜克大學地球化學和水質學專業教授兼崑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教授的阿文勒·梵格西（Avner Vengosh）博士一直關注著中國的能源安全，尤其是四川省的頁岩氣應用及其開採運輸過程中的廢水汙染問題。在美國，存在著不少因為汙染物滲透到土壤裡且無法清除的“超級基金場址”（Superfund site）重度汙染區，在發展新能源頁岩氣的同時如何避免重蹈美國覆轍是梵格西博士和崑山杜克大學現在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
參與過兩次奧運會汙染治理與疾病相關性研究的張軍鋒博士現在是崑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的教授，該中心主任張俊傑教授如今關注的是綠色金融與“一帶一路”的關係，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只有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才能消除外界的質疑並真正推動中國“一帶一路”政策長久持續下去，最終推動中國和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
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發展趨勢吸引著無數的研究者和拓荒者，他們或者在這塊土地上仔細追尋著40多年來高舉振飛的蛛絲馬跡，或者試圖從中找尋出任何足以成為經驗或失敗教訓的事實，還有更多的人熱切地盼望著參與到這一古老國度的現代化程序之中去。
在全球化浪潮起起伏伏的今天，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方方面面都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對他者來說，這就是一塊充滿未解之謎的新大陸，等待著去探索和解答。
崑山杜克大學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機遇。在第一輪教師招聘中，25個教師崗位總共收到了1300多份求職申請。而在第二輪招聘中，共有超過1400人申請了另外20個教師名額。
“我們不是向中國輸入杜克大學技術的管道，那不是我們的目的。坦率地說，崑山杜克大學的目的是創造我們自己的技術，我們自己的新知識。”西蒙副校長說完，扶了扶他的眼鏡，年逾六旬的他有著豐富的中國經驗。
無論是崑山還是杜克大學清楚地知道，只有把杜克大學的學術資源和崑山本地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展開更有針對性的合作，才能更好地發揮出雙方各自的優勢。
“傳統上說，我們所認為的社群是自己所在的學科群體和我們的學生們。我們很少會想到：我住在崑山，我對本地的居民負有責任。”對於合辦大學的意義和作用，崑山杜克大學環境健康助理教授紀思翰這樣評價。
崑山的這所中美合辦大學的研究思路正在發生改變，在紀思翰教授關注的公共健康領域，他們從研究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平均值轉變為研究本地疾病負擔，深入分析本地社群正在發生的疾病以及可能需要採取的政策。
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都處在高速發展迅疾變化之中，既有的思維和理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態勢迅速崩塌，如何應對這樣複雜混沌的劇變是中國與美國面臨的挑戰，同時也是崑山、杜克大學及 DKU 的機遇。
西蒙副校長始終提醒著中國的同行們和行政長官們，高科技工業是一個不斷髮展的行業，永遠都在變化之中。
杜克大學所在的北卡羅來納三角研究帶在美國與矽谷等齊名，這裡聚集了包括杜克大學、北卡州立大學以及包括 IBM、葛蘭素史克等在內的大公司。但西蒙副校長告訴我，這些大公司現在都已經大力縮減規模，與中國人熟知和想象中的那個園區大相徑庭，現在的北卡三角研究帶與以往已經截然不同，舊的模式幾近土崩瓦解，而新的高科技園區模式則蔚然成風。在這種模式下，創業企業傾向於選擇城市，利用其中成熟的基礎設施來快速發展。
“崑山不是要建成一個20世紀高科技園區，而是希望建立一個能適應21世紀新形勢的高科技園區。”西蒙副校長一臉嚴肅地告訴我。
21世紀的新形勢是怎樣的呢？讓我們回到十年前，2008年8月，奧運會在北京舉行。
此前數月，北京市採取了包括關閉工廠、限行車輛限行、遮蔽工地等在內的措施來治理備受詬病的空氣汙染問題。奧運會期間，北京的空氣質量有了顯著改善。
中美合作釋出於2015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在奧運會孕期剛好處於第8個月的孕婦生下的嬰兒比2007年或2009年同一時期出生嬰兒平均出生體重增加了23克。
兩國團隊另一項歷時6年的研究發現，從奧運會前到奧運會期間，健康年輕人的 sCD62P 平均水平下降了34%，vWF水平降低了13.1%，研究人員認為北京奧運期間空氣汙染物水平與健康年輕人心血管生理學指標的急性改變相關。
頗具黑色幽默效果的是，破壞自然和環境汙染的結果最終還是反作用於人們自身，而嬰兒和年輕人這兩個代表著未來和希望的群體恰恰是其中最顯著的受害者。
落後地區及欠發達地區為了振興經濟不得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僅是歐美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路，尋求富強的現代中國也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疾馳的足跡。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汙染，落後的產業結構形態加劇了環境的惡化，而這樣的經濟形態又使得人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進一步惡化，於是，消費、產業調整轉型和環境問題構成了一個無解的惡性迴圈。
正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指出的那樣，當經濟發展處於低水平時，環境退化的程度處於較低水平，隨著經濟增長加速, 環境就會不斷惡化，但當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時，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人們環保意識和技術手段的提升，環境惡化現象就會逐漸減緩，並開始趨於改善。
顯而易見，環境問題最終歸根到底是一個經濟問題，只有真正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汙染問題，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就在於利用新技術推動產業結構持續優化。
這是向著現代化狂奔的中國的願望，也是執著地尋找著第四次轉型之路的崑山的目標，同樣還是年輕的崑山杜克大學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間實現自我價值的一個平衡點。
就算風起雲湧，哪怕九死一生，偉大的航海家先驅們最終還是證明了世界是平的。
這個世界無法忽視也不可能隔離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場潛力最大的國家，同樣，一個渴望追求現代化的中國也必然和世界市場和體系聯絡在一起。
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歷史和文明的中心不斷遷移著，中美兩個大國如今在洶湧澎湃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浪潮中競逐起伏。
事實上，在漫長而倥傯的歲月之中，太平洋兩畔的兩個超級大國如影隨形，一方總是無法擺脫對方的衝擊，而另一方也總是欲罷不能地迴應著對方。
中國不再是一個面對衝擊的失語被動的迴應者，她迫切地尋求著表達和成長的機會。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問題即是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問題同樣也是中國的問題。
“崑山杜克大學和杜克大學的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中國做出貢獻，就意味著能夠對全球做出多大的貢獻。”和絕大多數高等教育工作者一樣，紀思翰教授也同樣堅信著全球化的力量和它帶帶給世界的福祉。
崑山、中國與美國、世界，在這所合辦大學裡最終尋找到了自己最理想最完滿的連線方式，而這也恰恰是這個世界維持和諧運作與生命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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